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走向权力的巅峰

　　要么就不做，要做就做绝！

　　武媚正位中宫后，被废为庶人的王皇后和萧淑妃就坠入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

　　她们被囚禁在暗无天日、蛛网盘结的冷宫别院中，与她们日夜相伴的，只有横行无阻的跳蚤、蟑螂和老鼠。宫人们起初还会听见她们凄厉的哭喊声和疯狂的叫骂声，可是没过多久，漆黑潮湿的别院中就逐渐没了声息。

　　忽然有那么一天，天子李治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王皇后和萧淑妃。

　　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尽管李治早已对她们爱断情绝，可还是无法彻底割舍对她们的想念。

　　李治决定去看一看她们。

　　然而李治绝对不会想到，就是这次带有念旧色彩的探访，最后居然把王、萧二人一下子推进了死亡的深渊。

　　那天高宗李治悄悄来到别院，看见囚禁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宫室门窗紧闭，都从外面钉死了，只在墙上凿了一个小洞，用来递送食物。李治一看之下，顿时悲伤不已，禁不住高声呼喊：“皇后、淑妃，你们都还好吗？你们在哪里？”

　　天子的这声呼喊犹如漫漫黑暗中的一簇亮光，瞬间照亮了王皇后和萧淑妃早已绝望的内心，她们挣扎着扑到门后，声泪俱下地说：“臣妾已经沦为罪人宫婢，怎敢还有尊称！”

　　李治闻言，也忍不住潸然泪下。王、萧二人稍停片刻，又说：“陛下如果还念及过去的情分，能够让妾身等起死回生、重见天日，乞求陛下将这座别院命名为‘回心院’。”

　　李治频频点头，说：“会的，朕会马上处理的。”

　　然而，李治此行并没有逃过武媚的眼睛。

　　当李治前脚刚刚回宫，有人后脚就向皇后作了禀报。听到宫中眼线的密报时，武媚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回心院？

　　武媚在心里发出冷笑，还想起死回生、重见天日？真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看来，对付这两只并未真正驯服的“狮子骢”，武媚有必要施展她的驯马三招了。她已经用“铁鞭”把她们逐出了后宫，打入了黑牢；现在，她要亮出她的“铁锤”，让她们生不如死；最后，她要亮出她的“匕首”，把她们置于死地！

　　所以，还没等高宗李治把回心院的牌匾送到别院，皇后武媚派遣的使者就到了王皇后和萧淑妃的面前。他们严格按照皇后的吩咐，先是将王氏和萧氏捆起来各自杖打一百，接着又残忍地砍掉她们的手足，最后居然匪夷所思地把她们投进了酒瓮里。

　　用武媚的话说，这叫“令二妪骨醉！”（《资治通鉴》卷二百）

　　当武媚以天子的名义让使者前来宣读刑杖诏书时，王皇后就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

　　面对终于到来的酷刑和死亡，王皇后忽然变得出奇地镇定。

　　连她自己都感到奇怪——当她对未来还抱有一丝希望的时候，心里反而充满了焦躁和恐惧，可如今与死神直面相对，反倒变得平静和坦然了。

　　王皇后神色自若地看着武媚派来的使者，说：“祝愿皇上万寿无疆！祝愿武昭仪恩宠永在！死，是我分内的事。”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王皇后用一种视死如归的勇气撑起了最后的高贵与尊严，同时也用一种平静的嘲讽表达了对武媚彻头彻尾的蔑视——到死，我也不认为你是什么皇后！

　　在我眼中，你永远都是昭仪——一个永远比皇后卑微的昭仪！

　　跟王皇后比起来，萧淑妃在临死前就没有那么平静和超然了。她在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中对武媚发出了强烈的诅咒：“姓武的女人是妖精，才会作恶如此！愿我来生投生为猫，她投生为鼠，生生世世，都让我掐住她的喉咙！”

　　也许是萧淑妃在黑牢中与老鼠打仗已经打出了经验，所以才会随口发出这样的诅咒。可她恐怕不会想到，这个脱口而出的诅咒居然在某种程度上应验了。

　　据说，从萧淑妃发出诅咒的这一天起，皇后武媚就禁止宫中养猫，仿佛萧淑妃真的已投生为猫一样。更有甚者，在武媚整个漫长的后半生中，萧淑妃临死前的诅咒就像一个巨大的梦魇，始终把她紧紧缠绕。在那些可怕的梦境里，萧淑妃化身为鬼魅，披头散发，手足流血，一次次扼住了武媚的咽喉，要向她复仇索命。

　　据说武媚被这个梦魇搞得寝食难安，命巫师多次作法禳解都没有效果，后来只好迁居大明宫，再后来干脆逃离长安，后半生都居住在东都洛阳，几乎终身不归西京。

　　事实上，武媚的神经远没有民间传闻和旧史家所形容的那么脆弱。其实她后来自己就养过猫，还曾经把猫和鹦鹉关在同一个笼子里，拿到朝堂上训诫百官。而武媚和高宗后来之所以迁居大明宫，也不是因为什么萧淑妃的诅咒，而是因为地势低洼的太极宫不利于高宗养病。至于她登基后为什么要迁都洛阳，也涉及很多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绝不是什么萧淑妃的鬼魂作祟那么简单。

　　王皇后和萧淑妃被砍去手足浸泡在酒瓮中后，没过几天就死了。她们死后，武媚仍不解恨，先是命人捞出她们的尸体，砍下她们的首级，最后又迫使李治下诏，把王皇后的姓改成蟒，把萧淑妃的姓改成枭。

　　干掉了王皇后和萧淑妃，武媚总算松了一口气。可她知道，要想确保皇后之位，还有一件事非做不可。

　　那就是——把现任太子李忠废掉，让自己的长子李弘入主东宫。

　　在武媚的授意下，曾经在后宫之战中替武媚充当急先锋的许敬宗再次出马。

　　他是礼部尚书，由他来倡议太子废立，名正而言顺。

　　许敬宗随即上疏，称：“永徽初年，国本（指武后之子李弘）未生，权且让彗星超越了日月。而今，皇后已经正位，嫡子理应现身，让太阳更加光明，让残余的火星早日熄灭。决不能本末倒置、衣裤倒穿。臣深知父子之间的事，外人不好插嘴，但臣已经作好准备，就算下油锅，把臣煎成肉膏，臣也心甘情愿。”

　　许敬宗不愧是官场老油条，总能把枯燥的政治语言表述得这么形象生动。李治见到奏疏后，立刻召见了他。许敬宗再次向天子强调，应该早日废立太子，以安国本，否则“恐非宗庙之福”。李治答道：“忠儿自己已经提出辞让了。”许敬宗赶紧说：“太子明智，请陛下早日帮他完成心愿。”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正月，太子李忠被废为梁王，任梁州（今陕西汉中市）刺史，年仅四岁的李弘被立为太子。二月，皇后武媚的亡父武士彟又被追赠为司徒，赐爵周国公。日后，女皇武曌选定的国号大周，正是源于武士彟的这个爵号。

　　做完这些事，武媚知道自己的地位算是暂时稳固了。

　　接下来，她开始把目光转向外朝。

　　因为那里还有四匹“狮子骢”——韩瑷、来济、禇遂良、长孙无忌，等着她调教和驯服。

　　自从禇遂良被贬出朝廷之后，韩瑷就深感唇亡齿寒，可他没有放弃努力，还是不断上疏替禇遂良喊冤。他说：“遂良公忠体国、高风亮节，为社稷之旧臣、陛下之贤佐，未闻他有何罪状，却被逐出朝廷，朝野上下无不扼腕茫然。遂良被贬已有一年，就算违逆陛下，也已受到责罚，请求陛下体察无辜，宽宥其罪，怜其赤诚，以顺人心。”

　　李治见疏，大不以为然，随即召见韩瑷，说：“遂良的情形，朕也知道。可他一贯性情悖戾，喜好犯上，所以才将他贬谪。你在奏疏中说的那些话，是不是有点过了？”

　　韩瑷仍然力争：“遂良乃社稷忠臣，遭到谗谀之徒迫害，陛下无故弃逐旧臣，恐非国家之福！”

　　其实形势发展到这个地步，长孙一党在朝政上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了。韩瑷的力争除了召来高宗更深的厌恶之外，不会有任何结果。

　　韩瑷最后死心了，再次要求致仕。

　　可他的要求再次遭到了高宗的否决。

　　因为武媚不会这么轻易放他走。

　　武媚很清楚，对于一个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来说，“致仕”就是最好的结果，因为他还可以享受高级官员的离休待遇，还能保住名声和晚节，得一个善终。可是，武媚是决不会让这些政敌得到善终的，她期待的结果是让他们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无论是对付王皇后、萧淑妃这样的内宫情敌，还是对付长孙无忌等外朝政敌，武媚始终坚守这么一个信条——要么就不做，要做就做绝！

