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之后应当大治，越乱之后也是好治理，两者差不多是一些有志之士的共同看法。
乱了之后怎么好治理呢不就是因为战乱的时候死亡和始终的人口太多了，将大部分的土地空了出来，官府进行一轮新的均田，使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使有产者变得更加富有，各方各面的利益都得到照顾，自然民心就愿意安定下来大搞生产。
必须说明的是，一直是到汉帝国建立之前，任何一个官府都没有无偿给予人们任何东西的习惯，上古先秦时代讲究的是天道酬勤，天道酬勤有比较多层的意思，但是绝没有凭白获得这一层意思在内。也就是说什么是天下间没有不付出就能得到东西，想要获得什么就需要付出，那么当然也就包括官府不会无缘无故地分配土地，像是商鞅在秦国变法就是一个例子。
商鞅变法，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将土地归于国有，为田律中国家通过制定阡陌阡道陌道封埒等田界，将土地割裂为以百亩顷为单位的整齐田块，并且每年定时维修这些田界，这只有在土地国有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如果土地私有，则田块无法规整划一，也很难定时统一维修田界。
秦法中的为田律明确禁止了土地的买卖，秦律中还有关于国家公私买卖的一些严格限定，那个时候几乎什么都能够买卖，包括了妾和奴隶，唯独土地不在可以买卖的类别当中。
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上，秦国普遍实行授田予民的制度，这与战国诸国相同。但是商鞅制定土地国有的前提是为了耕战制度的成型，得罪了那么多的勋贵和老牌家族。为的就是使国库丰足起来，那么授田予民当然就是为了能够在粮赋上获得更多的提高。
商鞅执行的是十税一政策，也就是人们需要交纳百分之十的税收，以现代的看法百分之十的税收并不高，但是说实话在上古先秦时代就显得略高了，更不用说当时的人并不是人人都缴税。也就商鞅一边制定制度一边真的落实到需要人人缴税，因此也才得罪那么多的人。
十税一的基础政策上，因为变法给予分配土地，这一类的土地却不在十税一当中，是每年递减的模式，例如第一年需要上缴多达七成的田赋第二年六成第三年五成，随后几年之内保持五成的田赋，再过几年继续减少，直至恢复十税一。这也就是规章制度下所谓的特事特办。
非特出情况下。秦国执行十税一就是真的十税一，律法严苛之下和一套严格的监督制度下。而十税一还是国家层面的赋税，没有算上地方增加的各种赋税，秦国不像其它的战国会在国家赋税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地方杂税。
战国时期，除开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执行十税一的高税，其余战国有十五税一二十税一二十五税一，看上去是不是比秦国的赋税要轻许多可是各个战国的国家赋税看上去不多，不多只是中枢下达的税收额度。地方上还会另外再加上一些苛捐杂税。
战国时代，各国民众笑话秦国人生活在十税一的社会真是有够辛苦的。也将十税一当做暴秦又一个证据，但是秦人并不感到赋税沉重，反而有些生活安康的意思。各个笑话秦国的战国民众，他们有国家层次的赋税再加上地方的苛捐杂税实际上要活得比秦人辛苦多了。
与民休息是黄老学派一直在坚持的政治理念，核心观点也就是不为而治，这个观点在战国时代与儒家的一些思想一起被认为被没用的国策。战国时代讲的是大争。就是什么都要争一争，因为不争就会被争，国家亡国王室宗庙绝了祭祀，所以黄老学说中的无为而治和儒家追求的仁慈讲礼基本是被排斥，倒使儒家的义智信受到一定程度的推崇。
帝国由吕哲建立。旧有的疆域基础上又进行了一轮扩张，实际上已经不止是完成了对天下的一统。这个时候的各个地方，有许多是刚刚平息战乱，甚至是个别地方依然有匪患，可是帝国将精力集中在继续对外开拓上，对于内部似乎是不怎么用心，这一点让很多在野人士感到困惑和诟病。
什么是在野不就是没有在朝为官嘛，按照现代的意思就是非执政人员的公~知之类的人物。
古时候名士隐士就是在野人士那一类，也不是只有现代才有在野人士会攻击朝政，最先干攻击和抨击朝政就是那些名士和隐士。
你的意思是说，商山四皓的主张是与民休息
陛下，没有经过太详细的交谈，那是臣从一些对话中，自己了解到的意思。
与民休息到什么程度不做任何管理的放养
这
吕哲没有失意，他记得按照既定历史的发展，刘邦取得天下之后，黄老学派确实是抬头，随后的几代汉帝，黄老学派开始充斥朝堂，特别是在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的黄老学说最为兴盛。
每一个时期都有属于它独特的时间节点，汉文帝执掌天下那会，汉帝国确实不适合大动，黄老学派的无为而治也就符合当时的朝政需要，因此黄老学派的一些执政观念被执行。
汉文帝刘恒的皇后叫窦漪，她就是一位忠实且狂热的黄老学说信徒，有这么一位皇后的存在，黄老学派不可能不掌权，汉文帝刘恒驾崩之后窦漪成了太后，汉景帝刘启继位之初没有太多的话语权，汉室一度时间是朝堂之上皆黄老，非黄老不可言的地步。
