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兴亡三百年.5
第一章 开元盛世背后
都是封禅惹的祸：张说下台
泰山封禅这桩盛事，不仅让唐玄宗李隆基登上了历史的巅峰，同时也让宰相张说走上了人生的最高处，达到了仕宦生涯中最辉煌的顶点。在当时的满朝文武中，借封禅之举而极尽荣耀、备享尊宠的，几乎只有张说一人。因为他不仅全程策划了这场盛典，而且自始至终陪同在皇帝身边，抢尽了所有人的风头，俨然成了整个封禅活动中仅次于玄宗的二号人物。玄宗这个领衔主演有多风光，张说这个总策划人就有多炫！
然而，月盈则亏，水满则溢，顶点的到来就是下降走势的开始，从灿烂再往前迈一小步就是腐烂。这既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也是人世间的普遍法则，任何人概莫能外，张说当然也不能幸免。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四月，玄宗君臣从泰山回到东都还不到半年，山呼万岁的余音还在人们的耳旁萦绕，令人震惊的一幕便发生了——封禅大典的总策划人张说，突然从风光无限的首席宰相，变成了披枷戴锁的阶下之囚。
到底出了什么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张说这个人有才，可有才的人通常会犯一个毛病——恃才傲物。自从他就任首席宰相以来，凡是百官向他禀报事情不合他意的，轻则被他讽刺挖苦，重则遭他厉声叱骂，总之在他手底下当差，简直是一种精神折磨。那些被他“面折”过的官员，没有人不在背后诅咒他。
假如张说只是让一般官员讨厌，那问题倒也不大，可关键是他太过专横霸道了，一心打压冒尖的人，结果跟皇帝新近宠任的一个大红人也成了死对头。
这个人，就是开元中期著名的财政专家——宇文融。
宇文融，长安万年县人，高门显宦出身，曾祖父官至隋朝礼部尚书，祖父宇文节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宰相，父亲也官任莱州刺史。有这样的家世背景，注定了宇文融在官场上绝不会无所作为。史称他“明辩有吏干”，入仕没多久，就受到了前后两任京兆尹的赏识（其中一个就是后来的宰相源乾曜）。
宇文融的发迹始于开元九年。当时，民间的逃户现象非常严重，朝廷深以为患，时任监察御史的宇文融就向玄宗上奏，建议对各地的逃亡、迁移和虚假不实的户口进行彻底清查。一向对其才干甚为欣赏的侍中源乾曜也极力赞成此事。玄宗遂任命宇文融为特使，专门负责逃户和“籍外田”（不在当地政府登记注册的农田）的清查工作。
宇文融没有让玄宗失望，很快就查获了大量逃亡人口和私自开垦的农田。玄宗非常满意，立刻擢升宇文融为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让他进一步开展大规模的清理整顿工作。为了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最大政绩，宇文融又奏请玄宗，专门设置了十个“劝农判官”，让他们以朝廷特使的身份分赴全国各地，负责监督括户政策的执行。
特使们邀功心切，遂不顾地方上的实际情况，以严厉的督责手段逼迫州县官吏加大括户力度。由于宇文融圣眷正隆，连朝廷公卿都惧他三分，各州县的地方官就更是不敢抗命，为了交差，只好弄虚作假，把当地的原住户也当成逃户报了上去，“于是诸道括得客户凡八十余万，田亦称是”。
逃亡人口被查出这么多，所谓的无照农田也查出这么多，各地上缴朝廷的赋税自然就大幅增长了。当年底，朝廷就额外“征得客户钱数百万”（《旧唐书·宇文融传》）。
对此，玄宗自然是满心欢喜。
即便民间颇受其弊，很多老百姓也被搞得苦不堪言，可玄宗看不见这一切，只看见了宇文融的显著政绩。当时有个地方官曾上疏朝廷，力陈括户政策导致的各种弊端，却旋即遭到贬谪。不久，又有一个户部侍郎据实上奏，称此次括户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补所失”，但奏章一上，又被玄宗贬出了朝廷。此后，满朝文武再也没人敢对此多说一个字，而宇文融也自然而然地成为玄宗最倚重的财政专家。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八月，宇文融荣升御史中丞，并以“劝农使”的身份前往全国各地考察工作。面对这个天子宠臣，各州县官吏拼命巴结，不管政务大小，一律先禀告宇文融，然后再上奏中书省；朝廷有关部司也都不敢随意批复，总是眼巴巴地等到宇文融拿出处理意见后，才敢作出裁决。
一时间，宇文融俨然成了无冕宰相。
眼看宇文融权势日隆，张说当然是极度不爽，于是处处给宇文融小鞋穿。此后，凡是宇文融提出的议案和建言，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张说的否决。
正在春风得意的宇文融当然受不了张说的打压，遂将其视为头号政敌，处心积虑想把他搞垮。
就这样，张说和宇文融结下了梁子。
不过，假如张说只是得罪了一个宇文融，恐怕也不至于落到锒铛入狱的下场。他毕竟是首席宰相，无论是资历、威望、贡献，还是天子宠信，哪一点都胜过宇文融。所以，导致张说败落的主要原因，其实也还不是出在宇文融身上。尽管最后出面扳倒张说的人是宇文融，可如果不是张说自己身上出了非常大的纰漏，不管宇文融再怎么使劲，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把他送进监狱。
那么，张说到底出了什么纰漏呢？
说到底，还是封禅惹的祸。
虽然策划封禅是张说仕宦生涯中最辉煌的一件事，但是，世间万事总是利弊相生。张说虽然通过封禅成就了不世之功，但也恰恰是因为封禅酿成了不虞之祸。
准确地说，是张说在此次封禅中犯了众怒，把不该得罪的人全都得罪光了。
从封禅动议刚一提出来，张说就和另一个宰相源乾曜干上了。
源乾曜本来是很低调的一个人，不管是以前的姚崇，后来的张嘉贞，还是现在的张说，源乾曜都心甘情愿给他们当绿叶，老老实实无怨无悔，什么事都顺着他们，从没和他们急过眼。可这次不一样，这是封禅！事情太大了，他不能不发表自己的意见。
源乾曜的看法是：封禅活动需要耗费大量的人、物、财力，既劳民伤财又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所以能不搞就不要搞。
然而，一贯目中无人的张说根本不把源乾曜当一回事，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甚至在劝请的奏章中，每一次都把源乾曜的名字强行署了上去，简直有点绑架的意味。源乾曜虽然对此无可奈何，但从此对张说极为不满。所以，当后来源乾曜成为张说一案的主审官时，就公事公办，据实上奏，一点情面也不讲，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除了触怒源乾曜之外，张说也触怒了朝中的文武百官。
因为封禅是件普天同庆的大事，所以相关的制度规定，凡是陪同天子上泰山的礼官，不管之前的官阶多高，一旦参与了盛典，天子就予以“推恩”，一律超拔为五品官。而满朝文武那么多人，当然不可能都以礼官的身份上去。所以，谁能上谁不能上，就要有一个取舍的标准。
这个标准谁来定？
当然是张说。
如果你是张说的亲信、朋友、亲戚，或是中书门下的官员，平时又很会巴结老大，那么恭喜你，你可以用礼官的身份上去了。就算你原来是九品，爬一回泰山你就“通贵”了，胜过你奋斗大半辈子。
假如你完全不符合上述条件，是不是就没戏了？
不，你还可以临时抱佛脚，揣上一些黄白之物或者贵重珍玩去拜访一趟张老大。倘若分量不是太轻的话，那也要恭喜你，你也可以“通贵”了。
这就是封禅背后的猫腻。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光鲜亮丽的事情背后藏有如许见不得人的猫腻，满朝文武的眼睛自然就会像探照灯一样，牢牢锁定在张说身上。所以，当随同天子登山的人员名单一公布，百官立刻炸开了锅，纷纷指责张说滥用职权，营私舞弊。
其实，早在张说公布这份名单之前，就已经有一个下属提醒过他了，说这么干太过招摇，恐怕会惹来众怒，力劝张说三思后行。
这个下属就是后来的著名宰相张九龄，其时官任中书舍人，因富有文学才华而深受张说赏识。
可是，一贯专横的张说并没有听从张九龄的劝谏，还是一意孤行地把名单公布了，于是就把满朝文武全给得罪了。
在得罪文武百官的同时，张说还得罪了另外一大拨人。从人数上看，这拨人的数量最大，所以他们形成的舆论力量自然也不可小觑。
这拨人就是护卫天子出行的数万士卒。
整个封禅行动，最辛苦的莫过于这些当兵的。朝廷官员乘车骑马，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步行；夜里当官的都睡了，他们还要站岗放哨、巡逻值夜。所以，几乎每个士兵都认为，封禅结束后，他们肯定会得到一笔丰厚的赏赐。
可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
由于封禅活动耗费甚巨，张说为了节省经费，就只给士兵们“加勋”，而没有发放任何物质上的赏赐。这些当兵的眼巴巴地盼着赏钱，结果只盼来了没有任何鸟用的荣誉称号，一个个肺都气炸了，拼命在心里问候张说的祖宗十八代。
“由是，中外怨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二）
就这样，张说把参与封禅的人几乎都得罪光了。
可纵然如此，也还不是张说败落的最主要原因。
假如张说因策划封禅而进一步受到玄宗宠信的话，那么就算天下人都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最后也还是奈何不了他。换句话说，只要哄得皇帝开心，把天下人全得罪了又有何妨？就算天塌下来也有皇帝顶着！
