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佩瑶，是我在布拉格见到的少有的漂亮女人——与烟视媚行风情万种的阿莲不一样，既妩媚又端庄，重情好义，虽历尽风霜，仍有纯纯的微笑。

　　提到辛佩瑶，必须提到一个叫黄文玉的上海小姐；提到这位上海小姐，又必须提到上海小姐的哥哥黄文渝先生；提到黄文渝先生，又必须提到一位我最不愿意提到的上海女士陈妮娜以及陈妮娜身边形形色色的男人。

　　没有办法，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故事，少了其中任何一环，故事会立刻支离破碎。

　　好在也都是些人物。

　　认识黄文玉是在1995年的年底，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汪虹重伤，我顿时失去了依靠。平时我从未单独去过任何市场，不论是外地城市还是布拉格市内。不管去哪里，总有汪虹在身旁，我只管开车就是，连路标都不用看，指路的工作也由她负责。遇到警察盘查一类的事情，我甚至懒得说一句话，自有她来摆平一切。现在可好，我必须一个人工作了。那天早晨四点钟，我去仓库装了满满一车女式棉风衣，去距布拉格50公里的一个批发市场碰碰运气。

　　运气不好，因为货不对路——我的女式风衣做工精细，质地很好，款式也漂亮，但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全部是亚洲尺码。太小，批发商根本不敢要。呆了两个小时，又冷又饿，知道没戏了，便返回布拉格。进城后我想：不如找个零售市场把这些风衣按批发价甩了。于是就开车去了布拉格五区的中心安琪尔，那儿有一个小小的零售市场，我记的有几个中国人在那里练摊儿。

　　停好车，我便去看看有没有空地儿。见有两个中国人，一男一女，正在那儿练摊儿。那男的长得周周正正，仪表堂堂，女士就不敢恭维了，个子倒不低，足有1，75米以上，瘦极了，就像一副骨头架子。脸儿又窄又长，眼睛是两条缝儿，一层点缀着许多雀斑的皮儿包在高高的颧骨上，蜡黄，不能多看。

　　他们俩中间的摊位正好空着，上面覆盖着厚厚的积雪。

　　我问：“有空地儿吗这儿？”

　　“有。”

　　“没有。”

　　两个人几乎同时说。

　　说有空地儿的是男士，说没空地儿的是女士。

　　我一笑，转身回车里搬出一箱风衣来，把纸箱拆开铺在雪上，风衣就乱扔在纸壳上，便跟那男士拉起话来。

　　原来他是杭州人，姓孔。本来在杭州一家制药厂做销售科长，干得好好的，非让太太逼着来东欧闯天下。如今吃尽了苦也没赚到钱，肠子都悔青了。

　　由于我的货价格极便宜，来选购的人很多。欧洲女人也不个个都是大洋马，小巧玲珑一点的也有。小孔问我：“老板从哪儿拿的货？怎么这么便宜甩？”

　　我说：“嗨，自己发的货，亚码，批不动，没办法。”

　　卖了几十分钟，冻得要命。小孔说：“一看你就没练过摊儿，快去车里暖和暖和吧，我帮你卖。”

　　我高兴极了，说：“那就麻烦你了。”赶紧跑回车里，发动着机器，打开暖气。

　　我的车就停在市场边儿上，能看见我的摊位。我留了个心眼儿，小孔每卖一件儿我都在心里暗暗记住。

　　快中午了，我准备回家，便走过去。

　　“一共卖了5件，”小孔把一叠钱递给我，“你数数。”

　　“不用不用。”我随手把钱装进口袋，心说还比我记的多了一件呢。然后对他说：“我走呀，这货你愿意卖吗？”

　　小孔一愣，乐了，问：“你什么价给我？”

　　我说了一个极低的价格。

　　“代销？”

　　我点点头。

　　“太谢谢了！太谢谢了！”他一连声儿地说。

　　我说：“那就先卖这些吧，我也懒得在从车里搬了。明天我再给你送，还有其它货呢。”

　　小孔喜出望外，一边儿感谢一边儿点数。我说你自己点吧，我走了。他说那哪儿行，一个人点数不算的。我说我算。

　　一转身，那位丑小姐拦住了去路，笑着说：“大哥，能不能也给我点货卖？”

　　“明天吧，好不好？”我急着去吃饭。

　　“那我先谢谢了。”她说。

　　第二天下午，我来给小孔兑现诺言。他已经把货都卖光了，说：“老板，你昨天不点数就走了，我只好自己点，一共是40件，都卖掉了，给你钱。”

　　我收下钱，说：“又给你带了两箱子，还有点其它货，你到车里拿吧。”他高兴地说好的好的，就要跟我去。一转身，那位小姐也笑着迎上来，嗲嗲地说：“大哥。”

　　我想起来了，说：“走吧，拿货。”

　　我给了她一包牛仔马夹，价格当然也很低，她高兴得一脸雀斑都亮了。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后来成了很好的朋友。读者一定已经明白，这位小姐就是黄文玉。

