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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高扬抱定“走到哪儿就住哪儿”的方针，在太行山里越走越深，在浆水供销社那样的“客房”下榻的时候，有人已经在邢台地委的招待所门前等他了。
这是一位五十六岁的老太太，叫徐秀英。象山里的多数农妇那样，她将花白的头发用一块褐色头巾裹着；这头巾是件宝，遮荫凉、挡风寒、提东西、擦眼泪……都是它。她走路有点蹒跚，不难看出，她的鞋尖有一半是空的——那是一双“解放”牌的缠足。
十月十日，高扬没到市里来；十一日，他还没来……徐秀英叹息一声，扯下头巾擦擦眼泪，第二天又来……她在这样的路上，已经奔走五年了……
一九四七年，这位二十一岁的山里姑娘就当了村长，第二年人了党。一九五六年，她已是邢台县手工业联社组干科的副科长了。从一九六一年起，她参加调查一桩牵涉到某些领导干部的贪污腐化案，案子未结，“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些心里有鬼的人要她交出材料，她恪守职责就是不交，她一日不交，人家就一日不舒服。祸根儿就从这埋下了。
一九七二年，她发现二轻局经理部仓库保管员陈××有盗卖钢材、私吞货款行为，七三年、七四年、七五年，她和其他同志又多次将陈××查获。作为政工办公室负责人，她多次向领导反映，某位副局长却一再阻挠，不让深究。
陈××为什么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贪污盗窃而又不被追究呢？群众洞若观火。有人说：陈××想捞一千元，他就得贪污两千元，留出一千打通关节。不然人家那么卖力给他打掩护？
一次，一位同志对徐秀英说：“明摆着，咱要再查，就得受打击。”徐秀英答道：“咱们都是老党员了，宁可受打击也不能昧良心，丢原则。”不久，经理部为了同东北林区拉关系搞木材，违反规定动用库里钢材换来白面、香油、花生米、自行车等去送礼，徐秀英坚决反对，并向上报告了这件事。这又在旧帐上加了新“债”。显然，一场“明摆着”的打击报复正等待着她。
天遂人愿，“机会”送上门来了。一九七七年五月，二轻局的卡车在外县轧伤了人，局里派徐秀英和曹济川去处理善后事项。执行任务时，徐秀英被歹徒打成脊椎骨折，衣食不能自理。这是工伤，本应由局里负责护理，局里不管；派个人去找肇事者所在单位，由他们负责总可以吧？连这事也不管。徐秀英的老件，原地区农业局副局长胡芸阁，“文革”中被毒打致伤，七四年从干校回来不久就去世了。七六年，她的小儿子又在唐山地震中遇难夭亡。如今大儿子在部队服役，女儿在十几里外的工厂上班，谁能照顾她呢？她孤独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以泪洗面。多年来，她已经习惯于把一切希望都寄托给党了。七四年到七七年，一连串的不幸没有把她压倒，她忍着悲痛，为揭发坏人，为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四处奔波，调查材料。可是今天，她觉得再没什么可依靠了。她毕竟是个女人哪！她想到了死，想到了自杀…她的心思被女儿看出来了，被一些老同志知道了，局里的群众也偷偷地（！）来看她。人们劝她：“老徐，你可不能死啊！你一死，那案子的材料不就落在人家手里了？人家正盼你死哩！”一句话把她震醒了：“就为了这场斗争，我也得活下去！”她终于熬过来了。
但是，这年十月，徐秀英刚能活动，局党委便做出决定，让徐秀英交出了陈××的全部材料。材料一交，公开的打击报复就开始了：政工办公室另派了负责人，她实际上已被剿夺了职务。紧接着，他们又利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的机会，在办公楼里贴满了“揭批”徐秀英的大字报，说她“文革”中“踹人两皮鞋”，（徐秀英是小脚，一辈子没穿过皮鞋。）又说她从一个老干部家里抄走“八双象牙筷子”。（此人年年吃救济，他买得起象牙筷子吗？）并说这标志二轻局的“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组织全系统的人来参观。此后又扣发了她上访期间的工资，取消了她的奖金——这种“奖金”每人都有，包括贪污分子陈××，唯独“反贪污分子”徐秀英没份儿！