然而，张说的不幸在于——就连他竭尽全力要讨好的天子，最后也对他产生了不满。
这才是最要命的。
玄宗之所以对张说不满，就是因为他在拟定登山名单的事情上太过独断专行了。
就在封禅礼毕的几天后，玄宗大宴群臣，席间有一个穿五品大红官服的年轻官员引起了玄宗的注意。
这个年轻人是张说的女婿，名叫郑镒。
玄宗记得很清楚，郑镒本来只是一个九品官，印象中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突出的政绩，为何短短几天就连升四品了呢？
玄宗随即把郑镒叫到跟前，问他突然升官的原因。郑镒面红耳赤，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还是玄宗身边一个叫黄幡绰的优伶帮他作了回答。
黄幡绰不无讥讽地笑着说：“此泰山之力也！”（段成式《酉阳杂俎》）
这句话既是在提醒玄宗，这个郑镒就是前几天在泰山顶上被“推恩”授官的人之一，同时也是在暗讽郑镒，说他纯粹是靠岳父的关系才得以连升四级的。后人之所以称岳父为泰山，其典故正出于此。
玄宗闻言，心里大为不快。
敢情那天跟自己同登泰山的所谓“礼官”，都是张说的亲党啊？这不是明目张胆地以权谋私吗？
由此，玄宗对张说的倚重和信任之情大打折扣。
自从封禅归来，张说表面上还是那个风光无限的首席宰相，其实明眼人不难发现——张说已经失去天子的信任了。
开元十四年二月发生的一件事，足以证明张说的失宠。
当时，玄宗征召河南尹崔隐甫入朝，准备授予他御史大夫的要职。张说认为此人粗鄙无文，便奏请玄宗改任其为金吾大将军，同时推荐了另一个人选。
这个人就是几年前因贪赃受贿而遭贬谪的崔日知，据说与张说私交甚笃。
张说的奏章呈上后，玄宗愤怒了。
好你个张说！朕看中的人你认为粗鄙，可你自己推荐的又是什么货色？一个品行不端的腐败官员！就因为和你张说是好友，你就敢公然推荐他担任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是什么官？是监察百官的官！一个连自己品行都有问题的官，又如何监察百官？朕把中书令的大权交到你张说手上，难道就是让你这么干的？
玄宗断然否决了张说的提议，还是依照原计划把崔隐甫调到了中央，担任御史大夫。
崔隐甫走马上任之后，听说自己差一点被张说搞掉，当然对他恨之入骨。
就这样，张说又多了一个仇敌。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张说基本上是自绝于人民了——除了跟他爬上泰山的那一小撮亲党外，他在朝中已经彻底变成了孤家寡人。
眼看张说自己一步步走到了悬崖边上，他的宿敌宇文融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
宇文融马上去找了两个人。一个是他的新上司、御史大夫崔隐甫，还有一个就是日后大名鼎鼎、权倾朝野的李林甫，他不久前因宇文融援引，与他同任御史中丞。
三个人一拍即合，随即分头行动，大力搜集张说违法乱纪的证据。
这一次，张说注定是在劫难逃了。
搜集罪证、弹劾高官历来是御史台的看家本领，何况现在又是纪检部门的三个主要领导联手，加上张说自己的屁股又不干净，皇帝也已不再信任他，如果这样还不能把他扳倒，那简直是没天理了。
敏锐的张九龄觉察出了宇文融的异动，忧心忡忡地告诫张说：“宇文融受皇上宠信，正吃得开，而且头脑精明，工于权术，您不可不防。”
可是，一贯自负的张说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他从鼻孔里发出一声冷哼：“鼠辈何能为！”（《资治通鉴》卷二一三）
开元十四年四月初四，张说眼中的“鼠辈”便正式向他发难了。崔隐甫、宇文融、李林甫联名上疏，以三项罪名弹劾张说：一、私交术士，占卜星象；二、结党营私，腐败奢侈；三、滥用职权，收受贿赂。这三大罪名，随便哪一条都够张说喝一壶的。
此案引起了玄宗的高度重视。他立刻将张说逮捕下狱，随后指定侍中源乾曜、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胡珪，会同御史大夫崔隐甫，组成一个特别法庭审理此案。
这时张说早把朝中的官员都得罪光了，大伙都盼着他早点完蛋，所以审讯结果可想而知。源乾曜等人会审后一致认为：此案证据确凿，张说罪无可赦。
直到此刻，张说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公卿百官的众矢之的，成了朝野上下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在暗无天日、肮脏潮湿的牢房中呆了几天后，张说仿佛一下子就苍老了。当宦官高力士受玄宗之托前来探监时，看到的不再是那个飞扬跋扈、盛气凌人的首席宰相，而是一个披头散发、目光呆滞的干巴老头。
高力士叹了口气，回宫向玄宗奏报：“说（张说）蓬首垢面，席藁，食以瓦器，惶惧待罪。”（《资治通鉴》卷二一三）
玄宗闻言，也不禁有些怅惘。回想往日种种，张说还是为国家作了不少贡献，其文学才华也是当世少有，如果就此埋没，实在是可惜。
一向善于揣摩人主之意的高力士见状，赶紧对玄宗说，张说曾在东宫担任侍读，跟随陛下多年，且于国有功，理应从宽发落。
玄宗深以为然，数日后下令，罢免了张说的中书令之职，其余一切如旧。
随着张说的下台，宇文融与张说的斗法总算告一段落。然而，政坛高层的矛盾纷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在整个开元中后期，乃至整个天宝年间，帝国的高层政争还将越演越烈。目前的这场对决，只不过刚刚露出冰山一角而已。
就在外朝大臣相互倾轧的同时，玄宗的后宫也打响了一场争位夺宠的战争。
交战双方，一个是皇后，一个是嫔妃。
这个皇后姓王，这个嫔妃姓武。
这一幕看上去似乎有些眼熟。
许多年前，帝国的后宫也曾有一位姓王的皇后，因无子而失宠，最后被废黜了皇后之位；还有一个姓武的昭仪，深受宠幸，咄咄逼人，“阴怀倾夺之志”，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地戴上了凤冠。
如今的这位王皇后，一样是无子、失宠、色衰爱弛，后位岌岌可危；而如今这位姓武的妃子，正是当年那个武昭仪的侄孙女，并且跟她一样深受宠幸，咄咄逼人，也跟她一样“阴怀倾夺之志”……
一切似乎都与七十年前“废王立武”的那一幕如出一辙。
历史会重演吗？
后宫的战争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唐玄宗和王皇后都应该算是一对患难夫妻。
早在玄宗还是临淄王的时候，王皇后就是她的王妃了。当时韦后专权，李旦遭到排挤，整个李唐皇族的命运都有些前途叵测，至于小小的临淄王李隆基，更谈不上有什么远大前程。正常来说，就算后来李旦有了出头之日，李隆基作为庶出的第三子，充其量也就是做一个逍遥王爷，根本不可能有入主东宫的机会，更不用说登基当皇帝了。
所以说，在当时的情势下，王氏嫁给李隆基，就意味着要和他一起面对未知的命运，一起承担难以预料的祸福。换言之，要想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王氏就必须和李隆基共同创业，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下。
后来，当李隆基开始策划唐隆政变的时候，王氏就成了他不可或缺的重要助手。“上（玄宗）将起事，（王氏）颇预其谋，赞成大业。”（《旧唐书·后妃传》）由此可见，王氏并不是一个坐享其成的少奶奶，而是一个能和李隆基同甘苦、共命运的贤内助。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共患难的贤内助，只和玄宗一起享受了几年荣华富贵，就被彻底冷落了。
表面的原因，是她没有生育能力。
如果是在今天，女人不能生育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缺点，甚至很多女性不愿意生育孩子，也不会遭到丈夫的歧视或社会舆论的谴责。然而在古代，这可是非常要命的一种过失。因为古圣贤规定，女人只要犯了“七出”（丈夫休妻的七条理由）中的任何一条，她老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她休掉。而“无子”就是“七出”中的第二条，仅位列“不顺父母”之后，比“淫”“妒”“恶疾”“窃盗”还要严重。
更何况，王氏还是母仪天下的皇后，“无子”就更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缺点，足以使她在皇帝和天下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可是，导致王皇后被冷落的原因还不仅仅是无子。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玄宗爱上了别的女人。
这个女人就是武氏。
武氏是女皇武曌的侄孙女、恒安王武攸止的幼女，算起来还是玄宗的表妹。武攸止早亡，所以武氏很小就被接到了宫中抚养。开元元年，武氏差不多十五岁左右时，被李隆基纳入了后宫。
也许是因为武氏多少继承了武曌的基因，或者是从小生长在宫中，受到了较好的文化教育，所以她不仅美丽温婉、举止优雅，而且熟悉古籍经史，言谈之间总是引经据典，颇有才女风范，因而很快就博得了玄宗的宠爱。自开元元年进入后宫，短短几年间，武氏就连续为玄宗生下了二子一女，而且一个个长得端正美丽、活泼可爱，让玄宗喜不自胜、爱不释手，同时也让不能生育的王皇后嫉妒得眼冒绿光，几欲抓狂。
