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安禄山的骚动
安禄山：偷羊贼的祸福人生
安禄山，武周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出生，是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市）的杂种胡人。说他是杂种并非对他进行人身攻击，而是事实。因为他父亲是西域康国人，历史上称为粟特人，这个民族擅长经商，估计就是因为做生意才来到了营州；他母亲是突厥巫师，姓阿史德，以占卜算命为业。安禄山是两个少数民族的混血儿，所以《旧唐书》就称他为“杂种胡人”。
据说他母亲婚后很久没有生育，就到阿荦山下祈祷，后来果然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婴，便为他取名阿荦山。在突厥语中，“阿荦山”是战神的意思。此时，阿史德女巫当然不会知道，很多年后，这个以突厥战神命名的孩子，将给大唐帝国带来一场生灵涂炭、血流漂杵的战争灾难。
阿荦山的父亲早死，他母亲就带着他改嫁突厥将军安延偃，从此阿荦山就以“安”为姓，并按“荦山”的谐音改名“禄山”。后来，安延偃的部落被打散，安禄山就逃到了幽州，在边境的贸易市场上做了“互市牙郎”。所谓互市牙郎，就是为胡汉各族商人提供翻译和中介服务的经纪人。
安禄山之所以选择经纪人的工作，是因为他有三项优势：一、他父亲是擅长经商的粟特人，他当然也遗传了一些从商的基因；二、他生性狡黠，善于揣测他人心理；三、语言能力超强，据说通晓六种蕃语（还有人说是九种）。
虽然安禄山有这么多优势，但是他做生意的运气却很背，干了十多年中介，还是没挣到什么钱。到了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安禄山已年届而立，依旧两手空空，一事无成。为了早点发财，他决定在中介之外再搞一份兼职。
什么兼职？
偷羊。
反正安禄山手头上客户很多，不愁销赃。晚上偷羊，白天就可以把它卖掉。这份兼职要是干好了，绝对比单纯干中介要强得多。
只可惜，安禄山既不是做生意的料，也不是当贼的料。有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正在专心致志地干活，忽然被人麻袋一蒙，打倒在地，然后就是一顿痛扁。第二天一早，这个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偷羊贼就被五花大绑地押到了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公堂上。
这是安禄山人生中的第一次劫难。
如果不出意外，安禄山的人生履历将只有这么短短的一句话：少孤，家贫，流落市井，为互市牙郎，后盗羊事觉，棒杀，结束。
但是谁也没想到，偷羊贼安禄山非但没有结束，反而转祸为福，从此迎来了一个全新的人生。
那天在威武森严的公堂上，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问明案情之后，二话不说，当场命人将这个偷羊贼棒杀。就在那根行刑的大棒高高挥起的一瞬间，安禄山忽然鼓起勇气，扯着嗓子厉声高喊：“大人不是想消灭奚和契丹吗？奈何打杀壮士？”
安禄山长得壮硕魁梧，本来丹田气就很足，加上人之将死的那种绝望和恐惧，这一声嘶喊真是震耳欲聋，撼人心魄。
行刑手登时一愣，连张守珪也颇有些意外。他心念一动，随即饶有兴味地走上前去，把这个气壮如牛的偷羊贼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
眼前这小子生得白白胖胖，膀大腰圆，看上去还有几分胆识，应该是块当兵打仗的料。
当时，奚人和契丹人常年入寇唐朝的东北边境，是帝国的一大边患。骁将张守珪之所以被朝廷派驻幽州，就是为了对付这两个凶悍的异族。值此用人之际，安禄山这一声喊确实提醒了张守珪。
是啊，与其打杀壮士，还不如让他上阵杀敌，立功赎罪。
就这样，张守珪赦免了安禄山，并把他留在了自己麾下。
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的安禄山，就这样捡回了一条命，从此踏上了一条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随后，安禄山在张守珪的军队里当上了捉生将。
所谓捉生将，顾名思义，就是专门捉活口、抓舌头的侦察兵。安禄山的职务，很可能就是侦察排长或特务连长之类的。
不能不说，张守珪识人用人的眼光确实很好，他让安禄山当侦察兵，真是把好钢用到刀刃上了。安禄山早年干中介的优势及其积累的经验，现在全都派上了大用场。他通晓多种蕃语，跟形形色色的人打过交道，熟悉当地各族的风土人情，对山川、道路、地形等等都了如指掌，派这样的人出去抓舌头，当然是一抓一个准。
安禄山每次出去执行任务，通常只带数骑，回来的时候，身后总是绑了数十个奚人或契丹人。无论张守珪需要抓什么样的俘虏，了解哪方面的敌情，安禄山总能手到擒来，圆满完成任务。没过多久，安禄山就获得了张守珪的赏识，被提拔为偏将。由于他生性狡狯，善于逢迎拍马，知道张守珪老是嫌他长得胖，于是就偷偷减肥，连饭也不敢吃饱。很快，他的减肥计划取得了显著成效，满身的赘肉去掉了不少，更得张守珪的欢心，随即被认作养子。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安禄山因骁勇善战、屡立军功而升任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
当年那个混得一塌糊涂的中介商，那个险些被人打死的偷羊贼，如今终于咸鱼翻身，否极泰来，成了幽州地面上屈指可数的头面人物。
这就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然而，古人也经常说一句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就在安禄山风生水起、志得意满的当口，又一场杀身之祸就从天而降了。
人在遭遇困境时，脑袋通常会比较清醒，可一旦得意了，就很容易忘形。这是人性的普遍弱点，安禄山自然也不会例外。
就在升任平卢讨击使不久，安禄山奉张守珪之命讨伐奚和契丹，因为这些年从没打过一次败仗，所以就骄傲轻敌，贪功冒进，结果被打得丢盔弃甲，大败而回。张守珪念其骁勇，不忍诛杀，就把他执送东都（当时玄宗住在东都洛阳），交给朝廷发落。
这是安禄山的第二次劫难。
正常情况下，将领出征因主观原因而打了大败仗，就必须按军法论处，其结果只能是两个字——杀头。
但是，安禄山的命运奇就奇在——每当大祸临头、身处绝境的时候，总有人把他从阎罗王手里头抢回来，并且将他的人生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上一次的贵人是张守珪。
而这一次的贵人，就是唐玄宗李隆基。
安禄山被押到东都后，当时的宰相张九龄亲自审问他。两个人对答许久，张九龄深感此人绝非善类，就在他的案卷上写下批语：“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资治通鉴》二一四）意思是按照军法，张守珪本来就应该把安禄山就地处决，现在就算把他送到了朝廷，也不可能从轻发落，还是一个字——死。
关键时刻，玄宗发话了。
他认为，安禄山作战英勇，而且立过战功，理应特赦，只须免除官职，让他以“白衣”之身回军中效命，戴罪立功。
张九龄坚决反对，说：“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旧唐书·张九龄传》卷一）
张九龄不是神仙，他当然不可能预见十九年后的安史之乱。但是，作为一个阅人无数的宰相，凭直觉看出安禄山“外若痴直，内实狡黠”的本性，预感他日后有可能危害社稷，这倒也在情理之中。更何况安禄山本来就犯了死罪，就算他将来不造反，现在杀他也不能算错。假如玄宗能够采纳张九龄之言，当时就把安禄山除掉，那么后来的唐朝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或许就将因此改写了。
然而历史没有假如——玄宗最后还是把安禄山放了。
安禄山再一次死里逃生，并且因祸得福。
为什么说因祸得福？
因为他得到了天子的关注。
偌大的帝国，像他这个级别的武将不知凡几，皇帝哪能认得过来？而安禄山却因触犯死罪而受到皇帝的瞩目和关照，不是因祸得福是什么？
又一次逃出鬼门关后，安禄山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
他意识到，光靠在战场上拼死拼活是没有用的，即便拿命换来一官半职，一着不慎就会前功尽弃，满盘皆输。也就是说，要想出人头地，不仅要会打仗，更要会做人。
怎么才叫会做人？
答案就一个：钱。
具体而言是四个字：学会花钱。
每个人都喜欢钱，那些有权的人更喜欢。所以，只要你学会给有权的人送钱，他们自然就会喜欢你，而且乐于拿手中的权力和你交换，让你也变得更加有权。
从古到今，社会一直在变，制度一直在变，但是这条真理则亘古常在，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永远在支配着这个物欲横流、权力至上的世界……
从此，安禄山一边打仗，一边不遗余力地贿赂前来视察的每一个朝廷使臣。“上（玄宗）左右至平卢（营州）者，禄山皆厚赂之，由是，上益以为贤。”（《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安禄山升任平卢兵马使。次年，御史中丞张利贞出任河北采访使，赴平卢视察军情，“禄山谄佞，善伺人情，曲事利贞，复以金帛遗其左右”。（《安禄山事迹》卷上）张利贞回朝后，拼命替安禄山说好话，玄宗对他的印象越来越好，旋即擢升他为营州都督、平卢军使，兼奚、契丹、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正月，唐朝廷将整个帝国边境从西到东、由北至南划分为十大藩镇，设置了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陇右、剑南九大节度使，外加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其中，安禄山正式出任平卢节度使，负责镇抚室韦、靺鞨两大部落，统辖平卢军、卢龙军、榆关警备区（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军队屯驻营州（今辽宁朝阳市）和平州（今河北卢龙县），总部设在营州，总兵力三万七千五百人。
安禄山就此强势崛起，成为手握重兵、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
这一年，他刚好四十岁。
此时，距离安史之乱爆发，还有十三年。
一个男人的心灵被撩动了
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正月，安禄山奉玄宗之召入朝觐见。
这是安禄山生平第一次来到长安。
秦中自古帝王州。大唐帝京的高贵、繁华与富庶给这个北地胡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龙首原上那座巍峨壮丽的大明宫，以及凝结在大明宫上空那股磅礴雄浑的帝王气，更是让安禄山激动莫名、叹为观止，并且前所未有地撩拨着他内心深处某个隐秘的角落，让他周身的血液不由自主地开始了一种无声的沸腾……
在大明宫的含元殿，安禄山第二次见到了玄宗，第二次见到了他事业上的明主、生命中的贵人。为了向天子表达自己的感恩之念和忠诚之心，安禄山对玄宗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去年秋天，营州闹了蝗灾，蝗虫遮天蔽日，把禾苗都吃光了。臣焚香祝祷，面对苍天说：‘臣如果心术不正，事君不忠，就让蝗虫把臣的心吃掉；倘若臣不负天地神灵，就请让蝗虫赶快消失吧。’臣刚刚说完这句话，就有一群大鸟从北方飞来，顷刻间把蝗虫吃得一干二净，臣欣喜万分，感动不已。陛下，这是稀世祥瑞啊，请陛下宣付史官，载诸史册。”玄宗大悦，立刻命史官载录。随后的日子，玄宗对安禄山“宠待甚厚，谒见无时”（《资治通鉴》二一五），旋即又加封他为骠骑大将军。
