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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奢侈品消费税的税率通常都非常高，在后世有些国家的税率甚至是商品总价值的百分之一百五十。

　　就算大宋不下手这么狠，只征百分之五十。那么如苏颂所说，一块宝石若是卖一千贯，便征税五百贯；若是卖一万贯，便征税五千贯。

　　这五百和五千可就差远了。

　　而奢侈品却又往往是最难定价的，这确实给征税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但这点困难和它所带来的利益相比，又不算什么了！

　　大宋的官绅富户生活上一向崇尚奢华，比如太宗朝的宰相吕蒙正喜欢吃鸡舌汤，每晚都要来上一碗。

　　有一回他闲来在自家后院散步，突然发现家中多了一座小山丘，便好奇地问下人：“家里为何多了个山丘？”

　　下人答道：“老爷，您每天吃剩的鸡骨头，拿土掩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个小山丘了。”

　　吕蒙正斥道：“胡说，我什么时候吃这么多鸡了？”

　　下人便解释说：“老爷，你喜欢吃鸡舌汤，这一碗汤要三十个鸡舌头，那一天就得杀三十只鸡，两年下来就是两万多只鸡，您想想两万只鸡骨头，加上掩埋的泥土，堆起来可不就有这么高大吗？”

　　此事无正史记载，且不去争论它的真假，但这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宋的官绅富户生活是何等的奢侈。可以说，象吕蒙正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界身巷里的珠玉宝石交易，每天动辄以千万计；丰乐楼里通用银盘象牙筷，瓷碗竹筷根本见不着，一道菜上千贯是常事；

　　而接近丰乐楼这种档次的酒楼，光东京城就有近百家，每家的生意都十分红火；杭州后市街的贺家酥，一个小点心卖五百贯，这些都是事实存在；

　　卖得这么贵，生意还那么兴隆，可见大宋的官绅富户过的都是怎么的生活，这种现象在封建时代，大宋之前没有，大宋之后也没有。

　　而大宋的贫富不均也是历朝历代最悬殊的，社会财富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使得市井空前繁华的同时，广大农村却非常凋弊。

　　因此宋朝的各种农民起义也是最多的，甚至超过了以外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满清。

　　基于这些原因，杨逸个人觉得，无论再困难，也有必须在大宋开征奢侈品消费税，调控这种奢侈浪费之风。

　　杨逸将这些现象大致列举出来，在坐的执宰又不说话了，杨逸接着说道：“各位枢相，朝廷哪怕只将十种价格最昂贵的商品列为奢侈品，加征五成的税，每年至少也能给朝廷带来数千万贯的收入。

　　有了这笔钱，朝廷完全可以把农业税再调低一点，从现在的二十税一调成二十五税一，甚至三十税一；

　　从而减轻下层百姓的负担。给百姓更多的盈余，使他们在灾年时有更多的自保能力，朝廷可减少赈济的同时，也避免百姓因生活所迫落草为寇，甚至揭竿而起；

　　还有一点，让利于民，百姓有了钱，才能发展生产，同时其消费能力也会增加，进一步促进市井繁荣，增加朝廷的岁入。

　　上述是对贫者的好处。

　　对富者而言，加征奢侈品消费税，可以引导他们的消费观念，让他们少在这些奢侈品上花钱，将更多的钱用在经商和创业上，从而带动整个社会健康蓬勃的发展。

　　至于苏相公刚才提出的问题，本官认为不必过于担心，奢侈品虽然比较难定价，但总还是有一个市场规律的；

　　而苏相公刚才主要也是站在商家的角度考虑问题，其实朝廷征税多少，对商家影响不会太大，商家自然会将税额转嫁的购买者身上；

　　最终承担这份税额的，必定是那些花钱买奢侈品的人。这也正是咱们要做的，通过这种方式调节贫富之间的差距，避免社会矛盾的不断恶化。”

　　章惇轻抚着长须，那长须已经有些斑白，充满了岁月的沧桑感，他沉声说道：“若加征奢侈品消费税，则珍珠宝石之类的物品价格随之上升，这必定会导致猖獗的走私行为，此事不得不防。”

　　一听这话，杨逸顿知有门，他含笑答道：“章相公所言不差，因此有必要加大边境巡逻，另外，大多境外输入的奢侈品，在过关时便要交税，征税部门发给税单，若是没有税单，在内地商铺出售时，仍可加征消费税，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走私入境。”

　　李清臣接着说道：“此项税种，恐怕会受到许多官员抵制。”