可让玄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几个可爱的小皇子和小公主出生没多久，就一个接一个地相继夭折了，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
玄宗为此伤心不已，但对武氏的宠幸却有增无减。
不久，武氏又生下了寿王李瑁（初名李清）。出于女人特有的直觉，武氏相信，把孩子留在宫中抚养实在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搞不好又会像前几个一样无疾而终。于是武氏就想了一个办法，在征得玄宗的同意后，把孩子送出了皇宫，寄养在孩子的大伯——宁王李宪的家中，连哺乳都是由李宪的妻子元氏代劳的。
后来，李瑁果然平平安安地长大了，在宁王府一直长到了十余岁，才被玄宗接进了宫中。
随着李瑁的健康成长，武氏的野心也开始逐渐膨胀。她深知，一个女人仅凭容貌，是不可能长久留住男人的心的。要想长保眼前的荣华富贵，唯一的办法就是像当年的武昭仪一样，不择手段地夺取皇后之位，然后再设法让自己的儿子入主东宫。
对于武氏的夺位野心，王皇后当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
她为此陷入了深深的忧愁和恐惧之中。
每当想起武氏那张妖艳的面孔，王皇后就会气得浑身哆嗦。可除了在心里一遍遍地诅咒之外，她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这个情敌，更不知道该怎样避免被废黜的命运。出于本能，王皇后不止一次地在玄宗面前表现出了对武氏的痛恨，经常恶语相加，有时候说到伤心处或激愤处，还会出言不逊，把玄宗也给数落进去。
可想而知，王皇后这种“泼妇骂街”的行为只能招致玄宗对她更深的反感。
有人说，憎恨别人就像是为了逮住一只耗子而不惜烧毁你自己的房子，但耗子还不一定逮到了。
如今，王皇后用这种本能的方式发泄她的憎恨，的确既无助于逮到耗子，又面临着烧毁自己房子的危险。
本来玄宗对她只是冷落，现在玄宗对她几乎就是鄙夷和厌恶了。
于是玄宗开始把废黜皇后的事情提上了议事日程。
当然，玄宗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讨论这件事情。废后毕竟是一桩大事，在没有很成熟的考虑之前，他不想轻易暴露自己的意图。所以，他只是暗中和一个比较亲近的侍臣开始了相关的谋划。
这个侍臣就是先天政变的功臣之一，时任秘书监的姜皎。
姜皎跟随玄宗多年，早在临淄王时代，他就是玄宗的好友。玄宗即位后，表面上和他君臣相称，实际上友情依然如故，还是拿他当哥们儿，时常召他进入寝殿，“与后妃同榻”，一起击毬斗鸡、宴饮作乐，而且前后赏赐给他的“宫女、名马及诸珍物不可胜数”（《旧唐书·姜皎传》）。先天二年，在铲除太平一党的过程中，姜皎积极参与谋划，事后因功拜殿中监，封楚国公，实封四百户。
开元初年，玄宗开始罢黜功臣，姜皎也因“权宠太盛”被“放归田园”，但是几年后便被重新起用，初为宗正卿，后任秘书监。
对于这样一个鞍前马后追随多年，既是功臣又是哥们儿的人，玄宗自然是非常放心的。而且姜皎对后宫的情况知根知底，玄宗老早就不把他当外人了，所以此刻要找人商量，没有谁比姜皎更合适。
然而，玄宗绝对没有料到，就是这个让人放心的哥们儿，得知他想废黜皇后，不仅没帮他拿什么主意，反而一出宫就把事情给泄露了。
史书没有记载姜皎泄露此事是有心还是无意，但是从他泄露的对象来看，似乎是有意为之的。因为对方是滕王李峤，身份比较特殊，既是宗室亲王，又是王皇后的妹夫，相当于跟玄宗既是堂兄弟又是连襟。所以姜皎很可能是对玄宗废黜皇后的事情不太赞同，但又不敢当面劝谏，只好跟李峤通气，希望他能劝玄宗回心转意。
事实是否如此，我们今天已经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姜皎完了。
从玄宗得知他把事情泄露出去后，就已经在心里宣判了他的死刑。
玄宗没想到，姜皎居然是这么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废后的事情八字还没一撇，这小子就把风声传了出去，这不是撕破他李隆基的天子颜面，并且陷他于十足被动的境地吗？
玄宗也懒得去深究姜皎这么干的动机了，就算他是出于善意，也同样是不可原谅的。
盛怒之下，玄宗即刻命人逮捕了姜皎。几十年的兄弟和主从之情，就此恩断义绝、一笔勾销！数日后，玄宗以“妄谈宫掖”的罪名，把姜皎杖打六十，流放岭南。同时被株连的还有姜皎的弟弟姜晦，他从吏部侍郎任上一下子被贬为远地司马，此外还有亲党数人，或流放或赐死，一同遭受了一场无妄之灾。
姜皎带着浑身杖伤走上了流放之途，但是没走多远就含恨而终了。
由于闹出这场意想不到的风波，玄宗只好暂时搁置废后之事。
但是，这只是暂时的。一旦时机成熟，玄宗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废掉这个黄脸婆！
都说男人一旦变心，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李隆基很快就将用他的实际行动，再次向我们证明这个亘古不变的真理。
姜皎之死，为“伴君如伴虎”这句古训做了生动的注脚。这件事告诉我们，在皇帝身边讨生活，是一件多么艰难又多么危险的事情。而对于王皇后来说，姜皎事件更是让她惶惶不可终日。通过这场意外风波，王皇后强烈感觉到了天子的决绝、冷酷和无情，同时也更强烈地预感到——姜皎的今天，很可能就是她的明天！
好在王皇后平常待左右不薄，所以也没有人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玄宗虽然一直想抓皇后的小辫子，可后宫的上上下下全都忠心护主、谨言慎行，所以始终找不到强有力的废后借口，只好让这件事一直拖着。
到了开元十二年秋，距姜皎之死已经过去整整两年，玄宗的后宫始终风平浪静，再也没闹出什么事情，貌似皇帝已经打消了废后的念头。
可王皇后知道，这是假象。除非自己的肚子争气，马上给皇帝生一个大胖小子，让所有人都无话可说，否则被废黜的危险就一天也不会消除了。
然而，儿子岂是说生就能生的？当初年轻时天天跟皇帝待在一块还老是没动静呢，如今皇帝一年半载才来敷衍一下，又怎么可能怀上呢？
除非出现奇迹……
一筹莫展的王皇后只好找她哥哥王守一商量。
对于妹妹的处境，王守一也是感同身受，焦急万分。因为妹妹一旦被废，他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虽然他也是先天政变的功臣，可自从玄宗亲政以来，功臣就是衰人的代名词，远的如刘幽求他们，近的如姜皎，哪一个不是说下台就下台，说完蛋就完蛋呢？所以，要想保住荣华富贵，唯一的办法，就只能祈祷上天垂悯，让妹妹赶紧生个儿子！
为此，王守一暗中找来了一个叫明悟的和尚，让他作法施咒，看能不能创造奇迹。
明悟大师胸脯一拍，这事包在贫僧身上！随后就帮王皇后做了一场“祭祀南北斗”的法事。具体的做法是：拿一块“霹雳木”，在木头上写上“天”“地”和“李隆基”的字样，再用这块木头祭祀南北斗，佩戴在王皇后身上，最后再让王皇后念一句咒语，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的确，明悟大师做完这场法事后，旷日持久的废后事件总算有了一个了局。
换言之，有
人总算大功告成了。
谁？
玄宗。
当然，还有那个对皇后之位虎视眈眈的武氏。
玄宗和武氏苦苦盯了王皇后这么长时间，等的不就是这么一个破绽吗？如今王皇后如此自摆乌龙，又岂能逃过玄宗和武氏的眼睛？何况请和尚作法施咒这种事，在当时称为“厌胜”，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罪行。高宗时代的王皇后，就是因为搞厌胜被武昭仪揭发，才导致高宗下定了废后的决心。如今这个王皇后还来这么一套，又怎么可能不重蹈当年那个王皇后的覆辙呢？
尤其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东窗事发后，有关部门调查后得知，明悟和尚教皇后念的那句咒语，居然是：“佩此有子，当如则天皇后！”（《资治通鉴》卷二一二）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佩戴这块霹雳木，必定可以生儿子，而且将来还能像则天皇后一样！
像则天皇后什么？
傻瓜也知道，当然是像则天皇后那样临朝听政、大权独揽了。
假如咒语说的是“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之类的东西，也许玄宗还不至于暴跳如雷，可偏偏神机妙算的明悟大师给整了这么一句，就休怪皇帝无情无义了！
开元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玄宗正式下诏，将王皇后废为庶人，打入冷宫，同时将王守一贬为潭州（今湖南长沙市）别驾。
王守一惨惨戚戚地坐上了贬谪的马车，可刚刚走到半路，玄宗又追下了一道诏书，将他就地赐死。
三个月后，废后王氏在冷宫中郁郁而终。后宫上上下下，凡是侍奉过王氏的人，都为之怆然流涕，追思不已。
听到王氏去世的消息，玄宗李隆基也不禁有些怅然若失。
毕竟是结发夫妻，毕竟共同经历过一段相濡以沫的岁月，如今斯人已去，玄宗独自凭栏，内心也不免有些悲伤和懊悔。（《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废后王氏卒，后宫思慕后不已，上亦悔之。”）
历史总是如此惊人的相似。
时隔七十余年，两个王皇后，两场废后事件，两幕宫廷悲剧，看上去竟然像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目睹如此雷同的情节，观众似乎有理由质问：历史老儿的想象力何以如此贫乏，总是让一些相同的故事在同一个舞台上频频上演？