　　长孙无忌的悲剧：不懂得及时放手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二月，皇后武媚的第三子、刚出生三个月的李显被封为周王（武后次子李贤已于永徽六年封为潞王）；稍后，萧淑妃的儿子雍王李素节被降为郇王。三月，潭州都督禇遂良再度被贬至更偏远的桂州（今广西桂林市）担任都督；几天后，中书侍郎、参知政事李义府升为中书令。

　　这一年春天，有心人不难发现，在这一系列人事变动的背后，都有皇后武媚的一只纤纤玉手在拨弄乾坤。

　　同年八月，武媚意识到时机成熟，开始对长孙一党正式发难。

　　许敬宗、李义府这一对忠实鹰犬再次冲锋在前。他们联名上奏，称侍中韩瑷、中书令来济与被贬在外的禇遂良暗中勾结，所以故意把禇遂良从潭州调到桂州，桂州是军事重地，可见韩、来二人是要以禇遂良为外援，“潜谋不轨”。

　　八月十一日，高宗下诏，将韩瑷贬为振州（今海南三亚市）刺史，来济贬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刺史；同时，再度将禇遂良贬为爱州（今越南清化市）刺史，将柳奭贬为象州（今广西象州县）刺史。

　　至此，长孙一党被斥逐殆尽，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无比悲哀地发现，自己就像是一只被剪除了羽翼的苍鹰，再也不能翱翔于权力之巅了。

　　他比谁都清楚，贬谪流放的命运很快也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可是他无能为力。

　　从永徽六年的那场君臣博弈中败下阵来之后，长孙无忌就意识到大势已去了。无论他和他的亲信们曾经建立了一个看上去多么坚固的权力堡垒，可它终究是一座沙堡。

　　因为，倘若没有君权的支持作为根基，外表再强大的相权，其实质也是脆弱的。除非这种相权具有取代君权的野心，而且确实也凌驾了君权。可长孙无忌显然没有这种野心和倾向，虽然自从高宗即位以来，他就一直表现得很强势，可他充其量只是架空了君权而已，并没有像历史上很多权臣那样完全凌驾于君权之上，或者动不动就擅行废立。

　　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孙无忌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李治自觉不自觉地让渡出去的。虽说这和李治仁弱的性情有一定关系，但这种让渡在任何政权过渡期间和新君年少的情况下，都属于正常现象，并不能全然归咎于李治的弱势或长孙无忌的强势。

　　既然长孙无忌的权力归根结底是属于李治的，那么只要哪一天李治意识到这种权力的让渡对自己构成了威胁，而自己也具有了收回权力的能力，各方面的客观条件又已成熟，他就随时有可能把权力收归己有。

　　因此，长孙无忌的悲剧可以说是注定的。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就像一个自以为高明的驯兽师，把一只幼狮放在笼子里饲养，双方也建立了一定的感情。可等到狮子长大了，驯兽师却对此浑然不觉，或者故意视而不见，依然把它当成没有能力又需要保护的幼崽。这时候恰好又有一只母狮来到了笼子边，不断鼓励笼中狮去勇敢地追求自由，这只狮子就有可能愤然而起，和母狮联手撕破铁笼，并最终咬死这个自以为高明的驯兽师。

　　所以，长孙无忌的真正错误并不在于从李治手里拿走了太多权力，而是在于他没有及时把这些权力归还给李治。

　　他把暂时由他保管的东西，误以为是他自己的了。

　　人生有两条真谛：一条叫该出手时就出手，另一条叫该放手时就放手。

　　长孙无忌只明白前者，不明白后者，对权力过度迷恋，不懂得及时放手，最终当然要为此付出代价。

　　被一贬再贬的禇遂良来到迢迢万里的爱州后，预感到这个边瘴之地很可能是自己生命的终点。追忆往日荣华，禇遂良不禁悲从中来。

　　他遥望长安，黯然提笔写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道奏疏：“从前，魏王泰与太子承乾争夺储位之际，臣不顾死亡，归心陛下。当时，岑文本、刘洎力挺魏王，臣抗旨固争，皆陛下所见。后来，臣与无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至先帝临终，只有臣与无忌同受遗诏。陛下突遭巨变，不胜哀恸，臣以社稷为由宽慰陛下，陛下手抱臣颈。当时，臣与无忌处理政务，毫无缺失，仅用数日时间就安定了内外局势。臣力量很小，而责任很重，动辄招致罪愆，就像一只卑微的蝼蚁，仅余残生，乞请陛下哀怜！”

　　禇遂良在奏疏中处处提醒天子，不要忘了他和长孙无忌的功劳。然而，在高宗李治看来，如果说他和长孙在贞观末年确有大功的话，这样的功劳也早已被他们在永徽年间的居功自傲、大权独揽彻底毁掉了。尤其是那次血染丹墀的死谏，禇遂良当面揭穿了天子隐私，让李治仿佛在众人面前裸奔了一回，这种羞辱让李治无论何时都不会忘记。

　　不管禇遂良自认为在奏疏中如何真情流露、如何忠言耿耿，高宗李治都不可能为其所动。

　　结果可想而知，奏疏呈上如同泥牛入海，一点消息都没有。

　　一年后，亦即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冬天，禇遂良终于在无尽的失落和忧愤中闭上了眼睛，终年六十三岁。

　　随着长孙一党的垮台，高宗和皇后武媚的亲信迅速跻身帝国的权力中枢。显庆三年十一月，年近七旬的许敬宗终于如愿以偿，继李义府之后晋升为中书令；同日，还有一个叫辛茂将的大理卿也获得晋升，兼任侍中。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四月，武媚终于图穷匕见，授意许敬宗对长孙无忌发动了最后的，也是最致命的一次打击。

　　许敬宗采取了不择手段的方式，随便找了一起案件，就把谋反的罪名一下子扣到了长孙无忌头上。

　　当时，许敬宗和辛茂将刚好在会审一个案子，情节很简单，就是一个叫李奉节的洛阳人指控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交结朋党。韦季方和李巢被捕后，许敬宗在审讯过程中可能动用了一些刑讯逼供的手段，韦季方不堪忍受，企图自杀，结果自杀未遂。

　　本来这起案件和长孙无忌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可许敬宗却灵机一动，突然上奏说，韦季方之所以畏罪自杀，并不是因为交结朋党的事，而是另有重大的隐情。

　　什么隐情？

　　许敬宗称：“季方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隙谋反，今事觉，故自杀。”（《资治通鉴》卷二百）意思是说，韦季方企图勾结长孙无忌，陷害朝廷忠良和皇亲国戚，使朝政大权重新回到长孙无忌手中，然后伺机发动政变，只因事情败露，韦季方才畏罪自杀。

　　案情发展到这里，当然已经远远超出了朋党案的范畴，变成了性质严重的谋反案。

　　而涉嫌谋反的主犯就是当朝太尉、天子舅父长孙无忌。

　　很显然，许敬宗对长孙无忌的控告并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基本上就是空口白牙的诬陷之词。但是，有了永徽三年的房遗爱案，如今这起案件就丝毫不让人觉得奇怪了。许敬宗的手法，与长孙无忌当年一手炮制的房遗爱案如出一辙。

　　也就是说，许敬宗是在照着葫芦画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听到长孙无忌涉嫌谋反的消息时，高宗李治做出大惊失色的表情，说：“怎么会有这种事？舅父遭到小人离间，小小的猜忌可能会有，何至于谋反呢？”

　　许敬宗答道：“臣推究案情始末，长孙无忌反状已露，陛下却犹然怀疑，这恐怕不是社稷之福。”

　　李治黯然落泪，说：“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志，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今天元舅还是这样，让朕无颜面对天下之人。此事若属实，该如何处置？”

　　许敬宗说：“房遗爱乳臭小儿，与一女子谋反，能有什么作为？可长孙无忌就不同了，他追随先帝谋取天下，天下服其智；担任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他一旦发动，陛下派谁抵挡？如今幸赖宗庙有灵、皇天疾恶，从一件小事引出一个大奸，实乃天下之庆。臣现在担心的是，长孙无忌知道韦季方自杀未遂，情急之下发动政变，攘臂一呼，同恶云集，必为宗庙之忧。愿陛下速作定夺！”

　　李治半晌无语，最后让许敬宗再深入调查，以期掌握确凿证据。

　　许敬宗不负天子所望，连夜突审韦季方，第二天一早就向李治作了禀报。他说：“韦季方昨夜已经对他的罪行供认不讳，承认和长孙无忌一同谋反。臣又问韦季方，无忌是国之至亲，累朝受宠蒙恩，有何仇恨非反不可？韦季方供称，韩瑷私下曾经对长孙无忌说：‘当初柳奭、禇遂良曾劝您一起拥立梁王为太子，如今太子被废，皇上必然对您也起了猜忌之心，太常卿高履行（长孙舅父高士廉之子，显庆元年十二月被贬为益州长史）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证明。’长孙无忌听韩瑷这么说，不免忧愁恐惧，于是极力谋求自安之计。后来他看见长孙祥（长孙无忌的族侄，由工部尚书任上出为荆州长史）又被贬谪，韩瑷等人也接连获罪，便日夜与韦季方一起密谋，准备反叛。”

