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是所有权力的最终发源地和掌管人。在今天的中国，当到了必须指出问题的根源时，人们往往在走投无路之下只好用“行政”来指代“党”。这就是中国的国情。这就是中国人的无奈和悲哀。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读书》杂志在头条位置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韩水法的文章，题目是“世上已无蔡元培”。文章就北京大学的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发出了感慨：“世上已无蔡元培！我们怎么来面对今天中国的大学改革？”

　　将近一个世纪以前的蔡元培和今天的大学改革有什么关系呢？韩水法先生说，这是因为“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

　　这个“高峰”，简单来说，就是蔡元培在1919年6月15日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里提出的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第二，大学应当有思想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社会政治环境。毫无疑问，这三项基本原则中，没有一项在今天中国的大学中得到了实现。韩水法说，“如果蔡元培被视为中国现代大学的象征，那么这三项基本原则就是这个象征的实质意义。就如蔡元培无法心安理得地做北大校长一样，中国大学也无法绕过这三项原则而完成其现代化的改造。”

　　这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大学尽管在外表上办得轰轰烈烈，和外国大学有形形**的交流，每年培养出数十万各种学位的毕业生，但在实质上并不是现代化的教育机构。

　　这里的“现代化”指的就是大学相对于政府和各种权力集团的独立和自由。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之后，中国高等学校在名称和学科设置方面有了大学的形式，大学成了法人，在课程开设，人员调配、职称晋升、经费开支等方面有了自主权。但这些改革和变化并没有改变大学在实质上依然是教育“行政部门”一个下属机构的性质。

　　这一点在大学权力的来源方面体现得最为清楚。中国大学的校长不是选出来的，而是“行政部门”任命的，用韩水法的话来说，“校长是指定给大学的”。这种任命和指定就决定了大学校长和管理部门不会有实质性的独立。大学校长没有独立地位，大学的教职员更没有权力参与管理，韩水法说：“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里面，不要说全体教师，就是教授也没有决定基层学术单位重大事务的平等的权利和权力，更没有保障这种权力和权利的制度和程序。”在新出台的北大改革方案中倒是有一个教授会议，但它只不过是一个咨询机构，并没有实质性的权力，就象政协一样，是一个用来在大学中显示“民主”的花瓶。

　　韩水法先生的文章对今天中国大学之所以称不上是“现代化”的教育机构、离蔡元培当年的理想和实践更相差十万八千里作了细致生动的描绘和分析。但文章是在中国国内的杂志发表的，因此和很多类似文章一样，读者会发现如果一个关键词在文章中出现的话，那么文章可以更直截了当，更具有现实意义。这个关键词就是一个字：党。在文章中，韩水法先生使用的是“行政部门”或“行政机构”。但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中国并没有独立的“行政部门”和“行政机构”。“党”是所有权力的最终发源地和掌管人。在今天的中国，当到了必须指出问题的根源时，人们往往在走投无路之下只好用“行政”来指代“党”。这就是中国的国情。这就是中国人的无奈和悲哀。

　　那么，为什么有“党”就没有大学的独立呢？这是一个在每天的生活中如此习以为常，以致于很多人常常根本就不会去注意、更不用说思考的问题。“党”在大学中建立各级组织，任命各级人员，管理各种学术和非学术活动，审定教科书，在政治上筛选学生，在校园中享有发展党员的特权，在学生毕业时根据他们的政治表现去推荐或安排工作单位。更不用说那些控制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活动。总之，“党”如影随形，和大学制度、大学管理和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密不可分。

　　除了没有使用“党”这个关键词，韩水法先生的文章可以说是对今天中国大学表面繁荣的深刻批判。所谓“世上已无蔡元培”，指的是产生蔡元培这样伟大的教育家的时代环境是今天中国的政治环境所不许可的。如文章中所说：“真正的教育家在那个时代是可能，是有其产生的气候、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的，”因为“即使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从总体上来说，大学依然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换句话说，蔡元培的时代比今天的中国有更大的自由、更多的民主、更广泛的生存空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