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淮南局势变化的消息眼花缭乱，那当真是过山车般的令人荡气回肠。单纯西北方面的战事略加盘点，岚山就发现自家可算吃了大亏。陵州阵亡一位昭武校尉，一位振威校尉，所部厢军三千三百二十五人，活下来的连伤兵都算上，不足九百人。而且生存者也大半带伤。

　　沧州昭武校尉潘子善不战而逃，两个厢军指挥旅六千六百五十人溃散，知府高友战死。利津游骑将军吕寿年携数十位校尉级军官，一个禁军指挥旅三千三百余人也是一哄而散。

　　两地遗弃军械足足可以装备大军万人以上！而且其中近半是禁军装备，全给扔了。虽说本次察合台还找不到内行人指导使用，大明军阵总算没有被自己的制式武器饱和攻击，但下次呢？

　　枢密院发下严厉军令，所有沧州、利津的逃亡守军家属一律拘拿看管，允其将士在十二月十五日内到廷尉寺自首。当然那些在昌邑参与会战的逃卒也早经辅广进言特赦，或以军功抵罪。

　　但吕寿年、潘子善就没这个好处了，二人当时虽然也被辅广劝留在昌邑战场，依然被锦衣卫强行拿下。此时经枢密院卫尉寺审理，认定二人临阵脱逃，后果严重，按律当处斩刑。

　　斩杀自己的高级军官，这在大明历史上还属首次。

　　吕祖泰老泪纵横，自己英武一生，怎么就生了这么不着调的儿子啊！

　　潘景良急急从淮南请假赶回岚山，上下打点，看看有没有办法能留下宝贝儿子的性命？但这事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朝野群情激愤，任你哪个议员也不敢站出来说和这事。

　　而且，潘景良为自家儿子私事，战时从滁州前线的知府位子上请假，这影响也着实太坏。加上平时他就不太招见人，就此被方信孺示意淮南郡议会提出弹劾，剥夺职务，而且通报大明，永不述用。

　　潘景良对于自己被免职一点意见没有，但对儿子潘子善临阵脱逃，被卫尉寺判处斩刑绝不接受。为此他几次三番赶到大理寺申诉，以大理寺为天下最高释法院为由，要求大理寺重审此案。

　　这带来一个问题，大理寺究竟有无权限干涉、或管辖卫尉寺的军事法庭？这个绣球被大理寺踢给了国会。因为即便是大理寺的官员，也是赞同斩刑的！

　　国会议员同样认为这俩货该斩，如果一定说有异议的话，也不过是该斩几次而己。

　　但即然涉及到两部门的辖权问题，就需要认真分辨清楚了。

　　法理上，国会是立法机构，大理寺、卫尉寺都是释法、护法机构。一为民事，一为军事。因此在不涉及对方辖区时，他们是互不干涉也互不管辖的。

　　这个决议出来后，潘景良的上诉无效，议员弹冠相庆。

　　潘景良在上缴了一笔败诉费后，再次正式向大理寺提出新的诉讼。理由是潘子善在沧州不战而走，是因为军阵对面冲来的是自家沧州百姓而不是蒙胡敌军。

　　大明律法中有官府、军伍不得无辜欺压、残害百姓之条文，因此潘子善的不战而走是遵守了大明律法。哪怕这些百姓身后是蒙胡军队，但其时大明并未对蒙胡宣战，也就不能认定为敌人。

　　既然本案涉及到民间百姓，那么自然需要大理寺出面审理。

　　无论如何，在潘景良的人生是非观里，儿子是亲生的，那么对错就需要先放一边。要紧的是赶紧从卫尉寺那种杀材刑狱里先捣鼓出来，话说军法可不是他老潘能够影响的地方。何况，卫尉寺又甚时候讲究过执法程序？那是一言不合就要杀头的地方！

　　大理寺再次要求国会说明，如何介定百姓和敌人的身份？

　　议员们咬牙切齿，一番论辩后诀议答复，未经通报和允许，进入大明辖区内之外来军队，均应视作敌人。无论是否宣战，军人之职责，就在保家卫国。至于出现阵地前方的百姓，不听从军伍劝阻或按军伍指定方向疏散的，就不再是百姓。

　　只要拿起武器攻击大明军阵，向军阵攻击的，那就属于敌人，无论其自愿与否。

　　反正你潘子善死定了!

　　潘景良不曲不挠，败诉后第二次递交败诉费，然后第三次向大理寺提起诉状，即：

　　今国会决议己出，自当制裁以后事。但潘子善事件明显是在国会议案前发生。则先案自然不应受后法制裁。因此潘子善有权认定他军阵前出现的是平民，即然涉及平民，自该交大理寺载夺。

　　“难道这潘某人就认定我大理寺不能杀人吗？”

　　大理寺判官宋慈愤然道。他虽

　　然是吕金环的夫婿，与潘氏有姻亲。但他宋慈更是大明的良心，大理寺的官员！

　　为此，宋慈迎难而上，亲自北去昌邑、沧州、利津等地了解情况，又多次走访投案的溃卒取证。逐渐还原了当时沧州、利津溃败的实景。

　　对于案卷的阅读及当事人走访，宋慈对潘子善临阵脱逃的事实认定存在。因为同样态势，陵州军人选择保存百姓，坚辟清野。以自己的牺牲换来百姓安全，也阻止、迟滞了蒙胡的入侵。

　　如果潘子善临阵脱逃无罪，那么陵州刘庆福、国安用及其所属军人的英勇抗击又算什么?

　　至于对敌人的认定，自己的百姓都被对方杀虐、胁迫了。这样的敌人还不算敌人，那么谁是敌人？难道军人之职责不就在于保护平民吗？

　　那些平民辛苦耕种工作纳税，军人就该保护他们免遭敌人的迫害，这正是大明立国契约的基础。是早就写进大明临时律法的！可说是立国之本。

　　案例惟一漏洞在于，之前的大明军律中的确没有关于百姓和敌军的介定问题。此外，卫尉寺认为辅广牺牲也要潘子善担责任就有些牵强。

　　战争是一个连续行为。每个人尽到自己职责就己经屡行了大明律法赋于的义务。比如辅广即然统军拒敌，无论胜败，只要他忠诚屡行责任，那他就完成自己的的使命，不应对后面的结果负责。

　　这也是汉朝李陵弹尽粮绝，投降匈奴后，武帝杀其全家后引起非议的主要原因。因为李陵己尽过一个军人的职责了，他没有辜负汉恩。他是箭镞、粮食断绝后才降敌活命的。

　　武帝与其追究他的降敌，不如去追究是谁让李陵箭尽粮绝的，为什么没能给李陵救援？从这方面说，是汉家先抛弃了李陵才对。

　　当然，战争永远是殘酷的，李陵的投降行为也不应被鼓励。

　　所以，在他降敌的同时，就意味着他放弃了汉家身份。他降敌后就己是敌国民众，那他在汉家亨受的所有报酬，福利，名誉自然都应剥夺。如果他再出现战场上，他将成为敌人。

　　假如他任职敌国的话，壁如金国降蒙的郭宝玉一流，自然也是敌人。但如果他没有在敌国任职，那他将被当做敌国百姓对待，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