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分两头，在徐卫领兵驶往波斯的时候，同盟会却有了新的动作，他们在孙文的指导下准备在国内再次发动一次起义，此时距离去年的河口起义不过一年多的时间，河口起义失败的阴影依然没有完全散去，加之日本由于徐卫的连番打击已经没有继续支持同盟会的财力，所以这次的起义在策划上显得有点仓促。
作为同盟会的总理，孙文也是亲历过多次起义的老人，他自然知道在此时枪械还没有准备齐全的情况下起义无异于火中取栗，但他却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主要是迫于徐卫的压力。
连番的倒孙运动让孙文在同盟会威信锐减，纵然有组建同盟会最重要的元勋黄兴的支持，也引起了很多会员的离心离德，同盟会的组织也日渐涣散，更为严重的是徐卫的强势崛起，让国人看到了另一种推翻满清的希望，尤其是徐卫连挫日本和满清两国的锐气。
此时新澳港的思想和文化侵袭已经深入到同盟会的内部，许多坚定的同盟会原都有了离开日本前往新澳港的想法，这让刚刚排除异己主持同盟会工作的孙文心急如焚，于是为了留住那些优秀的革命者，他决定再次在国内发动一次起义。
从满人入关开始，清政府在南中国的统治就比较薄弱，尤其是像云南、广西这样的西南边陲之地，这也使得这些地区会党和地方势力比较雄厚，经常发动一些造反的事情。
在国内，只要是有点见识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不管是之前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之后同盟会的各种起义，大多都是从这里发起，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以及去年的河口起义，但这些起义很快都被清政府镇压了。
在这些起义中，党人所依靠的主力仍为会党，但自去年的河口起义失败后，他们感到会党组织涣散，难于节制，转而以运动新军为重点，而同盟会在发动西南边境起义时，部分革命党人已投身新军队伍或各军事学堂，着手运动军队，这也是同盟会最主要的军事基础。
西南边陲民风彪悍、不服王化是孙文连番发动起义的基础，但民风彪悍的边民在起义中的行径更多的像是土匪，这也是起义不能够成功的原因所在，于是为了组织一支用思想和文化武装起来的起义力量，孙文再次将目光看向了广州。
晚近广州，既是政治革命的发祥地，也是文明转型的试水区，鸦·片战争后，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各种西方商品输入广东，并以其物美价廉赢得了人们的喜爱，至此洋货逐渐充斥了广州的市场。
就拿不批来说，据粤海关十年报告称，在广州贸易区最受欢迎的布料依次是白色洋布、本色洋布、洋标布和擦光印花布，据说这些大宗布料被广泛用来做内衣。
除这些穿的东西外，吃的有洋酒、洋糖、牛肉干、牛奶、面粉等，用的有煤油、肥皂、火柴、洋钉、洋伞、钟表，甚至还有沙发、扶手椅、弹簧床等等不一而足。
0世纪初，西方传来的电影在都市中已经普及，成为市民娱乐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新品种，西式照相术也大受欢迎，照相留影成为广州人一项时髦的消遣，西方舶来品改变了广州人的生活习俗，使用洋货成为时尚的潮流。
在广州这个通商口岸，买办较多，他们是最早接受西方生活方式的一批人，说洋话、用洋货、住洋房、信洋教，取一个洋名字，送孩子上洋学堂，由于他们比较富有，对社会价值取向有一定的影响力，西方生活方式渐成人们羡慕的对象，人们在互赠礼品时也把洋货作为希罕的赠品。
习俗的改变对观念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人们在接触西洋器物时改变了对西方蛮夷的看法，从惊奇、赞赏到羡慕、模仿、学习，社会心态从仇洋转向崇洋。
这在后世的国人看来都是一些负面的事情，但这恰恰却是国人开始正眼看世界的基础，也是动力。
鸦·片战争后，西方宗教在广东的传播并不顺利，《中法条约》规定归还天主教教产和容许传教士随便租地，致使法国天主教横行霸道，激起广东人民的反教斗争，义和团运动后，一方面中国仇教势力受到压制，另一方面教会也因义和团事件而进行了反省，教会本色化呼声日益强烈，与民众矛盾较为缓和。
信仰基督教的广东人，除了一部分是吃教者外，不少是由于对西方文明的羡慕、向往而入教的，据冯自由统计，兴中会成立前，直接参与孙中山密谋反清者有十五人，其中半数以上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而早期兴中会会员和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的领导人多为基督教徒。
除此之外，一些有功名的儒生也加入教会，如一八六六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的钟荣光，中过举人，参加过戊戌维新运动，一八九八年，他因吸食鸦片成瘾，求助于教会医院想改掉这一恶习习，从此他皈依了基督教，后来成为广东第一所基督教大学岭南大学的第一任华人校长。
洋人在中国开办基督学校打的是宗教入侵的方法，一边能够在思想上奴役中国国民，但不管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所建立的基督学校确确实实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这些人以迥异于普通国民的做派引导国人正眼看世界，当然这还要得益于基督学校那种不同于中国教育的教育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孙文最拿手的演讲。
在基督教传入之前，广州本地社会相对缺乏普遍性的聚众演讲人际交往方式，由于传统社会出于地方秩序和治安稳定的顾虑，对于诸如此类的民间聚结形式是予以种种限制的，而面向大众的演讲风习的正式形成，则与西方传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传教士不仅把演讲的风习带到广州，而且培养了演讲人才，培育了民众乐于参与的社会文化氛围。
