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后不向任何反对她的势力退让的态度是坚定的，是一以贯之的，如同她在牵涉到重大切身利益从来就没有退让过一样，她不会在武力威慑面前妥协。这一点，作为长期在武后身边的的裴炎是最清楚不过的。
武后根本不会相信，在以武力相胁迫条件下的求和与退让，能够化干戈为玉帛；也不相信，他们拥戴中宗这样一个羸弱的皇帝，在她还政皇帝之后，能够俯首称臣并保她独善其身。这是一场类似于清君侧的举动。武后认为，作为一个饱学之士，裴炎不会不了解历史上所谓清君侧的后果。
早在汉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忧虑宗室诸侯强大了朝廷不能够制服，为了稳固汉室，他向皇帝陈述诸侯的罪过，请求皇帝削减他们的土地，收回他们的旁郡。他的请求得到皇帝的认可。于是，晁错针对如何限制诸侯，修改的法令有三十章。
晁错的举动，令诸侯哗然。之后，吴、楚七国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起兵造反。危急关头，大臣袁盎明知吴王有阴谋，却请皇帝杀晁错以安抚七国。
结果是，杀了晁错，吴、楚七国并未就此而退兵罢休。原来，吴王蓄意谋反已有几十年，这次因削减他的土地而发怒。他利用诸侯维护自身利益心切，联系其他六国起兵。
显而易见，在吴王那里，起兵本意并不在晁错，而在于以清君侧之名，行撷取皇位之实。看清了吴王的险恶意图。最后还是景帝派重兵对他们进行围剿，以杀叛军十余万并吴王被追杀、其他六王失败后自杀为结局。才使这场七王之乱得以平息。
然而，汉景帝听信那个嫉能妒才的大臣袁盎的谗言杀害忠臣晁错。却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前车之鉴，裴炎可以置之不理，武后却不能不高度警惕。
她既不能轻信宰相裴炎之言，又不能对打出拥君旗号的造反者有任何的侥幸之心；即便还政于皇帝，也不能由他们来左右，何况在武后的远大目标中，此时根本就没有还政于皇帝的打算。
武后问策裴延，并不是她要借助裴炎的智谋，她知道国难当头。作为当事者，靠的还是自己的能力和主见，她所需要的只是裴炎的一种与己合作的态度，并通过裴炎的态度来影响其他大臣，与她共度难关。在失去重臣裴炎支持的时候，武后只能直接面对这场叛乱危机。
这是自大唐开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内乱，对武后来说，则是一场真正的生死较量，直接关系到武后今后能否在朝廷有立足之地。突如其来的冲击。前所未有的挑战，激发了武后放手一搏的巨大勇气。这种勇气来自她一以贯之的自信，来自她面对劲敌敢于挑战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刚毅性格。面对种种不利与不测，武后沉着冷静。从容应对，积极化解。
先是令楚州司马李崇福率所部三县之兵力以抗衡，随后。又针对徐敬业一伙打出“匡复唐室”的旗号，大胆启用大唐宗室后裔淮安王李神通之子李孝逸为统帅。侍御史魏元忠为监军，抗蕃名将黑齿常之为江南道大总管。七天之内调兵遣将三十万，锋芒所向，直逼扬州。武后的用意就在于要让天下人明白，武后是大唐江山的忠实维护者，已经得到大唐王室的支持和拥护。
正是这些深得武后重用、建功心切的宿将名士，在关键时刻大显身手，大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一个月之余就顺利平息了这场叛乱。这是取得宫廷之外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武后动用干戈处理内乱的第一次尝试，虽然是迫不得已，然而，她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胆量如愿以偿地战胜了自己的敌人。