　　说完这些，许敬宗最后作出了总结陈词：“臣依照韦季方的口供深入调查，发现均与事实吻合，请陛下准予收捕，再依法处置。”

　　李治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他哽咽着说：“舅父如果真的这样，朕也决不忍心杀他。如果杀了他，天下将把朕当成什么人？后世将把朕当成什么人？”

　　许敬宗不假思索地说：“薄昭，是汉文帝的舅父，文帝以代王的身份入继大统时，薄昭也立下大功。他后来只不过犯了杀人之罪，文帝就命文武百官身穿丧服，前往哭悼，然后诛杀，至今天下仍把汉文帝视为一代明君。如今，长孙无忌忘却两朝大恩，密谋推翻社稷，其罪与薄昭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所幸阴谋自动败露，叛徒供认不讳，陛下还有什么疑虑，竟不能从速决定？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长孙无忌是当今奸雄，乃王莽、司马懿之流，陛下若稍许延迟，臣担心变生肘腋，必将悔之不及！”

　　许敬宗不愧是秦王府十八学士出身，不但口才一流，而且对历史了如指掌，相应史实信手拈来，而且恰如其分。所以，这番话听上去真的是有理有据、无懈可击。

　　于是，李治顺理成章地收起了眼泪，同意将长孙无忌逮捕治罪。

　　在这两天的对话中，高宗李治流了好几次眼泪，看上去还是一副“宽仁孝友”的厚道模样，可事实上，这不过是李治刻意表演的一场悲情秀。

　　在这场悲情秀中，李治和许敬宗君臣二人配合得实在是天衣无缝：李治从头到尾都表现得惨惨戚戚、万般无奈，目的无非是想在天下人面前保持他的仁君形象，逃避“诛杀元舅”的历史骂名；而许敬宗则始终表现得坚定果决，不管天子提出什么疑虑、抛出什么问题，他总能快速应对、圆满解决，从而既维护高宗李治的道德形象，又帮助他达成不便明说的政治目的。

　　乍一看，这起长孙无忌谋反案好像是许敬宗一手制造的，可实际上他不过是个具体的执行人而已。真正的主导者，其实就是这个看上去一脸无辜的唐高宗李治。

　　长孙无忌与韦季方朋党案原本是毫无瓜葛的，可就是在高宗李治的逐步暗示和引导之下，就是在这对君臣的一问一答之间，长孙无忌的谋反罪名才被一条一条地罗织起来，从一开始的子虚乌有变成了最后的铁证如山。

　　在君臣的对话中，有一个关键细节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真正能够将长孙无忌定罪的所谓证据，其实是第二天才编造出来的。

　　本来第一天许敬宗就迫不及待地要将长孙定罪了，可李治却“命敬宗更加审察”（《资治通鉴》卷二百）。李治下这个命令，与其说是为了证实长孙无忌的清白，不如说是在千方百计地坐实他的罪名。也就是说，李治其实是在暗示许敬宗，要想对长孙无忌这个拥有特殊身份的人治罪，需要拿出更多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许敬宗心领神会，果然连夜鼓捣出了一堆铁证，让长孙无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假如说李治确实希望舅父是清白的，那么就算许敬宗搞来了证据，李治也应该慎重地进行核实，亲自了解一下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最起码在定罪之前，或者说在把长孙无忌贬出长安之前，他至少要和舅父见上最后一面。

　　可是，李治有吗？

　　没有。

　　他甚至连舅父的最后一面也不想见。

　　《旧唐书·长孙无忌传》称：“帝竟不问无忌谋反所由，惟听敬宗诬构之说。”《资治通鉴》也称：“上……竟不引问无忌。”

　　两种史料在这里都用了同一个表示惊诧的“竟”字，足见李治此举实在出人意料，也足以反证他此前的悲情流露、于心不忍和万般无奈，统统是在作秀！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四月二十二日，高宗李治下诏削除了长孙无忌的职务、爵位和封邑，将他贬为扬州都督，但并不让他到任，而是遣送到黔州（今重庆彭水县）安置，同时“准一品供给”，也就是仍可享受相当于一品官员的生活待遇。

　　两朝元老、一代权相的辉煌仕途就这样彻底终结了。

　　离开长安的那一天，长孙无忌看见初夏的阳光把这座繁华的帝都照得一片明亮，宽阔的朱雀大街依然是一派车来人往的热闹景象，可他却要被迫离开生活了四十年的这座城市，带着孤独和屈辱，带着忧惧和彷徨，独自踏上这条山长水远的流放之路。

　　“无忌富贵，何与越公？”

　　当年的富贵骄态犹在目前，然而一切已经恍如隔世。

　　分享帝国的最高权力

　　长孙无忌一倒，长孙集团的灭顶之灾就真正降临了。

　　在皇后武媚的授意和高宗的支持下，许敬宗开始乘胜追击，一方面大肆株连，扩大打击面；一方面又穷追猛打，一意要把长孙一党的核心成员赶尽杀绝。

　　长孙无忌刚刚被逐出长安，许敬宗就上奏说：“长孙无忌之所以谋反，都是因为禇遂良、柳奭、韩瑷等人在背后煽动蛊惑；柳奭还暗中勾结中宫（王皇后），谋行鸩毒；另外，于志宁也一直是长孙无忌的死党。”

　　奏疏一上，高宗的追贬诏书立刻就下来了。已经病逝的禇遂良被追夺了官职和爵位，柳奭、韩瑷被开除官籍，于志宁被免职；长孙无忌的儿子、时任秘书监的驸马都尉长孙冲（娶太宗之女长乐公主）等人也均被开除官籍，流放岭南；禇遂良的儿子禇彦甫、禇彦冲流放爱州（他们行至中途便被朝廷派出的人诛杀）；益州长史高履行再贬为洪州（今江西南昌市）都督。

　　五月，长孙无忌的族弟长孙诠被流放巂州（今四川西昌市）。抵达贬所不久，当地县令为了谄媚朝中的当权派，便命人把他乱棍打死。稍后，长孙诠的外甥、时任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刺史的赵持满（他的姨母是韩瑷的妻子）被逮捕，押送京师后遭到严刑拷打。赵持满拒不认罪，旋即被诛杀，抛尸城西，亲戚无人敢替他收尸，最后是一个叫王方翼的友人冒着被株连的危险将其

　　收葬。

　　七月，朝廷再次下令，命御史分别前往高州（今广东高州市东北）、象州（今广西象州县）、振州（今海南三亚市），把已经被流放的长孙恩（长孙无忌族弟）、柳奭、韩瑷重新逮捕，披枷戴锁押回长安，同时命各州县抄没他们在当地的家产。

　　七月末，高宗李治再命李勣、许敬宗、辛茂将等人重新审理长孙无忌谋反案。

　　事情都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还有重新审理的必要吗？

　　明眼人都看得出，天子的这个决定其实是在宣判长孙无忌的死刑。

　　许敬宗马上猜出了天子的心思，于是命中书舍人袁公瑜前往黔州，“再鞫无忌反状”（《资治通鉴》卷二百）。

　　袁公瑜当然也知道所谓的“再鞫”只不过是个幌子而已，他很清楚此行的真正任务是什么。所以一到黔州，袁公瑜就迫不及待地向长孙无忌亮出了底牌——事到如今，您老也只有一死以谢天下了！

　　当鬓发散乱的长孙无忌颤颤巍巍地把一条白绢抛上房梁的时候，不知道他的耳旁会不会响起吴王李恪在六年前发出的那句诅咒。

　　盖棺论定之际，史书对长孙无忌的终局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无忌、遂良忠而获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诬陷刘洎、吴王恪于前，枉害道宗于后，天网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旧唐书·宗室列传》）

　　“太宗诸子，吴王恪、濮王泰最贤，皆以才高辩悟，为长孙无忌忌嫉，离间父子，遽为豺狼。而无忌破家，非阴祸之报欤？”（《旧唐书·太宗诸子传》）

　　解决了长孙无忌后，高宗再也无所顾忌，索性推翻前诏，派出使臣前去处死柳奭和韩瑷。（数日前李治刚刚下诏，命各路御史将柳、韩等人押回京师。）使臣随后便赶赴象州诛杀了柳奭。另一路使臣赶至振州时，韩瑷已死于贬所，使臣当即掘墓开棺，验明正身后才回京复命。

　　同时，朝廷抄没了长孙无忌、柳奭。韩瑷三家的所有财产，将他们的近亲全部流放岭南，男子为奴，女子为婢。数日后，早先在工部尚书任上被贬至常州的长孙祥（长孙无忌族侄）又因在此期间与长孙无忌通信，被判处绞刑。

