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命令李光弼自太原（今山西太原）出井陉（ing，今河北井陉西北），郭子仪自冯翊（今陕西大荔）入河东（今山西永济西）。

　　这就直接威胁到了叛军的老巢范阳和他们占据的长安。

　　那么，史思明、张忠志就不敢离开范阳、常山（今河北正定），更不敢南下一步；安守忠、田乾真也就不敢离开长安。

　　这样，我们只要需用两位将领、两路人马，就可以困住叛贼的4员悍将。

　　而这4员战将被分隔两地，安禄山身边的大将就只剩下阿史那承庆了。

　　二步：新征集的军队和各路勤王之师在扶风（今陕西扶风）集结，与李光弼、郭子仪的两路大军遥相呼应。

　　我们轮流向叛军发动攻击，就会让叛军顾此失彼、疲惫不堪。

　　再密令郭子仪不要轻易进攻华阴，让叛军能够通过关中，就可以进一步分散叛军的兵力（假如贸然切断叛军的道路，叛军见形势不利就会撤退，他们的兵力势必会集中到一起。

　　这样，反而对唐军的进攻不利。

　　唐军若不攻击他们坚守的城池，也不切断他们的交通线，就会使叛军对所占地区舍不得丢弃。他们必须会分兵守卫，当然就会分散叛军的军力）。

　　而我们就可以集中优势的兵力，慢慢地消耗和吃掉叛军。

　　他们来，我们躲避；他们走，我们追击。

　　这样避其锋芒、以逸待劳。势必使他们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在几千里的道路上疲于奔命。

　　他们的精锐骑兵不到1年就会疲惫不堪。难以形成战斗力了。

　　三步：明年春天，我军兵强马壮之时。任命皇三子建宁王李倓为范阳地区军政长官（范阳节度大使）。

　　让他顺着边塞向北推进，与李光弼成犄角之势以取范阳。

　　建宁王大军跟李光弼大军配合后，就可以南北夹击叛军，夺取范阳，一举颠覆他们的巢穴。这样，叛军退无可退，留在原地又不安全，势必一败涂地。

　　第四步：朝廷的勤王大军从四面八方围攻，叛贼一定会全军覆灭！

　　这场重要的“战略对话”。就是著名的“彭原对策”。

　　这才是真正的“山人自有妙计”，也是一条从根本上解决安史之乱的良策。

　　柏杨先生认为，其可以与诸葛亮的“隆中对”相媲美。他的谋略非常高明，可操作性强，终于使李亨终于重新恢复了自信。

　　李亨大为喜悦，胜利的场景似乎已经浮现在他的眼前。但同时，李泌还反复告诫李亨：“现在叛军已渐渐陷入困境！但您不要急于求成。”

　　并建议对于像河南战区副司令（河南节度副使）张巡、许远等人，用少许人马拖住叛军数万大军的将士，立即通令天下予以嘉奖。用以激发军民的斗志。打击叛贼的士气。

　　刚开始，这一计划得到了李亨及其长子广平王李豫的充分认可。但急功近利的李亨，

　　后来并未完全采纳，致使这位“超级谋略家”的战略设想。没能实现。李亨坚持先收复长安取得阶段性成果，

　　来树立威信，巩固自己的地位。结果。把叛军赶回河北，从而形成割据局面。后患无穷。元朝胡三省在对《资治通鉴》作注时，

　　就说到：“假如李亨用了李泌的策略。史思明岂会再次为害关中和洛阳”（后来史思明降唐又叛唐，又使变乱延续了好几年）！

　　李泌同时还是具有博大胸怀的政治家。在此期间，对外他制订了“不求速胜，务求根除后患”的方略；在朝廷内，他帮助李亨妥善地处理了长子李豫与第子李倓的关系（促成李豫担任“天下兵马元帅”），

　　还解决了李亨与父亲的棘手关系（力主主动迎回，争取父亲对其政权的认可和旧臣的归附），使危乱中的朝廷内部得以安定。

　　特别是李泌强调“不追究原来的过错”（“不修旧恶”，不对李林甫挫骨扬灰，不使想投降的人寒心。

　　希望李亨能够以一位心胸开阔的皇帝形象，出现在臣民面前）的方针，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平叛的力量，安定了局面。