离开长安的那天，满载着天子眷宠欢喜而归的安禄山走出了很远，忽然又回头遥望了一眼。
他望着大明宫阙那一角华丽的飞檐，目光中有一种微妙难言的东西在闪动。
这一眼的风情，要到十二年后，才能让大唐君臣读懂——用血泪浸泡的心去慢慢读懂。
毫无疑问，此次长安之行已经准确无误地撩动了安禄山的心扉，给他的生命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空间——一个足以让欲望起舞、让野心飞扬的充满想象的空间。
后来的几年中，安禄山频频出击奚和契丹，并屡屡获胜，因而在朝野的声望直线飙升。与此同时，他对朝中高官的贿赂也从来没有停止。到后来，不仅是钦差们说他好话，连首席宰相李林甫、户部尚书裴宽、礼部尚书席建侯等人，也都众口一词地盛赞安禄山。
在玄宗看来，这就叫众望所归。
此时的安禄山，已经被玄宗视为“镇清边裔”的“万里长城”（《安禄山事迹》卷上）。
既然是万里长城，当然就要赋予他更大的权力和使命了。
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玄宗又让安禄山兼任了范阳节度使。
在当时的十大藩镇中，范阳镇绝对是最牛的一个。因为，无论是它所节制的军队，统辖的州境，还是拥有的兵力，都是十大藩镇中最多的。“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九军，屯幽、蓟、妫、檀、易、恒、定、漠、沧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万一千四百人。”（《资治通鉴》二一五）
当时，十大藩镇的总兵力是四十九万人，而安禄山兼统两镇，兵力相加已经将近十三万人，占了四分之一。
然而，玄宗对安禄山的宠信还远远没有到头。
毋宁说，这才只是一个开始。
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安禄山又以平卢、范阳节度使兼摄朝廷的御史大夫。随着权势和地位的提升，他奉召入朝的次数越来越多，对玄宗的巴结谄媚也日渐升级，甚至不惜以得罪太子为代价，曲径通幽地向玄宗表达他的忠心。
有一次，安禄山上殿觐见玄宗，当时太子也在场，可安禄山却视若无睹，只拜皇帝，不拜太子。旁人提醒他，他却装作一脸懵懂地说：“臣是胡人，不懂朝中礼仪，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笑着向他解释：“这是储君，朕千秋万岁后，将代朕君临天下。”安禄山似懂非懂地说：“臣愚钝，向来唯知有陛下一人，不知道还有储君。”说完才不情不愿地向太子行礼。
其实，谁都看得出来，安禄山这是在演戏。但是这出戏却没人愿意拆穿。因为安禄山不可能不知道太子是什么人，但他偏偏要装傻充愣，目的就是要拐着弯儿向玄宗表达赤胆忠心。在场的人大多受过安禄山的好处，当然也会帮他一起演戏。而对于玄宗来说，安禄山竟然为了讨好他而不惜得罪未来的皇帝，这份忠心当然也是无人可及的。
玄宗当时正宠着杨贵妃一家子，如今又宠了安禄山，于是干脆把他们撮合在了一块，叫杨贵妃的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都和安禄山结拜为兄弟姐妹。从此，安禄山更加频繁地出入宫禁，和杨贵妃的关系也日渐亲密。不久后，他又向玄宗提出了一个请求——要认杨贵妃为干妈。
玄宗当然是笑呵呵地同意了。
随后，安禄山每次入宫，都是先拜贵妃，再拜皇帝。玄宗不解，问他何故。安禄山恭恭敬敬地说：“我们胡人的习俗，都是先拜母亲，后拜父亲。”玄宗释然，对安禄山的憨厚和朴实又平添了几分好感。
史称安禄山“晚年益肥壮，腹垂过膝，重三百三十斤”，连走路都要左右两个人搀扶着他。但是，每当在玄宗面前跳胡旋舞的时候，安禄山却总能“疾如风焉”（《旧唐书·安禄山传》）。要论当时胡旋舞跳得最好的人，天下只有两个——安禄山和杨贵妃。
“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白居易《胡旋女》）
为什么一个连走路都显得有困难的人，能把胡旋舞跳得跟杨贵妃一样完美呢？
因为他是为皇帝而跳的。
天宝十年（公元751年），玄宗为了方便安禄山入朝觐见，就命有关部门在亲仁坊为他建立一座宅邸，并下令只求富丽堂皇，不必顾惜财力。豪宅落成后，里面的所有家具器物全部是御赐的，而且极尽高档豪华之能事，连厨房里头的锅碗瓢盆、马厩里头的筛子箩筐等物，都是用金银打造的。从开始修建豪宅的第一天起，到竣工之后的种种器具添置，玄宗本人都跟得很紧，而且经常对监工的宦官说：“胡人眼高，别让他笑我吝啬。”
这一年正月二十，是安禄山的生日。玄宗和杨贵妃作为干爹干妈，当然赏赐了很多珍宝、衣服、酒食。三天后，杨贵妃命人用锦绣绸缎缝制了一件特大的襁褓，然后召安禄山入宫，让宫女和宦官用襁褓把他团团裹住，装在彩轿里抬着走。玄宗听见后宫忽然一片嬉戏喧哗，忙问在搞什么名堂，左右说：“这是贵妃分娩的第三天，所以在给禄儿洗澡（民间的“洗三”习俗）。”玄宗赶紧跑过去看热闹，一看三百多斤的安禄山被严严实实地包裹在襁褓里头，仅露出一张憨厚的胖脸，不禁捧腹大笑。
干儿子洗三了，他这个干爹当然要有所表示。玄宗随即赐给了杨贵妃“洗儿钱”，又厚赐了安禄山，“一家三口”又嬉闹了大半天，才尽欢而罢。
从杨贵妃为安禄山“洗三”的这一天起，安禄山就有了自由出入宫禁之权，过后他经常陪杨贵妃一起吃饭，有时候甚至彻夜不归，留宿宫中。日子一长，宫中自然就传出了绯闻。朝野上下的人们私底下议论纷纷，都怀疑皇帝被那个大胖子戴了绿帽。然而，不知道为什么，玄宗自始至终没起过半点疑心。（《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
天宝十年二月，安禄山又向玄宗提出了一个请求——兼任河东节度使。在旁人看来，这绝对属于非分的请求，只能用得寸进尺、贪得无厌来形容。
可出人意料的是，玄宗居然一口答应了，并随即把当时的河东节度使调回朝中，任左羽林将军，然后立马把职务给了安禄山。
河东镇与朔方镇互为掎角之势，两镇共同防御突厥，河东镇统辖天兵、大同、横野、岢岚四军及云中警备区，屯驻忻、代、岚三州之境，总部设在太原，兵力五万五千人。
至此，安禄山已一人身兼河东、范阳、平卢三镇节度使，辖下的总兵力已达到十八万五千人，足足占了全国藩镇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强。
除了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还兼任河北采访使，受封上柱国，赐爵东平郡王。
大唐开国一百年多来，外姓武将封王者，唯安禄山一人。
安禄山不仅本人权倾天下、位极人臣，而且一家老小也都跟着他鸡犬升天。他母亲、祖母皆赐国夫人，十一个儿子都由玄宗赐名，长子安庆宗官任太仆卿，次子安庆绪官任鸿胪卿，安庆宗后来又娶了皇族的荣义郡主……放眼当时满朝文武，安氏一门可谓显赫无匹、荣宠绝伦。
有谁能料到，此时的安禄山已经“包藏祸心，将生逆节”了呢？史称，安禄山每次入宫，“常经龙尾道，未尝不南北睥睨，久而方进”。站在大明宫前的龙尾道上，这个昔日的偷羊贼正在以一种睥睨天下的姿态南北眺望，并且久久伫立，迟迟不舍得离开……
他在看什么？他在想什么？
史书的回答是——“凶逆之萌，常在心矣。”（《安禄山事迹》卷上）
是谁撩动了安禄山的野心？
答案只有一个——唐玄宗李隆基。
正是他对安禄山毫无原则的宠信、无休无止的纵容，才孕育了安禄山觊觎皇位的野心，助长了安禄山睥睨天下的欲望。
此时，历史的指针正指在天宝十年，距离安史之乱爆发还有四年……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朝臣也日益受到玄宗的宠幸，正在朝着帝国的权力巅峰跑步前进。
这个人的到来，将对天宝末年的帝国政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且，正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才在客观上给安禄山提供了起兵的借口，并加快了安禄山反叛的步伐。
这个人就是杨国忠。
杨国忠：小混混的华丽转身
杨国忠，本名杨钊，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市）人，杨贵妃的远房堂兄。他的父祖辈皆默默无闻，但却有一个舅父大名鼎鼎，就是女皇武曌的晚年男宠张易之。张易之得宠的时候，杨钊尚在襁褓，没能沾上舅舅的光，等他稍微大一点，张易之早就在神龙政变中翘了辫子，而且身后还留下了恃宠乱政、死有余辜的骂名，所以这层关系对杨钊丝毫没有帮助。
虽然杨钊的祖上也是名门望族弘农杨氏，可杨钊这一支比杨玉环那一支败落得更厉害。杨玉环她父亲好歹还是个七品官，相当于今天的处级公务员，可杨钊的父亲却是个平头老百姓，家境还很不好，所以杨钊从小就没受到什么正规教育，成天在社会上瞎混，长大后别的本事没有，就只学会了喝酒跟赌博。
不过，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生存，没有文化不可怕，没有文凭也不可怕，怕就怕没有一技之长。杨钊喜欢赌博固然不是什么有益身心的爱好，可他却从赌博里面玩出了一样本事，那就是——对数字的敏感，以及出众的运算能力。
我们千万别小看这种本事，因为当时还没有电子计算器，甚至连算盘都还没有（现在的算盘大致是北宋时期才出现的，唐代使用的计算工具是用竹签削成的筹码），如果一个人眼睛一眨就能给你来个多位数的加减乘除运算，你当然要惊呼他为天才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因为这样的本事，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理财能力，加之杨贵妃的裙带关系，杨钊才从一个小混混一步步登上了权力巅峰，成了天宝末年的天子宠臣和帝国宰辅。
然而，尽管杨钊很早就具有数字才能，可亲戚朋友和街坊邻居却认识不到他的天才。在他们眼里，他始终只是个不学无术、狂饮滥赌的混混，所以一直对他敬而远之。
由于长期遭人白眼，杨钊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终于有一天，他发愤图强了——老子要去从军，当一个大官回来给你们瞧瞧！
杨钊发愤的情形，大致与哥舒翰类似。不过人家哥舒翰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一跑到边境就噌噌地立功，可他杨钊却恶习难改，到了四川当兵后，还是喝酒赌博两不误，有一回估计是因此触犯了军纪，还被上司狠抽了一顿鞭子。
所幸杨钊还有一技之长——理财能力，所以入伍之后没被送上前线，而是留在后方负责屯田工作。屯田是当时边防军队的主要经济来源，一贯受到军方和朝廷的高度重视。在这个岗位上，杨钊总算有了用武之地，干出了一些成绩，随即受到上峰赏识，被提拔为新都县尉。
杨钊在这个职位上干了三年，可惜一直没能升迁。按当时的人事制度规定，官员任职期满，若无升迁或调动，就只能暂时赋闲在家，每年到吏部去挂号，得到补缺机会再出来任职。杨钊在新都县尉任上干满三年后，赋闲了，经济来源一下子中断，过了一段坐吃山空的日子，手头越来越拮据，以至连回蒲州老家的路费都没有，于是被困在了川中。
就在杨钊陷入窘境、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个人及时向他伸出了援手。这个人叫鲜于仲通，不仅见多识广，才智过人，而且家财万贯，在当时的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麾下担任采访支使，是节度使的心腹幕僚。这个鲜于仲通为人非常精明，他见过杨钊几次面后，就认定杨钊绝非久居人下之辈，便时常慷慨解囊，不遗余力地接济他。
鲜于仲通相信，杨钊是个很好的政治投资对象。所以，必须在他万分饥渴的时候给予他滴水之恩，以此换取他日后的涌泉相报。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章仇兼琼决定搭上这根“天线”，就把鲜于仲通找来商量，说：“我现在很受皇上器重，可要是上面没人，就很容易受到李林甫的排挤。最近我听说杨贵妃正受皇上宠幸，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若能替我到长安跑一趟，跟杨家人结交，我就有备无患了。”