　　李清臣这话需要简短，但也说到了点子上，因为大宋官员就是奢侈品最主要的消费群体之一，他们自然不希望看到奢侈品价格上涨。

　　蔡京立即答道：“李相公，当初统一税赋，计亩征收，官绅一体纳粮，遭到的抵制岂不更大？现在如何？只要朝廷有决心施行下去，他们还敢因此造反不成？最多他们选择不买而已；

　　自古以来，每一项政策由上而下推行下去，都不可能保征完全不走样，总有些地方、有些官员会钻政策的空子，加以反对，或者从中谋利、破坏，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只要这项政策总体上利大于弊，那就不失为好政策；比如朝廷赈灾，款拨下去了，总会有些官员想从中渔利，为此甚至迫害百姓，挑拨动乱以掩盖他们的罪行，难道朝廷因此便不赈灾了吗？

　　既然是好政策，咱们要考虑的就不是施不施行，而是如何施行，如何打击那些恶意抵制破坏的官员，以保证政策最大限度利国利民；

　　另外，本官认为，能列入奢侈品的商品毕竟是少数，将何种商品列入奢侈品加以征税，必须每年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才行；

　　打个比方，你将日本的屏风列入奢侈品征税后，屏风价格上涨，富户很可能就会选择描金折扇等等。若不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整，这项税种也就起不到实际效果。”

　　工部尚张朝宗也接口道：“有些商品在哪个环节征税，这也必须详细考虑才行，比如玉石，输入的玉石大多是原石，原石的价格相对便宜，但经过巧匠的雕刻后，价值有可能增加十倍，甚至上百倍，若是只在输入原石的环节加以征税，那么同样起不到多大作用。”

　　政事堂里的讨论越来越热烈，杨逸却笑了，听了这些讨论，很显然，他罗列出来的、征收奢侈品消费税的好处把这些高官打动了。

　　这不奇怪，这项税种确实对国家对百姓都非常有利，后世各国都出台奢侈品消费税，足以说明这个税种是正面的，对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

　　大宋的富户生活过于奢侈，而奢侈消费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来说，都应该控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

　　对个人而言，过度奢侈会引起贫困、破产，使其家庭成员，尤其是小孩和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陷入绝境，形成社会不安定因素。

　　从社会总体看，过度奢侈就是过分浪费，会造成资源的普遍和迅速枯竭；

　　更重要的是，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巨大差异，使得奢侈消费成为带有歧视性的消费行为。

　　富人用这种炫耀性的消费来显示自己高贵地位、和特殊身份，会使贫困者在心理上感受到巨大的失败压力；

　　象杜甫那样感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还是好的，更多的人会因此产生自卑、消沉、嫉妒、仇视、愤恨等情绪；

　　于是，造成穷困者不仅在物质上是贫乏的，在精神上也是痛苦的。

　　这种反差一但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偷盗、抢劫、谋杀、甚至大规模的动乱，使社会处于不安定的姿态之中。

　　出了政事堂，杨逸不禁抬头看了看天，天真的很蓝，湛蓝湛蓝的，飘过的云彩是那样的轻，轻得象他此刻的心情。

　　自从回京后，在这将近一个月时间里，他每天与朝臣们唇枪舌剑，一样一样的争论、说服、解答疑问；

　　每天奔走于各个部门，晚上熬到三更，你看他在政事堂是轻易便能说服那些执宰，那是因为他处处以实际数据说话；

　　那些数据说出来很简单，但要从各个部门堆积如山的文牍中找出来，加以梳理整合，绝对不是件简单的事，家里不光杨逸在熬夜，幕僚萧忆，加上清娘、琴操她们都要一起帮忙，才把这些数据整理出来。

　　现在财政预算制度通过了，这将使得大宋的财政支出更理性，从无序变成有序，使得国库的钱能最大限度的投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而奢侈品消费税的通过，对缩小大宋的贫富差距，减轻贫困百姓负担，促进社会稳定，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或许，大宋今后可以少些家庭被迫卖儿卖女，少些人饿死，少些强盗、少些罪犯、少些动乱吧。

　　至于钱荒问题，就目前来说，倒不需要他过多操心，最应该操心的是蔡京，实际上户部从上个月，就开始向民间回收以前滥发的交子了。

　　市面上日前一贯铜钱可兑换五贯交子，而户部宁愿吃些亏，以一贯铜钱兑四贯交子。

　　这是在为以前朝廷的失策擦屁股，这么做一是可以迅速收回这些还在市面上流通的交子，二是通过这种方式，向百姓暗示，朝廷有钱了，而且会下最大的决心稳定交子信誉。

　　以前的交子有流通期限，过期作废，因此可以根据以前的发行量轻易计算出，目前市面还在流通的交子大概在一千五百万贯左右，朝廷全部收回这些交子，实际也只花费三四百万两白银。

　　这只是杨逸从日本弄回来的零头。蔡京把这笔钱砸下去，可以眼都不眨一下。

　　剩余的五千万两，将全部作为准备金，用于保证新交子不贬值。

　　大宋发行交子已经有七八十年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各种相关法规都很完善。

　　可以说只要不再滥发，杨逸基本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他长长地吁了口气，向延春阁走去，他身上有个帝师的职衔，现在大儿子赵捷也快三岁了，是该加强教育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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