　　但是，毕竟李亨在关键的时刻，并没有完全听取他的战略意见。757年九月，唐军收复长安。李亨想重用李泌，但他表示“报德已足”，要求继续隐居。

　　李亨不解，李泌回答说他有5条理由（“五太”）不能留下来：“我遇到您太早，您给我的权力太大，您宠信我太深，我的功劳太高，我的事迹太离奇。”

　　当时人柳玼就说：“长安、洛阳的收复，李泌出的计谋最多，他的功劳超过了鲁仲连（战国时期，帮助各国排解危难）和范蠡（春秋时期，帮助越王勾践复国并灭吴）。

　　”李泌去意已决，大概李亨也认为天下已定，就批准他退休。十月，赏赐他隐士的服装和住宅，发给他三品官的俸禄。

　　但是，李亨可能永远也不知道，李泌离开的真正原因。这实际上，正是由于李泌与皇上关系极为亲密，招来了奸臣崔圆和李辅国的猜忌。

　　为了躲避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灾祸，也由于平叛大局已定，李泌才主动要求离开权力的中心，进衡山修道。

　　李泌的战略意图虽没有完全实现，但也取得了积极成果。文臣的谋略到位了，仗还得武将去打。

　　放在很多朝代，像封常清、高仙芝、哥舒翰这样的名将或死或俘，恐怕一时间统帅级的指挥员都不好找了。幸亏，大唐这个时候将星如云，才得到了起死回生的机会。

　　几个将军可能改变不了历史。但要是没有这几位良将的智谋与拼杀，唐朝的命运必然是无法想象的。

　　良将

　　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唐朝。在几个中流砥柱般的战将领导下军民协力战斗，才得以逐渐平息战乱。艰难地走向平稳。这些闪耀的将星有：

　　良将之一：“武状元宰相”、“四朝元老”“战神”——郭子仪

　　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郭子仪，他是整个唐朝最重要的将军，也是一位为唐朝带来中兴的战神，被明朝《历代古人像赞》誉为“名全始终，位兼将相；有才有德，有识有量”的完人。

　　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军事家兼谋略家中，他的地位如姜子牙，忠义如关羽，勇猛如赵云。智谋如李靖，但是不像曹操那样有野心，不像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而蜀汉终灭，也不像曾国藩那样身后还遭遇非议。

　　他在唐朝历史上的表现几近完美，是一位罕见的奇人，也是史上第一“圆满将军”。

　　郭子仪，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祖籍汾阳（今山西汾阳）。他出身一个中级官吏家庭，通过武举走上政治舞台。

　　他武艺超群、罕遇敌手。因此当时民间流传着“打遍天下无敌手，莫遇汾阳郭子仪”的俗语。

　　他不仅身材魁梧（六尺有余，合今1.8米以上）、勇武不凡，熟读兵书、阵法娴熟。而且公正无私、不畏权贵。

　　曾先后担任禁军幕府中的幕僚长（左卫长史）和横塞、天德等地驻军的赏罚负责人（军使）。

　　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754年），他已兼任九原郡长（太守，治所在今内蒙乌拉特前旗西）、朔方军区副司令（朔方节度右兵马使）。

　　叛乱发生后。国难当头、形势危急，郭子仪在军事上大显身手的机会终于来了。

　　他很快被提拔为朔方地区军政长官（朔方节度使）。奉命率兵东讨叛军。

　　叛军逼近潼关、威胁京师时，郭子仪初战获捷。静边军（今山西右玉）一战，消灭叛军7000人。

　　756年四月，其所部又一举收复重镇云中（今山西大同），大败叛军薛忠义部，斩杀敌军000人。

　　接着，他又派部将公孙琼岩率000骑兵收复马邑（今山西朔县东北），使东陉关（今山西代县东）得以重开。

　　从而打通了朔方与太原唐军的联系，使安禄山下太原、入永济，夹攻关中的军事谋划一时无法实现。

　　由此，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为继续东进开辟了道路。捷报传到长安，人心稍安，郭子仪因功被加授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御史大夫）。