鲜于仲通立刻意识到，只要让杨钊走这一趟，这个年轻人日后必定飞黄腾达，而自己的投资也必将取得丰厚的回报！果然不出鲜于仲通所料，短短几年后，已然成为天子宠臣的杨国忠就给了他一个绝对超值的回报——剑南节度使之职。这是后话。
主意已定，鲜于仲通就对章仇兼琼说：“我是蜀地人，从来没去过京师那种大地方，恐怕会坏了大人的事。”他瞟了章仇兼琼一眼，顿了顿，又接着说，“不过，我可以为大人举荐一个人，此人若出马，一定不会让大人失望。”
杨钊的好运就这么来了。
章仇兼琼闻言，随即召见杨钊。一见之下，章仇兼琼大喜过望。他发现，这个杨钊不仅长得仪表堂堂，而且口才伶俐，为人异常机敏，确实是入朝打点的合适人选。此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是杨贵妃的族兄。裙带关系在任何时候都是官场上最好用的通行证，所以，啥也别说了，就是这小子了！
随后的日子，章仇兼琼不仅任命杨钊为推官，有事没事还经常召见他，并且总是嘘寒问暖、关照有加，把杨钊搞得感激涕零、受宠若惊。
天宝四年秋天，章仇兼琼命杨钊负责运送贡品入朝，临行前，忽然用一种不经意的口吻对他说：“我有一点东西放在郫县，可以给你作几日盘缠之用，你路过时顺便带走吧。”
杨钊到达郫县后，一看到章仇兼琼所说的那“一点东西”，顿时惊呆了。
那可是满满几十大车的礼品啊，都是蜀地的著名特产和奇珍异宝，杨钊凭着自己的心算能力大致估算，价值起码在千万（一万缗）以上。
杨钊明白了——这趟差事不仅是向朝廷上贡，更是向贵妃一家子上贡，不仅是帮章仇兼琼“搭天线”，更是帮自己“跳龙门”啊！
天下还有比这更好的美差吗？
杨钊欣喜若狂，随即拉上几十车礼物，昼夜兼程直奔长安。
抵达长安后，杨钊带上礼物马不停蹄地走访了三个堂妹，告诉她们：“这都是节度使章仇大人送的。”杨氏三姐妹喜笑颜开，当即笑纳，随后天天在玄宗跟前吹风，极力鼓吹章仇兼琼如何有才、如何能干等等。不久后，章仇兼琼就如愿以偿地调入朝中，荣任户部尚书了。
在杨氏三姐妹之中，杨钊并没有将礼物平均分配，而是把其中的一半给了二堂妹（也就是后来的虢国夫人），另外一半才给其他两个堂妹平分。虢国夫人之所以占了大头，是因为她和杨钊并不仅仅是堂兄妹的关系。
早在她们三姐妹还待字闺中的时候（当时杨玉环还小），杨钊就常去她们家串门，并且跟这个二堂妹有了私情。后来二堂妹嫁人了，杨钊自己也混得很不像样，两人的关系就中断了。如今，好多年没见的这位远方堂兄再次出现时，居然带来了这么贵重而丰厚的见面礼，怎能不让虢国夫人心花怒放？并且巧合的是，虢国夫人不久前刚刚守寡，满怀寂寞正无处安放，杨钊居然就在这时候出现了，又岂能不让她旧情复燃、芳心荡漾？
所以，一到长安，杨钊就顺理成章地住进了虢国夫人的家里。
接下来的日子，杨氏三姐妹就经常跟玄宗提起她们的这位堂兄，尤其是虢国夫人，更是不遗余力地向玄宗推荐杨钊，宣扬了他的一大堆优点，而其中最能打动玄宗的一点就是——杨钊善玩樗蒲。
所谓樗蒲，是一种类似于掷骰子的博彩游戏，但规则比普通的掷骰子复杂得多，胜负结果需要有精密的计算，正是杨钊所擅长。
玄宗当时最喜欢玩，一听说有人善玩樗蒲，立马召见，随后就任命杨钊为金吾兵曹参军，并准许他以供奉官的身份出入禁中。从此，每当玄宗在宫中玩樗蒲，杨钊就专门在一旁负责计算点数和输赢，每次都算得又快又准，玄宗不禁大为赞叹：“好度支郎！”（《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度支郎就是财政官员的意思。当时玄宗除了爱玩就是爱钱，谁要是能帮他大把大把搞钱，保管一夜之间平步青云，比如早年的宇文融，以及后来的韦坚、杨慎矜、王鉷，都是因为善于聚敛而成了天子跟前的大红人。
杨氏三姐妹随即抓住玄宗的这句话不放，天天缠着他，要他给杨钊封个管财政的官。玄宗拗不过，只好让杨钊到户部当差，不久又擢升他为度支郎中兼侍御史，让他在御史中丞、京畿采访使王鉷的手下任职。
后来的事实证明，玄宗的决定是相当英明的。因为杨钊搞钱的本事不仅没有让他失望，而且还远远超出了他的期望。
从杨钊被任命为度支郎中的这一刻开始，他就彻底告别了穷愁潦倒、郁闷不堪的过去，从此左右逢源、顺风顺水，就好比从艰险崎岖的蜀道直接拐上一览无余的高速一样，周遭景物豁然开朗，前程顿时变得无限远大……
在此后的几年中，杨钊使尽浑身解数，细心窥伺玄宗好恶，千方百计加以迎合，同时拿出看家本领大肆聚敛，迅速博得玄宗的赏识和宠幸，于是不断获得升迁，在短短几年间就兼任了十几个财政职务。
天宝七年（公元748年），杨钊又“迁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主管全国财政工作），恩幸日隆”（《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从前混迹市井、狂饮滥赌的小混混，几年前还抑郁不得志的这个蜀中小吏，如今已然脱胎换骨，成了位高权重的当朝大员。当初对他敬而远之的那帮亲戚朋友和街坊邻居，现在肯定懊悔不迭——过去怎么就没看出这小子有这么大的本事呢？
为了让天子对自己的政绩有一个直观而美好的印象，杨钊自从当上财政大臣后，就下令全国各地一律将上缴中央的粮食兑换成绸缎，同时又用各种苛捐杂税的收入购买布帛，全部收进国库，然后频频上奏玄宗，宣称国库中的财帛已经堆积如山，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富裕的程度——“帑藏充牣，古今罕俦！”（《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国家不差钱了，玄宗当然高兴。天宝八年（公元749年）二月，玄宗召集文武百官，兴高采烈地前去参观国库，一看之下，果然如同杨钊所说——府库�
��满，财物山积，放眼古今，罕有其匹！
目睹如此盛况，满朝文武无不咋舌，大唐天子也止不住两眼放光——如今的大唐帝国岂止是不差钱，简直是富得流油、富得冒烟了！
玄宗兴奋得无以言表，当即宣布：满朝文武通通有赏，一律按官阶大小赐给相应布帛；同时赐给杨钊三品紫袍和金鱼袋，以示无上恩宠。
自开元后期以来，玄宗在赏赐宠臣的时候就已经是不把钱当回事了，自从这次“国库观摩”之后，其思想更是获得了空前解放，达到了视金钱如粪土的境界，“赏赐贵幸之家，无有限极”（《资治通鉴》卷二一六）。俨然把国库当成了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天宝九年（公元750年），杨钊向玄宗呈上一道奏疏，请求为他的舅舅张易之、张昌宗平反昭雪。玄宗二话不说，当即准奏，以二张当年曾劝武皇迎回中宗、对社稷有功为由，下诏追复二张的官爵，并赐其一子为官。数日后，杨钊又以自己名字中含有“金刀”，暗合某图谶，对天子和朝廷不吉为由，请求玄宗赐给他一个新名字。玄宗有求必应，立刻赐名为“国忠”。
有道是名正则言顺，杨国忠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搞出这两个花样，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几年来深思熟虑的结果。换言之，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重新包装自己，为日后攫取大权铺平道路。首先，通过为二张平反，他就不再是逆臣余孽，而是摇身一变，成了功臣之后，从此拥有了一个非常光荣的出身；其次，通过改名，既能告别不堪回首的过去，和从前的自己一刀两断，又能通过皇帝赐名，让所有人意识到他的身份是何等尊贵与不同凡响。
从今往后，这世上就不再有那个叫杨钊的小人物了，取而代之的是天子亲自赐名的这个功臣后代杨国忠。
昔日的小混混就此华丽转身。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
从今往后，杨国忠就将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眼里，向权力之巅发
起冲锋。
当然，通往权力之巅的道路从来都是险峻而狭窄的。正如自古华山一条道一样，你要想在这条仅容一人通过的小道上快速攀登，就必须千方百计把挡在你前面的家伙从悬崖上挤下去。直到你毫不留情地把所有挡路者推入万丈深渊，你才能先于众人到达无限风光的绝顶。
事实上，从天宝六年开始，杨国忠就已经在这么做了。
在幕后策划并且与他配合无间的人，就是李林甫。
天宝中后期，他们联手掀起了一场又一场血雨腥风的大狱，强力打击一切政治上的反对派，“所挤陷诛夷者数百家”（《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而在被他们铲除的异己中，死得最难看的，就是先于杨国忠受到玄宗宠幸的两大理财高手——杨慎矜和王鉷。
天宝大狱
杨慎矜，隋炀帝杨广的玄孙，为人沉毅有才干，尤其是财政工作方面，能力特别突出，历任监察御史、太府出纳、含嘉仓出纳使、京畿采访使、户部侍郎、御史中丞等职。天宝五年，杨慎矜在李林甫的授意下，整垮了另一个理财高手韦坚，进而将其取代，成为玄宗心目中最能干的财政大臣。
毫无疑问，在李林甫的手下干活，有一条高压线是绝对不能碰的，那就是得到天子的信任和赏识。而韦坚一死，杨慎矜又渐渐“为上所厚”，自然就引起了李林甫的嫉恨。
对李林甫来讲，这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他的整个宰相生涯，几乎都是在为这句话作注脚。
如今，杨慎矜既然无视前车之鉴，再次走到五百万伏高压的边缘，李林甫当然要想办法让他领教一下碰触高压的滋味。
李林甫的整人手法是相当高超的，不管什么人，他都能准确捕捉你身上的弱点。即便你是刀枪不入的阿喀琉斯，他也能找出你身上最脆弱的那个脚踵。一旦找到你的阿喀琉斯之踵，他就能像阿波罗那样一箭把你射穿。
那么，杨慎矜最脆弱的脚踵在哪呢？
结交术士。杨慎矜最致命的弱点，就是他经常和一个叫史敬忠的术士暗中交往。
为什么大臣不能与术士交往？
因为早在开元十年，玄宗就曾经颁下一道诏书，宣布“卜相占候之人，皆不得出入百官之家”（《资治通鉴》卷二一二）。
虽然早有明令禁止，但杨慎矜还是一直把史敬忠奉若上宾。因为在他眼中，这个史敬忠和芸芸众生大不相同，简直就是个神人。
据说有一次，杨慎矜祖坟旁边的草木忽然流出红色的液体，看上去就像流血一样，十分可怕和诡异。杨慎矜极为不安，就问史敬忠该怎么办。史敬忠马上告诉了他一个禳解之法，让他在家中的后花园设置一个道场，然后每天退朝后，必须赤身裸体、披枷戴锁在道场中静坐。杨慎矜依言而行，一直坐了十天，祖坟旁边的草木果然就止血了。杨慎矜顿时对史敬忠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不管碰到大事小事，必定要让史敬忠帮他预测吉凶。
杨慎矜自以为皇帝不可能知道他结交术士的事情，所以也就没把几十年前颁布的那道禁令当一回事。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没过多久，玄宗还是听说了杨慎矜与术士暗中交往的事。玄宗很恼火，但考虑到他在财政工作方面一直干得很出色，也只好隐忍下来，没有发作。
可是，玄宗不发作，不等于杨慎矜就太平无事了。
因为，一心想让他死的人不是玄宗，而是另外三个人。一个是李林甫，一个是杨国忠，还有一个就是杨慎矜的表侄——王鉷。
王鉷，太原人，武后时期的名将王方翼之孙，是玄宗一朝继宇文融、韦坚、杨慎矜之后的又一个理财高手，历任监察御史、户部郎中、户口色役使、京畿采访使、关内采访使、御史中丞等职。在户部任职期间，王鉷曾在正常赋税之外，拼命向百姓搜刮，一年就给玄宗的内库增收了上百亿的收入，专供玄宗赏赐之用。尽管民间为此怨声载道，他却因此备受玄宗赏识。
当然，王鉷之所以能在政坛上崭露头角，除了他自己聚敛有术之外，也要归功于他表叔杨慎矜的引荐。
杨慎矜既是王鉷的长辈，也是他入仕的恩人，可没有人会想到，王鉷最后竟然会恩将仇报，亲手把杨慎矜置于死地。
这对叔侄最终之所以反目，说起来双方都有责任。