不法横行的当权者，用自己的双手垒起了债台，逼得徐秀英不得不把揭发陈××放在一边，而为控诉打击报复，维护一个共产党员和共和国公民的合法权利而斗争。从七七年到八二年，她写的告状信底稿摞起来足有尺把高。她那双脚印早盖严了从二轻局到地委的三华里路。她找过地区工办、经委、纪委，找过前后几位地委书记、副书记和专员，也找过中央和省里派到邢台的调查组，上过省城也上过北京。她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物，她曾经感动得流泪，也曾经伤心地痛哭。她究竟流了多少眼泪，只有那块褐色方巾有数。
在她上访的五年间，上级先后派出了五个调查组。其实案情早已查清，地委领导也曾多次指示二轻局给徐秀英“落实政策”，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为什么？这些领导同志大概忽略了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却被打击报复者看透了：不管谁的指示，最后都得通过本单位的当权者，而这些当权者正是“被告”本身。某局长曾多次叫号：“你告吧！告到哪儿也得回来找当地党委！”某经理气魄更大：“你告到联合国我也不怕！”
多少富有正义感的老同志和普通群众，都以种种曲折的方式同情过她，声援过她，久而久之，也觉得胜利无望了。一位老同志去世之前对她说：“秀英啊，你要有个思想准备，不是斗争胜利的准备，是失败了回家种地的准备……”
回家种地她不怕，连她的孩子也有这个准备。可悲的是：按着组织系统，该找的她都找了，该办的都办了，却一事无成。她担心自己没有力量再斗五年了……
一九八二年七月的一天，徐秀英偶尔从广播里听到一则消息：省委第一书记换了！“高扬！”这个名字对她究竟有什么意义，她还不清楚，但毕竟是一线亮光。过后她又听人议论，说高扬原则性强，办事认真……找高扬去！她只有这一线希望了。
八月二十日下午五点，徐秀英被请到了第一书记的办公室。她暗暗地给自己打气：不管他爱听不爱听，也得硬着头皮说下去。一生中也许只能告这一次了。渐渐地，她发现高扬听得很用心，还常常插两句问话。说到某经理的话：“你告到联合国我也不怕！”高扬很生气，说：“这哪象个共产党员，这是野人说的话！”
徐秀英得到了鼓励，拘束感无影无踪了。她哭着、说着，恨不能把几年的冤屈和积愤一下子都倒出来。
不知不觉，下班时间到了。秘书几次进来，提醒高扬去食堂吃饭。高扬摆摆手说：“再等一等，让人家说完。”从五点一道说到七点半。高扬把她送到门外，对她说：“徐秀英同志，你放心，这些坏人坏事一定要搞清楚。”
在这片十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省委第一书记可算最有权威的人物了。可是谁要是以为他的权力可以无所不达，那他就还不了解“文革”后的中国。
八月二十四日，徐秀英被请到地委会议室，同地委常委们一起，同二轻局局长一起，听取了地委派驻二轻局的工作组的汇报。这是从来没有过的隆重而新奇的场面。徐秀英知道，是高扬同志的批示下来了。
工作组经过调查，再次证实徐秀英反映的陈××贪污问题、二轻局领导打击报复问题基本属实。地委书记当场宣布：“徐秀英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敢于同贪污盗窃等不良行为作斗争，今天我代表地委支持你。”接着又对二轻局局长说：“过去地委对你的工作支持不够。今后要把陈××的问题彻底搞清，把对徐秀英同志的错误态度彻底改过来。要开群众大会宣布，清除过去散布的不良影响。”
事情已经办到这一步，徐秀英以为再没有什么问题了。回去以后，某局长并没有召开群众大会，也罢了，能恢复她的工作就行。五年没工作了，她没有忘记她是个共产党员，她不是为了几元工资、奖金才告状的。八O年初，这位局长曾经训斥她：“就你事多，有你的工资，还非要工作！”徐秀英伤心地说：“局长，你我可都是老党员了，你想想，‘文化大革命’十四年没让你工作，你心里啥滋味儿？”