当年的高宗导演了一场“废王立武”的大戏，莫非今天的玄宗也会如此这般地再来一遍？
幸好，历史老儿的想象力还不至于彻底衰竭。在观众们即将丧失新鲜感之前，历史老儿总算及时宕开一笔，修改了第二场戏的结局。
——玄宗废王，但没有立武。
不是他不想立，而是他立不了。
因为大臣们不让他立。
开元十四年夏，也就是泰山封禅归来，张说刚刚下台不久，玄宗忙完了朝中的大事，就准备册封武氏为皇后了。
自从王氏被废后，后宫虚位已久，武氏没有一天不在他枕边念叨这件事。如今王氏也已去世一年多了，玄宗内心残存的一点怀念之情也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漠，所以，该是册立武氏的时候了。
然而，玄宗刚刚流露了这个想法，马上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说：“武氏是李唐皇族不共戴天的仇人，岂可立为国母？而且，如今朝野纷纷传言，说张说企图暗中拥戴武氏，借此重回相位，事虽无凭，但不可不防。此外，当今太子非武氏所生，而武氏自己又有儿子，一旦立为皇后，太子必危！万望陛下三思。”
大臣的态度如此坚决，反对的理由如此充分，玄宗还能怎么办呢？
武后临朝给帝国造成了多么深远的影响，他玄宗比谁都清楚。难道他还要学当�
�的高宗，为了又一个姓武的女人跟满朝文武死磕？
此时的玄宗虽然早已不像开元初期那样克己自律、谨身节欲，可也远远没有像后期那样骄奢放逸、因私废公，所以，经过再三考虑，他还是决定向大臣妥协。
随后，玄宗给了武氏一个“惠妃”的封号，虽然没有皇后之名，但是“宫中礼秩，一如皇后”，算是在大臣和武氏之间取了一个折中。
这场后宫争夺战刚刚尘埃落定，另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就接踵而至了。这场新的斗争发生在两大阵营之间。
一边是家奴出身的宠臣，代表人物是王毛仲。
一边是得势的宦官，其代表人物就是日后权势熏天的大宦官——高力士。
两派都是皇帝的心腹和近臣，都是深得玄宗宠幸的内廷势力。他们的对决，虽然没有刀光剑影，却比真刀明枪的厮杀更为惊险。
因为，在这场对决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那件武器，虽比刀剑无形，却比刀剑锋利；虽比刀剑柔软，却比刀剑致命。
它的名字叫舌头。
用刀剑杀人，很残忍，很暴力，儿童不宜。
用舌头杀人，不见血，很温柔，百无禁忌。
致命的舌头：宠臣与宦官的对决
王毛仲是一个出身不好，但一辈子运气都很好的人。
他的一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从奴隶到将军。而且，这个将军还不是一般的将军，是深受皇帝宠幸的国公级别的大将军！
王毛仲的父亲是高丽人，估计是高丽被灭后加入了唐军，曾官任游击将军，后来犯了罪，官职被削，家属也被籍没为奴，所以王毛仲从小就成了奴隶。
可是，当奴隶却不是王毛仲厄运的开始，而是他一生好运的起点。
因为他的主人不是别人，是临淄王李隆基。王毛仲跟着临淄王，成天斗鸡走马，飞鹰逐兔，吃香的喝辣的，基本上没吃过一天苦头。名为奴隶，事实上不亚于王公子弟。后来，王毛仲在唐隆政变中当了逃兵，按理说再好的运气到这里也就完了，可出人意料的是，李隆基居然原谅了他，还让他跟其他功臣一样当了禁军将领。
到了先天政变时，王毛仲学乖了，很是替李隆基出了一把力，事后拜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赐爵霍国公，实封五百户，从此脱胎换骨，由一个卑贱的家奴变成了人人敬畏的帝国功臣和当朝显贵。
开元初期，玄宗开始清理功臣集团，按说王毛仲也是在劫难逃，可他非但没被罢黜，反而活得比以前更为滋润。
说到底，还是他的“家奴”身份救了他。因为他从小跟随在玄宗左右，和玄宗的感情特别深，而且最重要的是——像他这种出身的人，在朝中没有根基，在政坛上没有势力，所以不会让玄宗觉得有什么威胁。
功臣集团被清理掉后，作为少数几个在朝的功臣之一，王毛仲更加得宠，经常与诸王、姜皎等人奉召入宫，在“御幄前连榻而坐”，与天子聚会宴饮。据说玄宗要是一天见不着他，就会闷闷不乐，若有所失；一旦见了他，立马笑逐颜开，赶紧拉他一块饮酒作乐，有时候甚至玩到通宵达旦。
王毛仲从玄宗那里获得的赏赐，有“庄宅、奴婢、驼马、钱帛”等等，可谓应有尽有，“不可胜纪”（《旧唐书·王毛仲传》）。王毛仲的正妻，本来已被封为霍国夫人，后来玄宗又赐给王毛仲一个小老婆，不仅在名分上与元配并列，而且连封号都共享。每次入宫朝谒，两个夫人总是成双入对，共承恩遇，别人领一份赏赐，王毛仲却能领双份。这两个老婆生下的几个儿子，小小年纪就被授予五品官职，且常常与太子一起游玩，贵如皇族后裔。
说起王毛仲所享的荣宠，还有一件事不可不提。
那是在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冬，王毛仲的大女儿要出嫁，满朝文武争相送礼，都想借机巴结这位天子宠臣。玄宗也非常关心，问他还有什么需要，王毛仲拜谢说：“臣万事已备，就是有一两个客人请不来。”
当时的宰相是张说和源乾曜，除了玄宗外，最尊贵的客人莫过于他们两个了。玄宗说：“不就是张说和源乾曜吗，他们有什么不好请的？”
王毛仲答：“他们两位，早请到了。”
玄宗纳闷了，思索片刻，忽然明白过来，文武百官中，王毛仲唯一请不动的人物，估计就只有宋璟了。此公一向清高耿介、不阿权贵，虽说现在已不是宰相，可他的架子还是端得比谁都高，怪不得王毛仲犯难。玄宗笑着说：“放心吧，你要的客人，朕保证帮你请到。”
既然是皇帝亲自邀请，宋璟当然不能不给这个面子。
第二天，宋璟果然应邀出席了。虽说在所有宾客中，宋璟是最晚到的一个，而且仅仅喝了半杯酒就推说身体不适提前离席，可谁都知道，能让从不应酬的宋璟来晃这么一下子，王毛仲的面子已经是够大了。同时大伙也都猜得出来，这是皇帝帮的忙。
当今天下，能请得动宋璟的人，除了皇帝还能有谁？并且，能够让皇帝出面帮忙请客的人，除了王毛仲，还能有谁？
王毛仲在玄宗心目中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当然，王毛仲之所以荣宠若此，绝不仅仅是靠运气，也不仅仅是靠他的家奴身份。
在他的发迹过程中，这两项因素固然起了重要作用，可假如他没什么突出贡献的话，像李隆基这么精明的皇帝，是不可能长期宠幸他的。
说起王毛仲的贡献，概括地说就是两个字：养马。
自从玄宗亲政后，王毛仲除了大将军的头衔外，还有一个职务叫作“检校内外闲厩兼知监牧使”。这个官名很长，也很拗口，不过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简称——弼马温。
是的，弼马温。
可大家千万别小看这个弼马温，因为它的主要职责就是为中央禁军和帝国的边防部队提供战马。在古代，骑兵的地位和作用就相当于现代的坦克。在现代的常规作战中，没有坦克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冷兵器时代，没有骑兵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王毛仲这个古代的弼马温，要放在今天，就是陆军总装备部的部长。从单纯的技术角度而言，王毛仲在这个职位上的贡献大小，将直接决定帝国军队战斗力的强弱。
由此可见，玄宗让他当这个弼马温，并不是在冷落他，而恰恰是在重用他。
王毛仲没有辜负玄宗的重托。
唐朝立国之初，从隋朝得来的战马只有区区三千匹，经过将近五十年的精心蓄养和繁衍生息，到了高宗麟德年间，已经发展到七十万匹。然而好景不长，自高宗末年及武曌当政之后，帝国在军事上频频失利，战马数量损失大半，迄至开元初年，仅余二十四万匹。但是从王毛仲接手后，短短十余年间，战马数量又迅速回升到四十三万匹，将近翻了一番，其贡献不可谓不大。
为了展示王毛仲的工作成绩，同时也为了向四夷炫耀帝国的军事实力，玄宗东封泰山之时，特意命王毛仲精选了数万匹良马，“每色为一队，望之如云锦”（《旧唐书·王毛仲传》），在前往泰山的路上淋漓尽致地炫了一把。封禅礼毕，玄宗又加封王毛仲开府仪同三司（文散官一级，从一品），以此表彰他在蓄养战马上的功劳。自玄宗即位以来，获得这个头衔的人只有四个：王皇后的父亲王仁皎，宰相姚崇、宋璟，还有一个就是王毛仲。能和这三个人同授此官，足见王毛仲所获的荣宠之深。
王毛仲在玄宗跟前红得发紫，自然会引起别人的嫉妒。
不过，一般的大臣不会嫉妒他。因为大臣们和他不是同一类人（出身背景不同），所以谈不上嫉妒。大臣中也许有人会喜欢他，有人会讨厌他，有人会亲近他，有人会排斥他，有人会敬畏他，有人会看不起他，但无论哪一种情绪，都跟嫉妒无关。这道理就跟男人有可能喜欢或讨厌女人的容貌，但绝不会嫉妒女人的容貌一样。
所以，会嫉妒王毛仲的人，最有可能是和他具有相同出身的人，亦即本来都是给李隆基当奴才的人。
这种人是谁？
宦官。
在当时，最嫉妒王毛仲的人，莫过于宦官首领高力士了。
高力士，潘州（今广东高州市）人，本名冯元一，是隋、唐两朝骁将冯盎的曾孙。武周圣历初年，其家因罪被抄，他被阉割为奴。岭南讨击使李千里将他改名力士，送入东都朝廷。武曌看他聪明伶俐，就把他留在宫中担任随侍宦官。不久，力士因犯细微过失，遭武曌鞭挞，并驱逐出宫。就在举目无亲的力士即将饿死街头的时候，武三思门下的宦官高延福收留了他，并且认他为养子。从此，力士便以高为姓，留在武三思府中侍奉。一年多后，因武三思求情，高力士就被武曌重新召回了宫中。成年以后，高力士为人恭谨，办事严密，善传诏令，遂被授予宫闱丞之职。
玄宗为临淄王时，高力士倾心附结，追随左右，很快成了李隆基的心腹和忠实奴仆。先天政变中，高力士因参与诛杀太平一党，事后擢升右监门将军、知内侍省事，相当于宦官总管。从此，高力士风生水起，日益显赫。
