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府在玛丽亚路拐弯处，大门正对着一个白俄贵族开办的亚历山大夜舞台，近旁有条小弄堂，可达圣安东大学后门，右首是个很神秘的机关，进进出出闹不清是些什么人。苏府的主建筑是座红砖红瓦的法式小洋楼，连阁楼一共三层。楼前后各有一个士敏土铁栅围起的院子，前院很大，约有三十坪，除了一个花坛外全是绿草地。后院小一些，且在靠近弄堂的转角处盖有几间同样红砖红瓦的平房，更显其空间狭小了。最初把庄奉贤旅长和汪小江副官接进苏府时，是安排在平房里的。后来怕府中的下人多嘴多舌，旋移入楼底层储藏室后的一间偏房。近来风声渐紧，苏萍不顾父亲苏宏贞的脸色，又把庄奉贤、汪小江转移到了阁楼上。阁楼素常并不住人，家中下人和来访宾客也不上去，要比在楼下偏房和平房安全得多。
父亲的脸色因此而黯然起来，屡次警告家中主仆人等，谁敢泄露庄旅长和汪副官藏身苏府的机密，定当逐出苏家大门。还对家中下人们说过，若是谁怕受牵连，现在亦可自愿返籍，苏家可付遣资，决不勉强。厨师、杂役、门房、女佣七个下人纷纷表示对苏府的忠诚，尤其是汤喜根的母亲、女佣章妈，在苏家呆了快二十年，听苏宏贞如此一说，立时泪水汪汪，生出了不被信任的委屈。章妈哽咽着说，自己是看着三个小姐长大的，喜根、祖根两个儿子又屡受老爷资助栽培，方有今日，如果坐牢也愿陪老爷去坐的。
章妈说的是实话，苏萍姐妹三个都是章妈带大的，小时候三姐妹对章妈的感情甚至超过过世的母亲。母亲生下苏多身体便一直不好，三姐妹的日常一切，皆由章妈照料，父亲曾感动地说过，章妈就是她们的半个母亲，苏家是书香道德之家，日后要给章妈养老送终的。章妈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汤喜根，苏家出钱让他读了中学，后来又给他找了事做，先在书店做店员，继而到《大华报》做庶务，和苏萍关系最好。二儿子汤祖根一直在乡下老家。每年也来几次，前年因为抗租闹事，呆不下去了，父亲便把他介绍给亨利布厂的师老板，让他在布厂写字间做杂役。战时，他参加了公民训练团，拿枪上了战场，被租界当局拘押，也是父亲保出的，苏家和父亲也算对得起章妈母子了。
父亲见章妈落泪，也觉出了自己言词的唐突，便又说，大家对苏府忠诚，本是无可置疑的，只是如今国难当头，时局险恶，有些招呼不打不行。庄旅长为国人，为大家，率全旅官兵血战至最后时刻，堪为国人楷模，我们主仆一致保护他，也是保护自己，保护中国人的良心道德。
父亲讲得很好，十分难得地把下人们当作和他平等的同志看待了，事后还好言安慰了章妈几句。然而，在苏萍看来，父亲是害怕了，可能对当初接纳庄旅长、汪副官有了悔意。把庄旅长、汪副官转到阁楼后，父亲就皱着眉头和她说过：“如今只要出事，我就逃不脱干系了。庄旅长他们在楼下偏房，我还可以装不知道，住到我卧房的楼上，我还有什么话好说？”说完便叹气摇头。
自去年底母亲病逝以后，不论碰到什么不顺心的事，父亲从不在她们三姐妹面前发火。父亲归根是个正派的好人，也算有胆识、有气魄。
父亲经常接触的人却不好，做了汉奸市长的傅予之不用说了，近期来访的宾客也多非有灵魂的人物，都还比不得身为德国人的霍夫曼。
霍夫曼已知道庄旅长的身份，来为庄旅长治伤一点不怕，还说希望能早日在对日战场上看到庄旅长。有时上了阁楼，和庄旅长一谈就是半天，搞得父亲只好不安地在客厅来回踱步，抽雪茄。
而自称十分爱国的太平洋商行买办总理申雅灵，却以前英国剑桥经济学留学生的资格奢谈抗日之不足取，说是根据中日两国财力、物力比较，中国和日本能平手开战需卧薪尝胆二十年方具资格；而若要战胜日本，以日本经济缓慢发展或停滞不前为前提，亦需五十年到八十年。申雅灵得出的结论是，就目前中国国力而言，应力避大战，减少小战，以忍辱负重姿态取得国际同情——最重要的是英、美同情，在英、美干涉下，促进东亚变局。