徐秀英不明白：人家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让她工作！有你这个疾恶如仇的人管政工，心里有鬼的人会舒服吗？还能明目张胆地搞不正之风吗？
徐秀英等了几天没动静，就去找局里—位领导，领导告诉她：“你的问题归经理部，你去找他们吧。”徐秀英从二楼来到一楼经理部，新任经理（原经理已调走）说：“还没研究哩，我没见着文字。”整整一个九月拖过去了，他们象踢皮球一样，把徐秀英从楼上踢到楼下，从楼下踢到楼上。最后，那位局长干脆回答她：“实话告诉你吧：是我不同意宣布。愿告你去告吧！”
这是十月五日的事。
官司打了五年，闻名遐迩，邢台市多少双眼睛都在盯着事情的结局。公理究竟能不能压倒邪恶，看来还是个问题。
十月八日，有人悄悄告诉徐秀英：“听说高扬书记到邢台来了。”
徐秀英沉重地叹息一声：难道非得再麻烦他不可吗？
十月八日，高扬没有来。这天，他在赞皇县听汇报时插话说：“现在歪风邪气严重，他们就是欺负我们掌权的人太软！”
十月九日，高扬还没有来。这天，他在临城对县委的干部说：“对那些违法乱纪的人，该严的不能宽，宽了就等于犯罪，人民就不能原谅我们。”
十月十二日，高扬仍然没有来。他在沙河的会上说：“咱们要硬气一点。我们有纪律嘛，国家有法制嘛！”
十月十三日，徐秀英在招待所仍然没有等到高扬。他在邢台市里的工厂做调查，听取市委汇报时，他点题说：“说说社会风气，说说干部敢不敢得罪人……对违法乱纪的人不敢管，这也是不正之风！…一你们处理不下去，给我打电话嘛，给我打电话不会有什么困难吧？”
十年**，对我们破坏最大的是什么？党风！对我们的四化大业，对人民群众的信心和信仰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党风！为了党风的根本好转，中央三令五申，作为党的老战士，作为省委第一书记，高扬时时处处注视着这个有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如有“战场”，他随时准备冲锋陷阵！他寻找着突破口。
十月十五日，徐秀英一到招待所门口，小招待员就招着手，神秘地告诉她：“来了。”
高扬的秘书接待了她。“你的问题，高扬同志不是批示过了吗？”待徐秀英说出批示以后的情形，秘书吃了一惊……是啊，谁能想到在我们共产党的组织内部，会有这等事呢？
十月十八日，高扬听取地委的工作汇报。谈完了别的，他话锋一转，问：“徐秀英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还没有。”
“她反映的情况是不是事实？”高扬反复问了几遍，地委的几位领导同志都说：是事实。接着他们汇报了八月二十四日地委会议关于处理此事的决定。
高扬问：“地委的这些意见落实了吗？”
“还没有。”
高扬说：“她上访五年多了，就是从地委表态算起，也已经过去一个半月了，为什么还落实不了呢？”
地委领导同志说：“宣布地委的处理意见时，二轻局局长说，二轻局的事不好办……不行，他就辞职。”
问题越来越清楚，已经没有第二种解释。高扬克制着自己的愤慨，说：“徐秀英反映的问题既然基本属实，地委主要领导同志又代表地委提出了处理意见，二轻局就可以不执行！地委就没办法了？你们常委都谈谈，这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照实说，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简单到从来都是心照不宣，无须提问也无须回答。但是这位第一书记偏要打破砂锅问（纹）到底，而且认认真真等待着回答。问题一下子变得极其复杂了。有的常委支支吾吾说了几句，连他自己也听不清楚，干脆打住了；有的则埋下头，沉默不语。
高扬静候片刻，终于忍不住激愤，说：“你们不愿谈，我也不问了！一个女同志，敢于同贪污行为做斗争，敢于反对领导上的不正之风，特别是在领导的压制和打击下，仍然坚持上访达五年之久，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这是难能可贵的！”
