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把医学研究当做拯救苍生的利器，但也有些人并不这么想。

　　对他们来说，研究只是一项工作。至于这项工作之后会取得什么样的结果，获得多么伟大的成就，这些人并不是很在意。

　　而来纳斯的情况比较特殊，他的情况正好介乎于两者之间。

　　之前还在美国的时候，他的研究方向是过敏机制。之所以选择这个方向，是因为来纳斯刚上大学的时候前往日本旅行，结果却遭遇到了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过敏——花粉症。

　　花粉症导致的严重过敏，以及随之而来痛不欲生的遭遇，给来纳斯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而在几年后，这颗种子逐渐萌生出了嫩芽——他获得了自己的免疫学博士学位，并且进入了帕斯卡尔博士的实验室继续工作。

　　在帕斯卡尔博士的实验室工作的那几年里，来纳斯学到了很多东西。从科学研究的方法，到研究问题的思路，甚至到“做人”的方法。

　　帕斯卡尔博士是个很讲义气的人。这个特质在美国人里并不算多见，而在美国的“科学家”们之中就更显珍贵。正巧来纳斯是意大利裔，重视家人的习惯就像是刻在意大利人骨子里的本能一样。这正好又和帕斯卡尔博士的性格对了个正着，这两人不投脾气反而是怪事。

　　虽然因为老帕来到中国而遭到了一些不公平待遇，但已经把这个谢顶的家伙视为亲人的来纳斯并没有因此记恨老帕。他明白，自己的这位老师有着崇高的理想和真诚的内心。如果有人认为帕斯卡尔的行动是为了私利，来纳斯会毫不犹豫的给那个说蠢话的家伙来上两耳光。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信任基础，在得到帕斯卡尔博士帮忙的请求后，来纳斯毫不犹豫的放下了自己手里所有的工作，开始寻找起了相关的研究线索。

　　康复者血浆疗法最早应用是在1891年——在血型这一概念被发现的十八年以前——一名来自德国的埃米尔·阿道夫·冯贝林医生对一名罹患白喉的患者首先使用了这一疗法。而随后，这名患者的病情迅速好转。这种疗法在人类还没有发现抗生素之前，被普遍用于治疗其他细菌感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的时候，使用康复者血浆的患者绝对死亡率降低了21%。在1959年到1983年的阿根廷出血热治疗期间，未接受康复者血浆治疗的患者死亡率高达43%，而接受了康复者血浆治疗的患者中，死亡率被成功的拉低到了不足3%。

　　而康复者血浆疗法最令人侧目的成就，当属1976年第一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虽然数量不多，但应用了康复者疗法后，两名患者的症状都大大改善，并且最终存活了下来。在面对死亡率高达88%的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面前，接受康复者血浆治疗的患者居然全部生还。这几乎是一个奇迹。

　　虽然康复者血浆疗法效果显着且历史悠久，但对于这种治疗方法的研究仍然不太充分。自从1962年人们开始发现了第一种有效抗病毒药物碘苷之后，对于病毒治疗的研究就开始向抗病毒化学药物发展了起来。康复者血浆输入疗法缺乏高质量的随机对照试验检测、采取和输入血浆的过程中有感染风险、含有高滴度中和抗体血型的可及性差——具有高滴度抗体血清的恢复期患者人数少，血浆需求量和供给量差距悬殊且不可再生——这一系列的客观因素，导致了康复者血清疗法难以推广且缺乏推广研究的价值。

　　更麻烦的是，血浆作为一种血制品，本身就存在过敏性休克、输血相关的循环符合和输血相关的急性肺损伤等等风险。这从根本上就阻碍了康复者血浆疗法的商业化、广泛化临床应用。

　　而没有商业前景，无法获取利润，医药巨头们就对这种疗法缺乏兴趣。而没有医药巨头的兴趣，要推进相关研究就显得极为困难。

　　这也就导致针对康复者血浆疗法的研究几乎陷入停滞。但这种疗法依旧引申出了两种新的研究方向——模彷康复者血浆中的IgG作用，制造和病毒受体结合区结合的单克隆抗体；以及通过清楚患者血浆内的免疫细胞，从而治疗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的血浆置换疗法。

