从清朝末年到五四运动，中国社会在文化上经历了一场大反思、大觉醒，对荀子的认识也有了一个大的转折，抛弃了历史对荀子的偏见和歧视。到新中国建立以后，尤其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荀子学说的研究热潮，研究荀子的文章和专著层出不穷。对荀子做出了新的解读，对荀子的思想和历史地位给予重新评价，但是认识并不统一。

　　现代以来对荀子的认识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种观点。

　　1.荀子是“后圣”一孔子之后的唯一圣人。

　　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说，“自仲尼而后，孰为后圣？曰：……惟荀卿足以称是。”①在章太炎看来，自孔子之后，除了荀子，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够称得起圣人。

　　章太炎是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国学大师。鲁迅是章太炎的学生，他说章太炎首先是一个革命者，其次才是一个大学问家。章太炎张扬国粹，却坚决而激烈地反抗权威和反抗一切束缚。他博大精深的学术功夫，不仅为他的学生所敬重，也为他同代同辈的人所敬佩，就是在政治、文化、学术观念上和他见解不同甚至截然对峙的人也不能不佩服。

　　章太炎最初曾经追随过维新派，后来因为思想不一致很快分道扬镳。章太炎坚决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国家。他不赞成维新派的托古改制。维新派发起“排荀运动”，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将中国两千年封建专制的罪责完全归罪于“荀学”，这是对

　　荀子的有意误读，让章太炎不能接受。章太炎为人正直，性情刚烈，他曾经为反抗清政府的统治被捕入狱，曾经在总统府门外大骂袁世凯。维新派的排荀运动，使得坚持真理和正义的章太炎忍无可忍，他运用深厚的国学功力，书写文章，首先写下《尊荀》，而后又写下《后圣》，以此来表明自己对荀子的观点。

　　他认为荀子和孔子的思想完全一致。他在《订孔》自注中说：“荀卿学过孔子，尚称颂以为本师。”所以，他把孟子放在一边，把荀子作为孔子的唯一继承人看待，尊荀子为“后圣”，说荀子是唯一能够和孔子并肩称得起圣人的人。

　　1中国两千年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

　　梁启超是近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早年追随老师康有为，极力推崇孔子、孟子，而贬低荀子。在戊戌变法的时候，他和谭嗣同等人同是“排荀运动”的主将。但是，到了晚年，梁启超对过去热情参与的“排荀运动”进行反思，对荀子的看法有了根本的改变。

　　一**八年，在他和康有为、谭嗣同一起推动戊戌变法的时候，他写下一篇文章叫《论支那宗教改革》，文中说：“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认为秦汉以后的历代统治者所实行的都是荀子的思想，背叛了孔孟的教导。中国的衰败萎缩是由于“误六经之精意，失孔教之本旨”。因此，要想振兴中国，就必须进行思想革命，回归孔教真旨，推翻支配中国政治学术两千余年的荀子之学。

　　可是，到了一九二三年，他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时候接受《清华周刊》记者的邀请，向青年学生推荐国学入门的《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他把《荀子》和《论语》《老子》《庄子》《诗经》等书目并列在一起，而且还写了指导青年如何阅读《荀子》的《读〈荀子〉法》。给青年指示研究荀子的门径。他说：“读《孟子》之益处在发扬志气，读《荀子》之益处在锻炼心能。二者不可偏废。”举出《荀子》中重要的文章要青年精读，还说荀子“其学说之含有永久性者一即并非对于时代问题发

　　言者，则无论何时皆可以咨其严刻之评骘也”。①

　　这说明晚年的梁启超已经不是一个排荀派，而是一个把荀子和孔子、孟子、老子同等看待的学者。

　　他过去所说的“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和谭嗣同在《仁学》中说的“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同有一个目的，为了批判的需要，他们有意把荀子推到铁鏊子上煎烤。

　　从秦汉到清朝的两千多年间，在政治体制上，所实行的并不尽是由荀子设计的封建中央集权下的政治制度；在学术上，所遵循的也并不尽是荀子开创的走入社会实践的儒学。梁启超的这句断语不符合两千年的真实状况，在总体上是不恰当的。

　　从秦汉到唐宋明清两千年间，封建统治者使用的是孔孟之道，是“人之初，性本善”，是“君权神授”。皇帝的圣旨上第一句话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因为在孔孟的学问里没有切实可行的具体的治国方略，那些御用学者们才盗用了一些荀子的“礼法治国”“王霸并举”思想，封建统治者并没有真正实行荀子的治世的基本理论。

