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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辽联手？

　　这样的话题扯得有些远了，杨、范二人很快打住。

　　范纯仁对杨逸提到辽国已有亡国之象却很在意，一再的追问其中细节。

　　对此杨逸并没有隐瞒，将自己在辽国的所见所闻一一道来。

　　“范相公，自耶律洪基继位以来，辽国内政不修，奸臣当道，先是皇叔耶律重元起兵谋逆，再到耶律乙辛诬告懿德皇后萧观音和伶人赵惟一私通，引发十香词案，逼杀辽后萧观音，两年后连辽太子耶律俊都不能幸免于难，最后虽然耶律乙辛伏诛，但这每一件事情，诛连都十分广，使得辽国元气大伤，贤者尽去；

　　如今随着耶律洪基逐渐老迈，更加昏庸，任用的文武重臣多是碌碌之辈，内部争权夺利，倾轧不断，虽有皇弟耶律和鲁斡较为贤能，但经历耶律重元谋逆案后，辽主对耶律和鲁斡并不十分信任，只给了一个上京留守的职位，并不足以支撑辽国整体的败落。

　　晚辈这次使辽，对辽国方方面面都作了一次了解，辽国各道连年灾荒，致使物价腾贵，民不聊生，作为主要产粮区的南京幽州，斗米竟比我大宋东京贵三十文，市井之间流民涌动，卖儿卖女；

　　从晚辈与萧达林一战便可看出，如今的辽国军备不修，战力低下，早已不复当年之悍勇，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挞不也率领数万大军前去平叛，竟被阻卜部两三千人马击溃，耶律挞不也战殁于乱军之中，西部、北部群牧司、与各个驻守漠北的军司纷纷陷落；

　　现在的漠北草原，用烽烟四起来形容再恰当不过，阻卜、排雅、仆里、同葛、虎骨、扑果等部纷纷起兵反辽，这些部族虽然还都很弱小，但鉴于辽军低下的战力，一但不能及时扑灭，很快将呈星火燎原之势；

　　而这种情况下，契丹上层还过着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没有一人想要变法自强，目光还一味盯着我大宋，只望从我大宋多讹些好处；

　　这次辽国战败，加上内部局势不稳，被迫向我大宋低头，充分显露了辽国的虚弱，造成的后果将是难以预知的，辽国部族众多，这次南京道战败看似无关大局，但必定使得辽国各个部族更加离心离德，叛乱的势头必定会加剧；

　　归于以上种种原因，所以晚辈认为辽国已现亡国之象；

　　范相公，事实上留给大宋的时间并不多了，一但辽国倒下，我大宋面对的必将是一个更加兴盛的强邻，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若大宋再一味的守旧自满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啊！”

　　杨逸对契丹军政的这翻长篇大论，确实让范纯仁异常震惊。

　　大宋君臣对辽国其实非常缺乏了解，无论是军政民生，都局限在迷迷糊糊的认知之中，对漠北各个部族的叛乱，更是闻所未闻。

　　辽国这次为何轻易向大宋低头？范仁纯心中的这个疑惑终于解开了。

　　但对杨逸最后的论断，他依旧有些不以为然，即便辽国真的亡国了，但何至于大宋也会跟着遭殃？

　　杨逸也知道，想通过这样一翻话，就说服范纯仁是不可能的，因此也没多费口舌，范纯仁消化完有关辽国的消息后，反而语重心长地说道：“任之啊！我大宋确实有许多弊政需要解决，但治大国如烹小鲜，急于求成往往反会坏事，如同久病之人，忽然施以猛病只会便得病情加剧；

　　老夫以为，现在对外应以和为贵，内政更应徐徐图之，任之的西北蚕食之策，内政的新税法，都不免操之过急啊！

　　你可知道，现在因丈量土地，各地士绅怨声载道，各级官员离心离德，流血冲突不断！一但被心怀不轨之人加以利用，我大宋恐怕也将内乱丛生，烽烟遍地啊！”

　　杨逸既然把这次会面看作新旧两党沟通的开始，于是耐心地说道：“范相公，对辽国，咱们目前确实应以和为贵，但对西夏则不然，西夏纯粹是一个无赖国家，你对它妥协，它就会更加嚣张，不断进犯；

　　元祐九年间，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西夏的无赖本性，因此，对西夏绝对不能采取绥靖政策，必须打，打到他疲弱不堪为止，最好是能灭其国，否则我大宋就别想安宁。

　　至于内政方面，‘治大国如烹小鲜，应徐徐图之’这句话确实很有道理，然则晚辈认为，用在革新上，却有些不妥，纵观千年历史，要想中兴图强，用徐徐图之的办法从未有哪朝成功过；

　　商鞅变法，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无不是顶着强大的压力，一举力推，持之以恒方能成功，若是一遇到阻力，便想以折中之法应付，所谓的徐徐图之，不过是等着慢慢消亡而已！”

　　就杨逸所知，除了他提到的这两个变法之外，更典型的还有后世的清雍正施行的官绅一体纳粮，这些成功的变革，哪一次不是论定之后，强力推行才能达到目的，在反对势力极其强大的情形下，徐徐图之只会等着被对方扼杀；

