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贞十三年大明的军事力量基本没变，仅仅是乡兵减少十个师。军费支出计划因为要远征漠北，再次突破到三亿贯。又因为远征漠北及联合国军的诸盟国需求，军工产值一度达到一亿两千万贯。
是年，山中逃民纷纷下山入籍，在籍人口达到五千六百万人。岁产值突破二十四亿贯，岁入五亿一千万贯，岁支七亿四千万贯，累积财政赤字三亿七千万贯，堪称世之所无的富足繁华。
总之，乾贞十二年在先后解决了辽东、朝鲜、李全几股“叛乱”之后，随着教主吕留年登基，大明的权力板块真正形成了明王、内阁，与教主、国会山两大阵营，四大板块攻防、互动状态。
教廷有了教主，从此组织发展日趋壮大。国会山找到靠山，立法督政的底气越发充足。明王摆脱了国会山的戒备，终于可以四处狩牧天下、视察地方。
最吃亏的却是首相李大有领衔的内阁，因为他们忽然发现，随着大明权力架构越来越完善，版图的越来越广阔，内阁的权力却在迅速虚化。
因为对蒙作战的关系，军方的大本营现在显然是在太原和朔州。兵部、枢密院更多是担当起大后方的物资供应角色。对于前方战事，他们缺乏第一手的信息，因此即无力参赞，也不便参赞。
话说如果最懂军事的明王、卫将军都闭嘴了，难道你比他们还牛掰？说起来要被人笑话的。
内政上，新归附地区在内阁派驻总理衙门的调整下，都在努力组建地方议会，改造执政体系。内阁实际上的工作也就是对照检查有那些领域达到了内阁制定的准入门槛，做一些指导建议，然后写出考察报告交国会山、三相、枢密院等参详考量。
但是如前文所说，这就涉及到现有大明的权力格局问题和权力调配问题，因此进度相当缓慢。总之，直到所有明联邦成员国都通过各自国家的批准正式申请加入后，大明的国会山才匆匆加快了中原、河北、河东、辽东各郡的批复进度。而其实到了那个时候，批不批复也就那回事了。
因为那时的内阁多数权力部门都被逐渐荣誉化了。和平时期，内阁总理事这样一个之前临时派出的内阁幕僚职务如今在主导大明的国家治理。
这是可以理解的。长期没有战事，那么勋爵就会逐渐匮乏。国会架构却是不能随意变动的。那么就需要产生新的权贵阶层补充勋爵不足，还有什么人能比那些退休后的官僚更适合的吗？
他们代表的不就是即得利益团体的意志嘛！而且他们相比早期的议员更加熟悉朝堂运作，玩起权谋来也比那些草莽议员更加得心应手。这些人有效地补充了创世时代那群天之骄子的智慧损失。
真要到了战时体制，内阁、七部、枢密院等机构也可以迅速充实权力，平素德高望重的官员、宿将们将四处讨伐不臣。
总之，除了明王很高
兴，教主很无奈外。国会、教廷、王室都是这一波权力调整的赢家，而内阁则是最大输家。
这是大家都乐意看到的，内阁主政三十年，无论它多么兢兢业业，都难免机构老化、蛀虫丛生的弊端。连根铲除或许会误伤很多正直的官员，但肯定也会消灭更多的官场蛀虫。
或者反过来，按照国会某些议员说法，把这些官员排队逐一枪毙肯定有冤枉的。但要是间隔一个枪毙，那肯定会漏网很多国之蛀虫。
在大明，内阁中层官员们的权力开始最大化，越往上跑受到的钳制就越多。因为内阁主动把实权下放中层，所以贪官污吏的贪腐链自然支离破碎，很难形成从上到下的那种全民腐败现象。
国会山真正发挥了磨盘的作用，不但碾压内阁官员们的精神世界，也碾压内部的权贵、勋爵们的财富世界。事实上，后来真正能够参选国会山议员的，其身后都有着各种的实力支持。
如果说以前还因为缺乏理论上的体系支撑的话，那么随着教主的登基，这块短板也已经补齐。
首先，要参选议员必须忠于教主，获得圣教信众的身份。其次，还要获得大批志同道合者的选票支持。方信孺是第一个利用卫将军的影响力，组织了东海、淮南两郡议员成立“工党”组织的人，自称代表了工商、中产、科技等精英人群，大获成功。方信孺也如愿拿到议长的身份，一时权倾朝野。