　　四、五月间，李光弼、郭子仪先后引兵东进，在沙河（今河北沙河）、九门（今河北正定东）、嘉山（在今河北定县）等地多次大败叛军史思明部。

　　四月十七日，郭子仪将俘获的赵郡（今河北赵县）守敌4000人全部释放。

　　这大大缓和了叛军和唐军的敌对情绪，严重削弱了其士气。尤其五月二十九日的嘉山战役，在郭子仪的正确指挥下，唐军奋勇无畏、锐不可当。

　　叛军被斩杀4万多人、生擒1000多人，损失战马5000余匹。史思明落荒而逃，慌不择路间，坠下战马。

　　头盔、靴子都跑掉了，披头散发、光着双脚，拄着一条断枪逃回博陵（今河北定县）。郭子仪率军乘胜追击，声威大振，也极大地提振了广大军民的信心。

　　他在河北的辉煌战绩，扭转了唐军初期仓卒应战的被动局面，改变了战争形势。河北的10多个郡纷纷自发集结武装，响应政府军、诛杀叛军，归附唐朝。

　　史思明失败、河北丢失，使叛军的后方交通线被切断，其将士家在范阳者，都惶惶不安，担心后退无路。

　　安禄山得知这一消息后，也恐慌不已。他对军师高尚、严庄大骂道：“你们叫我反唐，说是万无一失。

　　现在起兵已经好几个月了，后路被郭子仪切断，我们只剩下汴、郑等几州，进退两难。万无一失在哪里？

　　你们以后不要再来见我了。”发完牢骚后，他和谋士们迫不得已打算放弃洛阳，撤回范阳。

　　值此良机，李隆基却命郭子仪撤军补充兵员，从正面出击叛军，以图收复洛阳。而富有远见卓识的郭子仪，提出了坚守潼关、挥军北上，直捣范阳的方略。

　　如果李隆基能采纳这个进取性的方略，平定叛乱很可能会出现转机。但惊慌失措的李隆基，除了杨国忠外谁的话都不信了。

　　结果，郭子仪的正确意见泥牛入海后，六月哥舒翰战败，潼关失守。叛军得以从困境中解脱，使战局急剧恶化。

　　七月，李亨即位时势单力薄、岌岌可危，便令刚大败叛军的郭子仪班师。

　　八月，郭子仪与李光弼率领步兵、骑兵5万人从河北抵达灵武。这时新朝廷刚建立，军队少而弱，等到郭子仪、李光弼的部队赶到后，才算有了一些声势。

　　李亨在房琯全军覆没后，已是“无牌可出”，只有依靠郭子仪的朔方军作为国家的根本了。

　　很快，郭子仪被任命为宰相兼国防部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兵部尚书），他原有的灵州军区参谋长、朔方地区军政长官（灵州大都督府长史、朔方节度使）等职务依然保留。

　　郭子仪认为河东（今山西永济）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东下可进洛阳，西上可取长安。于是，他派人秘密潜入河东，准备接应唐军。

　　李亨的运气确实不错，上台不久叛军就起了内讧，平叛的事情似乎又有了转机。安禄山的亲近宦官、契丹人李猪儿，早年就侍奉他，一直备受信任。

　　但是，安禄山称帝后，由于着急上火眼没多久就瞎了（很可能是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症，也有资料说是被烟熏坏了），不久又得了一种毒疮（疽〈ju〉疾），脾气更加急躁、古怪。左右侍奉他的人，稍不如意就会遭到鞭挞，李猪儿被打的次数更多。

　　安禄山的另一名重要亲信、伪朝廷的“丞相”严庄，也时常遭到痛打和奚落，所以他们都非常怨恨安禄山。安禄山的长子安庆宗756年被李隆基处死后，他的接班人斗争就日趋白热化。

　　其次子安庆绪（？-759年），是一位语无伦次、性格懦弱，但作战勇猛的莽夫。第子安庆恩的资质平庸，但其母段夫人深受安禄山宠幸。

　　于是，安禄山一直想立安庆恩为太子。安庆绪听到这样的消息，总有种朝不保夕的感觉。谋士出身的严庄，深恐安庆恩即位后对自己不利，就展开了秘密串联和谋划。严庄对对安庆绪说：“您说过大义灭亲吗？(未完待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