　　八月，又有十三个朝臣受到长孙无忌和柳奭的株连被贬官。此外，洪州都督高履行再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刺史，于志宁被贬为荣州（今四川荣县）刺史；随后，在朝中任职的于姓亲戚又有九个遭到贬谪。

　　显庆四年的这场政治清洗，无论是打击范围、打击力度还是残酷性，都比长孙无忌在永徽四年制造的房遗爱案有过之而无不及。

　　该砍头的砍头，该绞死的绞死，该贬谪的贬谪，该流放的流放……

　　一个都不饶恕！

　　长孙一党的垮台宣告了后贞观时代的终结。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和君臣博弈中，李治和武媚这对恩爱夫妻兼政治拍档，终于彻底击败了实力强劲的对手，取得了不折不扣的全面胜利。

　　这一刻，李治和武媚连续几年高度绷紧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下来。

　　为了庆祝胜利，他们决定离开长安，到东都洛阳去游玩散心，然后再回一趟皇后的老家——并州（今山西太原）。

　　这一年冬天，高宗李治下诏，命年仅八岁的太子李弘监国，然后携皇后武媚启程前往东都。没想到天子一行刚出潼关，后面就有朝臣追了上来，告诉他们年幼的太子因思念双亲，终日抑郁寡欢、哭泣不止，让朝臣们都不知如何是好。高宗和武媚一听，顿时大为不忍，马上命太子前来会合，干脆不监国了，一家人痛痛快快地玩一趟。

　　在李弘短暂而不幸的一生中，显庆四年冬天的这趟旅行无疑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快乐记忆。他坐在宽敞舒适的车辇内，看着外面被白雪覆盖的广阔无垠的世界，看着道路两侧的松柏上结满的奇形怪状的冰凌，内心充满了难以名状的兴奋和喜悦。而一路上始终面带笑容的父皇和母后又一左一右紧拥着他，更是让他感到了无与伦比的幸福和温暖。

　　李弘多么希望这驾马车能够永远这么走下去啊。

　　直到十七年后那个杀机四伏的夜晚，当太子李弘在合璧宫绮云殿的夜宴上颓然仆倒，当大口大口的鲜血不断从他的嘴里涌出，李弘仿佛仍然可以看见，显庆四年那驾满载着快乐和幸福的马车，还在一片晶莹无瑕的世界中缓缓地走着，永远也不会到达终点。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春天，天子一行从东都启程前往并州。

　　这显然是高宗李治特意替皇后武媚安排的一场衣锦还乡。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皇后武媚于并州州衙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邀请所有的亲戚、故旧、邻里参加。宴会结束后，皇后武媚又让所有妇人进入内殿，给予了数量不等的赏赐。随后，高宗李治又颁下一道诏书，向并州境内所有八十岁以上的妇人授予了“郡君”的爵位。

　　这一天，皇后武媚用行动向世人再一次证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显庆五年十月，也就是高宗李治从长孙无忌手中夺回大权才一年多，还没等他仔细品尝一下独揽朝纲的滋味，生命中最大的不幸就不由分说地降临他的身上。

　　他病了。

　　让李治感到痛苦的是，这不是普通的感冒发烧，而是非常严重的风疾。所谓风疾，就是通常所说的中风，属于心脑血管疾病，也是李唐皇族的家族遗传病，当年导致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死亡的主要病因，就是这个风疾。在此后两百多年的唐朝历史上，这个可怕的遗传病还会像一只无法驱散的恶灵一样，接二连三地附着在一个又一个李唐皇帝的身上。

　　风疾是一种慢性病，基本上无法根治，只能靠药物长期调理，而且病人不能过度劳累，必须长年静心调养。这对于刚刚夺回大权、一心想要重振朝纲的高宗李治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而更让李治郁闷的是，他一发病，症状似乎就显得比较严重。史称其“风眩头重，目不能视”，也就是眩晕、头痛，并且由于脑部的气血淤塞压迫到了视觉神经，引发严重的视力衰退，甚至导致间歇性失明。

　　发病的这一年，李治才三十三岁，本来正是精力旺盛的年龄，可这个该死的遗传病却让他好像一下子老了三十岁。李治为此大为苦恼，可是又万般无奈。每当百官奏事的时候，力不从心的李治不得不经常让皇后武媚一同临朝听政，协助他裁决政务。

　　就这样，刚刚正位中宫的武媚再次得到了上天的眷顾。在她本人都始料不及的情况下，命运之手就把她一�

　　�子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不过武媚很快就进入了角色。

　　她天性聪颖，反应敏捷，加上深厚的文史素养以及对政治的天然热衷和高度悟性，这一切都使她在处理政务的时候显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高宗李治对皇后的表现非常满意，“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资治通鉴》卷二百）。

　　从此，武媚开始顺理成章地与她的夫皇分享帝国的最高权力。

　　这一年，武媚三十七岁。

　　权力是最容易让人上瘾的精神鸦片，对于武媚这种女人来说尤其如此。

　　她似乎与生俱来就怀有一种极度的权力饥渴。一旦那种生杀予夺的豪情快意稍稍掠过她的心头，对于权力的进一步渴望就会瞬间布满她的每一根神经末梢。

　　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春天，李唐朝廷发生了一件让满朝文武都颇感意外的事情。

　　这就是更改官署名称和百官名号。

　　高宗下诏宣布，从即日起：以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左、右丞为肃机，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其余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都有相应的新名称，只是职能如故。

　　随着皇后武媚开始正式干预朝政，高宗李治在颇感欣慰的同时也生出了一种若有若无的隐忧。他发现——这个工于权谋、精力充沛、行事果断的皇后，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走上了长孙无忌曾经走过的老路，颇有些欲望膨胀、架空天子的苗头了！

　　这样的发现让高宗李治大为不悦，也让他与武媚之间原本如胶似漆的夫妻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痕。

　　此外，自从长孙无忌垮台以来，李治感到自己的天子权威得到了巨大的恢复和提升，满朝文武和宰相们基本上都对他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然而，唯独有一个人是个例外。

　　这个人就是李义府。

　　众所周知，在李治夫妇与长孙一党斗法的时候，这个李义府一直充当急先锋的角色，可以说是天子阵营的忠实打手。可这几年来，李治却不无遗憾地发现，与其说李义府是他的亲信，还不如说这家伙只是皇后一个人的鹰犬。

　　这家伙自以为有皇后罩着，几乎不把天子放在眼里。而他之所以敢如此嚣张，就是因为他信心满满地认为——天子也在皇后的手心里攥着。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春天，忍无可忍的高宗李治终于决定拿李义府开刀。他要让这小子尝一尝雷霆之怒的滋味，同时也用这种敲山震虎的方式警告皇后——天子权威是绝对不容侵犯的！

　　当然，高宗要拿李义府开刀，肯定也需要一些正当的理由。

　　好在这样的理由并不难找，因为李义府自从当上宰相以来，几乎就没干过一件好事。

　　他做过的那些事情只能用两个成语来形容。

　　一个叫劣迹斑斑。

　　一个叫天怒人怨。

　　永徽六年末，李义府以中书侍郎衔“参知政事”，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仕途多年，李义府总算是如愿以偿地攀上了帝国政坛的最高枝，终于可以纵览“全树”风光、俯瞰芸芸众生了。也许是压抑多年的欲望亟须宣泄，所以李义府一朝得势，便开始“恃宠用事”、恣意妄为。

　　显庆元年秋天，一个叫淳于氏的洛州妇人因为犯案被拘押在大理寺狱，李义府听说这个妇人颇有姿色，顿时垂涎三尺、色心大动，当即决定把她搞到手。

　　为了得到淳于氏，李义府就向主管此案的大理丞毕正义施压，让他制造伪证帮淳于氏洗脱罪名，准备等淳于氏出狱后纳她为妾。不料大理卿段宝玄在调阅卷宗的时候，发现了毕正义做的手脚，立刻将毕正义逮捕，并将此案上奏天子。高宗李治随即命给事中刘仁轨提审毕正义，李义府唯恐毕正义把他抖出去，便逼迫他在狱中自杀。

　　毕正义被逼自杀后，高宗命人暗中调查，得知此案的幕后操纵者就是李义府。可当时长孙集团尚未垮台，这个李义府还有很大的利用价值，所以高宗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命大理寺草草结案了。

　　不久，御史王义方又对李义府发起弹劾，高宗却公然袒护，不但不追究李义府的罪状，反而以“毁辱大臣，言辞不逊”为由，把王义方贬为莱州司户。

　　显庆二年春，李义府又被擢升为中书令，正式跨入了宰相的行列。李义府仗着自己位高权重，又有天子和皇后撑腰，于是越发有恃无恐，不但大肆贪污受贿、卖官鬻爵，而且连他的母亲、妻子、儿子、女婿都公然充当权钱交易的经纪人，一时间“其门如市，多树朋党，倾动朝野”（《资治通鉴》卷二百）。