有唐一代，宦官本来一直受到制约。唐初，太宗规定：内侍省的官职一律不能超过三品。至武周时期，武曌虽是女主当政，但宦官也还是没能得势；直到中宗一朝，宦官势力才逐渐抬头，宫中七品以上宦官已多达一千余人；而到了玄宗时代，宦官不仅在人数上增至三千余人，而且官秩越来越高，擢升三品将军者屡见不鲜，而穿红色（四品、五品）及紫色（三品以上）官服的宦官，则超过了一千人。
从开元时期起，以高力士得宠用事为标志，宦官作为一个强劲的政治势力，正式登上了大唐帝国的历史舞台——“宦官之盛自此始”（《资治通鉴》卷二一○）。
随着宦官集团的得势，上自中央、下至地方的文武官员，皆奉承巴结唯恐不及。凡是宦官奉旨下到州县办差，每走一趟，收到的红包至少都在一千缗（一缗为一千文）以上。有了权势和金钱，宦官们的日子就越来越滋润了。他们纷纷在长安置地买房，经营田产，以至于“京城第舍、郊畿田园，参半皆宦官矣”（《资治通鉴》卷二一三）。更有甚者，一些有权有势的宦官还会光明正大地娶妻纳妾。比如高力士就娶了一个姓吕的官员的女儿，据说还颇有姿色。总之，除了不能生儿育女之外，这些当权宦官的生活方式完全可媲美于朝廷的公卿百官，其生活质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按说，高力士等人活得这么潇潇洒洒、多姿多彩，应该没有理由嫉妒王毛仲才对。
可是，他们还是默默地、执着地、强烈地嫉妒了。
因为在高力士等人看来，王毛仲所受的宠幸远远超过了他们。
“中官等妒其（王毛仲）全盛逾己”（《旧唐书·王毛仲传》）。
同样作为李隆基早年的奴仆，王毛仲和高力士得到的恩宠究竟孰高孰低，实在是一件很难判断的事情。一切都只能取决于当事人的想法和心态。也许，作为生理上的残缺者，高力士等人在潜意识里，会认为自己应该比别人得到更多？或者说，看到别人和自己得到一样多的时候，感觉自己还是得少了？
有人说，乞丐不会嫉妒百万富翁，但一定会嫉妒别的乞丐。或许，高力士嫉妒的根源，还是在于他和王毛仲相同的出身。
在史书的记载中，还有一点也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王毛仲对待宦官的态度。
“中官居高品者，毛仲视之蔑如也；如卑品者，小忤意，则挫辱如己之僮仆。”（《旧唐书·王毛仲传》）这段话的意思是：对那些高阶当权的宦官，王毛仲往往把他们当成空气，视而不见；而对于那些官阶小的宦官，王毛仲则动不动就呵斥辱骂，简直把宦官当成了自家的奴仆。总而言之就是两个字：蔑视。
可是，王毛仲为什么如此蔑视宦官呢？
说穿了，其实就是因为出身相同，所以强烈渴望压过对方一头。
简单地说，就是攀比心。无论是高力士对王毛仲的嫉妒，还是王毛仲对高力士的蔑视，追根究底，很可能都是攀比心在作祟。不仅宦官们觉得王毛仲“全盛逾己”，说不定在王毛仲心里，也会觉得宦官们“全盛逾己”，所以才会通过蔑视来表达他的不平和愤怒。
古人经常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可事实往往是：正是同根生，相煎才会急！
相同的出身提供了最强的可比性，相似的攀比心又让双方戴上了一副同样不可靠的有色眼镜，这种有色眼镜又强化了双方扭曲的竞争意识。因此，乞丐不嫉妒富翁，只会嫉妒别的乞丐。
说到底，人有时候不快乐，不是因为自己不成功，而是因为别人成功了。
王毛仲与高力士的种种矛盾纠葛，说穿了，不过如此。
其实，高力士等人之所以对王毛仲既妒且恨，却又敢怒不敢言，关键还不仅是王毛仲从玄宗那里得到的宠幸太多，而是王毛仲已经恃宠而骄，有意无意地让自己手中的权力无限扩张了。
最让人觉得可怕的，就是他对禁军的控制。
开元中期，除了朝中许多文官对王毛仲趋之若鹜外，当年跟随玄宗搞政变的那帮禁军将领，如葛福顺、李守德等数十人，也全都成了他的铁杆拥趸，人人唯其马首是瞻。其中，葛福顺还跟王毛仲结成了儿女亲家。这帮人依仗王毛仲在朝中的权势，恣意妄为，横行不法，朝廷有关部门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压根不敢过问。
此时的王毛仲开始有些忘乎所以了。
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有了交结朋党的嫌疑，甚至已经严重逾越了自身权力的边界。
本来，这帮禁军将领之所以没有像其他功臣那样被处理掉，是因为玄宗觉得他们是比较单纯的军人，如果他们不和朝廷大臣结党的话，就不足以对朝政产生什么影响，也不足以对皇权构成威胁。可现在，他们居然以王毛仲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小集团，这意味着什么？
这分明意味着，王毛仲和这帮人已经对玄宗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如今的王毛仲，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不登大雅之堂的家奴了，而是帝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重量级人物，朝廷百官也已通过各种渠道和他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利益关系。在此情况下，这帮具有政变经验的高级将领又把他奉为老大，那王毛仲的能量岂不是无人能及了？一边联结着朝臣，一边又控制着禁军，万一他生出什么野心，那玄宗要拿什么来防他？
每当想到这些，高力士就会替玄宗捏一把汗。
可是，让高力士百思不解的是——玄宗似乎对此不以为意，不管王毛仲如何“骄恣日甚”，他却依旧“每优容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三）。
高力士是一个对玄宗忠心耿耿的人，无论在公在私，他都觉得应该向玄宗提出警告，让他对王毛仲严加防范，最好是尽早将其铲除！
当然，高力士此人生性谨慎，城府极深，在王毛仲权宠正盛的这个时候，他是不会随便动手的，更不会轻易暴露自己。
所以，他得先找一个人去试试水。
高力士找到的这个人，是时任吏部侍郎的齐澣。
这个齐澣，就是当年送给姚崇“救时宰相”这四字评语的人。此人博古通今，明于吏事，早在中书省任职时就有“解事舍人”之称，如今正受玄宗器重。高力士挑选这样的人去打前锋，对王毛仲还是有一定杀伤力的。而此时的齐澣急于想要博取玄宗好感，正好可以通过王毛仲这件事来向皇帝表忠心，所以高力士一开口，他就欣然同意了。
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六月，也就是王毛仲刚刚和葛福顺结成亲家不久，齐澣找了一个单独入奏的机会，郑重其事地对玄宗说：“葛福顺统领禁军兵马，不应该与王毛仲结为亲家。王毛仲是一个轻浅浮躁之人，权宠太盛，易生奸变。倘若不尽早加以铲除，必将酿成大患。高力士为人小心谨慎，而且又是宦官，足以在宫中任事，陛下尽可委之腹心，又何必重用王毛仲呢？”
其实，对王毛仲恃宠生骄的表现，玄宗也不是毫无警觉。就在前几天，王毛仲还刚刚开口跟他讨要兵部尚书一职，简直是得陇望蜀，贪得无厌！玄宗颇为不悦，当时就一口回绝了他。王毛仲为此怏怏形于辞色，玄宗当然也都看在了眼里。
而玄宗之所以一直没有对王毛仲采取措施，是因为王毛仲在朝中已经形成了一定势力，并且背后又有一大帮禁军将领支持，如果玄宗考虑不周，草率行事，就有可能激发事变。此时，齐澣能够在这件事上进言，玄宗当然是很欣慰的，但是这事得从长计议，急不得。
玄宗随即对齐澣说：“朕知道贤卿忠心为国，可此事非同小可，容朕慢慢考虑一个妥当的解决办法。”
齐澣心中暗喜，觉得这回参王毛仲真是参对了。为了表现自己做事的沉稳老练，齐澣还刻意卖弄了一下，说：“陛下理当审慎为之，但有句话说得好，‘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万望陛下一定要严守秘密。”
齐澣这话的意思是：君主若不保守秘密就会害了臣子，臣子若不保守秘密就会害了自己。
尽管对玄宗这种精明的皇帝来说，齐澣这句叮嘱显得有点多余，但话说得还是有道理的，于是玄宗欣然接受。
只是，玄宗万万没有料到，他这里谨守约定，守口如瓶，可齐澣那小子却一转身就把秘密捅出去了。
事情是坏在一个叫麻察的人身上。
此人原任大理丞，因罪被贬为地方小官，齐澣和他交情很深，就出城为他饯行。好朋友分手，自然要喝几杯饯行酒。齐澣三杯酒下肚，就管不住自己的嘴了，把他和皇帝的密约一五一十都说给麻察听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正因获罪遭贬而愁肠百结的麻察听着听着，心中忽然亮光一闪，满腹愁肠顿时全部化成了惊喜——一个将功折罪、告密升官的机会不是活生生地摆在眼前吗？
麻察在心中大笑：齐大人啊齐大人，您真是个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啊！
饯行酒喝完，齐澣一直目送好友渐渐远去，又站在原地伤感了一小会儿，才带着离别的惆怅返身回城。麻察则是一步三回头，作依依惜别状，等到齐澣的身影好不容易从自己的视线中消失，立刻快马加鞭，从另一条小路绕回了京城，然后飞也似的冲进皇宫，将刚才的一幕向玄宗作了禀报。
玄宗晕了。
从前有个张暐，后来有个姜皎，现在又出了个齐澣！玄宗在这一刻的惊讶和愤怒可想而知。所以，齐澣前脚刚迈进家门，宫中的传召使者后脚就到了。
当齐澣入宫觐见玄宗时，看到的是一张因暴怒而扭曲的面孔，听到的是一阵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齐澣！你担心朕不能保守秘密，却把什么都告诉了麻察，难道这就是你所谓的保守秘密？麻察历来轻薄无行，难道你齐澣不知道？”
