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徐卫准备进攻日本本土的时候，北京城内却也有人准备这一场震惊世界的大事，这个大事起源于一场公案和一份流言，其公案当然是前不久的倒孙运动，而流言则是成为同盟会的领导人为革命家，至于这里面牵扯出来的主角自然是民国十大美男子之一的汪精卫，汪兆铭。

　　在这个时候，远距离革命家的批判和倒孙狂潮的连番攻击已经让党内党外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士大量出现，同盟会一时间陷入失败的边缘。

　　汪精卫是同盟会中无条件坚决支持孙中山的孙派骨干，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会，汪精卫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使党内党外的怀疑人士重新树立起对革命的信心。

　　汪精卫刺杀清政府高官的设想，并不着眼于暗杀计划本身是否成功，而是着眼于用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

　　汪精卫写给孙中山的《致南洋同志书》中写道："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汪精卫最有名的文章是发表于《民报》上的《革命之决心》一文，他在文中说：现在四亿人民正如饥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饭。但烧熟米饭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把自己的热移给了米，才使生米变成熟饭；釜则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党人的角色有二，一作为薪，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二作为釜，为釜的人需要坚韧的耐力，愿意把自己当作锅釜，煎熬自己来煮成革命之饭。

　　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并不反对用行刺清廷高官的形式来挽回和唤醒民众对革命的信心，但前提是不要让他们本人披坚执锐，不过考虑到汪精卫是同盟会中非常难得的人才，所以孙中山并没有表示支持汪精卫的北上行刺计划，但也没有表示反对。

　　因为没有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的明确支持，汪精卫不得不自己寻找愿意和自己一起北上行刺，作革命之薪的人，而汪精卫首先想到的是黄复生。

　　黄复生是四川人，和汪精卫一样也是发起同盟会的元老，担任同盟会的高层干部，他读了汪精卫《革命之决心》一文后非常感动，对汪精卫说："我也愿意作革命之薪"。

　　汪精卫把自己北上行刺的计划告诉黄复生，汪精卫还没有讲完，黄复生就大笑道："铭兄，有话何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

　　汪精卫说："去北京行刺可是九死一生，毫无生还的可能..."

　　黄复生豪爽地说："我参加革命时早已立志为革命而死，还谈什幺生还的问题，这次就让我们一起作革命之薪吧。"

　　汪精卫再找到同盟会中会作炸弹的喻培伦，请他帮助作炸弹，喻培伦也爽快地答应了，愿意和汪精卫一同北上。

　　当然最坚决和汪精卫一起北上的是陈璧君，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

　　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满座皆惊，也让那位说风凉话的人羞得恨不得钻入地缝，可惜现在再也看不到陈璧君那样有志气撕毁自己外国护照的烈女了。

　　其实早在徐卫与日本第一次战争的时候，汪精卫和黄复生两人已经先乘英国船到天津，当时是同盟会的郑毓秀迎接他们。

　　郑毓秀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实业家，她本人精通外文，是天津有名的交际花。

　　郑毓秀经廖仲恺介绍加入同盟会，这次廖仲恺特别写信给郑毓秀，要求她全力帮助汪精卫等人的暗杀行动。

　　汪精卫平日接触的都是陈璧君那样的革命烈女，见到郑毓秀这样风姿绰约的美人交际花，觉得十分不自然。

　　汪精卫当时对郑毓秀说："听说最近北京的火车站盘查得很严。我们这些男人携带炸弹容易引起怀疑，想请你帮我们把炸弹带入北京。不过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炸弹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

　　郑毓秀没等汪精卫说完，当即答应道："如果不会爆炸，还叫什幺炸弹？这事就交给我了。"

　　汪精卫是个相貌英俊的美少年，又精通诗词文章，郑毓秀对汪很是倾心，在共事期间多次以教她作诗为借口和汪精卫接近，汪却极力避开和郑毓秀的单独接触。

　　汪精卫此时已经下定决心象柴薪那样为革命献身，早把男女私情置之度外，和郑毓秀的关系从来没有越过同志的关系，后来郑毓秀感叹说："汪精卫真是少见的道学先生！"

　　在准备刺杀期间，汪精卫和黄复生在北京的琉璃厂租了一栋房子，用的是守真照相馆的招牌，因为照相馆的暗室最适合搞炸弹的组装，照相馆里飘出化学药品的味道也不会引人怀疑，不久喻培伦传来话，要在新年后的正月十五带铁西瓜入京，请汪等人去前门车站接站。

　　正月十五这一天，汪精卫和黄复生赶到前门站，见郑毓秀挽着一位白人绅士的手悠然走出车站，白人绅士的手里提着一个沉重的皮箱，里面装着炸弹，车站的警官看也没看就让他们走出了车站。

　　原来当时外国人在中国有治外法权，因此没有人敢随便检查外国人的行李，并且当时的北京火车站自然没有现代化的安监系统，自然无法知道里面的那颗炸弹，这个白人是法国大使馆的职员，曾一直追求郑毓秀，这次郑毓秀请他帮忙，那人当然一口答应。

　　炸弹运到北京后，喻培伦和陈璧君也赶到北京，他们一起商量暗杀的具体计划。

　　他们第一次暗杀行动是刺杀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洵和载涛，当时正逢底载洵和载涛从欧洲访问返京，汪精卫等人准备在载洵和载涛走出前门车站时，投掷炸弹炸死载洵和载涛。

　　当天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站，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君则在骡车上接应，但没有想到当时清廷正搞廉政运动，载洵和载涛不摆架子，混杂在一般民众中一起出站，由于出站的人群中戴红顶子官帽的人极多，汪精卫和黄复生无法识别目标，只好终止暗杀计划。