　　黄文玉原先在上海一家陶瓷厂工作，企业倒闭了，便前来布拉格投奔她的哥哥黄文渝。黄文渝是199年花了八千美元让一个上海蛇头办到这儿的，他能吃苦，长得也俊——布拉格的中国人都说这兄妹俩怎么就长颠倒了呢？——而且还有点傻，来到布拉格不久便被长他七岁的陈妮娜看中收了房。

　　要说这陈妮娜，那可不是一般人儿。在上海就是她住那一带远近闻名的女混儿混儿，逢赌设局，见情布套，出老千放白鸽没有她不干的事儿。有一个老公，与她总是吵吵闹闹不痛快，不知怎么竟家里失火给烧死了。弄堂里有的是长舌妇，便嘀嘀咕咕说是陈妮娜放的火。公安局听说了，还真查了一阵子。没有证据，不了了之。上海混烦了，便跑到布拉格来。中国人常说人不可貌相，真是一点也不差。这陈妮娜白白净净，温温柔柔，美丽丰满，见了生人不多言不多语，甚至有些腼腆。

　　谁能把这样的一个小女子和那些月黑风高的勾当联系起来？

　　陈妮娜把黄文渝纳为裙下新宠之前，还与一个姓申的无锡爷儿们有着密切的床第关系。这位申先生一脸倒霉相，四十多快五十了，个儿头不高，烟瘾极大，胆小如鼠。不论什么事儿都要从头儿说，啰嗦得很。家里有老婆有孩子，自己一个人在布拉格混。

　　陈妮娜虽然有了新宠黄文渝，但也不弃旧欢申先生。仨人同住在一所大房子里，春光无限，其乐融融。这三个人的丑事儿在布拉格华人社会一时传为笑谈，有刻薄的便说这俩爷儿们是按一、三、五和二、四、六值日。星期天怎么办？星期天该吕辉上岗了。

　　对了，忘了介绍这吕辉了。

　　吕辉也是上海人，家里也有老婆孩子。要在陈妮娜身上讲先来后到的话，吕辉绝对是头一个。但这吕辉性格剽悍，好勇斗狠，不好驾驭，陈妮娜便松了手，另外收编了老申。但多年的被窝儿凉不了，没准儿什么时候还能用上他呢。所以陈妮娜依然和吕辉保持着性关系，而且是奉献型的——只要吕辉需要，她立即服务。说实话，她也喜欢吕辉身上那股野性。老申倒听吆喝，指东不敢西，却不是一个能干的主儿。因此黄文渝一出现，迅即被陈妮娜拿下。陈妮娜很满意——到哪儿去找这么合适的男人呢？除了听话以外，还特别能吃苦耐劳，开着大货车从早跑到晚，风里来雨里去。老申能这么干吗？那小子懒得筋疼。天天回来把所有的钱都交到陈妮娜手里，自己一个克郎都不揣。人也年轻，上了床自然比老申能折腾——毕竟是童男子嘛。

　　陈妮娜感到这样的日子很惬意。

　　就在这个时候，黄文玉来了。

　　黄文玉这人除了促狭、自私、嫉妒、乖戾以外，还有一个怪毛病——自以为漂亮。布拉格凡认识他们兄妹的中国人无不惊呼造物无情：一母所生，哥哥浓眉大眼，妹妹却难看成这个样子。都说兄妹换了才好，男人嘛，丑就丑，怕什么？女人总归要嫁人的，这么难看谁会要？

　　但黄文玉浑然不觉。她曾对我叙述她的上海风光时代：

　　“我从小又聪明又漂亮，可受宠呢。”

　　“我骑自行车上班，后面总跟着一大片小伙子，可烦人呢。”

　　我听了倒吸一口凉气，想起不久前与从德国来的一位北京朋友在街上和她相遇，说了一会儿话走了，我那朋友一脸坏笑地说：“这位小姐是处*女。”

　　“你怎么知道？”

　　“这么丑，哪个男人会来碰？”他说。

　　黄文玉初来时便住在哥哥和陈妮娜的香巢，哥哥和陈妮娜睡在一间最大的屋子里，而她和老申则各自蜷在小偏房。每日哥哥和陈妮娜开车跑外地市场，老申便在家里打扫卫生兼做晚饭。黄文玉不能闲着，陈妮娜在一个小市场租了个摊位，让她去练。不是给自己练，是给陈妮娜练。收入都要交给陈妮娜的，就像她哥哥一样。

　　黄文玉天天早出晚归，辛苦倍尝，回到家里还要低眉顺眼地看陈妮娜的脸色。寄人篱下，其状颇为不堪。

　　也合着该她出事。

　　黄文玉的摊位旁边也是一个中国女人，黄文玉从来不答理她，因为她长得略有几分姿色。每逢她从黄文玉身边走过，黄文玉总把一双小眼珠子吊到脑门儿上不下来。

　　这天不知怎么回事儿，这位女士与市场管理员发生了争执。鸡同鸭讲，谁也听不懂谁的话。市场管理员急了，便叫来了警察。

　　警察要过那女士的护照、绿卡、公司营业执照，一边儿看一边儿问：“do you speak english（你会说英语吗）？”