齐澣全身暴汗，面如土色，紧接着双膝一软，跪倒在地，不停地磕头谢罪。
然而，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怪只怪齐澣宦海浮沉大半生，却不知舌头可以杀人的道理；怪只怪他不懂得“朋友”这个东西，不仅是用来交的，也可以是用来卖的。
数日后，玄宗下诏，以“交构将相，离间君臣”的罪名，把齐澣和麻察双双贬到了天涯海角，一个贬为边地县丞，一个贬为边地县尉，都是九品。
齐澣和麻察黯然离京的这一天，再也没有人来为他们饯行了。
虽然齐澣失手了，没能一举扳倒王毛仲，但高力士并没有觉得失望。因为，齐澣本来就只是一颗问路的石子。
经过这番投石问路，高力士至少可以确认一点——玄宗对王毛仲已经生出了戒备和猜忌之心。
够了，这就够了。
一只老虎站在高峰上，看上去固然威猛骇人，可当它脚底下的石头开始松动时，应该感到害怕的就是老虎自己了。这时候你不用管它，只要等待适当的时机，在石头上轻轻给出一个推力，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所以，高力士很有耐心，一点也不着急。
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底，机会终于来了。王毛仲又有了弄璋之喜——他老婆又生了个儿子。孩子出生三天后，玄宗让高力士前去贺喜，不但赏赐了一大堆酒肉、金帛，还授予这个婴儿五品官职。高力士强作欢颜地到王毛仲府上恭贺了一番，回宫复命时，玄宗问他：“毛仲高兴吧？”
时候到了。
给出致命一推的时候终于到了。
高力士不紧不慢地答道：“毛仲抱其襁中儿示臣曰：‘此儿岂不堪作三品邪？’”（《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王毛仲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对臣说：“这个孩子难道不应该封三品吗？！”
玄宗闻言，顿时勃然大怒：“王毛仲这个狗奴才！当年诛杀韦氏的时候，这小子就首鼠两端，躲得无影无踪，朕都没有怪他，如今竟敢为了一个小孩子埋怨我？！”
高力士在心里无声地笑了。
王毛仲啊王毛仲，你小子也有今天！
“皇上圣明！”高力士凑前一步，压低嗓门说，“北门禁军这帮奴才，势力太大，而且跟王毛仲勾结在一起，若不尽早铲除，必生大患！”
就在高力士这几句轻飘飘的话中，王毛仲等人的末日就降临了。
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正月，玄宗下诏，以“不忠”和“怨望”为由，将王毛仲贬为瀼州（今广西上思县）别驾。同日，葛福顺、李守德、唐地文、王景耀、高广济等禁军高级将领，也全部被贬为边远各州的别驾；王毛仲四个年长的儿子，均被贬为边荒地区的参军；此外，还有数十个朝臣遭到了株连。
不久，王毛仲行至永州（今湖南永州市）时，被玄宗派出的使者追上，就地缢杀。
这场宠臣与宦官的对决，以宠臣的彻底失败和宦官的全面胜利告终。高力士在这场胜利中，充分展示了舌头的力量。他用铁一般的事实向我们证明——舌头的确是世界上最柔软也最致命的一种武器！
随着宠臣势力的垮台，宦官集团的势力更为强大，作为宦官首领的高力士更是权倾朝野。凡四方进奏文表，都要先经他过目，再上呈玄宗；有些事情他认为无须上奏，便可自己“专决”。玄宗对他极度信任，曾公开表示：“力士当上（值班），我寝乃安！”（《新唐书·高力士传》）
随着王毛仲死去，高力士一枝独秀，玄宗内廷的权力斗争总算落下了帷幕。但是反观外朝，自从泰山封禅之后，宰相之间的矛盾纷争就几乎一天也没有平息过。在开元中后期的二十余年间，帝国朝堂仿佛成了一个盛况空前的大擂台，宰相们一
个个都像打了鸡血一样，一见面就急眼，一急眼就死磕。上一届宰相刚刚两败俱伤同归于尽，继任者袖子一挽又开始干仗，真是让玄宗焦头烂额、大伤脑筋……
帝国大擂台：宰相们的对决（上）
自从开元十四年把张说斗倒之后，财政专家宇文融就抖擞起来了。
他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和才干，加上皇帝对他的信任和倚重，用不了多久，自己一定会入阁拜相。
但是与此同时，他还是有一点不大不小的担心。
他担心张说会再度被玄宗起用。
既然张说当年有本事梅开二度，如今又凭什么不能卷土重来？
有鉴于此，宇文融决定拿出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张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宇文融再度和御史大夫崔隐甫联手，开始在朝中大肆交结朋党，一边加紧打造自己的势力，一边频频向玄宗呈上密奏，拼命诋毁张说，一心要把他搞臭搞烂。
面对不肯善罢甘休、咄咄逼人的宇文融，张说当然也没闲着。他虽说已经离开了相位，可这么多年的宰相也不是白混的，朝中还是有不少人得到过他的提拔，受到过他的恩惠，所以张说大手一挥，便有一帮老部下应声而起，向宇文融发起了反击。
你想让我死，我也绝不让你好过！
双方就此展开死拼。
这种官员集体掐架的现象，在历史上的学名叫“朋党之争”，可要说白了，不过就是双方老大为了个人利益，各自招呼一帮喽啰聚众斗殴而已，实在没多大意思。
玄宗天天听他们吵架，最后终于被惹毛了。
领着朕的俸禄，却成天为了私人恩怨打架，朝廷的活谁来干？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二月，玄宗下诏，勒令张说致仕，仍在家修史；崔隐甫罢官，回家侍奉老母；宇文融贬出朝廷，担任魏州（今河北大名县）刺史。
都给朕滚蛋！好让朕清静清静。
但是，尽管张说和宇文融都滚蛋了，玄宗却还是清静不了。
因为他不久前刚刚任命的两个宰相，也都不是省油的灯。
这两个人，一个叫李元纮，一个叫杜暹。
如果单纯从个人品质来说，这两位其实都称得上是正直清廉的好官。由于前任宰相张说因贪财好贿而罢相，因此玄宗重新物色宰相时，就刻意挑选了这一对廉政模范，希望他们能像开元初期的宰相一样，同心同德，共创佳绩。
关于李元纮和杜暹公正廉洁的品行，各自都有一段佳话。
中宗神龙年间，李元纮担任雍州（京畿地区）司户，当时他的顶头上司是窦怀贞。有一次，太平公主和当地的寺院争夺一处磨坊，官司打到了李元纮这里。李元纮经过一番调查，发现是太平公主仗势欺人，于是不管什么公主不公主，当即大笔一挥，把磨坊判给了寺院。窦怀贞吓坏了，命他赶紧改判。没想到李元纮竟然拿起笔来，在判决书后面加了一行大字：“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终无摇动！”窦怀贞拿他没办法，只好悻悻作罢。
从那时候开始，李元纮的正直耿介之名就传遍了朝野。
当上宰相后，李元纮更是大力推行廉政建设，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请托求官、徇私舞弊之风，让那些走后门、搞腐败的家伙又怕又恨。“抑奔竞之路，务进者颇惮之”（《旧唐书·李元纮传》）。
由于为官清廉，李元纮当了好几年宰相，依旧是两袖清风、一贫如洗，不但宅子是从前的旧宅子，仆人是过去的老仆人，就连每天上朝骑的马，也还是多年前那匹瘦骨嶙峋的老马。朝廷所赐的钱物，李元纮也是随手散给了穷亲戚，从来不留分毫，大有当初的清贫宰相卢怀慎之风。
而杜暹也是一样，“常以公清勤俭为己任”，“弱冠便自誓不受亲友赠遗”（《旧唐书·杜暹传》）。从青年时代起，杜暹就立志当一个清廉的好官，发誓绝不接受亲戚、朋友或同僚的任何馈赠。比如他早年在地方上任职，离任时，当地的小吏要送他一件贵重礼品，就遭到了他的婉拒。
什么贵重礼品呢？
纸。一万张纸。
纸算什么贵重礼品？还一万张？既要雇人手来搬，又要找车马来运，这不是活活累死人吗？
如果我们这么理解，那就错了。要知道，那可是唐朝，不是现在。
现在，纸张都是工业流水线上出来的产品，只要机器一开，要多少有多少。可在当时，纸张都是手工业生产，质量高，数量少，属于异常紧俏的消费品。所以，古时候普通人家的孩子练习书法，只能在水缸里或沙地上比比画画，根本用不起纸张。
杜暹一见有人送了这么贵重的东西，一口拒绝显得太不讲人情，要接受又违背自己的意愿，最后只好象征性地从中抽了一百张，算是领受了对方的盛情。当时给他送行的一个同僚见状，大为感叹：“古时候有‘一钱太守’，不曾想今日又见此事啊！”
所谓的“一钱太守”说的是东汉刘宠的典故。刘宠是东汉时的会稽太守，由于为官清廉，政绩卓著，被调往京师任职。临行前，当地父老感念他的德政，执意要送给他几百钱，刘宠不忍拂其心意，只取一钱收下。上路之后，他就把钱扔进了会稽附近的一条河里。据说那枚钱扔下去后，河水顿时变得无比清澈。这个故事从此流传开来，被千百年来的老百姓传为美谈，而这个地方，就是现在浙江绍兴市的钱清镇。
既然李元纮和杜暹都有如此令人称颂的嘉言懿行，性格和志向又如此相近，按理说在工作上也应该会互相配合、同心协力才对。
可是，他们偏偏就掐架了。
关于他们掐架的原因，史书的记载非常简略，只有这么一句话：“元纮、暹议事多异同，遂有隙，更相奏列。”（《资治通鉴》卷二一三）而具体有何异同、有何嫌隙、如何在玄宗面前互相参奏，史书则付之阙如。
虽然史书无载，但我们至少可以作出一个判断，那就是——性情相近的人共事，更容易掐架。观诸开元初期的宰相，无论是姚崇与卢怀慎、宋璟与苏颋，还是张嘉贞与源乾曜，都是典型的一刚一柔、一主一辅，所以他们既能在性格上形成互补，又能在工作上分出主次，矛盾自然也就少了。而李元纮和杜暹，性情都是同样的刚直耿介，遇事当然也就不善于拐弯和妥协，一旦对事物的看法相左，必然要争一个是非对错，因而矛盾纷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对于李、杜的矛盾，玄宗也是无可奈何。