刚开始，其实王鉷对杨慎矜也是感恩戴德、敬重有加的，可自从当上御史中丞后，在官职上就和杨慎矜平起平坐了，心气自然也就高了，对杨慎矜的尊重便日渐淡薄；再加上他后来又攀上了李林甫，自以为有了更坚实的靠山，于是越发不把杨慎矜放在眼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鉷受人恩惠没有记住，可杨慎矜却偏偏是个给人恩惠牢记不忘的人。在他眼中，王鉷能有今天都是他的功劳，而且官当得再大也是他的晚辈，所以丝毫没有给予这个表侄起码的尊重，总是在朝堂上直呼其名。此外，王鉷是私生子，平常最怕人提起他的出身，偏偏杨慎矜又喜欢揭他的疮疤，总在人前人后嫌王鉷的母亲出身微贱。久而久之，王鉷不但把杨慎矜对他的恩情忘得一干二净，而且对他产生了越来越深的恨意。
而对于王鉷的这种内心转变，杨慎矜却丝毫没有察觉，平常还是习惯跟这个表侄聊一些家常话，甚至把他与史敬忠交往的一些细节，也毫不隐瞒地透露给了王鉷。
杨慎矜绝对没想到，他这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到了王鉷手里。
对于杨慎矜和王鉷的恩恩怨怨，李林甫和杨国忠始终洞若观火。
李林甫是因为杨慎矜碰触了高压线而想收拾他，杨国忠则因为杨慎矜是老资格的财政专家，挡了他的升官之道，所以要把杨慎矜扳倒。
他们两个人都在寻找杨慎矜的破绽，自然对他和王鉷的关系特别关注，此外，杨慎矜与史敬忠暗中交往的事情，也没有躲过他们的眼睛。后来，当杨国忠得知玄宗对杨慎矜结交术士一事甚为不满时，就意识到收拾杨慎矜的机会来了。他当即把消息透露给王鉷，告诉他皇上很生气，时机很合适，要下手就赶紧。
紧接着，李林甫也向王鉷暗示，可利用杨慎矜系隋炀帝后人的这层关系做做文章。王鉷依计而行，随即在长安坊间到处散布流言，说杨慎矜与术士往来密切，并且在家中暗藏谶书，计划复兴祖先隋炀帝的帝业。流言不胫而走，很快传进了玄宗的耳中。
玄宗暴怒，马上命人把杨慎矜扔进监狱，命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进行三堂会审。
代表御史台出面审讯的官员有两个，一个就是杨国忠，另一个叫卢铉，也是个心狠手辣的酷吏。案子开审后，卢铉立刻逮捕了杨慎矜的一名亲信——时任太府少卿的张瑄，对其百般拷打，逼他承认与杨慎矜合谋造反。没想到张瑄是条硬汉，不管怎么打，死活不说一个字。卢铉大怒，命人动用酷刑，将张瑄的双腿绑在木头上，然后命几个壮汉抓住他脖子上的枷锁，同时用力往后拉。
可想而知，这种酷刑的作用与五马分尸类似，都是把人的身体拉长撕裂。可是，五马分尸是让人当场毙命，痛苦较为短暂，这种酷刑却是只把人拉长而不把人撕裂，让你在咽气之前感受长时间的痛苦，比五马分尸更为残酷，可谓酷刑中的极品。
据《资治通鉴》记载，张瑄的身体当场就“加长数尺”，而且“腰细欲绝，眼鼻出血”。不可否认，史书的描写是有些夸张了。暂且不论几个壮汉的力量能否把人拉长“数尺”，就算能够，人也早死了。而且最先被拉长拉细的部位肯定不是腰，而是脖子。但是，即便史料记载失实，我们也不难想见这种酷刑的可怕程度，并且有一点可以确定——这种刑罚手段并不以致人死命为目的，而是要让人在清醒状态下感受痛苦。然而，尽管动用了这种令人发指的酷刑，卢铉还是没能从张瑄嘴里抠出一个字。
没有人证和口供，案子就定不下来。而史敬忠早在案发时就已逃之夭夭，不知所终，李林甫和杨国忠顿时有些犯难。
怎么办？
关键时刻，吉温上场了。
杨慎矜案发后，史敬忠当即潜逃，一口气逃到了老家汝州。当时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的去向，所以三法司也一筹莫展。而吉温接受任务后，没有经过任何调查，就带上人马直奔汝州，并且直接在史敬忠家里将其抓获。
吉温之所以这么厉害，并不是他料事如神，而是因为史敬忠是他父亲的世交，吉温小时候没少被史敬忠抱过，所以史敬忠躲在哪里他最清楚。只是史敬忠没料到朝廷会派这个知根知底的吉温来抓他，否则他无论如何也不敢躲在家里。
吉温逮捕史敬忠后，一句话也没说，命人用铁链锁了他，给他戴上头套，然后押了就走。一直走到临近长安的时候，吉温才命人对史敬忠说：“杨慎矜已经招供了，现在就差你一个人的证词，你要是聪明的话，也许还能保住一命，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前面不远就是骊山了（当时玄宗在骊山华清宫），要是到了那儿，你想自首也来不及了。”
史敬忠吓傻了，恳求给他一张纸，他全部招供。可吉温还是没搭理他，继续拍马往前走。史敬忠一路上拼命哀求，吉温都装聋作哑。直到距离骊山十里开外的地方，吉温才停下来，给了史敬忠三张纸，然后按照自己的意思，让史敬忠一五一十写下了供状。
拿到供词后，吉温才除去史敬忠的头套，下马向他行礼，说：“在下皇命在身，请世伯千万不要怪罪！”
史敬忠归案后，杨慎矜就彻底屈服了，乖乖承认了他和史敬忠交往的所有细节。可当问到阴谋造反的谶书时，杨慎矜却矢口否认。三法司派人搜遍了杨宅，也没找到谶书。
李林甫随即指示卢铉再去搜一遍。
卢铉心领神会，在袖子里藏了本谶书，进入杨宅转了一圈，然后骂骂咧咧地走了出来：“这个叛贼真狡猾，原来把谶书藏在了密室里。”
至此，人证物证全都有了，杨慎矜死定了。
天宝六年十一月底，玄宗颁布诏书，将杨慎矜和两个在朝为官的哥哥同日赐死，将史敬忠杖打一百，妻儿老小全部流放岭南，同时还株连了数十个朝臣。
李林甫、杨国忠和王鉷虽然联手除掉了杨慎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将因此成为同盟。
因为在政治的角斗场上，从来没有真正的同盟，更何况他们的利益联结本来就是短暂而脆弱的——一旦共同的敌人消失，他们必然会拔刀相向，展开新一轮的权力厮杀。
不杀到剩下最后一个，这种残酷的权力斗争就不会停止。
唯一的问题只是——谁会笑到最后？
杨慎矜死后，最大的受益者莫过于王鉷了。他先是被玄宗擢升为户部侍郎、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继而封太原县公，又兼殿中监、京兆尹，同时在短短几年间陆续兼任了二十几个特使之职，可谓权宠日盛，连李林甫的风头都被他抢了大半。
面对王鉷的强势崛起，李林甫心里虽然颇为忌恨，但却始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李林甫之所以一反常态，没有对王鉷下手，按照史书的解释，原因是“鉷事林甫谨”，所以李林甫“虽忌其宠，不忍害也”（《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就是说王鉷虽然得势，但对李林甫依然毕恭毕敬，所以李林甫不忍加害。
其实，《资治通鉴》提供的这个原因是很没有说服力的。众所周知，从李林甫就任首席宰相以来，任何一个在客观上对他构成威胁的人，最终都没能逃脱他的“口蜜腹剑”和“罗钳吉网”。按照《旧唐书》的说法，李林甫“性沉密，城府深阻，未尝以爱憎见于容色”，是玩弄权术的绝顶高手。这样的人，绝对不可能被王鉷表面上的尊重和恭敬所迷惑。所以，李林甫不对王鉷下手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他“不忍”，而是因为他“不能”。
因为他知道——如今的政治格局早已非同往日了。
以前，他在朝中一人独大，可以为所欲为地大唱独角戏，可如今，王鉷和杨国忠显然已经跟他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尽管从表面上看，李林甫的权位最高，仍然是首席宰相，可事实上他已年届古稀，斗志和锐气都已大不如前，其政治能量已属强弩之末；反之，王鉷和杨国忠不仅年富力强，而且皆以其突出的理财能力深得玄宗宠幸，在仕途上正处于快速上升期。在此情况下，李林甫当然不能轻举妄动，而只能采取守势，以不变应万变。如果说李林甫在以前的政治斗争中总是主动出击、以攻为守的话，那么鉴于目前的这种复杂形势，他所能采取的最佳策略也只能是按兵不动、以守为攻了。
当然，李林甫之所以按兵不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料定，目前这种三足鼎立的态势不可能维持太久，因为杨国忠迟早会对王鉷发难。
既然如此，李林甫何必急着动手呢？等他们两个人先干起来，他再相机行事不是更明智吗？
这就叫一动不如一静。
这就叫保存实力，后发制人！
正如李林甫所料，对于王鉷的日渐坐大，最感到愤怒和不安的人就是杨国忠了。
从杨国忠入朝以来，王鉷就始终是他的顶头上司：王鉷当户部郎中时，杨国忠是他的手下判官；王鉷升任御史中丞时，杨国忠是他的手下御史；到了杨国忠升任御史中丞了，王鉷又成了御史大夫……可以说从头到尾，王鉷都压着杨国忠一头。
此人不除，他杨国忠岂能有出头之日？
但是，王鉷的资格比他老，帮玄宗搞钱的本事又不比他低，这些年创造的政绩工程又不比他逊色，一时间，杨国忠也找不到什么有效的办法对付王鉷。
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四月，当李林甫、王鉷和杨国忠这几个帝国大佬正处于紧张对峙的状态中时，三足鼎立的平衡局面忽然被打破了。其实，他们三个人谁也没有先动手。
局面是被一个局外的小人物打破的。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人物就是王鉷的弟弟王焊。
王焊，时任户部郎中，平日里仗着王鉷的权势，经常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有关部门碍着他老哥的面子，不敢拿他怎么样，于是这小子越发狂妄。有一天心血来潮，他忽然把一个叫任海川的术士叫到家中，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你说，我有王者之相吗？”当场就把任海川雷得晕头转向。
大哥啊，这种话是随便说着玩的吗？这可是要杀头的啊！
当然，任海川没敢这么说，他只是哆哆嗦嗦地应付了两句，然后就屁滚尿流地跑了。
任海川没敢回家，当天就跑没影了。
这事很快被王鉷得知，他意识到弟弟闯了大祸，立刻派人追查任海川的下落。刺客在离长安不远的冯翊郡追上了任海川，旋即将其灭口。
可王鉷没有料到，知道这件事情的居然不止任海川一人。还有一个叫韦会的朝臣不知从哪里得知了此事，就在家里面议论。本来韦会在自己家里嚼舌头，王鉷也不会知道。可偏偏这个韦会倒霉，说的话都被一个婢女听了去，婢女马上又把事情告诉了一个相好的用人。这个用人平日很不受韦会待见，常对他怀恨在心，现在一听说这事，立马跑去跟王鉷告了密。
王鉷一听，眼睛都直了。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而且让他感到棘手的是——这个韦会又不是普通人，而是中宗女儿定安公主之子，也算是皇室成员。
然而，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不采取手段也不行了。王鉷随即找了一个罪名逮捕了韦会，并且当天夜里就派人把他勒死了。
本以为这回总算把屁股擦干净了，可王鉷万万没有料到，这个丧门星王焊马上又给他捅了一个天大的娄子。
什么娄子？
政变。
王焊居然想发动政变！
这已经不是叫异想天开了，而是叫丧心病狂。
王焊交了一个和他一样脑袋发热的朋友，名叫邢縡。两个人又结交了一些禁军士兵，然后就三天两头在一块策划，准备刺杀禁军将领，夺取兵权，发动政变，目标是刺杀李林甫、杨国忠和当时另外一个宰相陈希烈。
没有人知道王焊这么干的动机是什么，也许他是以为，把这三个人干掉，他老哥王鉷就能当上宰相了。可他也不用脑袋想一想，一旦他发动政变，就算成功诛杀了李林甫等三人，可他老哥和他就全都成逆党了，还当什么宰相？如果说他是准备挟持皇帝，号令天下，玩一把曹操模仿秀，可就凭他这几十号人，又怎么可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呢？
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看，王焊准备发动的这场政变都像是小孩子在玩过家家，毫无逻辑，毫无常识，毫无道理！或许我们只能说，这个宝贝王焊和他那帮可爱的哥们儿，都是用脚指头在想事情的，若非如此，就是他们的脑袋通通被驴踢了。
精明强干的王鉷居然有这么一个活宝弟弟，也活该他倒霉。
由于王焊策划的这场阴谋只是过家家的水平，保密性太差，因此未及动手就被人告发了。