　　但现在云鹤的情况比较尴尬。单克隆抗体是需要时间和运气才能搞出来的针对病毒的特效药。如果运气好的话，这种单克隆抗体或许能在两年内问世，但要是运气不好，或者病毒本身的变异速度太快，还没有完成研究的单克隆抗体可能就已经失效。

　　单克隆抗体指望不上，而血浆替换对病毒感染的患者不敢帮不上忙，甚至可能阻碍人体的免疫系统清除病毒。现在的希望就只剩下了康复者血浆和其他已有药物的“老药新用”上。

　　未经过大规模且设计良好的随机对照试验检验的康复者血浆疗法，常常被认为是一种“经验性”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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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高强度电话沟通后，宁远的天空已经微微泛白。帕斯卡尔博士打了个巨大无比的哈欠，他看着自己电脑屏幕上巨大的“经验性治疗”五个字，松开的眉头又紧紧皱了起来。

　　“刘院长，我有点事情想要咨询您一下。”第四中心医院医生们执行力强的特点在帕斯卡尔博士身上展露无疑，老帕在上午七点二十分钟的时候给刘堂春打了个电话过去，并且在刘堂春接通电话的第一瞬间就提问道，“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中医是一种经验性疗法是么？”

　　“不完全是。”早上正在准备例会通报的刘堂春放下了手里的笔，他有些奇怪帕斯卡尔博士怎么突然想起来跟自己说这个。“我的看法是，传统中医在长久的临床应用中，对某些特定症状的患者总结出了一批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治疗方法。但中医自己也不确定这种治疗方法为什么会生效，所以还是需要通过现代科学的研究，对中医进行科学的、系统性的研究……”

　　“我对怎么改进中医一点兴趣都没有。”折腾了好几个小时的帕斯卡尔博士有些脾气暴躁，他打断了刘堂春的话，“我就想确定一点，作为一个医生，你觉得传统中医是不是一种有一定效果的、经验性的疗法？”

　　“是的。”刘堂春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几千年的应用积累，中医肯定是有自己独到之处的。人这种动物擅长学习，虽然缺乏可信的理论辅助，但有几千年的学习积累，传统中医肯定是一种有效的经验性疗法。”

　　“那么，我建议开展中医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治疗实验。”帕斯卡尔博士搓了搓自己的脸感叹道，“既然一百年前出现的经验疗法能在云鹤派上用场，那没有理由中医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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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康复者血浆疗法最大的缺点——捐赠者血浆中的抗体滴度不可控，帕斯卡尔博士有一个……不怎么人道的想法。

　　既然捐赠者身体内的抗体滴度水平不可控，那不如利用一下人体强大的免疫记忆能力。只要招募一批康复志愿者，让他们再次接触新型冠状病毒，就能让他们的身体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的抗体。一般来说，重复感染不会让患者产生严重症状，并且还能让患者在短时间内生成数倍于第一次感染时的抗体生成高峰。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就像是在对人多次注射疫苗一样。

　　而这之后所采到的血浆抗体滴度会比自然康复的康复者血浆滴度高出很多倍。同样是一份400ml的血浆，所能拯救到的患者数量也会倍增。

　　当然，这个想法只在帕斯卡尔博士的脑海中停留了一瞬间，然后就被他直接放弃了。或许在美国或者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巨额奖金的诱惑下，总能有那么几个“勇敢者”挺身而出。自愿成为这种“人形自走抗体制造机”。但……在中国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中国人重视生命并且尊重生命。为了阻止疾病传播，中国人能够让一座拥有一千万人的城市瞬间按下暂停键。而十四亿人竟然也能够一起控制自己的出行，为阻止疾病传播而停下脚步……帕斯卡尔博士深知，这种事情恐怕没有第二个国家做得到。

　　对生命的尊重和爱护，让这种“花钱买人去感染”的事情不可能在这片国度上发生。

　　那么，为了尊重和爱护生命，现在似乎是一个放下成见，重新审视过往经验和宝贵财富的时候。在发现血型之前就开始使用的血浆疗法，其本质和古人用上千年研究和总结出的中医疗法又有什么区别呢？

　　作为一名医生，帕斯卡尔博士拥有着和孙立恩、徐有容、袁平安乃至全国三百八十六万医生一样的道德观念——只要能治好病人，哪怕是倒立蹦极也不是不行。

　　缺乏数据支撑所制定的康复者血浆治疗方案，似乎就是一个让医生蹦极来治疗病人差不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