最后，玄宗只好采取了唯一的，也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把两人一起赶下台。
开元十七年（公元727年）六月，李元纮和杜暹双双罢相。
也许是担心继任者又跟他们一样，在性格和处世方式上不能互补，所以玄宗这回特地挑选了三个人，希望通过人数的变化，给宰相班子增加一些弹性，注入一些活力。
新任的三位宰相，一个叫萧嵩，一个叫裴光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理财专家——宇文融。
玄宗之所以会既往不咎，让热衷于搞党争的宇文融回朝拜相，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一个字——钱。
是的，钱。
随着太平盛世的来临，此时的玄宗早已不像开元初期那样克勤克俭了，而是在
很多方面都流露出了好大喜功、奢侈享乐的倾向，所以，尽管社会经济逐渐繁荣，财政收入日益增长，可玄宗还是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钱。
而满朝文武，最能搞钱的是谁？
那当然就是宇文融了。
宇文融没有辜负玄宗的殷切期望。
一坐到宰相的位子上，宇文融就使出了浑身解数，设置了各种各样的“特使”，然后把他们派驻朝廷的各个部门，开展争创经济效益的竞赛，全方位、多渠道、深层次地搜刮民脂民膏，看谁刮得多、刮得巧妙，谁就能加官晋爵、青云直上。
如此一来，玄宗自然是开心了——钱这个东西嘛，不就像海绵里的水吗，挤一挤总是有的！
可是，文武百官却叫苦不迭——权力都让特使夺走了，部门职能也都错乱了，规章制度被破坏得一塌糊涂，这工作还怎么干？
而最苦的，莫过于底层的老百姓——今天交这个捐，明天纳那个税，后天又来个巧立名目的摊派，这日子还怎么过？
当然，百姓的痛苦和百官的烦恼宇文融是看不见的，他只看见了皇帝的笑颜。
还有什么能比皇帝的笑颜更能证明一个臣子的能力和才干呢？还有什么能比皇帝的笑颜更能让一个臣子心花怒放、干劲百倍的呢？
没有了。
由于博得了天子的欢心，一向矜夸自负的宇文融越发得意忘形。当宰相没多久，他便到处扬言：“只要让我在相位上待几个月，保管天下太平！”（《资治通鉴》卷二一三：“使吾居此数月，则海内无事矣！”）
宇文融到底有没有致太平的本事不好说，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在相位上确实只待了几个月，然后就灰溜溜地下台了。
宇文融之所以下台，是因为发生了两件事。
首先，是裴光庭等人在背后狠狠参了他一本。这一参，玄宗总算听到了朝野的呼声和百姓的怨言。然而，他还是舍不得罢免宇文融。
最后促使玄宗下定决心的，是另一桩弹劾案。
当时有一个宗室亲王名叫李祎，时任朔方节度使，因与吐蕃作战立下赫赫战功，颇为玄宗所器重，宇文融担心他以军功入相，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就一直想找机会堵死他的入相之路。
开元十七年九月，李祎因事入朝，宇文融当即授意心腹御史李寅整理他的黑材料，准备瞅准机会递上去。不料这个李寅也是个大嘴巴，刚弄完材料就把事情泄露了。李祎得知后，立刻入宫禀报玄宗，说宇文融打算陷害我，明天就会让御史李寅上章弹劾。
玄宗本来还有些半信半疑，没想到第二天早上，李寅果然就把奏章递了上来。玄宗勃然大怒，当即把宇文融贬为汝州（今河南汝州市）刺史。可是，宇文融刚走了没几天，玄宗就有些后悔了。
因为钱不够花了。
玄宗忍不住对裴光庭大发牢骚：“你们老是挑宇文融的毛病，这下倒好，朕把他轰走了，可朝廷的开销也不够了，你说说，该怎么办？如何帮朕解决国用不足的问题？”
裴光庭无言以对。
就在玄宗琢磨着该不该把这个挣钱高手重新请回来的时候，宇文融的倒霉事又来了。有人写了一封匿名信，指控他在担任宰相期间滥用职权，贪赃受贿。有关部门一查，还真有这么回事。玄宗万般无奈，只好再次把宇文融贬为平乐（今广西平乐县）县尉。
宇文融在边瘴之地苦撑苦熬了一年多，天天盼着玄宗能召他回朝，可他万万没有料到，他最终盼来的，却是比贬谪更严厉的惩罚——流放。因为他当初的聚敛手段太过恶劣，得罪了太多朝臣，所以很多人都不想放过他。大臣们利用他被贬谪的这段时间拼命搜集罪证，最后由司农少卿蒋岑出面指控，说宇文融曾在担任汴州刺史期间贪污了数以百万计的公款。
玄宗下令彻底追查，结果发现证据确凿，犯罪事实俱在。玄宗大为震怒，立刻下诏把宇文融流放岩州（今广西来宾市）。
这一回，宇文融知道自己彻底完蛋了。他万念俱灰，最后死在了流放的路上。热衷于搞党争的宇文融死了，剩下的两个宰相是不是就能和衷共济了？很遗憾，没有。
接下来的事实将向我们证明——帝国的朝堂就是一个铁打的擂台，宰相们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一个个打擂者。
只要擂台在，对决就不会终止。
帝国大擂台：宰相们的对决（下）
就算没有了宇文融，裴光庭和萧嵩也照样死掐。
说起这两个宰相，来头都不小。裴光庭是高宗时代的名将和行政专家裴行俭之子，萧嵩是南朝萧梁皇室后裔、初唐宰相萧瑀的侄孙，两人都有显赫的家世背景。裴光庭文职出身，长于行政，入相后任侍中兼吏部尚书；萧嵩擅长边务，军功显赫，以兵部尚书衔入相，后兼中书令，并遥领河西节度使。
也许是因为两个人的出身门第都不低，而且在各自的领域都有所建树，所以都有些眼高于顶，在处理政务时经常发生抵牾。往往是一个人主张的事情，另一个必定想方设法加以反对，是故“同位数年，情颇不协”（《旧唐书·萧嵩传》）。
裴光庭在任内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推行吏部的选官制度改革。在他之前，大唐吏部选拔官员时一律以能力为准，有本事的可以越级提拔，没本事的一辈子也得不到升迁。按理说这么做并没有错，但是难免产生一些副作用，比如很多官员干了大半辈子，经验非常丰富，可就是因为没有突出政绩，所以混到发白齿摇仍然是个小芝麻官；还有的人年纪轻轻就考上进士，取得了任官资格，可要么是因为没门路，要么是因为运气不好，结果整整二十年补不上缺，到老还是个候补官，一辈子就这样被埋没了。
针对这些弊端，裴光庭提出了他的改革主张——“循资格”。
也就是说，从今往后，各级政府在任用和提拔官员时，一律不管能力大小，只看资历高低。说白了，就是论资排辈。
裴光庭的这项改革，固然可以弥补过去“唯能力论”的一些缺失，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庸愚沉滞者皆喜”“才俊之士无不怨叹”（《资治通鉴》卷二一三）。也就是说，这项改革开始实施后，那些庸庸碌碌、长期得不到升迁的老家伙无不拍手称快，可那些富有才干却缺乏资历的年轻官员却一个个牢骚满腹。
人们不禁怀疑，裴光庭的这项改革，是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不可否认，过去的“唯能力论”的确有不太公平的地方，因为它会让一些善于搞政绩工程的浮夸之辈钻了空子，同时埋没了那些只会埋头干活、不善于表现的老实人，然而，“唯资历论”就没有毛病吗？它不也是便宜了那些尸位素餐的平庸之辈，压制了真正有才干的人，从而导致了更大的不公平吗？
也许是因为这项改革确实有些矫枉过正，所以萧嵩便与裴光庭产生了极大的分歧。但裴光庭是吏部尚书，这种事情当然由他说了算，于是他便不顾萧嵩反对，仍然强力推行。
可想而知，仅仅在这件事上，两个宰相就足以针尖对麦芒地大干一场了，压根谈不上什么和衷共济。
宰相们老是这么打擂台，玄宗自然是头疼不已。好在裴、萧二人仅仅是单打独斗，没有像宇文融那样拉帮结派、聚众斗殴，所以玄宗也就睁一眼闭一眼，由他们去了。
日子在裴、萧二人的吵吵闹闹中又过了几年，直到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三月，双方的斗争才戛然而止。并不是他们终于和解了，而是因为裴光庭病逝，一个巴掌拍不响了。
裴光庭一死，萧嵩顿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还没等裴光庭入土为安，萧嵩就急不可耐地将其推行数年的改革一朝废除，同时还把裴光庭这几年来提拔的亲信全部外放为地方刺史，一个也没留下。
裴光庭去世后，朝廷必须再物色一个新宰相。玄宗想，既然我挑的宰相最后都要打架，那这回我干脆放权，让你萧嵩自己推荐一个——总不能你自己挑的人还跟你死掐吧？
皇帝如此信任，着实令萧嵩大为感动。他暗暗发誓，这回一定要挑一个老实厚道的，既要让自己舒心，更要让天子放心！
萧嵩随即在自己的好友圈里扫了一遍，很快就锁定了跟自己关系最铁的、时任右散骑常侍的王丘。在萧嵩看来，王丘过去在地方上颇有善政，很受玄宗赏识，而且为人低调内敛、谦虚谨慎，让他来配合自己工作，保证太平无事，皆大欢喜。
是的，萧嵩看得没错，王丘这个人确实很低调。可问题是，这位仁兄低调得太过头了。一听说萧嵩要推荐他当宰相，居然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一个劲地说：“不行不行，我能力不够，我干不了。”
不过王丘也没让萧嵩太失望，马上就给他推荐了另一个人——尚书右丞韩休。
韩休这个人萧嵩还是了解的，跟王丘差不多，也是那种比较谦柔、性情平和的人。萧嵩想来想去，既然没什么更好的人选，那就韩休吧。
为了表明自己看人的眼光很好，萧嵩在向玄宗举荐韩休的时候，还极力称赞韩休为人正直，不慕荣利，品行高洁，足以担当宰相大任。
韩休随即以黄门侍郎衔入相。
然而，让萧嵩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他称赞韩休的话音还没有落下，麻烦事就来了。
因为韩休压根就不是他认为的那种人！
