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商帮和山陕商帮对大明经济的影响力，那是有着悠远的历史的

　　任何经济体系的形成，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

　　但边地苦寒，人烟稀少，数量庞大的边防军每年耗粮以万千石计，需布数十万匹，自内地调运费时费力，民多怨言，政府财政也不堪重负。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采纳谋臣建议，实施食盐开中新政，将实施千年之久的政府食盐专卖制度网开一面，允许民间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换取食盐经销的许可证盐引，大约30斤粮食可换一份盐引，而且是当时质量最好最能赚钱的淮盐引。

　　朝廷国退民进，让利于民，淮盐价贵，商多趋之，边防军需难题一举解决，而坐享地利的陕西商人，得益最多，自此冒起。原来陕西八百里秦川，沃野千里，自古为中国粮食主产区。如明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陕西官仓存粮近1100万石明代一石约为90多公斤，足够支付驻防官军俸粮三年，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全国260个府中，按税粮多寡排名，西安府仅次于号称粮仓的松江府今上海市一带，位列第四。如此看来，输粮换引的食盐开中法，等于是为陕西商人量身定做的倾斜政策了，一时间，关中产粮区的农民们掀起了进城经商卖粮贩盐的热潮。

　　相比之下，山西历来缺粮，山西商人要享受食盐开中政策。只有推着独轮车到山东买粮。再贩运边关。是为颇费周折的买粮换引，而徽州远离边塞，山高路远，徽州商人更无力参与其中。这也是明朝初年陕商比晋商徽商起步较早的重要原因。

　　但陕西商人独享的特区政策，到明朝中叶为之一变。明弘治五年1492年，主管财政和税务的户部尚书叶淇上任不久，就将输粮换引的开中法，改为以银换引的折色法。也就是说，商人不必再千里迢迢送粮食到边关，而是直接拿出白银购买盐引，即能获得贩卖食盐的许可。叶淇是山阳人今江苏淮安，此举显然打破了陕西及山西等边商固有的优势，给了地理上更接近两淮以徽商为主之内商进入利润丰厚的盐业经营的良机。

　　自此，留在西北边塞种粮食已失去经济上的意义，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一起，纷纷来到运河沿岸的两淮食盐转运枢纽扬州，成为专业盐商。据记载。当年会集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下500人，名声显赫者有三原之梁。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潼关之张，他们兼籍故土，实皆居扬，这标志着一个冲出潼关走向全国的陕西商帮开始成型。

　　正是在扬州，他们与蓄势已久雄心勃勃的徽州盐商狭路相逢了。

　　明代科技名著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曾写道：扬州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清代陕西文人也称淮盐以西商为大宗。较早研究中国商帮历史的现代日本学者藤井宏则指出，在明代，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实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

　　明代传奇家冯梦龙编写的醒世恒言中，有脍炙人口的名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面写到的富商孙富，便以寄居扬州的山陕商人为原型。同时期人撰写的各类文学或戏曲作品中，不时闪现山陕商人的影子，足见他们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容忽视。聚集扬州的陕西盐商，出于保护自身共同利益的需要，出资修建了陕西会馆，后来为了对付徽商的竞争，又与山西盐商合资共建山陕会馆。那时候，山陕商人实力仍然强横，徽商不时要从他们手中购买盐引。山陕会馆独自建在靠近运河的大东门东关老街，而徽州及湖南江西岭南等商帮会馆，扎堆于新兴市场小东门一带，反映出商帮势力兴起先后的历史轨迹。

　　另一首明代扬州竹枝词唱道：盐客连穑拥巨财，朱门河下所藏生。乡音秦语并歙语，不问人名但问旗。秦语就是陕西话，歙语即徽州话歙县为徽州一府六县之一。可见陕商徽商，皆为扬州繁华商业主力军。据记载，当时两淮八大总盐商即盐业公会领袖中，西商徽商，各占其四。

　　常住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仅经营淮盐，还将业务扩展到典当布匹皮货烟酒等行业。但既占地利又得人和的徽商异军突起，咄咄逼人，且因其左儒右贾的传统，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动辄喜欢发起诉讼，与山陕商人屡屡发生商业冲突。据史料记载，在南人即徽商与边商即山陕商人的诉讼案中，前者往往能得到官方有利的判决，在争斗中占据上风。

　　明朝中后期万历年间编撰的扬州府志，记录了这种微妙的趋势：扬州皆四方贾人，新安徽商最盛，关陕山西江右江西次之。

　　不知道为什么，越是跟这个检大人接触的久了，史可法越是觉得这个检大人不管是办事，还是说话，风格都跟皇帝一模一样的

　　但史可法是不敢将检大人跟皇帝联系到一起，毕竟皇帝不可能会私自出京吧他也猜测检大人除了王承恩外甥的身份，应该还跟皇上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只是猜不出来是什么关系。

　　检大人，这一次性杀这么多人，我们的人马上补进去，一切都按照京师的行政体系来吗史可法这两日也是忙得焦头烂额，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准备，也没有任何的交接少了上千官员之后的空白，就要由他带来的这一百从九品给补上去而这些人本身就是生瓜蛋子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