圣安东大学的华人校董，东西洋商业公司的董事长吕艾民则更不是东西，自以为做着校董，便是“教界人士”，做出很有学养的样子，鼓吹“多难兴邦”。
据这位董事长说，过去割让租界也好，如今日本人占领也好，表面看来是大灾大难，实际并非坏事，叫做“祸兮福所依”！就拿租界来说，原本荒地一片，西洋人一来，洋楼、马路全有了，电灯、电话全装了，西洋文明直接地送给了中国。“九一八”日本人占有了东三省，东三省的工业、市政几年便大变样，日本人占了地盘，就得建设，不建不行，咱中国人又坐享其成。日后，若是英国、法国、日本、美国，也都像俄国那样来次革命，中国地上的洋楼、马路、电灯、电话能飞了？还不都是中国的？！因此，吕艾民认为中国断无必要如此认真打，尤其没必要在S市认真打。
公开宣布抗日必亡的，是日华银行董事会主席潘仲良。这位财界大亨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方方面面都崇拜得五体投地，认定中国八十年后也敌不过日本。潘主席主张能忍则安，并进而毫不留情地指出，中国应隐忍八十年到一百年，让日本把中国的国民精神彻底变个样，才有资格考虑自身的生存问题。潘主席振振有词地说，也许一百年还不够，中国人自私自利一盘散沙的劣根性是有遗传的，非经几代至几十代的长久演进，不足以改变。
这些体面人物的高论，苏萍时常听到，苏萍闹不懂，父亲难道就不晓得这些高论的荒谬无耻么！何以不作出必要反应？何以总默默含着雪茄听任这帮准汉奸，或许是明日的汉奸信口开河？身为大学者的父亲留学日本五年，又在西洋各国考察了三年，学贯东西，只要开口讲话，自比她这个圣安东大学的毕业生强得多。
后来才明白，这是人心的沦陷。
军事上的沦陷是突发的，看得见的，而人心的沦陷却是渐进的，看不见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父亲中国人的良心也在慢慢沦陷，从早先在市府联合电台发表“论抗战必胜前景”，在《远东电讯》上领衔紧急呼吁，到今天默默容忍这些汉奸言论，其心灵必然经历了一番惨烈的厮杀。父亲保护庄旅长、汪副官是一回事，心的逐渐沦陷是另一回事——也许正是想力阻良心的沦丧，父亲才继续承担对庄旅长、汪副官的义务的。
对照同辈人看看，事情就更清楚了，诗人方鸿浩不是参加“东亚*同盟会”了么？还替汉奸们编起了《新秩序》。汤喜根不是也到《新秩序》做了庶务！他们当初许国的决心呢？全不见了。日本人的枪炮没有打倒他们，被奴役的环境却打倒了他们，他们都倒在日本人扶植的维新政府脚下了，这事放在几个月前，她决不会相信。
方鸿浩和汤喜根开头都是忸忸怩怩的。方鸿浩来看过她一次，还送了一束鲜花来，说是自己已谋到了新的职业，主编艺文栏目，连《新秩序》的名字都没敢提，更不必说那个什么“东亚*同盟会”了。汤喜根更滑稽，只说自己还做庶务，以为她不知道《大华报》不办了，开口闭口还是《大华报》如何、如何。她毫不客气地当场戳穿了汤喜根的把戏，搞得汤喜根脸色苍白。
对汤喜根是可以骂的，她骂他不知廉耻，不是东西，既对不起自己终身为佣的老母，也对不起苏家的资助栽培和为人的良心。
但她却无法改变汤喜根的选择，这个做梦都想往上流社会挤的佣人的儿子老老实实挨训，三天之后又到《新秩序》去了，其后便不常到苏府来了。
对诗人方鸿浩，苏萍什么也没说，权当不知那《新秩序》为何物。方鸿浩巴结她写稿。她便把方鸿浩在洋浦港阵地上吟诵的“我去了”的诗抄了一遍，冠以《不屈的中国》，寄给了方鸿浩，吓得方鸿浩第二天一早便跑到她家谢罪，大谈了一通自己是如何的没办法，求她千万别开这种危险的玩笑了。