这次平叛的成功，使武后明白一个道理，面对强大的敌人，不能有任何的畏惧和妥协，因为任何妥协都意味着姑息和怂恿，意味着作茧自缚自取灭亡。只有强势出击，血刃相见，才能威慑天下。
裴炎事发，武后命御史大夫骞味道、御史鱼承晔对裴炎进行鞫审。有御史崔察闻而上言：“裴炎伏事先朝，二十余载，受遗顾托，大权在己，若无异图，何故请太后归政？”意在附和武后、指出裴炎有异心。而凤阁侍郎胡元范却上奏：“炎社稷忠臣，有功于国，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
其他文武大臣证实裴炎不反者也不在少数。然而，此时的武后，对裴炎是否蓄意谋反已不愿再做深究，她所痛恨的是裴炎在生死攸关的时候对自己的背叛，虽然这种背叛可以以忠于李唐皇室的种种理由为其开脱，但对于深明治国之道的武后来说，却容不得她心慈手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李敬业的造反岂止是一个还政于皇帝可以了得！
在纲常伦理的天平明显向着他们倾斜的时候，一旦他们能够得逞，他们完全可以煽动多年积蓄的宗室仇恨，置武后及其追随者于死地。裴炎难道不知道那位临海县臣骆宾王，在那篇充满煽动性和蛊惑力的檄文里，不是以仇恨的口吻在声讨武后吗？
尽管武后很欣赏他的文采和才华，但那毕竟是杀气腾腾的宣战书！造反者能够得逞，那些只可利用不可信任的大臣在树倒猢狲散的情况下，又有几个不会反戈一击？
皇帝是自己的儿子，一旦受制于他们，即便裴炎他们能够辅佐扶持，李敬业他们这些靠武力制胜的家伙能够在皇帝面前俯首称臣吗？
她清楚地懂得，退让与妥协，其所否定的就不仅仅是她现在的行为，而是到现在为此的所有作为。那样，她所做的一切都会前功尽弃，一生的心血就会付之东流。多年的宫廷抗争。几番腥风，几番血雨。真正懂得治国之道的只有武后自己！
而其中的艰辛和凶险也只有武后自己才能体会。大唐江山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她半辈子斗智斗勇才得以传承。她的所作所为不允许她有丝毫的闪失。
她所能够承受压力和所担当的责任已经远远超过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她可以毫无保留地为大唐江山付出一切，甚至铤而走险；而裴炎他们所追求的无非是个人的声誉和地位。
一个默许属下造反，在关键时候又只求保全自己声誉、地位而置武后乃至皇室死活而不顾的大臣，哪怕有多大功劳，有多少人为其辩护，他都必须死，这就是最好的裁决！那些群起为他说情的朝臣也必须分化瓦解：凤阁侍郎胡元范、侍中刘景先下狱，宰相郭待举贬为太子左庶子。
宫廷法则容不得别人分辨，也容不得她有半点的心慈手软！时隔不久。单于道安抚使、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自认为战功卓著且手握重兵，是武后的得力助手，可以为裴炎鸣冤，便以密函向武后求情，武后再次果断出手，利用程务挺麾下偏将裴绍业将程务挺斩首于军中。
裴炎死了，死在他多年崇拜和追随的偶像手下。其实，裴延在喊出“请太后还政皇帝”的时候，就知道他同武后已经是恩断情绝。也知道其后果和结局。
裴延所要坚守的是大唐秩序，所要维护的是大唐正统，扬州叛乱事实本身已经与他毫无干系，他对大唐皇室对武后的恩怨是非就此作罢。能够守住的和不能守住的也就此了结。
他不想为自己申辩，尽管他有很多的理由可以为自己申辩，他是先帝高宗重用的大臣。同样也是武后重用的大臣。