有样学样，泗水、平原、北海三郡曾经置于明王的节度辖区，一向互为奥援，有着天然信任渠道。他们就高举左使的《六论、一录》旗帜，组建了“四民党”与工党抗衡，若说他们的群体来源，其实比工党还普遍，但却唯独不代表基层的利益。
因为这个四民党的成员基本就是商人群体出钱，下层崇拜皇权的百姓出力，所以是完全代表了大明王族七大家、以及那些顶尖权贵们的意志。
琅琊郡为大明首善之地，勋贵云集，他们也有自己的诉求。但有些东西毕竟不好大鸣大放，组党就算了，而且也未必真有多少人支持。
干脆另辟蹊径，他们成立一家律法协会，保卫自己的某些特权。为什么欲说还休呢？因为大明的勋爵体系，封王、封侯等勋爵都不涉及具体封地或户口，而是折算相应的保利商社股权给你。
要说大明的勋爵体系也是代代递减不假，但递减速度很慢。特别是开国侯去世时都要追封为王的，他的儿子自然就要承袭国侯，然后郡侯、郡伯、县君下来，最少要五代才算完事。
其他的爵位也是，国侯去世进开国侯，儿子就承袭郡侯，然后郡伯、县君等等下来。
但无论勋爵的名位怎么减，他们这些受封的保利商社股权的却是永久存在的，不会无故削减。因而，单纯就大明勋爵的含金量来看，实际上比南北两朝每代递减爵位，同时递减封户实惠多了。
不过其中大约有两三成左右的份额属于养爵钱，具体比例是要根据你受封、承袭的勋爵地位实际计算的。这部分钱也只能由每代的嫡长子继承。
但是这里面也有个问题，就是大明关于私产继承的法案是参谋了汉武帝的推恩令而出。除非你家世代单传，否则有几个儿子算几个，家产是要一代代平分的。甚至连女儿都有继承权，只是分产的比例低一些，大约是儿子分产的三成左右。
家族嫡长子也就是多继承一样东西，那就是爵位，以及为养活爵位体面所需的养爵钱而已。基本上三代人以后，就要平民化了。
民间的家业继承法也是如此，那些世家、豪门之家都要这么执行，这就很要命。此后想在大明维持一个豪门巨族，就绝非容易。除非你的家族能精英辈出，不停地建功立业，但这又何其困难？
何况，国会山始终都在不怀好意地打压王族、豪门、世家势力？因此，每到勋爵世家等家族承继家产、势力分派时候，都会少不了很多的内部争论，却又不敢当真诉讼到国会、内阁去。
那么找个中间人评理，就再正常不过了。潘景良自从为儿子潘子善辩护私离岗位后便被国会山剥夺公职，但也总算钻到大明律法空隙，为儿子潘子善成功辩护，捞出一条小命。
此后就有不少喜欢打官司、分家产的人找他帮忙指导律法。然后他在潜心研究大明律法后，真真吓了一跳。大明的律法漏洞太多了！
作为大明立国基石之一的潘氏家族，自己可以为儿子生死钻律法漏洞，但他如何愿意看到别人也来当蛀虫呢？所以就自费成立一家民间性质的“律法协会”。专门研究大明律法问题，顺便也为人做些律法辅导、辩护营生，收些费用来维持协会的日常运作。
初始还担心被官府误会，特意让妻子吕华年拜会叔婶吕祖安夫妇，不料却被大加赞赏。不但欧阳自荐挂名协会理事，左使更是亲自展毫，大大的丑书题名“景良律师事务所”。
要知道，眼下在全大明能得到吕左使题笔丑书待遇的，除了“景良律师事务所”，便只有“岚山银行”而已，当真是殊荣无比。
吕祖安认为潘景良的协会性质与时下的那些讼师不同，作为服务大明民间，推广大明律法普及的“律法协会”的从业人员，应当以“律师”相称。
这让潘景良非常振奋，此后更加努力投入到大明律法的研究中。
自此，国会山、内阁都实际上进入了四民党、工党轮番上阵，群魔乱舞的无序状态。有时是工党把持国会山，四民党则把持内阁，有时则反之。甚至也不乏某一党派在某次大选中一统国会山、内阁的局面。
然而得意忘形，就免不了会有不少把柄被人踩住。律师协会递上诉状，一个个提溜出来置于大理寺的明镜高悬之下，纤毫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