她什么也没说，手往门外一指，要方鸿浩滚。
方鸿浩忧心忡忡，不敢滚，赖在门口可怜巴巴地望着她，大谈自己是如何地倾慕她，愿像只淘气的狗一样围绕在她脚下。
苏萍恶心得几乎要呕吐，“砰”的一声关上门。方鸿浩便在门外隔着门板述说，自己爱她是真心的，决无攀附之意，正因爱她，才想在文学上千些名堂。主编《新秩序》艺文，既可自己出名，也可让她苏萍出名。他能把她捧成大诗人，而她以大诗人和圣安东大学毕业生的双重身份留洋英国剑桥或美国哈佛，必将受西洋瞩目。
她气得直流眼泪，隔着后窗看见门房老张，才唤老张过来赶走了方鸿浩。
还是白兴德好些，虽说丢了《大华报》庶务主任的职位，生活困顿，却没有事敌。她让杂役钱老伯送了三十块钱和一些东西去，白兴德也带着太太来拜谢了一回。
白兴德说，国难见人心，现在众人的人心、人格都看出来了，这也是好事。
又说：
“苏二小姐，你看着好了，我白兴德饿死也不当汉奸，也不替汉奸做事！老方、老汤他们背下里说我爱财，我爱财不错，更爱国！国家亡了，要那么多钱财还有什么用？！”
汤喜根的兄弟汤祖根也不错，从拘禁营放出后，又到了亨利布厂，偶尔来看母亲章妈，总要对她大骂一通日本人，还流露出要逃出S市到后方从军抗日的念头。
她没敢说自己家就藏着国军的少将旅长——这事除了苏府里的人之外，只有德国医生霍夫曼知道，连汤喜根、方鸿浩他们都不知道。
她对汤祖根说，能跑出去扛枪最好，就是一时走不开，也得保护好自己胸腔里的那颗中国心，不能让那颗中国心臣服于日伪暴政的淫威。
就是在见过白兴德、汤祖根以后，浮出于点事情的念头的。她是一个中国年轻的知识妇女，一个新时代女性，要为阻止人心的沦陷做些努力。
她和阁楼上庄奉贤旅长很严肃地说了自己的想法，眼里汪满了泪，仿佛父亲的来访宾客，自己同辈朋友的道德沦落都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似的。
庄旅长问她：
“你想干些什么呢？难道和几个年轻朋友上街摸鬼子的岗哨？往维新市府办公楼扔*？即便你敢于，有人愿意跟着你干，你又到哪去弄武器？到哪去搞*！难道拿苏多的玩具手枪去对付日本人的刺刀？”
苏萍道：
“得让日本鬼子和维新政府的汉奸知道，中国人的人心是无法靠武力征服的！傅予之这臭老头敢再到我家来，我就敢用菜刀劈他！”
“孩子话，傅予之就是真来，你也劈不了他，他的随从保镖多得很！”
“反正得做事，做点让中国人人心振奋的事！”
庄奉贤挺感动，不知不觉地抓住了她的手：
“那就按你说的，以后跟我去从军！”
“我是说现在，现在把我闷死了！”
庄奉贤轻轻执着她的手说：
“那么，帮我做点事好吗？想法和雷德路第八中国军人营、杰克逊路第十九中国军人营七七三旅的弟兄联系一下，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上次你告诉我雷德路陆续逃掉不少人，后来被抓回去多少？军人营的状况如何？租界西人军警对他们有无肉体虐待？都搞搞清楚，日后见了我们军长我也好向他禀报。”
苏萍想了想：
“见他们很难。那些看守军人营的西洋鬼子最怕他们接触中国民众，中国民众对他们都很同情，西洋鬼子是知道的，生怕由此闹出事端，激怒日本人。”
汪小江副官在一旁插嘴道：
“前些日子，二十三营国军官兵不是还在营区开过记者谈话会么，许多中外报纸都作了报道的。如果二小姐能混到记者当中，或许能到军人营看看。”
苏萍苦苦一笑：
“二十三营的那次记者会便引起了麻烦，《远东电讯》把二十三营赵团长精神抗战的谈话发表了，日本人又是抗议，又是交涉，还扬言于不得已时将进兵租界自行解决军人营问题。后来，租界方面再没允许军人营开过这类记者会。我父亲有个朋友是租界华董，也透露说，中立国方面现在得承认现实，对日交涉只能取低姿态，以求相安。”