“对这样明显的是非问题，你们表了态，在你们领导下的干部顶着不办，你们却能容忍！你们到底能不能办？如果不能，我就另找两位同志，找两位不怕同我高扬一起被打倒的人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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憋闷、混沌的日子已经太久了，人们盼望一声雷、一场雨甚或是一场地震。它来了，带着不安的气氛——那是一种强烈得令人忐忑不安的兴奋和期待。这就是邢台人民目下的心境。街头巷尾，人们在悄悄地传告：包文正来了！
地委常委连夜开会。在座的每个人都了解徐秀英一案的始末，却是今天才懂得它的严重性质，犹如大梦初醒。会议当即作出决定：建议司法部门依法逮捕贪污分子陈××；分别撤销或免去打击报复、顶着不办的某局长等五人的领导职务；建议任命敢于坚持原则、勇于向贪污盗窃行为做斗争的徐秀英为二轻局副局长。地区纪委书记在二轻系统职工大会上宣布了上述决定。接着，《河北日报》、《人民日报》等相继报道了此案处理经过。中纪委和中组部的内部刊物就此发表评论，称赞高扬“表现出了坚定的原则精神和铁面无私的公正态度”，号召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干部都来做“敢于维护党纪国法的硬汉子！”一个月内，邢台市和驻军有七、八个单位请徐秀英做报告；二轻局的群众纷纷揭发本局的问题；省内外几十人给徐秀英寄来检举揭发材料和信件，请她支援。徐秀英成了他们的“民间检察院”。十二月初，她把保定棉纺厂傅万钧的《第七十次申诉》转呈高扬，高扬派人查处后，在报上公开揭露了这桩打击报复案。一“邢”一“保”两件大事，为八三年河北人民的新年和春节增添了一片激扬振奋之气。
徐秀英，这位生了一副共产党人傲骨的老太太说得好：“高扬同志为我的案子花这么多的心血，组织上又让我当副局长，这不是扶我，扶的是正气，扶的是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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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没有忘记高扬十月十八日向地委的同志提出的问题：对下属如此无法无天的行为，领导者为什么“却能容忍”？又为什么说不清楚或者沉默不语？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说不清楚、不愿说或不敢说的，高扬在大庭广众面前说得漓淋尽致！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高扬在全省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上严厉地指出：“现在党的战斗性太差了。”“一方面违反党纪政纪的事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有言责、有职守者熟视无睹，畏缩徇情的也大有人在。”他向在座的县以上各级党委的一把手们大声疾呼：“连‘小小芝麻官’还会说：‘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象我们这样执掌政权的‘响当当’的革命家，难道有理由怕诬告和丢选票吗？”
怕，软，削弱甚至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应有的战斗性，正是症结之所在。此后，三月、九月、十一月、十二月，高扬又在各种会议上多次提出要敢碰“硬茬口”，敢拔“钉子户”，敢在“高门大屋”面前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且“把能否坚持原则，敢不敢碰硬，当作考核地市县委书记是否称职的依据之一”，对地市县委书记进行了一次重点考核。“敢碰硬”的口号，在省内外得到了广泛的呼应；素以豪杰并起著称的燕赵大地，站起来一大批“硬汉子”。