这一年四月初九的朝会上，玄宗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把告状信交给了王鉷，然后面无表情地下了一道命令，让王鉷亲自带兵，由杨国忠配合，一起去缉拿乱党。
王鉷登时傻眼了。
居然有这样的事？
可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没用了，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保住王焊一条小命。王鉷立刻暗中派人通知王焊逃跑，然后故意磨磨蹭蹭地拖到了日暮时分，才和杨国忠一起率兵包围了邢縡的家。邢縡慌忙带着几十个党羽突围。他知道这回八成是逃不掉了，情急之下脑袋忽然开了窍，于是一边突围，一边命他的党羽互相喊话，说：“不要伤了王大人。”
很显然，邢縡的目的是想让官兵误以为王鉷和他勾结，因而不敢放手追击，让他有机会逃出生天。
果然，杨国忠一听就中计了。他本来和王鉷就已经势不两立了，眼下王鉷要是真和乱党勾结，那自己岂不是就危险了？
杨国忠疑心一起，追击的力度自然就弱了。邢縡一帮人且战且退，眼看就要逃之夭夭了，可就在这时候，他们被另一队禁军堵住了去路。
这是高力士率领的四百名飞龙禁军。玄宗不放心王鉷，所以特地派高力士前来压阵。至此，邢縡一帮人是插翅难飞了。没两下，邢縡就被砍了脑袋，其他党羽也全部被擒。
杨国忠回宫后，向玄宗汇报了整个经过，最后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王鉷必定参与了这个阴谋！”
此时玄宗仍然信任王鉷，就说：“他受了朕那么大的恩遇，没理由参与谋反。”一直在冷眼旁观的李林甫此刻赶紧发话，也赞同天子的判断，认为王鉷肯定不知道他弟弟的事情。
李林甫之所以力保王鉷，首先当然是为了随顺玄宗，但最重要的是——一旦王鉷就这样被除掉，杨国忠接下来肯定会把目标转向他，所以他必须保住王鉷，让他来制衡杨国忠。
最后，玄宗决定不追究王鉷的责任，但为了维护法纪，希望王鉷做得漂亮一点，主动上表请求将王焊治罪，这样大家都有个台阶下。他让杨国忠把这个意思传达给王鉷。
如果王鉷识相的话，这时候绝对是要就坡下驴、丢卒保帅了，可他居然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回了一句让玄宗和李林甫都目瞪口呆的话——我不忍心对亲弟弟下手。
玄宗勃然大怒。
给脸不要脸，你王鉷真的是活腻了！
随后，玄宗立刻命人逮捕了王鉷，让杨国忠取代了他的京兆尹之职，并让杨国忠和陈希烈会审王鉷。
既然是让杨国忠来审，那结果就毫无悬念了。王鉷不但被坐实了谋反罪名，而且连同以前杀任海川和韦会的事情也都被抖了出来。玄宗旋即下诏，赐王鉷自尽，然后把王焊绑到朝堂上活活打死，党羽全部诛杀。同日，王鉷的两个儿子被流放岭南，数日后就被杀死在了流放路上。后来，有关部门派人查抄王鉷的家产，居然一连数日都清点不完。
王鉷一死，杨国忠就彻底熬出头了。
天宝十一年五月，玄宗把原属王鉷的二十几个职务，如御史大夫、京畿采访使、关中采访使等等，通通给了杨国忠。
不出李林甫所料，杨国忠取代王鉷之后，立刻就把枪口掉过来对准了他。
杨国忠利用王鉷的案子大做文章，指控李林甫和王鉷兄弟暗中勾结，并且和突厥叛将阿布思也有瓜葛。阿布思是突厥降将，曾一度归顺大唐，后来因与安禄山有隙而再度叛回漠北。
为了彻底扳倒李林甫，杨国忠还怂恿陈希烈和哥舒翰一起出面指证。对于杨国忠等人的指控，玄宗当然是不会轻易采信的。可尽管如此，从这个时候开始，玄宗还是逐渐疏远李林甫了，转而把全部的信任和恩宠都给了杨国忠。
至此，杨国忠入相已成定局，而李林甫也成了他必欲拔除的眼中钉。“国忠贵震天下，始以林甫为仇敌矣……”（《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在这场激烈的政治角斗中，杨国忠很可能会笑到最后。
面对如此恶劣的形势，李林甫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临深履薄之感。
他生平第一次感到了恐惧。
这个位极人臣、势倾朝野、主宰帝国政局长达十多年的一代权相，生平第一次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恐惧……
李林甫把自己吓死了
综观李林甫十九年的宰相生涯，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属于“锋芒初露”时期，时间是从开元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在此期间，他千方百计整垮了张九龄，登上了首席宰相的宝座；第二个阶段属于“固权保位”时期，时间大致是从开元二十四年到天宝五年，在此期间，他运用“口蜜腹剑”的高超权术和“罗钳吉网”的高压手段，铲除了一批又一批对他构成威胁的政敌，牢牢把持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柄；第三个阶段属于“权势熏天”时期，时间大致是从天宝五年到天宝十一年。
也就是说，差不多从李适之罢相、陈希烈入相开始，他的权势就逐渐臻于全盛了。
陈希烈，睢阳郡（今河南商丘市）人，由李林甫引荐，于天宝五年四月以门下侍郎衔入相。此人精通老庄之学，为人柔顺谦和，专以神仙符瑞之说讨好皇帝，除此之外毫无过人才干，李林甫以其“柔佞易制，故引以为相”。陈希烈入相后，果然成了牛仙客第二，对李林甫唯命是从，“政事一决于林甫”（《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依照旧例，宰相每天在朝堂办公必须到午后六刻（下午一点半）才能下班。李林甫此前也一直严格遵守这个上下班制度，从未迟到早退。并不是说他很敬业，而是因为不待在朝堂上他不放心，怕其他宰相私自揽政，把他架空。可自从天宝五年陈希烈来了以后，李林甫就完全放心了，他给玄宗打了份报告，声称当今天下已经太平无事，他也不用老是守在朝堂了。
从此，李林甫每天巳时（上午十点）便打道回府，命三省六部将一切军国要务直接送到他府上，然后就在家里办公，把所有文件都批复了，最后再让有关官员拿去给陈希烈过目。当然，陈希烈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在李林甫批复的意见后面签个名字而已，这样就算走完宰相联署办公的法定程序了。
差不多与此同时，玄宗对李林甫的宠幸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仅加封李林甫为开府仪同三司，赐食邑三百户，而且还把京城内外最上等的宅邸、田庄、园林、别墅，以及天下各种奇珍异宝大量赏赐给他，“前后赐与，不可胜纪”（《旧唐书·李林甫传》）。
那几年里，李林甫的权势达到了巅峰。凡是没上朝的日子，文武百官都会争先恐后地往他的家里跑，一个个忙着向他请示汇报，以致台省各级主要官员普遍都不在岗，经常只剩下陈希烈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朝堂上。对此，《旧唐书》评价说，李林甫“久典枢衡，天下威权，并归于己”，“宰相用事之盛，开元已来，未有其比！”
天宝六年岁末，临近春节之时，天下各郡县进献的所有贵重贡品先后运抵尚书省，玄宗命文武百官前去参观。可还没等众人看够，玄宗就忽然间大手一挥，命人把贡品全部装车，通通拉到了李林甫的府上。
百官们面面相觑。
原以为皇上叫他们来是要发年终福利的，没承想只是让他们过了一回眼瘾。
这不是拿咱耍着玩吗？皇上，您也忒偏心了吧？
作为玄宗一朝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宰相，李林甫虽然表面上权倾天下、威风八面，可实际上他的内心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之中。
因为在他眼里，这个世界就是一座丛林，每一个角落很可能都隐藏着敌人，而且随时会跳出来咬他一口，所以他必须时刻小心提防。
他总是用尽一切手段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直到只剩下一双眼睛和一对鼻孔，然后冷冷地窥视着丛林的每一个角落，小心翼翼地嗅着每一种危险的气息……
到了天宝中后期，由于权宠过盛，树敌太多，李林甫的儿子李岫经常有一些不祥的预感。有一次，父子俩在后花园散步，李岫忽然指着那些正在埋头修葺亭台楼阁的工匠杂役，忧心忡忡地对李林甫说：“父亲大人，您久掌大权，怨仇满天下，倘若哪天灾祸降临，恐怕连做一个像他们这样的杂役都不可得了。”
李林甫当即面露不悦之色，说：“势已如此，将若之何？”（《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此时的李林甫绝对不会想到，儿子李岫的这句话最终竟然会一语成谶。因为结怨太多，李林甫总担心会有刺客暗杀他。于是白天出行，他总要带上一百多名步骑兵，分左右两翼护卫，而且命令巡防京城的金吾卫提前开道，数百步外的前行卫队所到之处，就算公卿百官也要赶紧回避，更不要说普通百姓了。
由于经常处于警觉状态中，李林甫不仅白天紧张兮兮，在夜里也总是无心睡眠。
每天晚上，李林甫的府邸四周总是岗哨林立，而且宅邸中到处设有重门复壁和暗道机关。每天夜里，李林甫都要换好几个地方睡觉，以至连他的妻妾子女都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换言之，李林甫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睡觉，而是在换床，频繁地换床。
李林甫或许可以如此宣称：每天晚上，如果我不是在这张床或那张床上，就是在这张床到那张床的路上……
自大唐开国以来，许多有能力的朝臣都是先外放为边帅，取得战功后再入朝为相的，玄宗一朝尤其如此。李林甫很早就意识到，如果不封死这条“出将入相”的通道，自己就很难长久把持朝政。所以，早在开元后期，李林甫就曾向玄宗提出了一条重大的人事建议，他说：“文臣为将，不敢身先士卒地抵挡敌人的弓箭炮石，不如起用那些出身寒微的胡人为边防将帅。这么做有两个好处：其一，胡人勇猛善战，远比文臣更适合驰骋沙场；其二，这些胡人没有显赫的门第，势单力孤，难以在朝中交结朋党。因此，陛下若能以恩义感召他们，他们必定能为朝廷效死。”
玄宗闻言大悦，觉得李林甫说得很有道理，当即采纳了这项建议。于是，自开元末年以至天宝年间，一大批胡人迅速被提拔为帝国的高级将领，并纷纷出任边镇节度使，成为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这其中，除了高仙芝、哥舒翰等人外，还有一个即将改写唐朝历史的重要人物，当然就是安禄山了。
在唐玄宗之前，大唐朝廷为了防范胡将，一般都会用德高望重的名臣来加以控制。如突厥降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人，虽然骁勇善战、对大唐忠心不二，但朝廷还是没有委以大将之任，而是“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旧唐书·李林甫传》），足见对胡人的防范之严。除此之外，朝廷还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制约边�
��，即：不能在一地长久任职，不能在朝中遥领远地，不能由一人兼统多镇。
这就像三条绑在边帅身上的绳子。有了这三条无形的绳子，帝国就不会有强枝弱干之虞，朝廷也不会有尾大不掉之患。
然而，到了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李隆基却亲手解开了束缚边帅的这三条绳索。
从开元后期开始，边防将帅在一地长年任职的已经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而朝中宰相遥领远地的也已屡见不鲜（如萧嵩、牛仙客、李林甫等），节度使兼统他镇的更是习以为常（如王忠嗣、哥舒翰、安禄山等）。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李林甫的自私和弄权，加上唐玄宗的自负和麻痹，才导致了“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尽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的危险局面，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军力对比产生了严重失衡——从“居重驭轻”“强干弱枝”一变而为“外重内轻”“强枝弱干”！