萧嵩本以为韩休“柔和易制”，叫他往东他肯定不敢往西，没想到这位老兄却“为人峭直”“守正不阿”，凡事讲原则、认死理，一切秉公而断，从来不按萧嵩的意思行事。
萧嵩为相多年，非常了解玄宗的好恶，所以奏事时难免会曲意顺旨、阿谀取容。每当这种时候，韩休就会直言不讳地驳斥萧嵩，并且当着玄宗的面跟他争一个是非曲直，从不给他留半点面子。
萧嵩肺都气炸了。
不感念我的举荐之恩倒也罢了，你总不能恩将仇报吧？
很遗憾，韩休并不这么认为。
在他看来，你萧大人举荐我韩某人，是为国举才，不是为你个人树立私恩，所以，我没有义务服从你，更没有必要奉承你！身为宰相，凡事只能以社稷为重，一切必须以纲纪为凭，即便各执一词，争的也是公益，不是私利；倘若意见相同，也是出于公心，并非交情。
既然如此，也就谈不上什么知恩图报，更谈不上什么恩将仇报！
萧嵩晕死。
碰上这么个一根筋的，他除了骂自己瞎了眼之外，还能怎么办？难不成昨天刚跟皇帝说，这是个人才，让他上去！今天又跟皇帝讲，这家伙不行，让他下来！
这不是自打耳光吗？
不能这么干。
所以，只能忍。
韩休入相，不仅把萧嵩搞得郁闷透顶，也让玄宗觉得很不舒服。
因为他总是动不动就犯颜直谏，甚至还敢和玄宗面折廷争。
有一次，一个叫李美玉的万年县尉不知何事触怒了玄宗，玄宗大发雷霆，下令将其流放岭南。韩休闻讯，立刻入宫进谏，说：“李美玉官职卑微，所犯的也不过是芝麻绿豆大的事，可朝廷有一个大奸，却长期为非作歹，仍逍遥法外，臣斗胆请问陛下，为何执法不一？”
玄宗大为不悦：“你说谁是大奸？”
“金吾大将军程伯献！”韩休大声说，“此人依恃陛下恩宠，不仅贪赃枉法，而且所居宅邸、所乘车马、所用服饰，皆超越礼制，臣请陛下先治程伯献，再惩李美玉。”
韩休所说的这个程伯献，是大宦官高力士的拜把子兄弟，几年前高力士的母亲麦氏出殡，这家伙披麻戴孝，呼天抢地，哭得比亲儿子还惨。由于玄宗极度宠幸高力士，因而爱屋及乌，连带着对这个程伯献也是恩宠有加。程伯献仗着老大和天子撑腰，有恃无恐，屡屡触犯国法，韩休老早就想收拾他了，这次总算逮着了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
玄宗闻言，半晌不语。许久，才瓮声瓮气地说：“程伯献的事，朕自有分寸，你不要把什么事都扯在一块。今日只谈李美玉，不谈程伯献。”
可韩休却不依不饶：“李美玉只犯了细微过失，陛下就不能容他；程伯献大奸巨猾，陛下岂能不闻不问？今日陛下若不惩治程伯献，臣必不敢奉诏流放李美玉。”
玄宗一下子给呛住了。
这一刻，玄宗真想让人把韩休拖出大殿，可后来想一想还是忍了。为了一个小小的李美玉就跟宰相撕破脸皮，实在不值，而且显得自己太没雅量。
最后，玄宗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夸奖了韩休几句，内容不外乎是“爱卿公忠切直，朕心甚慰”之类，然后就撤销了流放李美玉的诏令。
经过这件事后，玄宗真是有点怕了韩休，一如他当初对硬骨头宋璟也是又敬又怕一样。
的确，韩休确实颇有宋璟当年的风范。自从开元十三年封禅泰山以来，帝国似乎很久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宰相了。所以，当宋璟听说这件事后，忍不住对韩休大加赞叹，说：“不谓韩休乃能如是，仁者之勇也！”（《旧唐书·韩休传》）
宰相既仁且勇，天子就注定难以逍遥。
自韩休上台后，玄宗的业余文化生活就受到了诸多限制。比如有时候在宫中宴饮作乐，或者到禁苑打猎，玩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玄宗就会惴惴不安地问左右：“韩休知不知道朕在这里？”可往往是话音刚落，韩休的一纸谏书就到了，正在兴头上的天子顿时意兴阑珊，好生没趣。
在这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约束下，玄宗自然是郁郁寡欢。日子一长，人居然瘦了一圈。每当玄宗揽镜自照，看见镜子里日渐消瘦的容颜，都忍不住长吁短叹。这个时候，身边的宦官就会替天子打抱不平，说：“自从韩休那老头当宰相，陛下不知道比以前瘦了多少，与其受他管束，还不如把他轰走算了！”
玄宗摇头苦笑，长叹道：“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嵩奏事总是顺从我的意思，退朝后，我睡不安稳；韩休奏事经常力争，退朝后，我梦稳心安。所以，用韩休，是为了社稷，不是为了我个人。”
开元中后期，玄宗正处在由明而昏的蜕变过程中，虽然早年那种励精图治、克己自律的精神已经丧失大半，但还是没有发展到天宝后期那种荒疏朝政、骄奢淫逸的地步，所以，此时的玄宗还能说出这种比较有理性的话。尤其是“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这八个字，虽说略显矫情，但总体上还是真实反映了玄宗此时的心态。
换言之，在这个转型期内，一旦天理和人欲在内心交战，一旦国家利益与帝王私欲产生冲突，玄宗多半还是会尊重前者，压抑后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玄宗内心的天平便不可逆转地朝向后者倾斜了，以至于最终把盛世帝国一步步推向了万丈深渊。
当然了，这是后话。
随着韩休谏诤力度的不断加大，玄宗的心理承受力逐渐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就算到目前为止，玄宗的理性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战胜感性，但是有这么一个严厉苛刻的宰相经常在耳边聒噪，总不是一件让人很舒服的事。再者，韩休和萧嵩又成天在他面前死掐，也让玄宗感到很厌烦。
正当玄宗为此大伤脑筋的时候，萧嵩主动站出来打破僵局了。
他向玄宗提交了辞呈。
玄宗大为意外，说：“朕又没有厌恶你，你何必急着走？”
萧嵩说：“臣蒙受皇上厚恩，忝居相位，富贵已极。在陛下不厌弃臣时，臣尚可从容引退；如已厌弃臣，臣脑袋尚且不保，如何自愿引退？”话刚说完，两行委屈的泪水已经夺眶而出。
玄宗顿时也有些伤感，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只好长叹一声，说：“你且回去，让朕慢慢考虑。”
萧嵩的辞职请求究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要挟，还是一种迫于无奈的选择，实在是很难说。对此，玄宗也不好下断语。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确让所有人都很不愉快，所以，必须拿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那么，该不该让萧嵩退休呢？
还有那个不让人省心的韩休，是不是也一块休了算了？
玄宗为这个问题又头疼了好几天，最后还是采取了那个最简单也最有效的老办法——让两个人一块儿下台。
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不烦！
开元二十一年底，玄宗把萧嵩罢为尚书左丞，把韩休罢为工部尚书，同日启用了两个新宰相，一个是裴耀卿，还有一个，就是曾为后世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之千古名句的著名诗人——张九龄。
张九龄，岭南人，祖上曾当过韶州别驾的小官，后来几代人都是普通老百姓，可以说是典型的草根出身。虽然出身并不高贵，但是张九龄从小就聪明好学，写得一手漂亮文章。（《旧唐书·张九龄传》：“幼聪敏，善属文。”）
十三岁那年，张九龄把自己的作品寄给了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方庆阅后大为赞叹，连声说：“这孩子不得了，前程不可限量！”几年后，张九龄赴京参加进士科考，果然一举中第，被授予校书郎之职。当时玄宗还在当太子，有意搜罗天下的才学之士，亲自在东宫举行“策问”，张九龄前往应试，又拔头筹，遂擢升为右拾遗。
从此，张九龄在朝中声名鹊起。每当吏部要考核候补官员或举行科考，必命张九龄出任考官，根据候选人或考生的文章和综合表现，专门负责评定等级。每次张榜，各方都对张九龄甚为称道，认为他的评选结果公平合理。不久，张九龄又升任司勋员外郎。
开元中期，时任中书令的张说对张九龄的才华极为赏识，不仅将他提拔为中书舍人，而且放下首席宰相的架子，跟他认了同宗，此外还逢人便说：“这个年轻人，将来必成一代词宗、文坛领袖。”
张九龄感念张说的知遇之恩，从此竭尽忠诚，成了张说的心腹。后来，张说被宇文融等人整垮，张九龄受到牵连，被贬出朝廷，历任几个地方的刺史和都督。
当初张说兼领集贤院时，曾多次向玄宗推荐张九龄，称他可以作为决策顾问。张说死后，玄宗想起张说的荐言，遂召张九龄回朝，拜秘书少监，兼集贤院学士、副院长，旋即又擢任中书侍郎。此后，张九龄经常向玄宗呈上密奏，且多数受到采纳，对朝政颇有贡献。所以，当韩休和萧嵩双双下台后，张九龄自然就成了新宰相的不二人选。
从张九龄和裴耀卿日后的表现来看，玄宗应该会感到庆幸。
因为，这两个宰相不仅品行高洁，才华横溢，能力出众，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精诚团结，和衷共济！
对于经历了长期宰相纷争的玄宗朝廷而言，没有什么能比“精诚团结、和衷共济”这八个字更为宝贵的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帝国大擂台马上就出现了新一轮的对决。
因为，张九龄和裴耀卿刚刚上台，有个新的打擂者就紧随其后，闪亮登场了。
这个人就是李林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