　　我们可以把荀子的治世理念概括为这样三个要点：第一，“性恶论”是荀子治世理论的哲学基础，君王与百姓都要不断改造恶的本性，人世间才会有善良，国家才会有仁政；第二，“立君为民”是荀子治世理论的根基，君王不为民，人民就可以将其推翻；第三，“隆礼重法”是荀子治世理论的施政方略，德主刑辅，缺一不可。此三者结成一体治理国家，就会使社会和谐，长治久安。

　　我们可以将荀子的治世理想简化为这样的模式：

　　性恶论十立君为民十隆礼重法^1走向〉社会和谐，长治久安。

　　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推崇孔孟之道，实行的是“君权神授”“阳儒阴法”。

　　我们可以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模式简化为：

　　性善论十君权神授十阳儒阴法^1走向〕朝代更迭，封建轮回。

　　如今有学者写文章，论述荀子的思想与孔孟的理论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是的，荀子与孔孟的思想有许多相同点，比如同样主张实行“仁政”，同样主张社会的理想是“大同”。正因如此，他们才同属儒家。但是，荀子的思想与孔孟有许多质的不同，孟子主张人性善，要人之一生守善。荀子主张人性恶，要人之一生“化性起伪”，改恶从善。目标同是一个“善”字，然而一个是“守”，一个是“化”;一个认为“善”是本性，一个认为“恶”是本性，岂能混为一谈？孔子主张的“礼”是恢复“周礼”，荀子主张的“礼”是创建礼义规范制度；一个是复旧，一个是创新，能一样吗？孔孟的理论如同挂在天上的月亮，看得见，够不着，不能实行，使得儒学陷入无人理睬的境地;而荀子的理论看得见，抓得住，可实行，为儒学开辟了一条指导社会实践的途径。

　　否定荀子与孔孟的区别，就是否定荀子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伟大贡献，也是否定在封闭保守的儒学之外还有一个开放进取的儒学。

　　荀子的治世理论和孔孟是两种儒学，两种世界观，指导的是两种社会实践，形成的是两种治世模式。荀子与孔孟既有共同点，更有天壤之别。有句话叫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荀子与孔孟同属儒学，但他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能混之为一。

　　荀子是诸子百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属于杂家。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不少历史文化学者用新的观点来研究与评价荀子。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认为“荀子是先秦诸子的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可以说集了百家的大成的，属‘杂家’”。①郭沫若的这个评价给了荀子一个新的定位。

　　不过这个定位并不准确，因为荀子的思想虽然综合了诸子百家的学问，但是荀子的思想并不是一个杂乱的拼盘，而是一个以性恶论为哲学基础的完整体杀。

　　4^荀子属于法家。

　　由于荀子的两个弟子李斯和韩非是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因此不少人把荀子归之为法家。南宋理学家朱熹早就说过荀卿则全是申韩。”①把荀子归属于法家。

　　所谓“申”，就是战国时期法家重要代表人物、思想家申不害。申不害大约生活在公元前四二〇年到公元前三三七年，比荀子年长。以“术”著称，著有《申子》。韩国人。韩昭侯用他为丞相，主持韩国的改革，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十五年间便使韩国强盛起来。荀子批评申不害，同时也吸收了申不害的一些法家思想。

　　所谓“韩”，就是韩非。韩非是荀子的弟子。如果说荀子接受了申不害的一些思想，可以。如果荀子接受了韩非的思想，就不对了。

　　荀子以儒家学说为基点集诸子百家学说之大成，他在学说中吸收了法家的思想，却仍然属于儒家，不属于法家。“文革”中依然把荀子作为“法家理论的奠基人”推崇，说荀子“阐明了一条完整的法家政治路线”'把荀子与儒家思想完全对立起来，这是对荀子思想的扭曲。

　　5^荀子是后期儒家的代表。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六十多年，对荀子的研究空前繁荣，论述荀子的著作和文章层出不穷，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荀子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价。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奠基人侯外庐说：“荀子是后期儒家的伟大代表，他始终没有离开儒家的立场。”③荀子究竟是儒家，还是法家，还是杂家？众说不一。侯外庐在史学的权威著作上给予认定，荀子属于儒家。