　　当时，同为中书令的杜正伦自认为资格比李义府老，加之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所以始终没给他好脸色看；而李义府依恃帝后宠信，自然也不把杜正伦放在眼里。双方由此结怨，此后无论大事小事多有抵牾。到了显庆三年十月，双方已成水火不容之势，杜正伦派人监视李义府，暗中搜罗他的罪证；而李义府索性恶人先告状，指使手下呈上密奏，说杜正伦用卑鄙手段暗算他。随后，双方当着高宗的面公开对质，拼命揭对方疮疤。高宗听来听去，好像两个人的屁股都不太干净，最后干脆以“大臣不和”为由，将二人各打五十大板——贬杜正伦为横州（今广西横县）刺史，贬李义府为普州（今四川安岳县）刺史。

　　仅仅因为一次争吵，高宗就贬掉了两个宰相，乍一看似乎有些处罚过重，但是有心人不难发现，李义府被贬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什么“大臣不和”，而是下面这两条：

　　第一，他得宠用事之后玩得太过火了，不要说他本人如何贪赃枉法，就说他家人干过的那些事，随便抓一件就足以把他贬谪流放了。

　　第二，李义府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无非是因为天子要利用他来对付长孙无忌。而时至显庆三年末，长孙一党早已被驱逐殆尽，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长孙无忌，高宗基本上已经胜券在握，当然没必要再留着这个贪财好色、败坏朝纲的李义府。至于说那个杜正伦，纯粹是因为运气不好——高宗正想拿李义府开刀，他恰好自个儿撞了上去，高宗也就顺手拿他当“刀”使了。

　　对于高宗兔死狗烹的真实动机，李义府当然比谁都清楚。

　　所以他从此对高宗恨之入骨。

　　不过，让他感到庆幸的是——皇后武媚并没有抛弃他。

　　李义府被贬普州后，皇后仍然隔三差五地派人前来慰问，并且向他暗示：很快就会让他回到京师重掌大权。（《资治通鉴》卷二百：“是时义府虽在外，皇后常保护之。”）

　　显庆四年八月，也就是长孙无忌在黔州自缢的几天后，李义府果然堂而皇之地回来了，而且一回朝就担任了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李义府不禁对皇后感激涕零，从此愈发忠心耿耿，发誓愿为皇后效死。

　　当然，他只为皇后一个人效死。

　　因为高宗李治已经不在他的效忠之列了。

　　在他看来，从今往后只要死命抱住皇后的大腿，就能权力永固、富贵长保。而此番回朝，更让他喜出望外的是——皇后居然让他执掌了吏部人事大权。

　　对于一向以卖官鬻爵为敛财之道的李义府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他感到兴奋的呢？

　　所以，李义府一回到长安，他的“李氏专卖店”就重新开张了，专营朝廷的官印和乌纱，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一时间，上上下下的钻营之徒纷纷趋附，李义府的生意顿时比以前更为红火。朝野的正直之士纷纷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可他却毫无愧色、我行我素。

　　这一切，自然都被高宗李治看在了眼里。

　　本来，李义府在皇后的庇佑之下大摇大摆地回朝复相，就已经让天子李治老大不痛快了，如今这该死的李义府又恶习不改、重操旧业，把吏部当成了自家的铺面，在那里公然兜售官印乌纱，怎能不让李治义愤填膺？

　　可愤怒归愤怒，李义府毕竟是皇后的人，李治一开始也没想要收拾他，只是希望他能收敛一点。龙朔三年春的某一天，高宗李治特意把李义府找来谈话，和颜悦色地说：“你儿子、女婿行为都很不检点，干了不少非法的事，我还为你遮掩，没有把这些事情公开。你最好是警告一下他们，别再这么干了。”

　　高宗这话其实已经说得非常客气，给李义府留足面子了，可他断然没有想到，这个胆大包天的李义府居然丝毫不买他的账。

　　李义府当场勃然变色，脸红脖子粗地说：“这是谁告诉陛下的？”

　　高宗一听，立刻也火了：“你只要告诉我有没有这回事，何必管是谁告诉我的？”

　　李义府一脸阴沉，半晌无语。

　　可他接下来的这个举动却再次令天子火冒三丈，同时也彻底葬送了他的权力和富贵。

　　李义府瞥了一眼天子，唇边掠过一抹冷笑，突然转过身，连声屁都没放就扬长而去了。

　　面对天子的责备和警告，李义府非但一点都不认错，反而还跟天子翻脸，甚至干脆拍屁股走人，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这是忤逆犯上、大逆不道啊！

　　看着李义府傲然而去的背影，李治顿觉血往上涌。

　　李义府之所以这么嚣张，就是因为他背后有皇后撑腰！

　　就在这一刻，李治下定了收拾李义府的决心。

　　不仅是因为他忤逆犯上，更因为他是皇后的一颗棋子。不拿掉这颗棋子，李治就无法震慑皇后；不震慑皇后，李治就有重新沦为影子皇帝的危险！

　　所以，李义府的末日到了。

　　龙朔三年暮春，就在高宗准备对李义府动手的时候，一个叫杜元纪的阴阳术士忽然告诉李义府：贵宅被不祥之气笼罩，您恐怕会有牢狱之灾。

　　应该说，这个姓杜的术士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因为他对李义府的预测确实很准。可充满讽刺意味的是，他随后提出来的这个禳解之法，非但于事无补，反而加速了李义府的灭亡。

　　杜元纪对李义府说：应该在宅中积财二千万钱，才能化解这场灾难。李义府对此深信不疑，开始变本加厉地聚敛。为了赶紧凑齐二千万，他只能拼命卖官。短时间没那么多客户，他就让儿子女婿们到处撒网。很快，儿子李津就抓来了一堆新客户，其中一个居然是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

　　李津以七十万钱的价格，把一个司津监的官职（从六品）卖给了长孙延。

　　本来李家父子的行动就已经被高宗监控了，如今李津竟然还敢把乌纱卖给罪臣长孙无忌的后人，这简直就是自己往刀口上撞，于是马上就有人向高宗作了禀报。

　　在大肆卖官的同时，李义府还经常身着微服，和杜元纪一起跑到长安城东，“登古冢，候望气色”，可能是想观察他宅邸上空的不祥之气是否已经化解。有关部门密切监视了几次之后，随即指控他暗中窥测天象变异，“阴有异图”（《资治通鉴》卷二百）。

　　李义府原本就已劣迹斑斑，现在又让天子抓住了好几个现成的把柄，当然是死有余辜了。龙朔三年四月，李治下令将李义府逮捕下狱，命司刑太常伯（刑部尚书）刘祥道与御史进行会审，同时由司空李勣监审。

　　审理结果，证据确凿，李义府罪无可恕。李治随即下诏，将李义府父子一起开除官籍，流放李义府于巂州（今四川西昌市），流放李津于振州（今海南三亚市），其他的儿子和女婿也全都除名，流放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县）。

　　恶贯满盈的李义府一垮台，朝野上下无不拍手称快。有个极具娱乐精神的民间写手马上用匿名的方式写了一篇文章，并且把它贴满了长安的大街小巷。

　　文章的标题是——《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

　　之所以把主审官刘祥道称为“河间道行军元帅”，是因为李义府的爵位是“河间郡公”，刘祥道奉天子之命讨伐他，当然要荣膺此项称号；而所谓“铜山大贼”，意指李义府是躺在铜钱堆积的山上专事聚敛的大盗。

　　自大唐开国以来，被朝廷贬谪的官员可谓不计其数，可似乎只有李义府被人写过这种搞笑挖苦的布告，足见其罪孽之深、民愤之大。

　　然而，谁都知道，李义府是皇后的死党，几年前被天子踢到普州，就是皇后把他弄回来的，而且复相之后比以前更为嚣张。确实，皇后武媚确实想过要力保李义府，可毕竟他官声太坏、民愤太大，武媚不免担心自己会被他所累，最后也就无可奈何地把他放弃了。

　　三年后，天子李治封禅泰山，下诏大赦天下，但是流放远地的人却不在赦免之列。而李义府恰恰就属于流放远地的人，他因此忧愤成疾，在贬所一病而亡。

　　听到李义府终于死去的消息后，人们悬着的一颗心才落了地。（《资治通鉴》卷二○一：“自义府流窜，朝士日忧其复入，及闻其卒，众心乃安。”）

　　这个皇后，不是天子说废就废的

　　高宗虽然轻而易举地拿掉了李义府这颗棋子，但是大权旁落的危险却丝毫没有解除。

　　自从患上风疾之后，高宗的健康状况始终不见改善，所以皇后武媚干政的机会越来越多，而她的政治野心也随之不断膨胀。高宗李治不无悲哀地发现——当年那个“屈身忍辱，奉顺上意”的武媚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从头到脚都生长着权力欲望的女人。这个女人非但不再顺从他、尊敬他，反而一步一步架空了他，甚至已然凌驾了他！

