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辰后，这五个人苦着脸，但脸色比哭诉时好很多了。那时候他们像是马上就要被砍头了似的，现在的脸色像有了一线生机。
五人走后，韦县令对旁边站着的管家道：“你觉得我做的对不对？”
管家道：“大人做的当然是对的，这些人虽然辞官了，但既然御史衙门下了公文，他们肯定是要去应诉的。至于大人安慰他们的话，我想也是让他们不逃跑必须要说的。”
韦县令摇头道：“不是安慰他们的话，是实话。御史衙门不一定会杀他们，就算他们定罪也不一定会杀，况且他们现在已经辞官，况且他们也并没有做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最严重的的判罚也不过是关个几年罢了。”
其实韦县令跟他们说的并不复杂。主要就是两点，第一，告诉他们总理衙门让你们去，不一定就是去治罪于你们，你们不要总觉得去了就是死。你们是什么小鱼小虾，还不值得总理衙门大动干戈，说白了，没必要专门为动你们而下文。也就是说，总理衙门有它的考量，陈大人肯定是要你们去配合一下，如果你们不去，别人都去了你们不去，反而更容易让总理衙门注意到你们。第二，百姓们告你们的状，你们正好去申辩一下，毕竟很多事很多状子，百姓们可能并不知道情况。你们去解释一下或许还对你们更为有利。百姓们是受害者，你们认错态度一定要好，我这话说的你们要记在心上，要想明白了...
这么一说，这五人就点头说那我们去，我们肯定要去跟陈大人说清楚我们已经悔过了。
其他二十一个人里，都还在县衙里任职，其中有小部分是被韦县令新提拔的，剩下的都还是之前曹琳手下的人。
总体来说这二十六个人无论是在职或者是不在职的，原来所在的职位都不是很重要，可以说都是无足轻重的。区别无非就是有些衙门油水捞的大点，有些衙门油水小些
没什么可捞的。
至于那些案子，在交上去状词之前，韦县令就都看过了。别的城他不知道，但巴中城很多案子其实不是官吏贪污的事，多数都是跟百姓产生了利益纠葛或者发生矛盾，然后官吏就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去解决矛盾，而不是走正规的路子。所以被百姓告了。而且所有案子都不大。都是些并不大的案子，但也没小到不值一提的地步。百姓们告状也是借着当下的一股风潮。
所以韦县令认为这些人的结果并不会杀头抄家，那么在这个前提下，这些人去成都御史衙门把这件事给彻底了了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起码之后就不用再夜不能寐的担心，可以正常过日子了。
至于其他城池，同样的事情也在发生着。
只不过与这场风潮的起始地巴中城不同的是，其他城池有些地方就有些暗流涌动了。
比如说宾州城，这个城被百姓们告的是县令大人。在之前御史大人下来收案子的时候，在宾州城开了个临时让百姓们告状的台子，然后百姓才敢来告状的。
百姓们各自在家写好状纸，然后一起来偷偷的交给御史大人。看着御史大人收下他们的状子，并且对他们的名字和住处以及一些基本信息进行登记的时候，他们有些害怕。但看出他们害怕的御史大人说：“你们不用担心，我是御史台派遣下来的御史，是受圣上之托，绝不会干违法乱纪的事，老乡们放宽心就是，绝对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交待！”
但是给宾州城的行文跟下给巴中城的文就不一样了。
因为是宾州城县令要去成都，所以给他的措辞就要很注意了。你不能让县令觉得大难临头了，你得让他觉得让你来是调查问题的。你更加不能让县令发现是有百姓告状了。这就很考验写这个行文的人写文书的水平了。
这个对陈乐天来说是很难的事，毕竟他的文采是很
差的，从小到大读书不少，但一到写文章就头疼。更别说吟诗作赋了。至于写一篇洋洋洒洒的可以让人看起来心情舒畅的文章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但这些御史大人厉害啊，他们平时就专门干这个，一年到头十二个月至少要写五十篇文章以上，这还是少算的，只算最后呈交给中丞大人的定稿，至于平时跟同僚之间的互相切磋，互相学习，还有写给中层的文章更是数不胜数了。
他们这些人要达到的标准是每个人都可以写一手漂亮的奏折，呈递上去让陛下看的那种。
御史台专门写奏折的人，作为御史台的官方意见。这些人都是要轮流担任的，甚至整个御史台所有御史都要不定期的担任。
所以他们写这个就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了。
陈乐天把要求简单的说了，一来就是要让犯罪的县尊们看到这个召令，不会立刻就吓的屁滚尿流，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跑。也就是千万不能让他们觉得自己死定了。一旦他们觉得无路可逃他们就会逃遁。虽然逃遁也不一定就能逃得掉，但还要去找去抓就麻烦的很了。所以陈乐天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要求就是给他们希望。
要在无形中悄悄的润物细无声的传达出一个中心思想，你们先来总理御史衙门再说，其他的不用多想，多想没用，首要任务就是来跟咱们好好聊聊，问题说清楚就行了，别害怕。
并且这个政令是由陈乐天让漕帮人去送的。
送信的事让漕帮在私底下做做还是可以的，这些事都是封山在安排，所以御史大人们并不知道是谁送信。
他们本以为至少要半个月的时间人员才能聚齐，但实际上只用了十天不到所有人就到达了成都。如此可见漕帮的人手是有多么的庞大，漕帮的消息传递速度是有多么的快。而这些都只在秘密中进行，没人知道漕帮出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