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真正与贪赃枉法者同流合污的虽然是极少数；对于“执掌政权”的人来说，处理下属的坏人坏事一般也不必担心受打击报复；但是许多人灵魂深处的某个地方有那么一片阴影，使他在坏人坏事面前总是“底气”不足，总是硬不起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让人民群众失望，于是只好坐在电视机前听凭人群为包文正、徐九经和“七品芝麻官”们大喝其彩了。他们有许多超过封建社会“小小芝麻官”的地方，但常常少了那么一点“与民作主”的抱负和气概。他们离开群众久了，对老百姓的疾苦已感觉不到切肤之痛。看看高扬同志的言行，这些“革命家”们是不难找到自己的症结的。
这里有两笔统计：
一九八三年一月，除去元旦假日，共二十九天（包括星期天），这期间，省里正开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此外高扬又两次下去调查教育问题，此外还要除去开年之初省委的日常会议和处理各种公文所用的时间，高扬处理群众来信四十七件。
二月，总共二十八天，其中包括春节假日和星期天。
他除了去廊坊、坝县、大成、保定调查教育问题，亲自起草《关于农村中小学教育改革的意见》和出席日常会议、处理公文之外，处理群众来信四十五件。
他在这些来信上所做的批示，有许多本身就是一篇感人下泪的好文章。一九八三年二月九日，高扬看到记者写来的一份材料，说那里的领导人从派性出发，不但不支持某项有重大价值并已做出出色成绩的研究，反而百般打击、刁难，眼看春节临近，竟然不给烤火费，使坚持研究的同志几乎个个手生冻疮。高扬立刻批给一位负责同志：“请你负责下决心解决一下，碰一碰仗势欺人的人。其办法是派比较负责、敢办事的人于春节后把信中申诉各点查清楚，如果属实，可同××地委、专署商量，从严处置阻挠科研工作的野人，以警效尤。他们颠倒黑白，违法乱纪，什么伤天害理的事现在都敢毫无忌惮地做。（信中）所述如果属实，我意应在《河北日报》报道，并处分几个破坏科研工作、不法横行的当权者，以肃那里的恶劣风气。可以立即给×××所打个招呼，使他们安心过春节。”
这里绝没有那种模棱两可、不痛不痒、哼哼哈哈故做城府的官僚气，而是爱憎鲜明，一针见血。正如他在一个批示里写的那样：“他们受欺负连告状都忘了……我这急性人，看了简直想眺起来。”
四川仁寿县一位十九岁的姑娘，被人贩子拐骗到河北，卖给一个农民。姑娘如陷牢笼，不堪虐待，几次逃跑未成。这时仁寿县公安局来调查人贩子的罪证，同姑娘的哥哥一起找到了河北，当地的一个公安人员竟然同参与贩卖妇女的人串通一气，从中阻挠，不许姑娘跟哥哥回家。哥哥提出临走时见妹妹一面，也只许他隔窗看一眼妹妹的泪脸，听一听妹妹的哭喊。有人并声称：“她要想回家，就先把她打残……”
仁寿县公安局写来的这份材料送到高扬的桌子上，已经是十二月三十一日。机关内外充满除夕气氛，割肉、买酒、分戏票、约亲友……虽未放假，习惯上已不正经办公了。高扬心急如焚，立即批给主管政法的负责同志：“××同志：此件请今天就动手处理。如此行径真是无法无天，还成什么社会主义世界。救人要紧，不要强调什么过年过节了。高扬”。
搁下笔，想想还不放心，立即又补上两句：“要用电话通知，立即把张××抢救出来！”
秘书传给秘书，领导批给领导……高扬的批件火速传到了省公安厅。当日上午，公安厅即用电话通知到下属公安局，下午又派一位处长带人奔赴该地……
晚上，高扬回到了家里，仍然放心不下。六点三十六分，公安厅的电话要到他的家里，报告说：下午五点五十五分接到当地公安局报告，女青年张××已从某县某村解救出来，保护在军分区内。
院子里、大街上传来爆竹的闷响，焰花在窗外闪亮。是吃年饭的时候了，人们在祝福骨肉团聚，老幼平安……高扬打量着小女儿在厨房忙碌的背影，满怀慈爱地唤道：
“丽达，吃饭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