　　重症不能下猛药，这个道理用在革新上，未必正确。

　　听了杨逸的话，范纯仁抚须深思了一下，才接着说道：“然我大宋当前首要之务，还是应以肃清吏治，消除党争为主，吏治不清，再好的法令也难以施行，任之所提出的新税法，不但使得举国动荡，且于吏治及方面并无补益，老夫担心强硬施行下去，此法终会走样；

　　任之复又提出以增加职田安抚官员，我大宋官员薪俸本就不低，各种冗费繁多，全国官员何止千万，一下子增加这么多职田，此举虽然无须直接自国库开支，却是将负担转嫁到百姓头上，因此，老夫认为同样不足取；

　　任之啊！增之容易裁减难啊！此举一但成为常例，今后想再减下来怕是不可能了。”

　　杨逸不得不佩服范纯仁，看问题十分精准，他说增加官员职田，是朝廷将负担转嫁到百姓身上，这一点杨逸也不得不承认。

　　朝廷并没有多余的田地划给官员作为职田，那这次增加的职田从哪里来？

　　只能通过官方兼并的形式得来，这样一来，必定迫使更多的人失去土地，范纯仁说得并非没有道理。

　　这个问题杨逸也想过，对此他答道：“范相公，首先，用职田增加官员的收入，这不会直接增加朝廷的负担，再则职田的数目皆有明确定限，官员从中非法鱼利的可能相对少一些；

　　为了应对朝廷这次增加职田给百姓带来的影响，晚辈同时建议朝廷，把新垦土地免税三年的期限增加到五年，而差役法的施行，也将极大提高百姓垦荒的热情；另外新税法的施行，也必定能抑制民间富户兼并土地的规模；

　　这几种举措同时实施，相信增加官员职田，并不会对普通百姓造成太大的影响，总而言之是利大于弊。

　　至于范相公提到新税法至使士绅强烈抵触、地方不稳，下官认为，每一样新法的施行，必定不可避免地伤及一部分人的利益；

　　但若是不改革，朝廷又将无以为继，同时失地百姓不但生活无着，还要背负沉重的苛捐杂税，同样会迫使他们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正所谓两害取其轻，士绅即便交纳赋税，也不会伤及根本，这种情形下，真愿铤而走险的人不会很多；但贫苦百姓则不然，他们无田无地、无衣无食，朝廷的赋税还全部压在他们身上，为了活下去，他们除了造反，别无他途。

　　因此下官认为，新税法确实让士绅不满，让地方有所动荡，但和原来比起来，朝廷承受地方叛乱的风险反而小了很多。

　　新税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统一税赋，废除原来众多的杂税，这一点对一直困扰朝廷的冗员、冗费问题的解决，也将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税赋一但统一，不但极大地减轻百姓的负担，同时也减轻了官府的负担；原来杂税众多，一县需要上百、甚至数百吏役帮闲才能完成缴税工作，而这些吏役帮闲的佣金，也是从各种杂税、例钱中支付，这使得百姓承受了更多的盘剥；

　　而统一税赋，所须人手将大大减少，甚至只需原来的一成人力，就能完成任务，那么官府就能解雇众多的役吏帮闲。

　　因此，范相公说新税法于吏治并无补益，晚辈实在不敢苟同，范相公，自古治官容易治吏难，若能成功罢去大部分吏役帮闲，那朝廷要厘清吏治就容易十倍，晚辈所说，不知范相公以为然否？”

　　“任之所言，虽不无道理，但却有本末倒置之嫌！”

　　杨逸说了那么多，范纯仁突然来这么一句，让他不禁愣了一下，确实，范纯仁称得上是正人君子，行事自然倾向于按部就班，这完全是一种性格取向、行事观念的问题。

　　大宋面临的主要问题，确实是整治问题，而无论是王安石的新法，还是杨逸提出的新税法，在肃清吏治方面，都没有提出明确的纲领，都有剑走偏锋之嫌，也难怪被范纯仁这类君子视为歪门邪道，得不到他们积极的支持。

　　杨逸苦笑道：“范相公，有句俗话说得好，无论是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或许在范相公看来，目前的新法确实有些本末倒置，但只要对大宋有益，又何必纠缠于先后顺序呢？”

　　范纯仁立即反击道：“任之此言差矣！正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凡事不以正途行之，即便暂时取得一些成果，也必处处受人垢病，终难持久。”

　　我这怎么就不是正途了？

　　杨逸听了郁闷之极，就算不是正途，但至少不是歪门邪道吧？

　　用兵作战，还讲究个正兵、奇兵呢！对，我这最多只能算是‘奇途’！

　　范、杨二人又足足辩论了两个时辰，直到天近三更才罢休。

　　最终谁也没能说服谁，但辩论的气氛很好，双方虽然意见不同，但并没有翻脸成仇，反而都从对方的身上得到了许多新的启发。

　　对此，杨逸已经很满足了，范纯仁在旧党中声望极高，能与之开启一个沟通渠道，这对大宋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

　　最后范纯仁说道：“任之今日所言，其中确有许多独到之处，老夫会仔细加以考虑，老夫也希望任之能认真看待老夫所言，大宋经不起折腾了啊！”

　　“今日有幸与范相公一会，聆听到范相公许多真知灼见，晚辈万分庆幸，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机会聆听范相公教诲，范相公，之前言语上晚辈若有冒犯之处，还望范相公大人不计小人过，请范相公受晚辈一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