然而，在如此局面下。除了事发当时支持武后，其事后所有的申辩都已经于事无补。况且他所接受的全部教育，他所恪守的伦理道德，不容许他对武后再做出妥协，这是他安身立命的全部依托，也是他作为忠于大唐皇室之大臣的全部操守。裴炎也曾妒贤忌能，伤害过朝中大臣，并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那是开耀元年十月，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裴行俭献定襄所获囚俘，他在明知裴行俭许愿囚俘不死才使他们投降的情况下，以“伏念是程务挺、张虔勖逼近营地，加上漠北回纥南向进逼，走投无路才投降的”上奏，杀阿史那伏念、温傅等五十四人于都市，令裴行俭感伤不已：“但恐杀降之后，无复来者。”裴行俭因此称疾不出。
这种妒能害功的行为，也曾引起朝中其他一些大臣的不满。尽管如此，与他对大唐皇室的忠诚和为朝廷所做出的贡献相比较，仍不失为小过，不会引起他更多的内疚。同时，裴炎多年从政，自然明白宫廷法则，更知道为官当政的风险。
如此等等，在他刚拘捕入狱，左右之人劝他对使者说些卑谦的话以保全自己时，他留下坦然的一句话，那就是“宰相下狱，哪里有再保全的道理！”最终没有屈节。这或许使武后乃至天下在他死后能够看重他的人格。
李敬业以“匡复唐室”的旗号起兵造反，也彰显出武后以太后之身临朝称制的尴尬。对已经掌握或操纵皇权的她来说，自然不甘于屈居于皇太后之位，在她心目中，大唐江山的继承非己莫属。因此，在扫除朝廷内外障碍和壁垒的有利条件下，武后加快了称帝的各项准备。
她几经淘汰，提拔了裴居道、韦思谦、苏良嗣、魏玄同等几位声誉俱佳政绩卓著的大臣为宰相，又重用黑齿常之、李多祚、权献成等名将，稳定了朝政；抽调精通法律的专门人才整理修改自唐初几十年来实行的律令，编成了《垂拱式》二十卷、《垂拱留司格》六卷及《垂拱新格》二卷；撰写《臣轨》成书一部，普赐群臣，以教为臣之道；吸取李敬业叛乱的教训，大力提高御史台的监察权，加大对地方官员的督察，在《垂拱格》中明文规定，监察御史、侍御史每年分春秋两次定期出巡全国各地，监视督察各地官吏。武后认为，在经历这场内乱并一路扫清政敌之后。代唐称帝已刻不容缓。
就自己为这个朝代所付出的心血而言，这是应该得到的名分；没有更为稳妥的退路。这也是最为明智的选择。只有明正言顺地称帝，才能使自己多年所付出的心血不至于付之东流。才能实现自己更为远大的抱负。
改朝称制的进程按照武后设置的步骤正在加快，一切都是乎得心应手。在经历了一场大扫荡大清洗之后，宫廷内外，为武后的智慧而信服者有之，更多的是为武后的强势而畏惧而膜拜。
于是就有上天垂像，就有瑞石出氾，如此等等。武后非常清楚，在一个崇尚力量、崇尚天命的时代，没有比强势作为的手段和君权神受的声誉更为重要。称制路上。她需要天下认可，需要有更多的人与她携手同行。
然而，她可以广开仕途，网络天下人才，却很难解开士子们的儒家情结。就在裴炎、胡元范、刘景先、郭侍举这些昔日的追随者分道扬镳之后，凤阁侍郎刘祎之又一个以维护皇权之名与她分庭抗礼。
作为北门学士之首的刘祎之，是武后多年培养并委以重任的大臣。这个以“推善于君，引过在己”的名士，其才华和人品深得武后信任。早在高宗晚年。协助皇帝处理朝政的武后深感朝廷人才青黄不接，自己在朝廷更是举目无亲、势单力薄。
于是，她沿用先帝李世民开设学馆、延揽四方贤士之法，招纳了一批位卑势微而又才学俱佳的学士。云集在自己的麾下，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北门学士。
北门学士的前身名翰林院，是朝廷集结合练、僧道、卜祝、术艺、书弈等人才的重要场所。亦是名儒、学士以术艺类常居其所（昭文馆），他们以各自的职能分门别类。由朝廷供养，直接为朝廷服务。
由于他们常于北门候进止。乾封以后，始号“北门学士”。武后利用这些儒学名士编纂文籍，又通过高宗让他们在幕后参预决策时政，以分散宰相权力，并以此培养他们的理政能力。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便是刘祎之。