　　6^荀子建立了综合诸说并以“课名实相符”为特点的荀学。

　　郭志坤先生认为：“荀子学于儒家而背儒，他综合百家之学，通过解诸子之蔽，取百家之长，建立了综合诸说并以‘课名实相符’为特点的荀学。荀子的思想‘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

　　‘观其善行，孔子弗过’，‘德若尧禹’，可是‘世少知之’。”①荀子不同于其他儒家，是独立于儒学之外的“荀学”。11郭志坤先生的这一看法，既标明荀子在思想理论上的独立性，也标明了荀子人格的独立性。

　　7.荀子是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

　　有一些评论荀子的文章称荀子为地主阶级思想家。因为荀子给封建地主阶级建立政权设计了一整套体制，并且强调要按照贵贱、长幼、贫富把人分出等级，讲“尊君”。

　　荀子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实现社会的和谐，不是专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正如梁启超所说：“其学说之含有永久性者一即并非对于时代问题发言者，则无论何时皆可以咨其严刻之评骘也。”③梁启超把荀子的学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于时代问题发言者”，一部分是“含有永久性者”。从荀子思想的整体观察，将人分出封建等级，还有那些为建立等级制度而设计的衣服、车马、俸禄、礼仪等等，都是根据当时社会的生产生活水平提出的一些具体意见，都属于“对于时代问题发言者”。让封建专制永恒于世，不是荀子的社会理想。荀子的社会理想是“大同”，是社会公平。当前的不公平，是走向社会公平必须经历的“维齐非齐”之路。因为荀子设计了封建专制制度，便给荀子加上“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的帽子，就委屈了荀子。

　　8^荀子是世界社会学老祖。

　　英国社会人类学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把荀子称之为世界社会学的老祖。④

　　荀子从人的初始状态研究社会，揭示出“人之性恶”的缺陷，倡导“化性起伪”，用礼义和法制来约束人性，弓I导人性走向文明和崇高。

　　荀子又从人的初始状态分析，发现了社会组成的奥秘。提出“名分

　　使群”，认为社会分出男女、老少、强弱、聪明和愚笨、健康和残疾的差异，分出贫富贵贱、士农工商、君子小人的差异，是人类组成社会的基本规律。“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①依据人的社会分工、能力和贡献分出区别，这不是不平等，而是“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夫是之谓人伦”。③

　　荀子在世界文化史上第一个揭开了人类组成社会的奥秘，英国社会人类学大师拉德克利夫丨布朗把荀子称之为世界社会学的老祖是十分正确的。

　　9^荀子是唯物主义与争取社会进步传统的代表。

　　山东学者刘蔚华与苗润田合写了一部《稷下学史》。书中对稷下学宫的杰出学者，如淳于髡、孟子、宋鉼等的生平和学术思想分别做出了评价。荀子曾经在稷下学宫三次担任祭酒。他们用比评说孟子更大的篇幅来评述荀子的生平和学术思想。得出结论是，“荀子是先秦最博学的哲人”，是“先秦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孔子死后，儒学分成八个派别，最有影响的是思孟学派和荀子学派，因而也就形成了儒学发展史上的两个不同的传统。孟子是唯心主义与保守主义、改良主义传统的代表；荀子是唯物主义与争取社会进步传统的代表。但是荀子开创的传统在儒学发展史上始终没有取得正宗地位，被视如异端，这是儒学的不幸。

　　10.荀子是与亚里士多德同等的文化巨人。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他主编的《中国哲学简史》里，认定荀子是儒家的现实主义派。在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里又认为，荀子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其中包括自然、社会、认识论和逻辑学各方面的唯物主义的理论。说荀子是先秦最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他还把荀子与世界上的思想家做比较，说：“荀子在中国历史之地位如亚里士多德之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笃实似之。”亚里士多德出生于公元前三八四年，死于公元前三二二年。他是古希腊人，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亚里士多德和荀子生活的时代大致相同。一个在西方，一个在东方。亚里士多德一生勤奋治学，推崇教育。从事学术研究，涉及到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美学、物理学、心理学、逻辑学等方面，写下了大量著作。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对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荀子和亚里士多德的确很相似。所以，冯友兰把他们看作是同等的文化巨人。但是，荀子并没有获得与亚里士多德一样的历史地位。

　　11.荀子是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民族文化之源。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全世界公认的伟大成就。改革还要深入发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民主政治。

