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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向离它最近的那个省城发出一道“命令”：中央决定由高扬同志担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立即到职；前任几位负责同志接此通知即离任回京向中央报到，另行分配工作；无论何种意见，一律到京后再谈…套红卷头下，寥寥数语，载着庄严、急迫的气氛，顷刻落到省委每一常委的办公桌上。一颗颗铅字，跳进眼里竟然有声有色，震耳欲聋…这是一项不寻常的任命。
历史对人的选择，常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几个月前农垦部不并人农林渔业部——高扬不从农垦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如果河北不是处于那样一种极为特殊的状态，中央便不会有这样一项任命。那么高扬晚年的历史将是另外一种写法，本文所要描述的一系列故事——这很可能是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篇章——也就无由发生了。
一九八二年，中国的历史已经推进到这样的关口，即如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描述的那样：终于结束了长期的社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但是中央领导同志在斟酌这些字句的时候，却不能不为来自河北的消息忧虑，心上压着一块石头。
“文化大革命”以来，河北的党走过了特殊曲折的道路。林、江反革命集团的一些重要成员直接插手，埋下了祸根；“左”的影响严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的一些重要的方针政策在那里很难贯彻，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展缓慢，唯独进京上访人数居全国首位。中央先后多次做工作无效，于是先后派出几位久经考验、且与河北两派素无瓜葛的老同志，接任了河北的党政主要领导职务。
遗憾的是，这几位老同志不久也被河北的复杂局面缠住了手脚。“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充分暴露出来，从省委、省直机关到相当多的基层单位，都形成尖锐对立的两种观点，争吵不休。一年过去了，老同志们没有向中央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倒是接二连三地送来洋洋万言的告状信……一九八一年夏天中央批评河北工作“落后了一大截”，如今仍然是“一大截”。
这是什么时候了？一九八二年五月，离“十二大”开幕还有一百天！不可容忍，不容等待。中央不得不下决心再度易人。
可是，派谁去呢？那里的形势再也经不起反复了，那里的人民不能再次失望了……这是一件煞费踌躇的事情。
北京西郊的玉泉山上，集合着一群深受中央信任的老同志，由余秋里同志牵头，进行着“十二大”的代表资格审查等组织筹备工作。高扬也在其中。他一九三六年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同年入党。解放后，担任过沈阳市委副书记、辽东省政府主席和省委书记、东北局组织部长、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工业工作部副部长、化工部长、吉林省委书记、农垦部长……党、政、工、农，他都干过。重要的还不是他的资历和名分，而是素质，用党内一些老同志的话说，“这是个干事情的入”。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事业永远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因此，他退出农垦部几个月内，党和国家机关已有六种岗位先后来选择他了。平心而论，只要有工作，他都愿意做。“文化大革命”十一年半不得工作，无端垂老，滋味不堪回首。一九七七年，中央派他去吉林担任省委书记时，他的“三反分子”帽子还没有摘呢。耀邦同志说：管它呢，先干起来再说l高扬也不计较，戴着就戴着，有工作就行！他就这样上任了。但是今天，考虑到“年轻化”这个大局，他自己的意愿是退出一线，重操四十六年前的学业，搞点经济研究。这消息使他的老同事、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大喜过望，立刻表示欢迎。
偶然性就在于，上述六种职务由于种种原因，暂时都未变成现实。于是第七种职务便来叩门了。
这天晚饭后，余秋里同志同高扬一起散步，忽然对他说：“中央准备让你到河北去工作，你觉得怎么样？”显然，秋里同志是受中央委托，先来吹吹风的。
这是高扬完全没有料到的，但对河北的情况，他有所耳闻。他懂得事情的严重性质。想了想，他诚恳地回答说：“我已经七十二岁了，河北又是那样的情况，我恐怕是力不从心了。从长远着想，是否请中央另外考虑人选……”接着，他向秋里同志推荐了三位年富力强的同志，他觉得他们都比自己适于担负此任。
半个多月过去了。这半个月内，想必中央进行了最后的权衡和抉择，看来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一职，是非他莫属了。于是，六月九日，习仲勋同志把中央的决定郑重通知了他……这天，高扬从中南海出来，径直驱车去找他在吉林和农垦部时的秘书韩立成，对他说：“中央已决定让我到河北去工作，我答应了。你能不能跟我去？”
看得出来，他的情绪有些激动，也有点沉重。他等待着回答。