　　那女士结结巴巴地说：“a little（一点点），……just a moment please（请等一下），……my friend understand english（我的朋友懂英语）。”说罢，她跑到黄文玉面前，求她代为翻译一下。

　　黄文玉懂点英语，她也听过黄文玉有时用英语跟顾客交谈。

　　黄文玉又把眼珠子运到脑门儿上，嘴里轻蔑地吐出两个字：“不会。”

　　市场管理员与那位女士的争执不值一提，值得一提的是那位女士与黄文玉的争执。

　　那女士和布拉格华人黑社会老大过从甚密，早就看黄文玉满脑门儿转眼珠子不顺眼了，今儿又受了窝囊气，摊儿也不练了，点着黄文玉的鼻子尖儿说：“你给我等着！”开车去了。

　　不大一会儿，山呼海啸地来了两辆车。从车上跳下四五条汉子，在那女士的带领下，直奔黄文玉的摊位而来。

　　也不打也不骂，只是问：“自己练还是给人练？”

　　黄文玉知道大事不好，早把眼珠子复了位。乖乖地回答：“给人练。”

　　“给谁？”

　　“陈妮娜。”

　　“电话号码？”

　　黄文玉嗫嚅着说了。

　　就当着黄文玉的面，一个电话打过去：“陈妮娜吗？我，黑三儿。那谁，……你叫什么名字？”他问黄文玉。

　　“黄文玉，是给你干呢吗？是就好，她欺侮我的人了，拿两万美子来吧。”

　　山呼海啸地去了。

　　晚上回到家，陈妮娜顾不上问原委，先劈头盖脸把黄文玉臭骂一顿。说你惹谁不好你非惹黑三儿？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在乌克兰杀了好几个人，他在内蒙古下乡学会的杀羊，杀人也用杀羊的办法，一刀一个，你找死呀？

　　说罢开车走了，一夜未归。

　　黄文渝躺在床上叹气，黄文玉坐在一边儿抹眼泪。

　　数老申开心，在小偏房里吱吱呀呀唱起了黄梅戏。

　　第二天中午，陈妮娜一脸倦色地回来了。黄文渝兄妹忙不叠地端茶水拿拖鞋，只觉得她身上是一股烟气酒气臭气。

　　陈妮娜往沙发上一仰，问：“老申呢？”

　　黄文玉赶紧去喊老申：“陈姐叫你呢，还不快去。”

　　老申趿拉着拖鞋进了屋，“妮娜，你叫我？”

　　陈妮娜拍拍沙发，老申便坐下，问：“事情怎么样？摆平了吗？”

　　陈妮娜说：“不说这个。老申呀，你得搬家了。道儿上的朋友都笑话我，说我劲儿太大，两个爷儿们一块儿伺候。太难听了，你还是搬走吧。”

　　老申拉着脸说：“好吧，我这就去找房子。”

　　黄文渝挺高兴，说：“还是你有办法，我看这布拉格就没有你摆不平的事。”

　　“别他妈给我灌**汤，”陈妮娜火了，“从两万美金砍到八千，小赤佬再不肯降了，还陪了人家一夜！”她愈说愈气，指着黄文玉的鼻子喊：“侬今天就走好了，阿拉不愿意触霉头，小赤佬们说了，侬是一只垃圾！”

　　黄文玉就这样离开了哥哥。

　　黄文渝还是心疼妹妹的，给她找了一间小房子。房东是个寡妇，守着丈夫留下的一座house靠吃租金过活。又把她介绍到平素和陈妮娜有些生意往来的一位华人老板那里去打工。

　　这位华人老板姓许，出国前是河北省一所中专的英语教师。夫妻二人本来已经移民澳大利亚，见这边生意好做，便又双双飞到布拉格。许老板斯斯文文，待人谦恭有礼。黄文玉工资虽不算高，但日子过得轻松写意。老板还拿钱出来送她去学捷克语，她又美得找不着北了。老板是河北人，有时就有些河北的同乡来玩儿。有一回，黄文玉对我讲起她自以为开心的一件趣事：老板从奥地利来了一个朋友，他问我是哪儿的人，我说上海。我问他是哪儿的人，他说邯郸。我从没听说过这地方，就问邯郸是哪儿呀？他笑了，问我是什么学历。我说高中。他又问你们高中学过柳宗元的《黔之驴》吗？我也不记得学过没学过，就说当然学过了。他说邯郸就是黔，这回你记住了吧？我说记住了，你们就是那驴呀！大伙儿都乐了，说黄文玉你要笑死我们了。

　　我也笑了，想告诉她人家是拿她寻开心，但终于没说。

　　好景不长，她突然不在那儿做了，自己跑到一个小市场练起了摊儿。我问她为什么？她吱吱唔唔的，那意思好像是老板太太吃她的醋。

　　怎么会呢？我不信。

　　老板太太我见过，端庄大方，知书识礼，和她不是一类人。

　　那时汪虹早已回国养伤，我一个人在布拉格闲逛。有一天，我开车路过她寄居的那座house，便停了车，想看看她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