　　悲哀之余，李治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愤怒。（《资治通鉴》卷二○一：“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

　　一切都和当年的长孙无忌如出一辙。

　　不，是比当年的长孙无忌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这样，高宗对武媚的愤怒一天比一天更为强烈。可他并没有注意到，与此同时，武媚对他的不满也是一天比一天更深。

　　高宗的愤怒是因为自己的天子之权被妻子窃取了，而武媚的不满则是因为自己老公的心被别的女人偷走了。

　　是的，这几年来，高宗对武媚的爱意日渐淡薄，而对另外两个女人的宠幸则是与日俱增。而尤其让武媚感到讽刺的是，这两个女人居然一个是她的亲姐姐——韩国夫人，一个是她的外甥女——魏国夫人。

　　韩国夫人的夫家也算得上世家大族，丈夫叫贺兰越石。她生下了一双儿女，儿子叫贺兰敏之，长大后成了名闻长安的美少年；女儿就是后来的魏国夫人，据说也是长得天姿国色、美艳动人。贺兰越石早亡，所以韩国夫人年纪轻轻就守了寡。武媚正位中宫后，韩国夫人就经常带着女儿出入禁中，日子一久，高宗李治就看上了这个风韵犹存的俏寡妇，顺带着把她身边的美少女也一并纳入怀中，不久就封这个小情人为魏国夫人。

　　这对母女就这样成了天子的枕边新欢。每当武媚看见她的姐姐和外甥女满面春风、花枝招展地出入天子寝殿时，她的眼中就会屡屡喷射出愤怒和嫉妒的火焰。

　　高宗李治没有注意到这道火焰。

　　韩国夫人也没有看见这道火焰。

　　直到后来有一天，当宫人们无意间发现，频繁出入天子寝殿的不再是母女俩，而只剩下一个年轻的魏国夫人时，人们才恍然想起，已经有一段日子没见过韩国夫人了。

　　是的，韩国夫人消失了。

　　就在人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韩国夫人悄无声息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史书没有记载韩国夫人死亡的具体时间和具体原因，但是民间却盛传她是被她的亲妹妹皇后武媚毒死的。然而宫闱之事从来幽微难测，没有人说得清韩国夫人的真正死因，细心的宫人们只能从魏国夫人美丽而忧伤的脸上，看见一丝哀怨和仇恨的眼神。

　　尤其是当皇后武媚在场时，她眼中的那种仇恨似乎尤为强烈。

　　韩国夫人死后，高宗李治就把对她们母女的爱全都倾注到了魏国夫人身上，他甚至想正式封她为九嫔之一，只不过他也知道，只要武媚还在皇后的位子上，他就不可能迈出这一步。

　　那么，有没有可能把武媚从皇后的位子上撸了呢？

　　当然有可能。

　　既然当年可以废王立武，今天为什么就不能废掉武媚，然后纳贺兰氏为嫔，与这个美丽温柔而又善解人意的小情人厮守终生呢？

　　这样的念头一经出现在高宗的脑海，就像一枚石子投进了湖心，不断泛起一圈比一圈更大的涟漪，让他再也无法平静。

　　于是，为了重新夺回天子大权，同时也为了美丽可人的贺兰氏，高宗李治决定放手一搏！

　　接下来，他需要的只是一个适当的时机、一个恰如其分的废除皇后的理由。

　　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冬天，这样的时机终于出现了。

　　有一天，宫中的宦官王伏胜忽然向天子告发，说一个叫郭行真的道士经常在皇后的安排下“出入禁中”，设坛作法，并且——“尝为厌胜之术”！（《资治通鉴》卷二○一）

　　厌胜？

　　又是这个可怕的罪名。

　　人们都还记得，当年武昭仪陷害王皇后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十恶不赦的罪名。谁也没想到许多年后，居然有人会以同样的罪名对武后发出指控。

　　得到王伏胜的密报时，高宗李治表面上勃然大怒，可内心却在窃喜——还有什么比“厌胜”更正当的废后理由呢？

　　厌胜事件爆发后，高宗李治立刻密召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上官仪进入内殿，商议如何处置皇后。

　　这个上官仪在一年前才刚刚拜相，其资历要比其他宰相浅得多，可高宗为何偏偏找他密商呢？

　　原因只有一个——像李勣、许敬宗这样的资深宰相都曾经是拥立武后的人，所以高宗根本不敢把事情交给他们。如今要对付武后，只能用上官仪这样的新面孔。

　　上官仪是贞观初年进士，也是一代文章圣手，尤工五言诗，成名很早。太宗闻其名，曾召入宫中，授弘文馆直学士，经常与他诗文唱和，甚至让他修改诏敕，后又擢任其为秘书郎。高宗即位后，上官仪升任秘书少监，此后一度担任陈王李忠的属官；李忠册封为太子后，他又任职东宫，此后屡获升迁，于龙朔二年正式拜相，仍兼弘文馆学士。

　　上官仪是典型的文学侍臣，他之所以能够青云直上，主要并不是依靠政治才干，而是凭借其文学才能。他是齐梁余风的代表诗人，其五言诗“绮错婉媚”、自成一格，素有“上官体”之称，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据说上官仪的风度和仪态可以用俊逸出尘、飘然若仙来形容。《隋唐嘉话》曾记载，上官仪拜相之后，时在东都洛阳，“尝于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即兴吟咏了一首《入朝洛堤步月》：“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

　　洛阳宫外，晨光熹微，晓月将残，垂柳摇曳，微风拂面。就在这一幅安恬静美的画面中，洛水边上等候入朝的百官们不约而同地望见，当朝宰相上官仪正骑着一匹白马飘然而来，只觉他吟出的诗句用字精巧、“音韵清亮”，而他本人则是衣袂飘飘、神采飞扬，“望之犹神仙焉”。

　　许多年后，人们似乎还能从女皇武曌最宠信的那个女官——上官婉儿身上，依稀看见她祖父上官仪当年的气质和风采。

　　上官仪是一个典型的文人，而文人从政，通常难以避免自命清高、恃才傲物的毛病，更难以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中长期生存。所以，上官仪纵然被高宗倚为心腹，并且拔擢为宰相，但是他并不知道，在这短暂的显贵和荣宠之后，会是一种怎样叵测的命运在等待着他。

　　作为高宗时下最信赖、最倚重的宰相，上官仪很清楚天子心里想要什么。所以当高宗密召他进入内殿，并且问他要如何处置皇后时，上官仪当即斩钉截铁地回答：“皇后专权横行，令海内失望，请求废黜。”

　　李治频频点头，马上命上官仪草拟一道废后的诏书。

　　此刻的上官仪绝对没有料到，皇帝要他草拟的这道诏书竟然会变成他的死亡通知书。

　　在内殿的御案前，满腹诗书的上官仪铺开一纸素笺，略微沉吟之后，开始洋洋洒洒地写下他这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文字。

　　随着上官仪的这道诏书拟就，曾经携手走过十八年风风雨雨的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媚，终于无可挽回地走到了决裂的边缘。

　　皇上要废黜皇后了！

　　千钧一发的时刻，武媚长久以来精心打造的宫廷情报网终于发挥了生死攸关的作用。

　　当安插在天子身边的耳目纷纷跑来告诉她这个可怕的消息时，人们看见皇后武媚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表情的话，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平静。

　　片刻之后，皇后武媚忽然向人们露出一个自信的笑容，然后一言不发地朝内殿走去。

　　那一刻，皇后处变不惊的神态和镇定自若的表情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惊讶，同时也让他们感到了由衷的敬佩。

　　他们相信，这样一个皇后绝对是比任何女人都更有资格母仪天下的，肯定也不是天子说废就能废的！

　　武媚径直走入内殿的时候，那一道墨迹未干的废后诏书正静静地躺在天子的御案上。而御案后面，则是天子李治那张惊愕且惶然的脸。

　　武媚走到御案前站定了，她的目光就像正午的阳光一样笔直地射向天子。

　　天子慌张地闪避着，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惨白。

　　紧接着，武媚用一种异常淡定的口吻开始了对往事的叙述。

　　那是这风风雨雨十八年来，发生在她和他之间的那些往事。

　　当然，这种叙述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是一种有选择、有重点的前情提要。

　　不过对于此刻的李治来说，这样的前情提要已经足够了——足够他惭悚，足够他畏怯，足够他无地自容，也足够他回心转意了。

　　最后，李治把头深深地垂了下去，嗫嚅着说：“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资治通鉴》卷二○一）

　　这一刻，天子李治就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而皇后武媚则露出了一个母亲般宽宏大度的笑容。

　　天子既然已经承认错误了，武后当然可以摆出一副既往不咎的姿态，当成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但是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天子必须为他犯下的错误买单。