韩立成沉吟良久。跟他说什么呢？那是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地方，前车之覆可鉴，这他知道，这些天，听到风声的老同事、亲友、家人，都反对他去河北，这他更清楚。他经历的坎坷够多了，垂暮之年，还要再冒一次风险吗？想来想去，韩立成还是忍不住建议道：“你能不能再找耀邦、小平同志谈谈？”
“我还能谈什么呢？”高扬说。
“就谈谈‘力不从心’也好啊！”
高扬轻轻地、缓缓地摇了摇头，说：
“一生中，这恐怕是组织上最后一次分配我的工作了，我不能拒绝……”
不知怎么，韩立成倏地涌起一股慷慨悲歌式的感情……那时，他的家刚从吉林迁到北京，但他立刻回答：“那好，我跟你去。”
命令和服从，大凡在两种场合体现得最为严肃和彻底：一个在最下面，班长命令他的士兵；一个在最上面，统帅部派遣大将，同样是一令既出，冒死不辞。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日，高扬只带秘书韩立成一入，赶赴石家庄走马上任。
第二天，省直机关召开干部大会。这是个历史性的场面。前任几位负责同志各自发表了简短的感情复杂的告别演说．轮到高扬了，他表示今天只是向大家报个到，此外无话可讲。于是，散会。
他知道，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他，准备捕捉他的每一句话，以判定对自己这一方亦即自己的命运有利还是不利，话他是要讲的，但那需要时间。
第二、第三天没讲，第七、第八天还没讲。转眼已是第十天了。中央为了帮助他摸清情况，派了一个九人工作组协助他，加上秘书和他自己，总共十一个人，要在十天之内理清这团乱麻，并非易事。仓促表态，无论说出有利于哪一方的话，都将重蹈覆辙，引起新的混乱。而迟迟不表态，将使两方的人都感到失望，何况一个五千三百万人口的大省的工作不容久等。他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拿出一个改组省委领导班子的方案。
经过十天紧张的调查，与各方面接触，现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
第一种：凡“不积极执行三中全会路线”的一律换掉。——这个关乎“路线”的概念在河北另有特定含义，指的是某一方的人。
第二种：按年轻化的要求，六十岁以上的常委、六十五岁以上的书记都调走。——这个标准看来无可非议，一落实到人头，不对了，这等于把另一方的主要人物都换掉。
以上两案都具有排他性，不足取。
第三种方案：把两方面的尖子人物都调走，不偏不倚，“对等裁军”。——看来，这是唯一可行的，也是最为彻底、最能服众的方案。如果高扬这样提出，中央也会批准，“改组”嘛。但是他说：也不宜取。这样调整面宽，震动太大，每一个要走的人都会背上思想包袱，觉得是犯了错误不受信任的人。其结果是人出了班子，派性转入“地下”，反而不好做工作。而且每个人都代表一批群众，从长远看，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利于调动积极性。派性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解决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文化大革命”中多数干部和群众都参加过“群众组织”，都有“派”，目前难办的是他们，以后的工作依靠的仍然是他们。因此，他主张少用“外科手术”，而主要施以中医的“调治”：舒筋活血，消积化瘀。
高扬在思谋着一个最简单也最复杂的方案。他有某种预感，他觉得这才是中央真正希望他做的……这是七月一日，高扬到任第十一天，向全省的地、市委书记们发表“施政演说”：
“见见面，认识一下，以后要共同工作，见面机会还多。”
鸦雀无声。等了十天，他终于开口了。但又怕他讲，怕使自己失望。
“应该讲点什么．但话难讲。现在干部思想浮动，不知省委班子动向如何，是大调整还是小调整？不少人在观望，传说纷纭，真假难辨。我是省委‘新闻发言人’，在这种情况下，不说话不行，说不恰当也不好。怎么说呢？我工作多年，从前当过地委书记，和大家是同行，进城以后，除六O年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贵州工厂两年，和．文化大革命’十一年半未工作外，在省、市、中央局和中央机关做过各种工作，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坦率。都是实情。可是，你将怎么办呢？
“想过之后，今天我能说的是以下几点……”接着，他提出了后来对扭转河北局面起了关键性作用的“三点意见”：
一、省委领导班子只进几位较年轻的同志，其余基本不动。各地、市委也基本不动。
二、要真正搞大团结。两三年来，谁都说自己坚持贯彻三中全会路线，却恰恰把三中全会要求的为工作重心转移创造条件这个政治任务——安定团结，给忽视了。
三、暂停争论。如果要先把是非都辩明再讲团结，就会争论不休，贻误工作。有些是非，通过以后的实践会逐步弄明白的。
从开场白到结束语，两千零五十字，完了。
出入意料。已经宣布散会，有人还坐在那里愣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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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天以后，中央批准了这个“基本不动”的方案。
五千三百份省委文件，发往公社以上各级党委，又通过他们与五千三百万河北人民见面了。饱受**之苦的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反响强烈，充满了期待。