　　这次刺杀失败后，汪精卫等人把暗杀的目标定为清廷的最高领导人摄政王载沣，他们吸取了上次计划不周而失败的教训，开始详细调查载沣的行踪，勘察到醇亲王载沣的醇王府在什刹海附近，载沣每天早上八点出王府，经过鼓楼大街从景山后门进入皇宫。

　　汪精卫等人本准备在鼓楼大街的矮墙后投炸弹，但正赶上鼓楼大街修扩马路，闲杂人太多，无法行动，后来他们注意到什刹海和后海分界处的一座小桥银锭桥，环境非常僻静，而小桥附近又有一条阴沟可容藏身，于是汪精卫决定事先将炸弹埋在小桥下，汪精卫自己藏身于阴沟里，待载沣过桥时用电线引爆炸弹，和载沣同归于尽。

　　1910年月1日深夜，黄复生和喻培伦前往银锭桥埋炸弹，留下汪精卫和陈璧君两人，陈璧君知道汪精卫明天将在爆炸中和载沣同归于尽，这将是他们两人最后的一夜。

　　陈璧君拉着汪精卫的手轻声地哭泣，汪精卫本想找一些话安慰她，可是却不知道该说什幺才好。

　　汪精卫内心是深爱陈璧君的，他也知道陈璧君同样深爱着他，但汪精卫越爱陈璧君，就越不愿看到陈璧君为了他而失去一生的幸福。

　　汪精卫努力压下和自己心爱之人的生死离别之情，只是拉着陈璧君的手默默无语，让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就在这时，喻培伦突然匆匆跑进来说："大事不好，有人看见我们埋炸弹了！"不久黄复生也跑回来说了同样的消息。

　　本来他们以为在寒冬的夜晚人迹稀少，在寒冷的深夜行事不会有人发现，可是天公不作美，银锭桥附近一家人的妻子突然和别人私奔，男人晚上妒气得睡不着觉，深夜走出家门去散气。

　　该人走到银锭桥附近，忽然看到有人影在桥下挖土，他立即联想到人们埋藏财宝的故事，于是潜伏在一旁偷看，想事后取走财宝，可是看到黄复生和喻培伦，埋好炸弹后又开始拉电线埋电线时，该人感觉到情况不对，这不是埋财宝，而是一个重大的阴谋，于是从藏身之处跑出来前去报警。

　　黄复生和喻培伦刚埋好炸弹，忽然看到从附近闪出一个黑影跑走，立刻意识到他们的行动被人偷看到了，于是喻培伦先跑回去向汪精卫报告，黄复生则在附近监视，不一会儿那个男人带着两个巡警前来，黄复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已彻底暴露，也跑回去向汪精卫等人报警。

　　喻培伦建议他们现在立即离开北京，还来得及逃过清廷的追捕，但汪精卫说虽然发现了炸弹，但警察未必就能查出来是他们干的，所以不用着急，看看风头再说。

　　第二天北京各大报纸都报道了银锭桥下发现炸弹，有人想行刺摄政王的新闻，不过报纸上的分析却都认为这是清廷内部的势力斗争。

　　有人说炸弹中包炸药的报纸写有伦敦字样，而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正好刚从伦敦回来，很可能是他们搞的暗杀阴谋，也有人分析认为是庆亲王想篡权的阴谋，但没有一篇新闻怀疑到革命党，使汪精卫等人大为安心。

　　三天后又有报纸报道，说银锭桥炸弹案的凶犯已经抓获，这让汪精卫等人更为安心，于是开始策划下一次行动，让喻培伦去东京买炸药，陈璧君去南洋筹款，汪精卫和黄复生继续潜伏在北京进行下一次暗杀的策划。

　　然而，汪精卫等人不知道的是他们其实是中了清廷的计谋。

　　清廷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明白是革命党所为，为了防止暗杀者们逃跑，清廷故意向新闻界放出朝廷内部暗斗和凶手已经捕获的小道消息，使暗杀者们安心留在北京。

　　清廷警察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于是便派警探到北京市内各个铜铁店调查，骡马市大街的鸿太永铁铺认出螺丝为该店所作，是琉璃厂守真照相馆的老板要求他们作的，于是警探开始监视守真照相馆。

　　此时正好赶上守真照相馆搞装修，一些警察混入装修工人中，从守真照相馆中盗出了革命党的机密文件，发现这次暗杀正是革命党所为，首谋就是清廷出十万两白银悬赏人头的朝廷钦犯汪精卫，随后警察包围了守真照相馆，将汪精卫和黄复生一举抓获。

　　由于谋刺摄政王是一个大案，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审理此案，不过由于清廷已经宣布预备立宪，于是清廷法部按照文明国家之法，开庭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

　　汪精卫和黄复生在法庭上不但没有招供同党，反而争着说自己是行刺的主谋，希望以此来为对方减轻刑罚，令在场人士十分感动。

　　看到汪精卫和黄复生视死如归，保护同志的常烘，肃亲王意识到革命党人行刺的目的就是玉石共焚、杀身成仁，他们早已作好薪尽饭熟的献身准备，杀了他们不仅不能吓倒那些不怕死的革命党人，反而会激发民众对清廷的憎恶和反感。

　　本来加害皇族是满门抄斩的死罪，但肃亲王决定从轻发落汪黄二人，以安抚天下人心，于是经过肃亲王的反复劝说，摄政王载沣否决了自己最初立斩汪黄二人的主张，同意从轻发落汪黄二人，于是就在徐卫的舰队扫清日本海域所有障碍返回釜山港的当天，清廷以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除汪黄二人死罪，判处二人永远监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