从这个意义上说，导致安史之乱爆发的罪魁祸首，无疑就是李林甫和唐玄宗。
然而，如果没有后来杨国忠的擅权乱政，安禄山也不会那么快就狗急跳墙。事实上，在李林甫当政期间，安禄山对他一直是又敬又怕、甘拜下风的。不要说让他起兵造反，就算让他跟李林甫过过招，恐怕他都没那个决心和胆量。
安禄山这个人，外表粗犷豪放、大大咧咧，其实内心细如针尖，既狡黠又阴险。从心机、城府和谋略上来说，满朝文武没有一个被安禄山放在眼里，可唯独李林甫是个例外。
说李林甫是安禄山的克星，恐怕也不算夸张。因为安禄山狡猾，李林甫比他更狡猾——“安禄山以李林甫狡猾逾己，故畏服之。”（《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对付安禄山这种人，李林甫自然有他的手段。
每一次安禄山入朝，李林甫都会盛情邀请他到府上聚会，宾主之间经常就共同关心的话题互相交换看法，而且会谈也总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可是，往往是在宾主双方言谈甚欢的当口，李林甫总会冷不丁地冒出一两句话。就是这一两句话，常常会一举道破安禄山心中某种隐秘的想法。
每当这种时候，安禄山脸上的表情总是颇堪玩味。
久而久之，安禄山就不得不在心里说——服了你了。
他终于不得不承认，在李林甫面前，自己几乎就是个半透明体。
从此以后，凡是宾主双方再次进行亲切友好的会谈时，安禄山总是战战兢兢、如坐针毡，乃至大冬天里也会冷汗直冒。（《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虽盛冬，常汗沾衣。”）当然，作为一个热情而又体贴的主人，李林甫对客人的关怀一向是无微不至的。每当看见安禄山又不知何故暴汗不止了，李林甫总是会“抚以温言”，并且“自解披袍以覆之”，也就是脱下自己的袍子披在安禄山的身上，给他送去春天一般的温暖。
不知道安禄山披上袍子后，是感觉到温暖还是感到更加寒冷，反正他的表情是相当的受宠若惊和感激涕零。而且，自从披了一回袍子后，安禄山就不拿自己当外人了，从此不再称呼李林甫为“大人”，而是十分亲切地叫他“十郎”（李林甫排行第十）。
此后，每逢安禄山派手下入京办差，他总会特地吩咐手下人一定要来拜见十郎。手下回去后，他就会忙不迭地问：“十郎都说什么了？”
如果李林甫给了他几句鼓励的话，安禄山就会高兴得手舞足蹈；要是听到手下转述李林甫的话说：“告诉安大夫，一定要好自检点！”他就会吓得脸色苍白，口中喃喃自语：“完了完了，这回我死定了！”
在李林甫当政的最后几年，他就是以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把安禄山收拾得服服帖帖。基本上可以说，只要李林甫在相位上一天，安禄山就一天也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到了天宝末年，随着杨国忠在帝国政坛上的强势崛起，李林甫独揽朝纲的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
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冬天，杨国忠日益得宠，其拜相之势已经非常明显。正当李林甫在苦思应对之策时，剑南道忽然传来战报，称南诏军队多次入寇，蜀地军民一致要求遥领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回去镇守。李林甫大
喜过望，立刻奏请玄宗，命杨国忠出征。
杨国忠虽然当过兵，可从没打过仗，假如真的让他去边境指挥作战，就算不把命搭进去，百分百也是个输。一门心思要当宰相的杨国忠当然不想去接这个烫手山芋，于是哭哭啼啼地跟玄宗说，李林甫建议让他出征，摆明了就是要陷害他。同时，杨贵妃也一再帮杨国忠求情。玄宗赶紧安慰他说：“你先去走一趟，把军事防御部署一下，我掐着日子等你回来，你一回来我就任命你为宰相！”
有了天子的承诺，杨国忠总算吃了颗定心丸，于是不情不愿地出发了。得知杨国忠入相已成定局，李林甫大为忧惧，可是又计无所出，惶悚之下顿时一病不起。
这个在帝国的权力巅峰呼风唤雨很多年的政治强人，如今终于无可挽回地倒了下去。
杨国忠到了剑南，没待几天，玄宗就迫不及待地把他召了回来。
一回朝，杨国忠就听说李林甫病得爬不起来了。他心中窃喜，可同时却又满腹狐疑。
这老小子诡计多端，会不会是装病，想诈我？
杨国忠带着十二分的谨慎和疑惑去探望李林甫，在他的病榻前用极为僵硬的动作行了一个跪拜礼。李林甫睁开一双浑浊无光的老眼，盯着杨国忠看了很久，最后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林甫死矣，公必为相，以后事累公！”（《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我就要死了，您必定会当上宰相，以后的事情就麻烦您了！
杨国忠被李林甫盯得浑身发毛，可他始终不敢确定这老家伙真的快死了。“不敢当不敢当……”杨国忠连连摆手，满头大汗，脸上的表情那叫一个尴尬。
很显然，直到此刻，杨国忠仍然怀疑李林甫是在诈他、诳他、试探他。可他实际上是错怪李林甫了。
有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李林甫确实是真心实意要和杨国忠和解了。因为他现在最关心的事情已经不是谁当宰相，而是不管谁当宰相，他都希望这个人能够帮他保住身后的哀荣，及其子孙的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如今，杨国忠入相既然已是铁板钉钉的事了，李林甫还有什么理由加以阻挠呢？
他当然希望跟杨国忠和解。
可问题在于——杨国忠愿意跟他和解吗？
天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当了十九年首席宰相、把持了大唐朝政将近二十年的李林甫，终于无力地松开了握着权柄的那双手。
他死后，玄宗以隆重的礼节将他入殓，让他躺在一口宽敞舒适的贵重棺椁中，还在他嘴里放了一颗璀璨的珍珠，身旁放着御赐的金鱼袋、紫衣等物。在大唐，这些殉葬物象征着无上的恩宠和巨大的哀荣。
盖棺论定之际，《资治通鉴》给了李林甫这样的评价：“上（玄宗）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
本来，李林甫的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
这个“怨仇满天下”、总是无心睡眠的李林甫，现在终于可以把过度绷紧的神经放松下来，好好享受一场宁静而安详的长眠了。
可是，李林甫绝对不会想到，就算死后他也享受不到宁静和安详。
因为杨国忠不想让他这么好死。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正月，李林甫还未及下葬，已经就任宰相的杨国忠就再次翻起旧案，派人游说安禄山，一同指控李林甫和突厥降将阿布思同谋造反。
一听说李林甫死了，安禄山欣喜若狂。他忙不迭地与杨国忠联手，迫使阿布思的手下到朝廷作伪证，同时还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胁迫李林甫的女婿杨齐宣作假证出卖了他老丈人。
面对这么多来势汹汹的指控，老迈昏聩的玄宗也懒得去求证一个死人的清白了，随即颁下一道诏书，将李林甫生前的所有官爵全部削除，子孙中在朝为官的也全部罢免、流放边地，所有财产全部充公。更有甚者，玄宗还命人剖开了李林甫的棺椁，夺去御赐珍珠、紫衣、金鱼袋等物，最后还把他塞进了一口小棺，跟普通百姓一样随便埋在了长安郊外的乱葬岗上。
李林甫一辈子机关算尽，却算不到自己身后会是一个如此凄凉的结局。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林甫是幸运的。
因为他死得非常及时。
短短三年后，不管是唐玄宗和杨国忠，还是满朝文武和天下百姓，都将共同遭遇一场难以想象的浩劫，整个歌舞升平的盛世帝国也将陷入一场万劫不复的历史性灾难……
而这一切，李林甫都已经感知不到了。
最后的博弈：狼来了吗？
当然，对于即将到来的一切，杨国忠也是感知不到的。
杨国忠如今已经是帝国宰相兼吏部尚书，此外还兼任了四十多个特使之职，可谓权倾天下、贵宠无匹。有道是小人得志便猖狂，这位昔日的小混混自从当上宰相，在朝堂上走路都是横的，“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慑”（《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杨国忠当政后，台省六部官员中，凡是稍具才干和名望的，只要不为他所用，立马就被踢出朝廷；而那些无才无行、多年不得升迁的庸碌之辈，则纷纷凭借入仕多年的资历以及对杨国忠的巴结谄媚而升上高位。对于杨国忠的用人政策，有人深表鄙视，但却有更多的人极力赞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庸人和马屁精历来占大多数。
据说杨国忠为相不到一年，他们家的门槛就快被那些逢迎谄媚的人挤破了，因此收受的各种贿赂数不胜数，其中仅绸缎就多达三千万匹，简直比国库还壮观。
杨国忠有个儿子叫杨暄，和他一样不学无术。天宝十二年，杨暄参加了“明经”科考试，由于学业荒陋，成绩自然是一塌糊涂。当时的主考官是礼部侍郎达奚珣，这位老兄捧着杨公子的不及格试卷左看右看，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喜的是他终于碰上了一个巴结杨国忠的良机，只要动动手脚让杨公子登第，自己在仕途上至少可以少奋斗十年；忧的是要怎么做才能让杨国忠领他这份情呢？如果杨国忠不知道是他达奚珣做了手脚，还以为儿子是凭能耐考上的，那他的人情岂不是白做了？
达奚珣决定，还是要先把杨暄的真实成绩告诉杨国忠，然后再让杨暄登第，这样就能把人情做在明处了。随后，达奚珣就命儿子达奚抚去找杨国忠。
次日，达奚抚一大早就等在了杨国忠的家门口。杨国忠出门要去上朝时，远远看见达奚抚，不禁心头暗喜，以为肯定是自己的儿子名列前茅，所以达奚珣才派他儿子报喜来了。可他没有想到，达奚抚屁颠屁颠地跑到他面前，竟然说了这么一句：“我奉父亲大人之命，前来转告相爷，令郎的考试成绩不太理想，不过请相爷放心，我父亲一定不会让他落榜。”
杨国忠一听，脸上一下子挂不住，顿时勃然作色：“我儿子何患不富贵，还需要你们这帮小人来卖人情？”说完鞭子一挥，策马绝尘而去，把吓得不知所措的达奚抚扔在了原地。
达奚珣万万没料到，本想好好地拍一回马屁，居然一不留神就拍到了马腿上。儿子达奚抚劝他说：“杨国忠依仗权势，根本没把咱放在眼里，咱还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吧，跟这种人哪里有道理好讲？”
过后，达奚珣还是无奈地修改了试卷，让杨暄顺利登第了，而且还让他名列榜首。但是人情算是白做了，因为杨国忠父子压根就没领他的情。不过话说回来，这事要怪也不能怪杨国忠，只能怪达奚珣自己。
怪他的马屁功没练到家。
如今的大唐天下，争着要拍杨国忠马屁的人多了去了，如何才能拍得上、拍得好、拍得妙呢？最关键的，就是要讲究所拍的方式和角度，既要拍得恰到好处，又要拍得不露痕迹，如此方为上乘之马屁功，如此才能让杨国忠觉得爽。至于说达奚珣这种不上道的马屁，杨国忠压根就不稀罕。
天宝末年，杨国忠的恃宠弄权和飞扬跋扈，于此可见一斑。
然而，不管天下有多少人忌惮杨国忠，可至少有一个人是对他极度鄙视、相当不屑的。
没错，这个人就是安禄山。