仍然留在班子里的各级领导干部，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了。仔细一想，却不满足：“三点意见”并没有肯定我这一方是正确的。多年积怨，这样不明不白的就算完了？
不消说，日常党的会议上时有龃龉发生，在北京开“十二大”的河北省小组会上也曾出现“剑拔弩张”之势。真伪难辨的告状信，成捆成摞地送到“书记楼”，都写着“高扬同志亲启”，都在争夺第一书记。某些搞“四大”有瘾的人，公然围坐在“书记楼”前请愿，要求“彻底”落实政策……
风谲云诡，险象环生，正如工作组的同志事先所估计的那样。“这样吵吵嚷嚷的，你怎么工作呀！”有的同志甚至担心他弄不好给轰回去……
“被轰回去的可能性不是没有，那也无非是再回北京呆着呗！”高扬幽默地说。他居然还挺乐观呢！他说：“这就象走钢丝一样，随时有掉下去的危险，但它毕竟还是一条路。就看你怎样走了。”
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征，他又放弃了现成的路，宁愿去走“钢丝绳”。钢丝在激流旋涡之上摇摆，考验着“七十老翁”的真功夫。
他必须十分审慎地、耐心地处理一切，又不能让复杂局面牵着鼻子走。“暂停争论”不是不分是非，但是站在派性的立场上就无所谓“是非”。判别是非的标准只能到派性之外去寻找，这就是党性、党纪和国法。
他在寻找一个突破口，他要撬开一条缝隙，使人们能够伸进手去，把好人和坏人分开……八月二十一日，《河北日报》刊出一篇八百字的短文：《论诬告》。“诬告历来为公正舆论所不容，而且是违法的。”文章开宗明义，指出河北诬告成风，乃是“文化大革命”公开罗织罪名的“遗风未泯”，是派性严重的人制造混乱的手段。其当前的特点是钻空子，写匿名信，与好人揭发坏人而不敢署名的现象鱼目混珠，使领导机关“投鼠忌器”。于是作者提出“防鼠进器”三条办法。最后呼吁：“现在的诬告风既然是躲在阴暗角落里的老鼠们吱吱叫起来的，关心端正社会风气的人们，实在应该齐心协力把它们赶上街，让谁都看明白它们是鼠辈！”
作者：夏明。省委第一书记高扬的便是。
第二天，《河北日报》又披露了一桩惊人的诬告案：任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刘文生多次诬告检察长，被依法逮捕。此后报纸上又连续发表了几十篇反诬告的报道和文章。
《论诬告》站在法律和社会公德的高度，从纷繁的现象中，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倾向性问题，切中河北的要害，并在全国引起共鸣。《人民日报》及五、六家省报先后予以转载。
接着，高扬又亲手处理了邢台和保定两起严重的打击报复案仵，在报上指名道姓加以公布。
反诬告，反打击报复，斜刺里杀来的两剑，无情地挑开了派性的“护腚帘”，让那些不法横行者当众出丑，再不能借派性以藏身；同时也给广大正直的干部和群众撑了腰，壮了胆。高扬号召各级党委在歪风邪气面前要上下一致，互相信任，互相支持；要敢碰硬。他主张对大多数干部给以充分的信任。他说，这就象抗日时期对待一些来自敌占区、历史一时难以查清的干部一样，只能在工作中加以考察。如果等一切都查清再使用，就将失去一大批干部。如果说以上各点是为广大干部解除“后忧”，那么他同时又在苦心孤诣地引导他们“前瞻”。他有针对性地一步一步地提出搞好党政分工、加强政府工作，消除“党不管党”的积弊，医治科教卫生事业“贫血症”等一系列任务。他手中时时举着四化建设这块强大的磁铁，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派性利益上引开；让那些有“钢性”的肯干事情的人从派性的乱麻团中崭露头角，脱颖而出。干部队伍逐渐在工作实践中分出是非优劣，改变了按派别分野的不正常局面。
……说时快，那时迟。派性的平复，局势的安定，是随着各项工作的展开逐步实现的，读者将从以下各章里细细品味，这里只能简短截说。
“三点意见”赢得了半年的稳定，也为高扬换来了用自己的眼睛考察干部的机会，于是，在全国进行机构改革的脚步声中，一个按干部四化的要求配置的省委领导班子方案形成了。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下午，中央书记处议定河北省委的领导班子，前后不过五分钟，就顺利通过了。耀邦总书记幽默地用四个字称道这件事：
“风平浪静。”
沉重的河北车轮，终于拔出泥潭，开始走上了正轨。回想半年前的情景，恍若隔世。人们越想越觉得那“三点意见”难能可贵，潜心钻研“领导艺术”的同志总觉得其中有什么奥秘。离扬则把它说得平淡无奇。
“提出三点意见时，要说我在十天之内把情况都摸清楚了，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全国的大形势是在往好处转，河北是全国的一部分，它也在变。明天的两派，将不同于昨天的两派，我有这个预感。”
“如果说前任几位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失误的话，那就是把从前个别领导人的影响估计得太重了。要么主张把所谓他那一派的人都换掉，不然不得了；要么不敢动，一动就不得了。哪有那么回事？河北的党员大多数还是党员，不是哪一派的‘派员’嘛。三中全会、中央的号召，对他们就没有影响？他们就不想搞四化？事实证明，真正想搞派性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早就腻味了。”
“物极必反嘛，我不过是顺应了这个规律。”
确实平淡无奇。但是一年以后，当他在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召开的整党座谈会期间，汇报了这段工作的体会之后，薄一波、胡启立同志给与了高度评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