庄奉贤问：
“租界方面的所谓低姿态要低到什么程度，如果日本兵真的强行开进租界，他们也能容忍么？”
“怕不会，日本目前还不敢冒与整个西洋世界作对的危险；而中立各国虽取低姿态，基本的中立原则还是要坚持的，断然不会容许这种公然的侵犯，否则，既无法对我们国府交待，也无法对国际舆论交待。这是我父亲的看法。”
庄奉贤很沮丧：
“这么说，和雷德路七七三旅弟兄联系是毫无希望了？！如果到后方见孔军长，他问起来，我说啥？七七三旅不见了，只我这光杆旅长回来了，而且对同在S市的七七三旅的情况竟一点不知道？”
苏萍灵机一动：
“可以写信！以寄东西的名义附封信去！不是有个李副旅长吗？最后一夜我见过的，就写信给他，你们看行么？”
汪小江叫道：
“行！只要和李子龙副旅长取得联系，下面的事就好办了，如果可能，策应他们来次逃亡！”
庄奉贤摇了摇头：
“想得简单！你怎么策应！几百上千号人，往哪逃？往哪藏？我看实际一点，先摸清情况再说，也不能让苏教授和苏萍小姐太为难了。”
苏萍热烈应道：
“真能如此最好！那就太鼓舞人心了！我为难啥？大不了也和你们一起逃！父亲一直想让我到英国留学，我不愿去，国难如斯，我不能一走了之！”
庄奉贤道：
“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要谈了，我现在只想和李子龙尽快联系上，多了解一些七七三旅弟兄的情况。”
苏萍有些失望，觉着庄奉贤近两个月来也有些变样了。最初丧失七七三旅时，庄奉贤痛不欲生，其后，便流露出后悔的意思，今天则只想着要向自己的上峰作出交待。只怕这位国军旅长继续于这种环境中呆下去，最终也会像父亲一样麻木不仁的。
阁楼南面有扇大窗，暖暖的阳光照射进来，白生生一片。苏萍立在阳光中，望着对过街面上的亚历山大夜舞台和夜舞台后面的一幢幢洋楼默默沉思，两个街区外的雷德路军人营和杰克逊路军人营的官兵们又是什么心态呢？他们能在这令人沮丧的黑暗时刻，用自己曾扛过钢枪的肩头扛起这个时代的沉重困难么？那身象征着国家和民族尊严的军装能保护得了他们各自的忠贞之心么？
一个二十二岁的姑娘不该想的事情她都想到了，突然间对这个熟悉的都市有了陌生感，对周围的世界生出了深深的哀怨和怀疑。
庄奉贤旅长却不知道她想的这一切，扶着床头站起来，挪到她身边轻轻地说：
“二小姐，给我们讲讲你的过去好吗？”
她怔了一下，叹了口气：
“那是许许多多的梦……”
偏在这时，放学的妹妹苏多进来了，嚷道：
“不是梦，是幻想。二姐一会儿幻想自己是南宋的易安居士李清照；一忽儿又想做个托尔斯泰式的大文豪，现在，二姐大概又想做个像你庄旅长一样的女将军了！”
她恼怒地瞪了苏多一眼：
“又胡说了！”
苏多并不看她，只对庄奉贤道：
“二姐还写了首诗呢！虽云红妆女儿身，许国亦不让须眉，常忆木兰征战事……”
她真生气了，抹下脸来，打断了苏多装腔作势的背诵：
“够了！你还是回学校搞你的三角浪漫、四角浪漫去吧！”
苏多却不生气，又笑道：
“看你！看你！还是做姐姐的呢，开个玩笑都不行，也真是的！”
“你是商女不知亡国恨！”
苏多反唇相讥：
“你晓得亡国恨？你晓得就不亡国了？日本人就不进S市了？”
“至少比你强！我常记着自己是中国人！”
苏多做出一副惊讶的样子：
“咦，二姐，你是中国人？我就不是中国人了？这还要常记着？咱本身就是中国人么！我的意思是，二姐你要实际些，别一天到晚尽幻想，给自己，也给爸爸找麻烦！”
她听不下去了，没和庄奉贤、汪小江道别，便转身出了门，把苏多和她讲求实际的劝告都甩到了身后……（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