自从天宝十年安禄山兼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以来，他在广袤的河北大地上俨然就成了一个无人制约的土皇帝，“赏刑己出，日益骄恣”，“见（唐朝）武备堕弛，有轻中国之心”（《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但是，随着势力的急剧膨胀，安禄山内心的忧惧也不免日渐加深。
因为，玄宗的年纪一年比一年大，随时有可能翘辫子，一旦驾崩，太子李亨即位，那安禄山还能如此逍遥自在地坐拥河北三镇吗？
很难。
因为安禄山当初为了讨好玄宗，连太子都不拜，等于是把太子往死里得罪了。那太子一旦御极登基，岂能有安禄山的好果子吃？
所以，安禄山必须未雨绸缪，居安思危。
这几年来，安禄山已经有意识地招揽了一大批文武将吏作为心腹爪牙：文有严庄、高尚、张通儒等人，武有史思明、安守忠、蔡希德、崔乾祐、田承嗣、阿史那承庆等。将来一旦起事，这些人就是安禄山倾覆天下的骨干力量。
此外，安禄山还从奚、契丹等部落的降将中遴选了八千名勇士，平时作为近卫亲兵，战时就充当敢死队，然后又从这些人中精选出一百多人，作为贴身侍卫。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这些人都是“骁勇善战、一可当百”。
在积极招募人才的同时，安禄山也一直在大力扩充军备。他不但蓄养了数万匹战马，囤积了大量的兵器铠甲，而且还分道派遣了许多商队与诸胡进行贸易，从中每年获取数百万利润作为军费。除此之外，安禄山还命人暗中制造了数以百万件的三品官袍和金鱼袋……
所有这一切，只为了一个目的——造反当皇帝！
当初李林甫在的时候，安禄山心中还存有忌惮。如今李林甫一死，安禄山就再也没有任何顾忌了。至于那个“为人强辩而轻躁，无威仪”的杨国忠，根本就没被安禄山放在眼里。
安禄山对他的态度只有五个字——“视之蔑如也”（《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安禄山想造反，其实很多人都有所察觉，可就是没人敢跟玄宗讲。
最早向玄宗发出警告，而且警告过不止一次的人，就是杨国忠。
不过，杨国忠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出于什么忧国忧民之心，而纯粹是出于固权保位之计。他怕的是安禄山的权势不断膨胀，总有一天会入朝拜相，威胁他的地位，所以才会一次又一次在玄宗的耳边喊——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
可是，狼真的会来吗？
玄宗对此总是持保留态度。
像安禄山这么忠诚乖巧的人，玄宗根本不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他会造反。
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正月，为了向玄宗证明安禄山确实怀有狼子野心，杨国忠就跟玄宗打赌，说：“陛下可以下诏召见安禄山，看他敢不敢来，臣敢保证，他一定不敢来！”
安禄山来了吗？
来了。
一接到玄宗的诏书，他就风驰电掣、马不停蹄、日夜兼程、披星戴月地从范阳赶来了。
一见到玄宗，安禄山就声泪俱下地说：“臣本是胡人，承蒙陛下宠爱，擢升到今天这样尊贵的地位，因而遭到杨国忠的嫉恨，臣真不知道哪天会死在他的手里！”
看到干儿子哭得如此楚楚可怜，玄宗大起恻隐之心，马上赏赐给他一千万钱。
从此，玄宗对这个干儿子更加宠信。而杨国忠不断发出的“狼来了”的警告，则被玄宗当成了耳旁风。
很显然，杨国忠根本不是安禄山的对手。
过去李林甫和安禄山过招时，几乎可以把安禄山当成面团来捏，要他圆他就圆，要他扁他就扁。可如今，在杨国忠与安禄山展开的这场最后的博弈中，双方的位置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杨国忠频频出手，却未能伤及安禄山一根毫毛，而安禄山不动声色，却能把大唐的天子和宰相玩弄于股掌……
安禄山入朝的几天后，玄宗又觉得干儿子受的委屈太大了，光赏赐金钱好像还不足以弥补，于是又准备擢升安禄山为宰相，命太常卿、翰林学士张垍草诏。杨国忠吓坏了，当即力谏：“安禄山虽有军功，但目不知书，岂能当宰相？臣担心诏书一下，四夷将轻我大唐无人！”
玄宗想想也有道理，于是悻悻作罢，但还是加封安禄山左仆射之职，并赐他一子为三品官，一子为四品官。
紧接着，安禄山又得寸进尺，要求兼任御马总监和全国牧马总管。我们说过，在冷兵器时代，战马的作用不亚于今天的坦克，所以，这两个职位具有怎样的军事价值和战略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既然如此，玄宗会给他吗？
几乎没有经过任何考虑和犹豫，玄宗就答应了安禄山的要求。
随后，安禄山派遣了几名亲信，命他们在御马监中挑选了数千匹最强健的战马，悄悄转移到了别的地方饲养。
又过了几天，安禄山又奏：“臣所部将士，在与奚、契丹、铁勒九部、同罗等部落的作战中，立下了很多功勋，臣请求破格提拔他们，希望朝廷提供一些空白的委任状，臣可带回军中，直接授予他们。”
如果是一个智力正常的皇帝，在听到这样的请求时肯定会生出极大的警觉，可玄宗却丝毫不起疑心，一下就给了他几千张空白的委任状。后来安禄山回到范阳时，一口气就任命了五百多个将军，两千多个中郎将，彻底收买了全军将士的心，也把他麾下的这十几万帝国军队彻底变成了自己的私人武装。
没有人知道玄宗为何会对安禄山纵容到这个地步。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脑子进水了，或者是他鬼迷了心窍。
在朝廷捞了个钵满盆满之后，安禄山准备开溜了。
该表的忠心已经表了，该捞的实惠也都捞了，再待下去已经毫无意义，只会夜长梦多。
天宝十三年三月，安禄山向玄宗奏请回范阳，玄宗依依不舍，亲自脱下身上的御袍赐给了安禄山。曾几何时，安禄山披上李林甫的袍子时，心底感到的是一种莫名的恐惧；而今，当安禄山披上皇帝钦赐的御袍时，心里却在发出一阵仰天狂笑……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安禄山是很感激大唐天子李隆基的。
因为这个慈祥而慷慨的老人不仅曾经挽救了他的生命，而且给了他人臣所能拥有的一切。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安禄山打心眼里，其实是非常尊敬，甚至喜爱这位老人的。
然而，感情从来只是一个男人生命中极小的一部分。尤其是像安禄山这种以打仗为业、以政治为生命、以权力为人生目标的男人，感情就更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或者说是一种很不实用的奢侈品。安禄山从来不会让感情这种东西影响自己的意志，更不会让它左右自己的决定。
所以，尽管他尊敬甚至爱戴李隆基，但这并不妨碍他悍然起兵，夺取李隆基的江山和臣民，夺取本属于李隆基的一切！
是的，这并不矛盾。
因为这就是人性。
安禄山回范阳的时候，比他来长安时走得更快。
由于担心杨国忠又在玄宗面前叽叽歪歪，以致玄宗生出疑心，安禄山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刻飞回范阳。
安禄山疾驰出关以后，改走水路，乘船沿黄河东下，命纤夫十五里换一班，昼夜兼程，片刻不息，日行三四百里，所过郡县概不停留，一口气跑回了老巢。
安禄山临走时，玄宗曾派高力士为他送行。高力士回宫后，玄宗问他：“此次回朝，安禄山应该感到满意吧？”
高力士答：“看他的样子，似乎有些怏怏不乐，定是知道本来命他当宰相，可又中途变卦了，所以感到不快。”
杨国忠一听，马上说：“这件事没人知道，肯定是负责草诏的张垍把消息走漏了。”
玄宗勃然大怒，立刻把张垍贬为远地司马，同时把他哥哥刑部尚书张均贬为地方太守。
出了这件事，玄宗更加感觉对不起安禄山，所以从此以后，凡是有人控告安禄山谋反的，玄宗就直接把人绑了，送到范阳给安禄山处理。自此，天下人人皆知安禄山将反，可人人只能保持缄默。
天宝十三年六月，剑南道与南诏的战争已经持续数年，唐军屡战屡败，前后战死的士兵多达二十万，可身兼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却隐瞒了所有战败的消息，还向玄宗谎称大捷。满朝文武纷纷摇头叹息，可没人敢说出事实。
有一天，玄宗和高力士在闲聊。玄宗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高力士却答道：“臣听说，云南屡屡战败丧师，此外，诸道边将又拥兵太盛，陛下将如何防范他们？臣担心，一旦出现祸乱，将难以挽救，怎么谈得上无忧？”
玄宗面露不悦，说：“你不用再说了，朕自有分寸。”
天宝末年，满朝文武、宫廷内外，还敢说真话的人也许就只剩下高力士一个了。
高力士虽然是个权倾内外的大宦官，连太子也要称呼他为“兄”，王公大臣也要称呼他为“翁”，驸马一辈则全都称他为“爷”，可谓尊贵已极，但是，和中唐以后那些弄权乱政的宦官比起来，他的品质实在要好得多。而且，高力士一贯小心谨慎，除了关键时刻向玄宗进几句忠言外，从不敢肆意揽权干政，因而满朝士大夫对他并无恶感，而玄宗也始终信任他。正因为此，当百官在杨国忠的专权之下噤若寒蝉的时候，就只有高力士敢秉公直言了。
然而，即便高力士能说真话，此时的玄宗也未必听得进去。就算听得进去，也未必会采取什么有益的行动。
天宝十三年七月，杨国忠为了进一步扩大权力，又迫使资格比他老的陈希烈主动辞位，然后引荐了性格温和、较易控制的兵部尚书韦见素入相，从此把朝政完全控制在了手中。
当时，京畿地区已连续一年多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导致关中大饥，玄宗甚为忧虑，杨国忠不思赈灾，却找来了一株颗粒饱满的稻穗献给玄宗，说：“雨水虽多，但还不至于伤害庄稼。”玄宗一看那株长势喜人的稻穗，顿时转忧为喜。
后来，扶风（今陕西凤翔县）太守房琯报告辖区内灾情严重，杨国忠立刻把房琯抓到御史台控制了起来。
随后，各地再也无人敢上报灾情。
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午后，玄宗站在寝宫中，仰望从铅灰色的穹苍中不停落下的雨水，心中的某个地方忽然动了一下，然后不无伤感地对身边的高力士说：“淫雨不已，卿可尽言。”
很显然，玄宗已经意识到——自己被杨国忠忽悠了。
所以他现在想听真话。
高力士看了看淫雨霏霏的天空，又看了看日渐苍老的皇帝，轻轻地说了一句：“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高力士谦称他不敢言，其实这寥寥数语，已经把该说的话都说了。
如果是一个彻底昏庸的皇帝，听到如此逆耳之言，一定会暴跳如雷。而如果是一个勇于反省的皇帝，听到如此忠直之言，也必定会有所行动。
然而，此时的唐玄宗李隆基既非彻底昏庸的皇帝，也不是能够反躬自省的皇帝，而是一个既糊涂又清醒、既骄傲又伤感、既强大又脆弱的皇帝。
所以，对于高力士的忠言，他唯一的反应只有两个字——默然。
此时的唐玄宗，似乎对一切都心知肚明，又似乎对一切都懵懂不知。因为他知道——自己老了，已经无力改变任何事物了。
所以，他只能做一天皇帝享一天乐，让一切顺其自然。
所以，他只能劝自己不要怀疑安禄山，以免自寻烦恼。
所以，他只能深深沉浸在盛世迷梦中，任由历史的惯性，把自己和帝国一步一步地推向某个充满宿命意味的终点……
与此同时，杨国忠正在乐此不疲地巩固权力、铲除异己。这年七月，他刚刚把陈希烈赶下了台；八月，他又把看上去很不顺眼的京兆尹李岘贬出了长安；十一月，他又担心河东太守兼采访使韦陟有可能会拜相，赶紧找了个罪名把他送进了监狱……
此时，距离“安史之乱”爆发还有一年。
可在杨国忠眼里，太平盛世无疑还会延续很久很久。就算现在有人告诉他乱世马上就要来临，恐怕也改变不了他那快乐无比的心境。
作为小混混出身的杨国忠，他的人生宗旨就是四个字——及时行乐。不管处在什么样的位子上，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杨国忠自己就曾经对人坦言：“吾本寒家，一旦缘椒房至此，未知税驾之所，然念终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极乐耳。”（《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我出身贫寒，只因凭借贵妃的关系才有了今天，管他未来到底怎么样呢，反正我知道自己终究不能以美名传世，还不如抛开一切，尽享眼前极乐。