　　青年学者储昭华出版了一本专著：《明分之道一从荀子看儒家与民主政道融合的可能性》。他认为，从孔孟之道里面，很难找到与现代民主政道的融合点，唯有从荀子的学说里，才可以找到与现代民主政道相互融通的路径。

　　为什么偏偏是“大本已失”“喜为异说”的叛逆荀子，能够和现代民主政道相通呢？

　　有学者从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制度的发展来分析，说信奉性善论的国度，其制度安排往往是逐渐走向性善的反面；而信奉性恶论的国度、民族、地区，不能说它避免专制，但走向民主、走向宪制、走向法治的概率要大。

　　在中国古代春秋战国璀瓌如星的思想群落当中，最接近同时代古希腊、古罗马思想的中国政治思想家，不是别人，恰恰是荀子。荀子在当时敢于正面批驳孔子，尤其是对孟子的性善论，直截了当地指出其荒谬，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一个思想史事件。

　　荀子提出“人之性恶”，他解释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化性起伪”。就是说，人类的文明是一个人工努力的过程。这个解释在春秋战国思想家当中可以说是独辟蹊径。

　　如果中国按照这个思想发展下去的话，自然而然就会推导出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他的著述《利维坦》中所说的“权力要对权力牵制”。正是因为掌握权力的人都是有性恶成分，才会推导出制度性的安排，而不是道德性的说教。

　　他认为，在荀子的思想成果当中，可以找到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怎么落实法治，怎么走向民主政治的思想之源。

　　还有学者说，西方的观念基本上认为人性是恶的，所以用法治比较合理。荀子的观点就为我们当今实行以法治国，提供了一个理论根据。荀子所讲的恶，是说最后的结果不好，并不是说人一出生下来尽想干坏事。说人性恶，是说人的本性必须有制约。所谓没有制约的任何权力都会腐败，这正是荀子的思想。

　　以上这些观点综合起来就是，荀子的性恶论为我们建设法治国家，走向政治民主，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成为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中国民族文化的思想源泉。

　　1.台湾地区对荀子的研究。

　　数十年来台湾地区对荀子的研究持续不断。

　　台湾东吴大学社会学系的蔡锦昌先生认为，台湾地区荀学之特色，除基本上延续民初新文化运动以来荀子被认为是旧传统中比较接近西方现代科学典范的重要思想家以外，研究荀子的另一种新意涵就是补孟子的内圣学之不足，亦即港台新儒家所谓“开出外王之学”。他把台湾地区的荀子研究分作以牟宗三为代表的“道学派”和以陈大齐为代表的“文学派”。“道学派”基本上延续了宋明理学的观念，对荀子贬多褒少；“文学派”则基本上延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对荀子贬少褒多。两派皆同意荀子思想偏重于礼义，可补孟学之不足。但是“道学派”认为荀子是负面补足，或者说是无本源的、技术上的补足；而“文学派”则认为荀子是正面补足，或者说是本源的、性质上的补足。他们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荀子的性恶论上。说荀子讲的性恶，是指本质上的恶，那就是“道学派、说荀子讲的性恶，是指不经师法之化才恶，那就是“文学派'①

　　台湾大学佐藤将之认为，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学界开始以西方学术的各种方法和术语来研究中国思想。其中对后世影响最深者，应系胡适11891—196〕与冯友兰〈1895—1990〕。胡适的《中国哲学大纲^上卷》是中国学者直接引进西方哲学来分析中国思想史的先驱。其以“儒家人文主义与传统”为切入点，试图在“天”的概念上从人格神转换到自然规律之过程中，找到《荀子》哲学的意义。胡适将《荀子》“天人关系”的学说与培根的“戡天主义”相比。与此同时，胡适也在“天人关系论”的架构中，掌握了荀子“人人要努力”的主张。因此，他认为：《荀子》哲学的核心意义，是其明确提出人类力量之于自然环境的优势这一点。①

　　曾经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哲学和心理学的陈大齐〈1886—198〉认为，《荀子》哲学的最终目的，是要达成社会秩序：即“治”。陈大齐说，荀子学说“范围颇为广泛。其中心思想或其究竟目的，则在于阐发国家如何始可以平治，个人如何始可以善良，亦即在于讲求致治致善的途径，而在荀子看来，治乱与善恶几乎是同一意义”。11（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