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才诸位见之银元，经财政部造币厂试造，可将误差率控制在千分之八之内，已符合国际通行惯例，较前清铸造水平大为提高，绝无参差不齐之弊，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杜绝私人胡乱仿照、扰乱金融之恶行。”
“有这等技术力量的，全国究竟有几处？若开足马力生产，日产新银元多少枚？”
“除天津造币厂外，江南造币厂应该可以达到，湖北造币厂经过技术改造，也应该没有问题。至于日产，单是天津一地，日产量就可达30万枚以上。”
秦时竹沉吟片刻：“不用改造了，今后铸币权一律收归中央，任何地方或个人不得私铸，违令者依法处置。否则口子一开，各地又纷纷仿铸，水平、成色必然大有参差。”
张謇插话道：“方才梁总长说成色九成，但目前流通银元成色一般都在八成九，既然要收回重铸，为方便起见，新铸银元似乎应该根据此等调配……”
“总理言之有理，从九成改为八成九，变动只有1%，可谓极细小，断无困难。”
张謇见自己的提议实现后，便将话题转移到下一议题：“前两日总理办公会另一议决不下的议题乃是本位问题。具体请梁总长具体解释一二。”
“我中国货币原无本位之说，只是近20多年来，各大列强均陆续采用金单本位制，我国则是主要用银的国家，世界银价持续跌落，我国损失不小。马关条约中的对日赔款、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皆需折合金币交付，每次支付赔款时所支付的银两一直随银价的下跌而增多，而发生所谓镑亏，并由此而使本位问题的争论一时热烈。光绪三十年美国国际汇兑调查委员精琦()建议我国实行金汇兑本位制，虽被拒绝，但影响一直存在。民国后。财政部特设币制委员会讨论币制就主张采用金汇兑本位制。前两日会上也是争论不休，外交陆总长主张金本位，总理和工商周总长主张银本位，民政岑总长主张银铜复本位，鄙人则主张先银本位，嗣后条件成熟向金本位过渡。”
“诸位既然都有了意见。那先听听理由，由陆总长先开始吧。”
“总统、总理、诸位，鄙人一直是主张金本位的。方才如梁总长所言，因为各大列强都已采用金本位，我们吃亏不小，赔款、外债本已是天文数字般的重负，再加上镑亏，简直苦不堪言。原本精琦所言金汇兑本位在现实上不无可操作之处，亦能够避免镑亏之弊。但这种乃是殖民地和附属国所实行的制度，他们有宗主国可以依附，我国显然不适宜实行此种制度。故鄙人主金本位。”
岑春煊随后发言：“鄙人主银铜复合本位（不是说用铜做货币就是铜本位，而是强调用铜来衡量单位价值和商品价值地方是铜本位）乃是从传统和历史考量，我国一直都以银、铜作为大宗货币，人民相熟已久，断然更改绝不适应，况骤然建立金本位之条件也不具备……”
“我和总理都是主张银本位地。原因主要着眼于商品生产和出口。”周学熙侃侃而谈。“梁总长分析地很透彻。近30年来。世界银价持续下跌。我国遭受到了镑亏这一弊端。但反过来说。也意味着在国内价格不变地情况下。我国货币发生贬值。外国货币发生升值。这对于还债是不利地。但对于商品生产却是利好。本国货币贬值有利于扩大出口抑制进口。从长远来看。商品出口所得利益要大于镑亏所损失之利……”周学熙和张謇都是大资本家。考虑问题第一就是发展生产。
梁士怡最后发言：“鄙人以为。金本位制虽甚美善。但条件不具备。既缺乏黄金。又一时不易处理白银。不能断然采用。以今世界大势论。银本位自然不无其弊。但我国之大患却是无本位。与其梦想一步到位实行最好之本位。不如行银本位先为之过渡。作改进金本位地预备。我一贯以为。恶本位尤胜于无本位。”
关于本位问题。秦时竹或许不像这几人如此熟悉。但他最大地优势在于洞察历史。金本位虽然好。但实行起来难度甚大。历史上一战结束后。列强迫于经济危机就已经退出了金本位。对中国而言。确实不用赶这个时髦。况且。在一战其间。银价有一次大地跃升。这对于中国是一个相当利好地前景。实行银本位是一个非常好地选择。
“诸位地主张我都听了一遍。我认为其实大家并无原则性地分歧。第一。都是主张要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实际需要地本位制度；第二。都看到了金本位地优势和我们地条件限制。综合起来。现阶段最宜确定本位。我地意见以银本位适宜。将来若是条件成熟。我们也可以实行金本位。抑或者到那时有更好地选择再做选择也可以。镑亏问题说句实在话我们暂且无能为力。况总理和周总长所谈地扩大出口。抑制进口也有一定功效。两项抵消。我们实际上吃亏并没有表现出来地那么大。因此。我赞同燕孙兄地主张。本阶段先实行银本位。将来可再次进步。诸位不妨再讨论下……”
众人议论来议论去。发现张謇、周学熙、梁士怡、陆征祥等人地意见其实是一致。无非是个先后步骤和阶段问题。因此最后形成决议时也没有多少困难。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实行银本位地决定……
“第三件棘手地事情。是关于前清时节遗留下来地众多制钱和铜元。不知如何处理？今后既然已经确定银元为主币。那辅币又该如何确定与发行。”
