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哲学家罗西法古说：“如果你要得到仇人，就表现得比你的朋友优越；如果你要得到朋友，就要让你的朋友表现得比你优越。”低调做人，不仅容易唤起别人的注意和好感，还能赢得更多的朋友，让自己更好地融入人群。这正是人在社会上加固立世根基的绝好姿态。

　　做谦逊的人，实际上就是戒骄戒躁，做一个被人认同和喜爱的人。谦逊做人是一种品格，一种姿态，一种风度，一种修养，是做人的最佳姿态。

　　骄躁的人大多自以为能力很强，很了不起，做事比别人强，看不起别人。他们由于骄傲，就往往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由于自大，就做事专横，轻视别的有才之士，看不到他人的长处。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骄躁的人以为舍我其谁，难免会遇上班门弄斧的时候，在行家面前闹出笑话。

　　北宋文学家苏轼天资聪颖，一目十行，出口成章，被誉为绝代才子，“有李太白之风流，胜曹子建之敏捷”。他官拜翰林学士，在宰相王安石门下做事。王安石很器重他的才能，然而苏轼自恃聪明，常常有讥诮老宰相的言行。

　　一次王安石与他作解字游戏，论及坡字，坡字从“土”从“皮”，于是王安石认为“坡乃土之皮”。苏轼坡笑道：“如相公所言，滑字就是水之骨了。”王安石听后心中极为不悦。

　　又有一次，王安石与苏轼谈及鲵字，鲵字从“鱼”从“儿”，合起来便是鱼的儿子的意思。苏东坡又调侃说：“鸠可作九鸟解，毛诗上说：‘鸣鸠在桑，其子七兮。’就是说鸠有七个孩子，加上父母两个，正好九只。”王安石听了没说什么，但心中对苏轼的轻薄态度非常反感，不久就找了个机会把他贬为湖州刺史，让他受点挫折，挫一挫他的傲气。

　　苏轼在湖州做了三年官，任满回京。想当年因得罪王安石，落得被贬的结局，这次回来应投门拜见才是。于是便来宰相府拜望。不巧王安石正在午睡，书童便将苏轼请入东书房等候。苏轼闲坐无聊，见砚下有一方素笺，一看是王安石两句未完成的诗稿，题目是咏菊。苏东坡不由得笑道：“想当年我在京为官时，他下笔千言，不假思索。三年后却续不了两句诗，真是江郎才尽。”

　　苏轼把这两句诗念了一遍，不由得叫道：“呀，原来连这两句诗都是不通的。”诗是这样写的：“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在苏轼看来，西风盛行于秋，而菊花在深秋盛开，再怎么焦干枯烂也不会落瓣。看完这诗，苏轼按捺不住，便依韵添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待写下后，又有些后悔：如此抢白宰相，只怕又会惹来麻烦！如果把诗稿撕了又不成体统，左思右想都不妥当，只好将诗稿放回原处，立即告辞。

　　果然，没多久朝廷就降下诏来，又将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大才子没有办法，只好收拾行李赴任。

　　不知不觉中他在黄州任职快一年了，正值深秋时令，忽然有一天起了大风，风停后园中的菊花棚里落了一地的花瓣，枝上一朵不剩。苏东坡一时目瞪口呆，这才知道黄州菊花果然是落瓣的，不由得对友人概叹：“我还以为宰相是公报私仇，谁知是我错了，真是经一事长一智呀！从今以后要吸取教训，不能再恃才傲物了！”

　　苏轼心中惭愧，便想找个机会向王安石赔罪。临出京师时，王安石曾托他取三峡中峡之水用来冲阳羡茶，由于心中一直不服气，早把这事抛在脑后。这时他便想趁冬至节送贺表到京的机会，亲自取水上门赔罪。

　　此时已近冬至，苏轼告了假，经四川出发，顺江而下去往三峡。不想因连日鞍马劳顿，他竟然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下峡。苏轼想再回去取中峡水，又怕误了上京时辰。艄公是本地人，就劝他道：“三峡相连，并无阻隔。一般样水，难分好歹。”于是，苏轼便装了一坛下峡水，带着上京去了。

　　到京之后，苏轼先来相府拜见宰相。王安石命门官带苏轼到东书房。苏轼想到去年在此改诗，心中惭愧，进门又见柱上贴着那幅诗稿，更是羞惭，便跪下谢罪。

　　王安石哈哈一笑，大度地扶起了他。苏轼乘机拿出瓷坛，王安石十分惊喜，便命用人取水去煮阳羡茶。茶煮好了，王安石一看就问水是从哪里取的，苏东坡回答是巫峡。王安石笑道：“又来欺瞒我了，这明明是下峡之水，怎么冒充中峡的呢？”苏轼大惊，急忙说这是当地人所言，三峡相连，一般样水，不知宰相如何辨别的？

　　王安石笑道：“读书人不可道听途说，定要细心察理，我若不是到过黄州，亲见菊花落瓣，怎敢在诗中乱道？三峡水性之说，出于《水经补注》，上峡水太急，下峡水太缓，唯中峡缓急相伴，如果用来冲阳羡茶，则上峡味浓，下峡味淡，中峡浓淡之间，今见茶色半天才现，所以知道是下峡的水。”

　　苏轼听了，心服口服，从此方知道“人外有人”，再不敢恃才傲物轻易讥诮他人了。

　　谦逊能够克服骄矜之态，能够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因为人们所尊敬的是那些谦逊的人，而绝对不会是那些爱慕虚荣和自夸的人。欲成事者必须谦恭做人，进而为人们所悦纳、赞赏、钦佩。（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