非黄老不可言不就是窦漪不喜欢其它学说嘛，那当然是除了黄老学派的人，其余人都没有什么话语权。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汉武帝刘彻登基的早期，祖孙俩还因为对时政看法的不同屡次起冲突，当时一些儒生以为刘彻登基是大展手脚的机会来了。那些儒生蹦跶的结果是毫不费劲地被窦太后窦漪给收拾了。
吕哲建立的帝国与刘邦建立的国家不一样。
刘邦建立帝国是晋经过秦末大乱，然后又有楚汉相争的诸多攻杀，人口大量锐减，经济遭受难以想象的重创，甚至是国中战马锐减到想找四匹白马都找不到的地步。
汉帝国建立之初，各方各面凋零不堪。很是虚弱不堪，之后再发生刘邦被困白登，也就是白登之围事件，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能力进行开拓，甚至是有秦一代曾经打下的岭南各郡南海郡闽中郡又给丢了。
刘邦时代的汉帝国的疆域除了中原秦地大部分保了下来，楚地和燕地是处于大部分丢失的现状，河套当然也是丢了。
国家虚弱不堪，需要时间来恢复实力，只能是收起爪牙。根本就不会向外扩张，甚至有时候挨打了也只能是闷不吭声，因此汉文帝刘恒时代没有收回丢失的土地，到了汉景帝时代也没有能光复丢失领土。
他们是在开玩笑罢吕哲蹙眉道：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让国家放任国民，停止对外战争
张良若是际遇和经历没有得到改变，他实际上也是赞同与民休息的主力军之一，甚至是很多很多的人都是主张与民休息。才有汉室几代人对国内的放养。
现在的张良已经不是历史上的那个张良，他有了新的经历。能够参与帝国朝政也能了解到更多的层面，因此显得很是不好意思，说道：匈奴历经几次大败正是虚弱的时候，确实应当趁有大好的机会一举驱逐，最好是将他们驱赶到漠北。
吕哲听得很是欣慰，他可是记得张良原版历史上的一些作为。现在见到张良成为一个主战派，心里的欣喜不足外人道。他笑着说：将胡人驱逐到漠北的志向小了些，还应当巩固草原占领区，甚至是将占领区扩展到漠北以外。
张良呃了一声，一再思量。谨慎地说：商山四皓对朝政了解不多，对于国家的现状也不是非常了解，可是他们主张与民休息是来自民间的收集，陛下或许应当求证
有一点比较确定，国家有人思安是肯定的事情，毕竟刚刚从战乱中走出来，谁不想安安生生几年可这绝对不是主流，有思安的人群，难道就没有雄心勃勃想要有所作为的人
军方要裁减军队，各郡县参军热情却是一再膨胀，他们可是被搞得脑仁生疼。吕哲是在嘚瑟治下的人血勇，也是在委婉地反驳那个民心思安的说法。
张良是博士嘛，什么都能说一说，反正也是建议而已。他见吕哲有聊天的兴趣，心里很是喜悦，一些意见不就是在聊天的时候慢慢提的吗他可是有很多关于国家政策的事情想要说与吕哲听。
出巡队伍已经到了渑池。这地方离大概六十里，战国时期六国屡次联军攻秦，很多次都是将军队驻扎在渑池和新安附近，那是因为这里临近黄河和洛水，大军驻扎起来不会缺少水源。另外就是因为两地之间的地形相对平坦，适合大军扎营的时候可以适当地摆出营盘的阵型。
秦一统天下之后，因为始皇帝下令城墙，一些关隘的城墙也没拆了，其中就包括函谷关，为了放置出现反复就需要对秦地入口有相应的措施，位于函谷关以东的渑池就起到了预警作用，有那么一度驻军超过十万，不过后期都被抽调北上打匈奴去了。
渑池目前有一支驻军，那是第十六混编军团，由臧荼统率。
尝试军事改革现状下的帝方，一些军团实际上不是处在满编状态，甚至是中郎将军团长也多有轮换，一些驻扎内地的军团已经逐渐调离辅兵，一些建制也被抽调北上，像是驻扎在渑池的第十六混编军团就是一个未满编的军团，只有不到三万的编制。
皇帝的队伍接近三十里，臧荼就带着军团内的一些将校出迎，他们见到皇帝的时机，正是吕哲与张良等一些人聊得正热烈的时候。
吕哲是与一帮人在畅谈国策制定的张驰性，笼统一点就是因地而异因人而异来区分布置政策，想要安稳的人可以安稳，想要有所作为就参与进来。
一帮人之中有商山四皓的身影，黄石公却是没有在场。商山四皓看上去很是高兴，他们接受了皇帝的征召，来到出巡队伍的时候与吕哲畅谈了一次，认为皇帝讲解国策的张弛是他们说的一些话有一部分被皇帝接受。
皇帝当然会征召商山四皓，毕竟商山四皓表现出出仕的态度了，商山四皓在民间有着大名声，要是皇帝没有表示岂不是不重视有才能的人
商山四皓是接受征召，对于皇帝有听进一些意见感到高兴，可是对于只安排客卿的职位没有安排官职却是感到失望，为此作为引荐人的张良特地找四人解释了一下，详解帝国官场的制度，又讲解了任职和考核的一系列流程，四人虽然郁闷却也不好抱怨。
想做官要有相应的才能，证明有才能需要经过考核，从一些层面开始任职，然后看政绩来决定是否升官，帝国走得就是这样的流程。
商山四皓是隐士是名士，他们认为自己具有才能从小官做起有点丢份，有接近皇帝的机会就会尽述己见，期望能够被皇帝看重，不依照流程有特例的安排。
吕哲有特例安排过谁吗事实上是有的，像是蒙恬就是其一，章邯等人也因为吕哲对蒙恬的特例安排而走了捷径，不过这些人已经用实际的功绩来回报吕哲，也用自己的才能让一些说闲言碎语的人闭嘴。
有张有弛的国策一直都有在吕哲心中酝酿，只是一直以来没能形成一个有框架的方案，他与商山四皓聊了许多，对于那些腐朽的思想自然是排斥，可是商山四皓说的也不全没有道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