制钱俗称铜钱，外为圆形，中有方孔以利于穿绳携带，应和天圆地方之意……制钱之铸造，自汉代以来便是政府的专利，民间不得私铸，有清一朝。有制钱铸造权之机关在中央为户部及工部，在地方为各省布政使司。户部有宝泉局，工部有宝源局，皆因袭明之旧制，惟明代各直省铸局皆得称宝泉、宝源，清代则只限于京局。咸丰三年(1853)后。因洪杨（太平天国）起事，财政空虚，各地颇有不遵旧制增设铸员，创钱充作军饷。而当时各局又多系鼓铸大钱，其后因大钱难行于市面，各局亦多相继停闭，同时因外国银元畅行各地，制钱的需要量自亦相对减少，同治年间铸局剧减。及开始铸造铜元之后。各省都视为获利的捷径，除宝泉、宝源二局而外，无局肯制钱。到宣统初年仅剩京师宝泉一局，然亦只是为着维持局员、局匠生活，所以没有裁撤。,
梁士怡介绍：“银元流行前，制钱每年约铸200万串（每串1000文），后逐渐减少，清廷为搜刮人民，每每变更制钱分量，铸造大钱（如当十、当五十等），更有夹杂铁、铅等杂质之举。于是钱银比愈加跌落，清初一两白银可换钱约1000文，后跌落至1700余文仍难换到，现在市面行情，每一银元大概可换钱1250到1400文之间。现全国制钱因为经年累月和自然损耗不详，但据财政部分析，至少在100万万文以上，因为都是前朝货币，继续使用不太妥当。但如何收回，财政部深感头痛……”
铜元同样为圆形铜钱，其与制钱之最大区别在于边缘略厚，中央无方孔，出现甚晚，光绪年间始有面世，主要为模仿外国之铜辅币，特别是模仿香港盛行之铜仙。但以货币体系而论，其与大钱又是一脉相承。大钱在咸丰朝初铸时虽有当五、当十、当二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等七种。但因流通阻滞。不久即废弃当五及当二十以上各种，单铸造当十一种。这种大钱当时在市面上已流通无阻，渐有代替制钱之趋势。到光绪中叶以后，制钱彻底恢复已不可能，而当十大钱之流通已成习惯，铜元地铸造即是乘此种趋势，同时为适应中西通商日益发达之新情势，乃将大钱的形式略加改变而称之为铜元，其实质无非是改头换面之当十大钱而已。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广东因停铸制钱而闹钱荒，外洋铜仙广泛流通，为挽回利权，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便开始铸造铜元。每枚重二钱，当制钱十文，以紫铜百分之九十五，白铅百分之四，点锡百分之一配合铸成，直径二十八毫，形式精美，为白铜元之最精者，一面镌光绪通宝四字，内加满文广宝二字，周围镌广东省造，并分镌每百个换一元字样，一面中携盘龙，四周有英文kwantunoncen字样，意即广东一仙。此种制度明系模仿香港货币。花纹细致，中部无孔，均为进步的明征。铜元铸行之后，颇受社会欢迎，因其本身的价值只相当于67文铜钱，既然是当十使用，也不会有人会将其重新熔化。次年适当义和拳起事之后，巨额赔款使清廷财政深陷困境，因广东铸造铜元已见成效，利润也颇为可观，乃令沿江沿海各省设厂仿铸；各省督抚都知道铸造铜元可以获利，欣然受命，各造币厂纷纷设立，大铸铜元。其初因所铸不多，市场容易消耗，极为民众所乐用，不但按币面每百枚换洋一元，有时甚至还超过币面价额。
“财政部根据海关资料曾经有过报告，光绪三十一年以前，在胶州铜元每八十枚即兑洋一元，安庆每元合九十五枚，苏州一元合八十八枚，杭州合九十枚，上海也在九十二至九十五枚不等。可见发行价格虽规定为百枚合一元，而行用时在市面竟升水百分之五至十五不等。”梁士怡讲到这里，叹了口气，“可是好景不长，由于贪图其中厚利，各省中即便动作稍缓没有享铸造铜元之利者也按捺不住，纷纷向外国采购机器建厂铸币，视铸铜元为筹款之捷径，结果产出大量铜元，价格迅速跌落，当十铜元地市价，由当九、当八、当八半、当七，而跌至当制钱六文半。宣统元年银元每元可换铜元一百二十枚，而到宣统三年每元已经可换铜元一百七八十枚。银价日贵，物价愈昂……”
“这种情况难道就没有办法控制么？”
“办法是有的，但实行起来难度颇大。清廷先前为挽救此种经济危机，采用了两种紧急措施，一面由度支部拨银五十万两交顺天府尹贬价收购铜元，以求提高铜元价值。并令各省加铸一文新钱，以确保铜元当十之数，一面令各省局厂一律暂行停铸铜元数月，以减少产量的办法控制价值继续下落。区区五十万两在京城虽可收一时平价之效，而对整个铜元制度，却为效甚微。尤其是停铸之令，首先不行于川省，江、鄂、湘、闽、浙、豫等省则请就现存铜斤继续铸造，津、粤亦请将已购之铜尽数铸造，停铸之令等于虚文，流通量不断加大，更难收效。由于铜元过剩，充斥市场，各省一方面禁止他省铜元在本省使用，一面又加紧将本省铜元行销于他省，皆企图以邻为壑，以他省之失补本省之利……”
“这么说来，制钱和铜元过剩的问题基本是同一地，即铸造量过大不得不贬值使用，方才已谈到了将各省铸币权收归中央，看来不仅是主币，就是辅币铸造权也是一大要害。”
“总统所言甚是，只是铸铜元比铸银元要求更低，各省都有铸造局，有些还不止一个，且都视之为本省财政来源，要想停铸，难度很大……况且，很多铜元是辛亥后新铸的，即使以前朝旧币不得通用地条例去限制，也不太能够奏效。”
“看来这事需要从长计议，诸位有什么好点子？”秦时竹再次将问讯的眼光投向了在座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