还在少年时期，刘祎之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即以文藻知名，被时人号为刘、孟、高、郭，一同在昭文馆当值。上元中，刘祎之迁右史、弘文馆直学士，与著作郎元万顷、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韩楚宾等皆召入禁中。在武后的精心培植下，刘祎之与同为文馆的周思贸、元万倾、范履冰等这些被召入禁中的年青学士，一个个脱颖而出，成为武后的得力助手。武后善于扶持弱势群体，虽然这个群体并非都出身寒门，但他们没有特殊的背景，也没有任何爵位以资骄傲，但他们都是饱学之士，有着比常人更为远大的抱负。
在武后看来，任何才华出众而又有远大抱负的人，总有那种出人头地的渴望和实现远大抱负的欲求，他们寄希望于别人的发现和扶持，使他们的才华得以施展；而当他们得到发现和重用，其感恩之情不言而喻。
就当时而论，与朝中那些重臣相比，他们还只是一帮无足轻重的弱势群体。然而，弱势一旦被培养成为强势，就会成为不可低估的力量。
武后欣赏他们，是他们锐意进取，意气风发，文笔飞扬的士子才华，武后重任他们，是他们对朝廷对武后的耿耿情怀。他们恃才傲物不拘小节的行为不时受到非议，常被正人君子所不屑，但却被武后所庇护所器重。
他们不是深入敌营冲锋陷阵的勇士，却为武后改朝称制打下了基础，又在不经意之中为新朝的建立拉开了序幕，奏响了序曲。在他们的心目中，武后是他们的恩师，是他们仕途的栽培者和引路人。他们崇拜智者和强者，佩服武后的智慧和超强作为，常常会被武后那双明察秋毫的慧眼所折服。曾几何时，他们春风得意，领尽，都以能为取得武后的信任而自豪，也以能为朝廷尽职尽忠而欣慰。
然而，刘祎之他们接受的是纲常伦理的传统教育，其治国施才的全部理想和信念都在于维护国家之正统。裴延事件之后，他们对武后的行为越来越不能理解，对武后的感情也越来越复杂，他们很难接受武后离经背道的行为。同其他北门学士一样，刘祎之崇拜武后，是武后的超强作为和智慧，而不是心灵的征服。在特定的情况下，刘祎之也曾做出了有违宫廷常规的事情，并由此付出了代价。刘祎之的姐姐是宫里的女官，武后派他去武后母亲荣国夫人家看病，刘祎之却通过贺兰敏之去荣国夫人家看望姐姐，结果被流放好几年。
然而，刘祎之绝不会从大节大义上怀疑和背叛纲常伦理。因此，他们为武后所做的一切，最终都要回归到正统的轨道上来。此时的刘祎之是痛苦的，昔日的恃才傲物，却掩盖不了他一如既往的士子情怀。他饱读经书，虽不刻意循规蹈矩，然深明朝廷乃国之公器，非帝王也非朝臣之己私，他所要维护的是国之公器，而不是家天下之一己私利。
他根据自己对大唐王朝的认知与认同，全身心地把自己融入这个王朝，并用自己的才华和忠诚维护着这个王朝，十分珍惜为之所付出的一切。
他看重国家之正统，积极支持皇帝李旦上台，并把辅佐皇帝看成是应尽的责任，而不愿意为支持武后而背叛皇帝，背叛大唐之正统，原本就是要忠于皇上，恪守为臣之道！他在等待，他的同僚也在等待，等待太后理性的回归，最终还政于皇帝，名正言顺地让皇帝一统江山，更期待着皇帝在他们的辅佐下成为旷世明主。然而，他们等待来的是截然相反的结果，是武后的所作所为同他们的理想和愿望渐行渐远。
事实是，刘祎之他们或许未能明白，他们从被武后召入禁中那一天开始，在武后的牵引和影响下，就以北门学士自成一体的独有风格和姿态参与朝政，其思想和行为，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已经融入到武后的势力范围，是武后制政、施政的重要力量和得力推手，早已成为“二圣”旗帜下难以割舍的重要组成部分。(未完待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