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圆融相似，我们在生活中也经常会见到另一个词“圆滑”。一字之异，二者的差距可就大了：

　　圆滑，就像河里的鹅卵石，外表圆、滑，此乃外力所致，不知不觉被迫使然，是被动而成的一种人生状态；圆融则恰恰相反，圆融，是一种境界，一种气息，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是一种能冲破个体躯壳禁锢的力量。

　　圆滑是有边界的，就像坚硬的鹅卵石，可以触摸，可以硌到人、伤害人；圆融是没有边界的，就像柔和的空气，不可触摸，却无处不在，可以浸透人、融化人。圆滑往往令人厌烦，而圆融则能和谐周围的磁场。圆滑过后，安静下来，人会平添许多烦恼；圆融则无始无终，如和风细雨，润物无声。

　　从本质上说，二者的区别在于动机和出发点，就是你做某件事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发心不正、居心不良的话，善巧方便就成了圆滑；发心纯正，在看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为了便利周围的人而舍弃某些原则，这是圆融。

　　我们可以说得简单一点：坚持自己的原则，兼顾对方的感受，是圆融；放弃自己的原则，揣摩对方的感受，是圆滑；坚持自己的原则，不顾对方的感受，是刚愎自用。

　　《菜根谭》在教我们“交友须带三分侠气，做人要存一点素心”的同时，也不忘告诉我们“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宜圆，处叔季世方圆并用”，如此看来，是圆融还是圆滑，也得看“天时”。

　　圆滑之人都是以明哲保身、个人私利为出发点，遇事采取“拖”字诀，消极应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其结果往往是误了他人，坏了大事。所以从古至今，在人们眼里，圆融之士多厚道君子，圆滑之流俱利己小人。

　　如果我们从长远来看，圆滑之人，得到的往往只是一时的小利，其后害无穷；圆融之士，虽会失去一些眼前的利益，但得到的是内心的富足、安宁，有后福。

　　满腹经纶、才高八斗的明代翰林学士解缙曾领导三千人用三年时间完成鸿篇巨制《永乐大典》，他如此会做事却对“人际关系学”一窍不通。在朱元璋要他提意见的时候，他秉笔直书，历数朱元璋及各位大臣政令多变、滥杀无辜、无贤否之分、无枉直之判等等，把皇帝和同僚说得一无是处，结果后来被人陷害致死。

　　而五代时期的冯道却是个很会做人的角色，他历经五朝，侍奉过八姓十一帝，一直官不离将相、三公和三师的高位，在权力斗争中游刃有余，他苟且一生，把毕生精力放在讨好主子和趋炎附势上，最后忧郁而死。

　　在此二人的丝毫不圆融和做人太圆滑之间，我们是否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呢？

　　做人难，难在把握不好分寸尺度；做事难，难在难以心想事成。

　　宋代的包拯可谓具备“圆而不滑”智慧的典范，他忠君、爱民，对大奸大恶必摧之，进谏时总是分清形势，说清道理，毫无傲慢之态，力争取得皇帝的支持；他做事踏实，弹劾他人敢于直言又讲究方法。

　　当时许多人弹劾张尧佐，而宋仁宗正迷恋其妹妹张贵妃，包拯审时度势提出将其外调，打破了僵局，使宋仁宗有台阶可下。纵观历史上许多刚直不阿的谏官，多是“清官不到头”，而包拯既履行了自己分内职责，又保全了自己性命，不得不得益于他“圆而不滑”的处世之道。

　　“圆而不滑”之道既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修养、智慧、谋略、胸襟。它让你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世间的一切，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不卑不亢。这样，才更容易被人接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