　　换言之，李治本人固然可以推卸责任、逃避惩罚，但是他手下的那几个帮凶以及他在朝中的一干亲信，却必须替他们的主子付出代价！

　　这才是武后笑容中的真实含义。

　　就在武媚迈着轻盈的步履转身走出内殿的那一刻，一张长长的报复名单已经完整地浮现在她的脑中。

　　名单上的头两个，就是上官仪和王伏胜。

　　第三个，就是废太子李忠。

　　因为上官仪和王伏胜都曾经是李忠的东宫旧部，如今这两个人都参与了废后事件，那么李忠自然也难逃干系。而且，李忠一天不死，现太子李弘的地位就始终不能稳固。所以，无论是出于报复还是出于斩草除根的考虑，武媚都必须利用这次机会除掉李忠。

　　这些年来，废太子李忠可谓尝遍了人间冷暖、阅尽了世态炎凉。当初他被立为太子时，年纪尚幼，还不完全明白权力和富贵的意义，可身边却整天围着一大群讨好和献媚的人。十四岁那年，他忽然被废黜了，一夜之间丧失了所有，然后身边那些人就像逃避瘟疫一样，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离开京城的那天，所有东宫旧臣没有一个人来给他送行，真是令他伤透了心。

　　被贬谪为梁州都督的同年年底，他再一次被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刺史。后来的日子，李忠慢慢长大，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原来他自始至终都是别人手中的一颗棋子，不论是入主东宫，还是被流放远地，都是别人权力斗争的结果。在他大起大落的命运背后，一直都有一些可怕的力量在操控和主宰。

　　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李忠感到了无比恐惧，他仿佛看见阴谋和死亡正如影随形地跟着他。李忠从此惶惶不可终日，每天夜里总是噩梦连连，白天也始终担心会有刺客行刺。为了化解随时可能到来的灾难，李忠屡屡请巫师设坛作法，占卜吉凶；为了防备刺客，他甚至乔装改扮，经常穿上妇人的衣服。

　　李忠在房州的一举一动，自然都逃不过武媚的眼睛。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初秋，朝廷再次颁下一纸诏书，把李忠废为庶人，流放黔州，囚于前废太子李承乾的旧宅。

　　在那座阴气森森的宅子里，李忠更是陷入了极度的恐惧。那几年里，他逐渐变得蓬头垢面、形容枯槁，生命对他而言已经变成一场漫长的刑罚，他已经如同废人，活着就是在等死。

　　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十二月，许敬宗在武媚的授意之下，上疏指控上官仪、王伏胜、废太子李忠暗中勾结，企图谋反。上官仪旋即被捕下狱，几天后就与长子上官庭芝、宦官王伏胜一起被斩首，家产抄没，府中女眷也全部没入宫中为婢。就是在这场家破人亡的灾难中，刚出生不久的上官婉儿随母亲一起被没入了掖庭。

　　十二月十五日，废太子李忠被赐死于贬所，年仅二十二岁。稍后，时任右相（中书令）的刘祥道因与上官仪交情深厚，被罢免了宰相职务，降为司礼太常伯（礼部尚书）；同时，朝中还有左肃机（尚书左丞）郑钦泰等一大批官员，都被指控与上官仪有交情，或遭贬谪、或遭流放，全被逐出了朝廷。

　　高宗李治很清楚，这些人并不是因为与上官仪友善而被株连，而是因为他们都是自己的亲信，所以才会被皇后通通赶出长安。

　　明知如此，可李治却无能为力。

　　从皇后武媚带着利刃般的目光走进内殿的那一刻起，从李治被迫说出“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这句话之后，李治就知道自己完了，他只能把天子大权拱手让给皇后武媚。

　　因为他别无选择。

　　其实，李治何尝不想把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又何尝不想按照自己的意志统治这个帝国！然而，自从患上这该死的风疾之后，很多事情就不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了。每当他想集中精力聆听百官奏事的时候，每当他要打起精神裁决政务的时候，可恶的病魔就会猛然攫住他，让他头晕目眩、四肢乏力。

　　在这种力不从心的情况下，他除了把权力交给皇后之外，还能交给谁呢？交给宰相吗？如今的这些宰相，虽然一个个貌似谦恭，好像对天子唯命是从，可一旦天子真的把最高权力下放给他们，假以时日，谁敢保证不会出现第二个长孙无忌呢？

　　在李治看来，即便他和武媚早已同床异梦，可他们毕竟曾是一对如胶似漆的恩爱夫妻；即便他和武媚早已貌合神离，可他们毕竟曾是一对生死与共的政治拍档！更何况，皇后毕竟给他生下了四个儿子：太子弘、沛王贤、周王显、殷王旭轮（后改名旦），来日自己驾鹤西去，皇后必然要把权力归还给太子李弘，到时候江山就仍是李唐的江山，社稷也仍然是李唐的社稷。这样的结果，总比让朝政大权落入异姓权臣的手中更好吧？

　　如果说身体状况的恶化注定了高宗的天子大权非旁落不可，那么他宁可旁落给皇后武媚，也绝不能旁落给长孙无忌第二！

　　李治固然知道这不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情况下，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最不坏的选择呢？

　　当然，在这场废后风波中，李治的表现确实显得有些懦弱。可是，与其说李治是在武后的逼迫下产生了畏怯，不如说他是在那一瞬间察觉了自己废后举动的鲁莽。因为倘若真的把武后废了，李治在病魔缠绕的情况下就不得不把权力下放给宰相，如此一来，就有可能引发如上所述的外姓掌权的危险。

　　此外，让李治最终产生悔意、收回成命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武后协助处理朝政的这几年中，她的表现确实无懈可击、可圈可点，甚至比李治本人显得更圆熟、更老到、更具政治智慧。既然如此，李治在冷静下来的时候，自然会意识到自己对魏国夫人的感情已经损害了身为帝王的理智，所以他不得不从顾全大局的角度出发，从李唐社稷的长治久安出发，进一步提升武后的权威。

　　无论高宗李治是主动还是被迫，总之从麟德元年的冬天开始，李治的帝王权威就逐渐被削弱了。在这场有惊无险的废后风波中，皇后武媚非但毫发无损，反而趁机铲除了天子在朝中的一干亲信，不仅转危为安，而且因祸得福，获取了更大的权力。

　　从此，金銮殿上不再只有高宗李治一人，而是高宗与武后并列。满朝文武几乎都能感受到，帝国的最高权力正在逐步落入皇后武媚的手中。史称：“自是，上（高宗）每视事，则后（武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预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资治通鉴》卷二○一）

　　一个“二圣临朝”的时代就此掀开大幕。

　　这一年，武媚四十岁。

　　此时的武媚，就像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一样，在经历千难万险之后，终于以一种舍我其谁的气概和耸壑凌霄的姿态，展翅翱翔在大唐帝国的权力巅峰之上。

　　封禅：皇后的盛典

　　麟德元年的废后风波如同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在短暂的喧哗与骚动之后，一切很快就都回复了原样。

　　李治和武媚这对冤家看上去闹得挺凶，可人家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没过几天就又相敬如宾了，唯独害苦了一大帮忠于天子的朝臣——上官仪丢了脑袋，刘祥道罢了相职，其他人或贬黜或流放，什么都没捞着，却赔上了辛苦大半生赚来的功名富贵。

　　这样的教训真是太深刻了！

　　为了汲取教训，满朝文武从此都当起了聋子和哑巴——不管你们天子夫妻是打是和，都是你们自己家的事，犯不着我们当臣子的冒着杀身流放的危险去�

　　��搅和！

　　所以，自从“二圣临朝”之后，天下好像忽然间就太平无事了，朝臣们也一个个都学会了沉默是金，把高宗李治搞得既纳闷又郁闷。

　　麟德二年（公元665年）二月，李治终于忍不住对宰相们发了牢骚：“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虚心求谏，而竟无谏者，何也？”

　　宰相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继续保持沉默。只有司空李勣回答了天子的提问，他说：“陛下所为尽善，群臣无得而谏。”（《资治通鉴》卷二○一）

　　李治顿时语塞。

　　什么意思？这么漂亮的话，说了不跟没说一样吗？你是在讽刺朕，还是在跟朕打官腔？

　　李治知道这根本不是李勣心中的真实想法。可是，在发生了那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之后，他还能指望李勣给他什么答案呢？

　　这一刻，高宗李治不禁在心里苦笑——世事真就像一场无可奈何的轮回！想当初他屡屡跟长孙无忌提出类似问题时，老家伙就一再跟他打官腔，没想到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折腾了这么些年，一心想在君臣之间营造一派忠直进谏、从谏如流的良性互动局面，可到头来朝堂上还是一片鸦雀无声，连他最信任的老臣李勣也在跟他打这种政治上绝对正确的哈哈，这太让人郁闷了！