在基督教学校中，学生不仅要进行演讲课程训练，而且要定期参加社会宣教实践，这种严格的训练和锻炼，使基督教徒一般都具备了优良的演讲素养，在教会学校受教育的非信徒，也同样深受演讲氛围的感染，具备相应的兴趣和演讲能力。
就以广州真光女校为例，在课外时间女校的学生经常会在老师的带领下，前往博济医院的女病房探视和安慰病人，她们也会经常前往一些农村传教站设置的主日学校，为教民提供免费知识讲解，有些女生还在女传教的鼓励和支持下，前往从未涉足过的地区开展教务活动，每学期开学时，学生还要向老师和其他学生汇报假期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
教会女校的开设是中国女子解放运动的基础，而清末兴办女学的理由，主要从三个方面提出，其一则是要广开民智，强国强种，办学者认为女子居国民之半，若不受教育，则国民智力，必为未受教育者牵制；其二则是女子应与男子一样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是女子解放的前提；其三是开发生产力，发展经济。
在后世辛亥革命期间，有一些妇女参加革命立了功，民国建立后，妇女解放运动又向参政方面发展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后，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呼声高涨，广东妇女参政运动率先复起。
男子剃发蓄辫，是清初统治者强迫推行的发式，是民族征服的象征，随着西风东渐，蓄辫发式又为西人耻笑，一八九八年，康有也曾为以旧习俗不适应新时代为由，上书光绪帝，提出效法西方国家，断发易服，他的这个主张成为国内力主剪辫的先声。
中国的断发易服不同于朝鲜，朝鲜国民效仿的是明朝的服饰礼仪，那是正统的中原文化，其影响已经深入到朝鲜百姓的骨髓，而此时国民脑后的金钱鼠尾却是蛮夷的发型，服饰也是蛮夷的服饰，在绝大多数的国民心中自然不会存在抵触，毫不讽刺的说这或许是自满清统治中国之后所办的唯一一件好事。
不久，留日学生将剪辫的风气带回国内，于是有志之士也开始纷纷上书满清朝廷，请求满清政府能够同意剪除辫发改良礼服，其中广州是响应最积极的一个地方，虽然到目前为止满清政府还没有通过这项提议，但广州城内剪去辫发的国民却不在少数，而广州城内的满清政府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另外，清朝的社交礼节也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但是在维新思潮推动下，一些开明的官员在自己辖地主动改革官场礼节，主要内容为废除跪拜和禁用卑职等称呼，这个改革的最先发起者是两广总督岑春煊，地点自然也是在广州城。
同盟会在西南边陲地区的起义相继失败，让孙文的目光又放在了民风开放的广州，在今年五、六月间的时候，他便委派广州同盟会负责人赵声、朱执信、倪映典、张碌村、胡毅生、陈炯明、莫纪彭等人组织在广州城内新的起义。
在策划起义之前，众人推举赵声担任起义总指挥，倪映典担任起义副指挥，之所以推举这两人担任正副总指挥，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广州的形势有多么的了解，恰恰相反，这两人不过是最近才到达广州，其主要原因是这两人都是支持孙文的老同盟会员，在孙文的遥控指挥下才担任这样的职务。
在广州最早拟利用防营发动起义的是朱执信，此在一九零四年的广东省留日考试中名列第一，以官费东渡日本留学，进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攻读经济，也就是前面所学的那种速成学校。
东京是中国革命思想最浓烈的地方，朱执信在东京求学期间自然认识了很多有革命思想的青年，于是受他们的影响在思想上开始倾向于革命共和，随后在别人的引导下结识了孙文，随后在孙文那口以大炮著称的三寸不烂之舌之下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同盟会。
朱执信返国后先后任教于广东高等学堂、政法学堂及方言学堂，并以此为掩护，积极宣传革命，发展革命组织，联络发动新军、绿林和会党，投身武装起义，前不久倪映典能够进入新军担任见习排长依靠的就是他的推荐。
去年冬天的时候，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会党和矿工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这就是著名的萍浏醴起义。
这次起义其实还要归结到前段时间徐卫在上海接徐麟夫妇时提到的湖南水患和旱灾上，那场灾难使得湖广鱼米之乡粮食锐减，加之湖南巡抚岑春蓂大肆外卖粮食，周围各地的地主、粮商大力囤积粮食，周围百姓衣食无以为继，于是在矿工和会党的带领下爆发了这场起义。
这场起义本来与同盟会没有任何关系，清廷在起义之初也迅速调新军第九镇前往萍乡镇压，但向来对这种不和谐的事情有着敏锐嗅觉的同盟会很快做出了回应，派遣赵声和倪映典等同盟会员密谋响应起义，不过却没有成功。
倪映典的多次反清活动受到了清政府的关注，随后清政府开始发布逮捕倪映典等一批同盟会会员的公文，于是迫于压力倪与方楚乔、魏义成等人赴粤，经赵声介绍，与当地革命党人朱执信等人相识。
此时距离筹划广东起义已经历时半年的时间，在同盟会的动员下广州新军已有不少人加入革命的队伍，于是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同盟会在香港建立了南方支部，作为指挥南方革命的总机关，以胡汉民为支部长，汪精卫为书记，林直勉为会计，下设筹饷、军事、民事、宣传各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