让这样的人来把持朝政，无疑是玄宗和所有臣民的不幸。
让这样的人来控制帝国前进的方向，无疑是历史的悲哀。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春天跟往年一样照常降临。
冰雪消融，江河奔流，百花盛开，万物复苏。
一切看上去都很美。
一切都与往日并无不同。
在生命的第七十一个春天里，李隆基并不知道，一匹北方之狼正傲然屹立在燕赵大地上，时而伸长脖颈仰天长嚎，时而龇牙咧嘴向西眺望。它亢奋的身体内躁动着不安的灵魂。它血红的眼睛里闪烁着死亡的火焰。它向天挥舞的利爪中，潜藏着攫取天下、撕碎一切的欲望……
第七十一个春天
没有人会否认，在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四十多年间，大唐帝国确实是一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化昌盛的太平之世。自从李隆基用雷霆手段终结了“后武则天时代”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后，煌煌盛世的斑斓画卷就在玄宗君臣的励精图治下迅速展开了……
开元年间，玄宗朝廷强力推行括户政策，并在“增殖户口”的同时积极“劝课农桑”，使人口数量获得了极大增长，并使得全国范围内的耕地面积显著增加。据诗人元结所言，当时四海之内，高山绝壑，到处可见繁忙的耕作景象。随着劳动力与耕地面积的大量增长，农业经济迅猛发展，“累岁丰稔”“年谷屡登”，百姓安居乐业，国家财政收入大幅提高，大唐的国力从此蒸蒸日上。
唐代大诗人杜甫，就曾在那首脍炙人口的《忆昔》中，对这个盛况空前的黄金时代作出了一番形象的描绘：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农业的大发展又迅速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当时的手工业包括纺织、印染、矿冶、金工、造船、金银铜器、陶器、木器、瓷器、玉雕、制糖、制茶、造纸、印刷、皮革等行业。在许多行业中，都涌现出了精湛的工艺和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如闻名于世的“唐三彩”，就是在开元、天宝年间发展到了高峰。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釉陶器，在色釉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经过焙烧，形成浅黄、赭黄、浅绿、深绿、天蓝、褐红、茄紫等多种色彩，但多以黄、褐、绿三色为主，故名“唐三彩”。唐三彩的色釉有浓淡变化、互相浸润、斑驳淋漓的效果，在色彩的相互辉映中，展现出了堂皇富丽的艺术魅力。
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自然促进了文化与科技的繁荣。
玄宗时代，唐朝在诗歌、绘画、书法、音乐、歌舞等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不朽作品，也达到了后世难以逾越的高度。
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公认的巅峰，而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诗坛上，更是大家辈出，群星璀璨。其中，“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典范意义自不待言，除了这两位大师之外，张九龄、王维、孟浩然、王昌龄、贺知章、王之涣、崔颢、岑参、高适等人，也都是风格独具、光芒四射的人物。
在绘画方面，也涌现了众多名师巨匠：有善画仕女图的张萱、周昉，其代表作《虢国夫人游春图》《簪花仕女图》等，以端庄华丽，雍容典雅著称，展示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唐代美女众生相；有善画鞍马的曹霸、韩干，曾获杜甫赠诗歌咏；有善画山水画的王维，被苏轼称为“画中有诗”；又有被后世尊为“画圣”的吴道子，兼擅人物、山水，尤擅佛道画，其画中人物栩栩如生、衣袂飘飘，故有“吴带当风”之说。
在书法方面，有性情豪放、嗜酒如命的张旭，相传其酩酊大醉之际便会呼叫狂走，然后落笔疾书，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故有“张颠”雅称，后人尊其为“草圣”；在他之后，僧人怀素继承其笔法，亦以狂草惊世，史称其“运笔迅速，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后人将张旭、怀素并誉为“颠张醉素”；此外，又有将篆、隶等笔法揉进楷书、独创“颜体”的颜真卿，他与初唐欧阳询、晚唐柳公权、元人赵孟頫被后世并誉为“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
在音乐和歌舞方面，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个造诣精深的艺术家�
��大明宫太液池东边有一座梨花盛开的庭园，称为“梨园”，唐玄宗就在这里创建了皇家艺术中心，亲自遴选数百名具有艺术禀赋的乐工和宫人，共同进行教学、创作和演出，称为“梨园弟子”，其中以李龟年最为知名，后人称其为“歌圣”。玄宗本人精晓音律，善击羯鼓，尤其擅长作曲，中国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霓裳羽衣曲》，就是由李隆基亲手谱写，杨贵妃编舞并演出的。
除了文化艺术以外，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在科技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僧一行。
一行俗名张遂，自幼博览经史，精通天文历法，唐玄宗时受命主持历法修订，编成了《大衍历》，其体例结构一直为后代沿用。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了恒星移动现象的人，比英国人哈雷发现恒星移动早了一千年。同时，他又倡议测量子午线的长度，虽然测量结果并不很准确，但却是世界上第一次实测子午线的记录。此外，他还与另一位科学家梁令瓒合作，制成了观察日月运动的“黄道游仪”，以及观察天象的“浑天铜仪”。后者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用机械转动的天文钟。
这就是盛唐。
这就是锦天绣地、流光溢彩的盛唐。
这就是令无数后人心驰神往、魂牵梦绕的盛唐。
然而，到了公元八世纪中叶（天宝末年），当大唐帝国走过一百三十多年的辉煌与沧桑，在企及鼎盛与巅峰的同时，也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浮华、堕落与衰乱。
从一千多年后回头去看，透过岁月的尘烟与时光的帷幔，人们能否看清，哪一刻才是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是不是从开元十三年泰山封禅的那一刻起，当玄宗李隆基以千古一帝的姿态伫立在人间绝顶的时候，一种器满则盈、盛极而衰的历史宿命就已经悄然埋下了伏笔？
是不是从开元末年李林甫独揽朝纲的那一刻起，当玄宗李隆基越来越耽于享乐、怠于朝政的时候，大唐帝国的马车就已经开始了盲目的奔驰，并日渐暴露出倾覆的危险？
又或者是从天宝初年安禄山强势崛起的那一刻起，当玄宗李隆基毫无原则地给予他越来越大的权力和荣宠时，一场极具颠覆性和毁灭性的历史悲剧就已经拉开了序幕？
再或者是从天宝末年杨国忠擅权乱政的那一刻起，当玄宗李隆基宁愿把自己埋在盛世迷梦中不愿醒转的时候，曾经繁荣强大的帝国就已经滑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也许，上述每个时刻都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节点，只要唐玄宗李隆基能够在当时的每个节点上保持清醒，在“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问题面前正确选择，那么他到最后就不会被迫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极端命题，更不会在马嵬驿陷入那个“要江山还是要美人”的人生困境……
不过，对于天宝十四年春天的李隆基来说，上面这些问题都是不存在的。
因为在他看来，“安禄山造反”是个不值一哂的伪命题。他绝不愿为此花费脑筋，让自己徒增烦恼。此时此刻，他正怀着跟年轻人一样的激情，在热烈拥抱自己生命中的第七十一个春天。
人生七十古来稀。既然上苍如此慷慨，赐给了他太平江山，赐给了他绝代佳人，又赐给了他享受这一切的长寿人生，那他有什么理由不好好享受呢？！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白居易《长恨歌》）
这样的春天，只宜享受纯净的艺术和无瑕的爱情；这样的春天，只适合在恍如天籁的《霓裳羽衣曲》中，让一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比翼双飞、翩跹共舞，不能让世间一切俗务来搅扰，更不能让政治来插足、大臣来聒噪。
简言之，李隆基生命中的第七十一个春天，只属于他的爱人杨玉环，不属于他的帝国和臣民……
然而，让李隆基感到无奈的是——他毕竟是一国之君，而一国之君就不可能真正地摆脱政治。比如早春二月的某个早晨，朝廷又接到了安禄山的奏请，要求用三十二名番将替代汉人将领。李隆基懒得去操那份心，立刻下诏让有关部门颁发任命状。诏书一下，杨国忠和新任宰相韦见素立刻入宫，极言安禄山反迹已露，绝不可同意他的奏请。
李隆基大为不悦。
安禄山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你们这些人总是放不下对他的嫉恨和猜疑呢？
狼来了，狼来了……就会说这一句！你们就不能来点新鲜的？
李隆基不顾宰相的劝阻，仍旧把三十二份任命状颁给了安禄山。杨国忠和韦见素深感不安，最后只好想了一个明升暗降的办法，建议玄宗让安禄山入朝为相，然后将范阳、平卢、河东三个节度副使升任正使，借此解除安禄山的兵权，从根本上削弱他的势力。
李隆基拗不过两个宰相的力谏，只好勉强同意。可诏书草拟好后，玄宗却留着不发，而是悄悄派了心腹宦官辅璆琳去范阳，让他刺探安禄山的虚实。辅璆琳去范阳走了一趟，收受了安禄山的重金贿赂，回来后就极力向玄宗鼓吹，说安禄山“竭忠奉国，无有二心”。
李隆基笑了。他对杨国忠和韦见素说：“禄山，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东北二虏，籍其镇遏。朕自保之，卿等勿忧也！”（《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朕对安禄山推心置腹，料他必不会心生异志。东北的奚和契丹，全是靠他镇守遏制的。朕可以当他的保人，你们无须担忧！
天子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杨国忠和韦见素还有什么好说的？
于是，征召安禄山入朝的计划就此不了了之。
在李隆基看来，安禄山势力再大，也是自己的赤胆忠臣；安禄山能量再强，也是帮自己镇守国门的一条看门狗。所以，安禄山绝不会是杨国忠臆想中的那头狼！
朕自保之，卿等勿忧！
这是多么掷地有声的话语、多么乐观自信的态度啊！
然而，事实很快就将证明——李隆基错了。
这个严重的错误不仅将彻底葬送锦天绣地、歌舞升平的盛唐，而且将开启一个长达一百四十二年的乱世——一个充满了流血、杀戮、黑暗、纷争和死亡的乱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