　　虽然郁闷，可李治也没有办法。大唐君臣就在这种了无生气的沉默中又挨过了两年，高宗李治再一次忍无可忍，又接连几次在朝会上责怪大臣们没有尽到“进贤才”的责任。

　　宰相们闻言，照例一言不发，最后是司列少常伯（吏部侍郎）李安期于心不忍，才跟天子说了几句真话：“天下未尝没有贤才，也不是群臣敢遮蔽贤才。只因近来公卿一有推荐，被荐者未获任用而推荐者先已获罪，所以人人三缄其口。陛下若真能推诚以待贤才，谁不愿举其所知呢？此关键在于陛下，不在群臣。”

　　李治再一次语塞。

　　官腔不好听，可真话就好听了吗？

　　很明显，真话更难听。

　　所以，李治死心了。

　　从此以后，不管群臣进不进谏、进不进贤，反正高宗自己是保持沉默了。

　　麟德二年冬天，高宗朝廷酝酿数年的封禅大典终于要举行了。

　　所谓封禅，是帝王祭祀天地的一种盛大仪式，据说早在三皇五帝的时期便已有之。古人认为泰山是天下最高的山，所以封禅大典通常都在泰山举行——于泰山设圆坛以祭天，称为封；于泰山旁边的小山设方坛祭地，称为禅。在古代中国，封禅泰山既是太平盛世的象征，也是帝王功业鼎盛的标志。

　　然而，并不是所有帝王都有资格获此殊荣。在唐朝之前，只有秦始皇、汉武帝，还有东汉的光武帝等少数几个自认为建立了丰功伟业的帝王，才敢举行封禅大典。

　　贞观年间，太宗君臣也曾多次有过封禅泰山的动议，但一来太宗皇帝顾惜民力，二来当时战事不断，周边形势较为紧张，所以始终未能成行。高宗一朝首次提出封禅是在龙朔元年，当时益州等地都上报了见龙的祥瑞，所以朝廷在改元龙朔的同时，宣布于龙朔三年正月举行封禅，但是随后便因对高丽和百济用兵而中止。

　　麟德元年七月，由于此前唐军在白江口大破日本海军，成功平定百济，朝廷受此胜利的鼓舞，遂再次宣布于三年正月封禅泰山，并命各地都督、刺史必须在二年十月齐集泰山脚下，命诸王集合于东都，筹备封禅的相关事宜。

　　对于此次盛典，武媚当然也是一直持赞同态度。因为这不仅是对她参与朝政以来所获政绩的一种高度肯定，而且可以极大地提升她的政治地位和个人威望。

　　封禅大典主要由两部分典礼构成，一是祭祀昊天上帝（祭天）的封礼，二是祭皇地祇（祭地）的禅礼。按照古代惯例，两种祭礼皆由天子行初献礼，再由公卿行亚献礼和终献礼。换句话说，自古以来，封禅都是男人的事，女人根本没资格参与，就算贵为皇后，也只能在一边待着看热闹。

　　对此，武媚自然是深感不满。于是就在麟德二年十月，武媚毅然上表，对“封禅旧仪”提出了批评。她认为，典礼规定皇后配享祭地之礼，而又令公卿代行，实在是“礼有未安”，因此她郑重其事地向高宗要求——“至日，妾请帅内外命妇奠献。”（《资治通鉴》卷二○一）。

　　对于武媚的要求，高宗当然不敢不答应。他当天就颁下一道诏书，宣布在社首山举行的祭地典礼部分，由皇后行亚献礼，由越国太妃燕氏（越王李贞的生母，是太宗的嫔妃群中唯一在世的一位）行终献礼。

　　由女性参与并主持帝国最高级别的祭祀大典，这可是开天辟地以来的头一遭！纵观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武媚此举不仅空前，而且绝后！

　　如此创举所折射出来的政治意义，当然也是不言而喻的。它标志着武媚在大唐帝国的政治地位已经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再也无人可以撼动。

　　麟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高宗李治与皇后武媚携文武百官和六宫妃嫔，浩浩荡荡地从东都洛阳出发，前往泰山。整个仪仗队前后绵延达数百里，旌旗招展，鼓乐齐鸣，列营置幕，弥亘原野。此外，东自高丽，西至波斯，突厥、于阗、天竺、日本、新罗、百济等各国的元首、酋长和使节也各率部属随同出发，穹庐帐幕、驼马牛羊充塞道路。如此阵容，诚可谓盛况空前、古来未有！

　　麟德三年正月初一，庄严隆重的封禅大典在泰山正式举行，典礼一共进行了五天。初五，高宗在朝觐坛接受文武百官和四夷君长的朝贺，当日下诏大赦天下，改元乾封。同日，宣布文武百官凡三品以上者赐爵一等，四品以下者晋级一阶。

　　自从大唐开国以来，所有官员的进阶均须通过政绩考核，升至五品和三品时，更须由天子亲自裁决。可是，这次泰山封禅却开启了“泛阶”的先河，从此冗官日多，以至到高宗晚年，穿四品绯色朝服的官员已经多如牛毛了。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正月的这场封禅大典，无疑是武媚一生中最辉煌的记忆之一。

　　站在社首山高高矗立的降禅方坛上，武媚时而仰望清澈澄明的天穹，时而俯瞰辽阔苍茫的大地，一种睥睨天下、指点江山的豪情顿时在她的胸中奔涌激荡。

　　那一刻，武媚仿佛在冥冥之中听见了上天的一声召唤，她并不能真切了解这声召唤所蕴含的全部意义，可她却依稀看见一个属于她的世界已经在不远的未来等待着她，那里有别样的天地乾坤，也有别样的山河日月，令她心驰神往、激动莫名。

　　就是这次封禅，让武媚对权力、地位、尊严、威望等诸如此类的事物，有了更为淋漓尽致的体验，同时也有了更加强烈而炽热的渴望！

　　大典进行的过程中，许多大臣不约而同地发现，皇后武媚的眼中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情在灼灼燃烧，而她脸上也分明闪耀着一种奇异而瑰丽的红色光芒。

　　在这种红光的映衬之下，天子李治的脸色越发憔悴和苍白。

　　人们不禁在心里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是谁的盛典？

　　是这个脸色苍白的男主角，还是那个满面红光的女一号？

　　此次封禅，武媚除了享受到无上权威所带来的巨大快感之外，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额外收获。那就是——借机除掉了她的小外甥兼小情敌贺兰氏。

　　许多年前，武媚曾经把几个不识好歹的兄长和堂兄弟贬出了朝廷，外放为远地刺史，其中，同父异母的兄长武元庆、武元爽先后死于贬所，而堂兄弟武惟良、武怀运则尚在人世。此次封禅，朝廷要求各地刺史都必须参加，时任始州刺史的武惟良与淄州刺史武怀运也都赶到泰山参与了盛典。大典结束后，他们又随銮驾返回京师。大唐百官都有在一些重大庆典之后向皇帝和后妃献食的习惯，于是武氏兄弟也按照惯例进行献食。

　　武氏兄弟绝不会料到，就是这次普通的献食，让武媚发现了下手的良机。于是，一个一石三鸟的计划迅速在她的脑中成形。

　　当献给魏国夫人的那份佳肴送进宫中后，武媚便暗中指使手下在贺兰氏的食物中下毒。毫无防备的贺兰氏当天就中毒身亡。自古红颜多薄命，可怜这个年轻貌美的贺兰氏，连一个正式的嫔妃名分都还没有，就这样香消玉殒、命丧黄泉了。

　　贺兰氏一死，武惟良和武怀运当然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由于他们曾经与皇后武媚发生过太多不愉快，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武氏兄弟原本是想毒死皇后，结果却错杀了魏国夫人。

　　贺兰氏之死让天子李治肝肠寸断、悲痛欲绝。在无法查出凶手的情况下，他只能把满腔悲愤都发泄到武氏兄弟身上。数日后，高宗未经审讯就颁下敕令，将武惟良和武怀运斩首，妻女没入掖庭。

　　武媚略施小计，就一举拔掉了几颗眼中钉，这对于刚刚从封禅大典尽兴而归的武媚来说，不啻一种锦上添花之喜。

　　杀了武氏兄弟，武媚还觉得不够过瘾，就把他们的姓改为蝮。

　　她希望他们变成两条肮脏丑陋的毒蛇，从此在暗无天日的墓穴中卑贱地爬行，永世不得超生！

　　高宗李治即位的十几年来，虽然帝国的政治高层风云变幻，始终没有停止过权力斗争，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国计民生。高宗治下的唐王朝继承了贞观时代的强大国力，所以这些年来，大唐帝国在总体上依然保持着安定、繁荣和强盛的局面。

　　尤其令人振奋的是，唐朝的军事力量和国家威望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顶峰，甚至超过了太宗时期。截至咸亨元年（公元670年），高宗统治下的帝国疆域已达至极盛，比前后的各个时期都更为广阔，唐朝的影响力也进而扩大到中亚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

　　那么，这一页辉煌的历史又是如何铸就的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永徽初年，让我们跟随英勇的大唐将士，一起去跃马横刀、驰骋沙场，一起去开疆拓土、鹰扬国威，去谱写辉煌的英雄史诗，去缔造不朽的战争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