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高扬的办公桌上放着《河北教育》编辑部送来的一篇通讯，题目是：《感谢你们这些园丁——记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同志视察浆水中学》。稿子是邢台县浆水中学的教师们写的。看得出来，他们把这件事看得很重，有些段落，有些句子，可能是含泪写成的。的确，一所设在深山沟里的中学，竟然得到省委第一书记的视察，这在素来不大被人瞧得起的教师们看来，确是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
高扬也没有忘记他们。离开以后，他曾几次提到那里的情形。在学生的大伙房里，他曾揭开锅盖，搅了搅里面的玉米稀汤煮山药蛋；他看了那些门不象门、窗不象窗的学生宿舍，十几个人挤在一张大通铺上，学生说，晚上解手回来就没位置了；校长和教师住的八平方米的屋子，一张床，一堆日用杂物，再加一张桌子，就没有转身的地方了。“这是宿舍还是办公室？”他问。校长说：“……都是。”“这怎么能备课？”校长苦笑了一下：“……住惯了，也行。”从五二年建校到如今，他们就是这么过的。有的老师二十多岁进校，如今已五十多了。从早自习到晚自习，一天十几个小时陪着学生，有的教师一年不下山，家里有事，就把家属叫到山里来商量商量。老校长李庆俊是三八年高扬在邢台当县委书记时发展的老党员，从五二年起在这里一直工作到八O年去世；陪他参观的现任校长耿忠信，五八年到浆水任副校长，“文革”中被“双开”，是全县挨斗较重的一个。七八年给他平反，问他想到哪儿工作，他说：“我哪儿也不去，还进山，还到浆水中学。”就是这样一批人，使这所破破烂烂的学校的升学率“文革”前达到百分之八十；恢复高考以来，在地区从未出过前三名。
“你们是八十年代的学校，三十年代的设备……”高扬沉重地对老师们说。
想到这些，高扬在给《河北教育》编辑部的信中写道：
“稿子不该发表。一个省委书记到一所中学看一看，这是他份内的事。看了也没解决什么问题……”
他心里只有不安。他觉得欠着那里的教师一笔债，欠着那些背着米、提着炒面来上学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一笔债。
“教育经费非增加不行！”高扬到河北来一个月之后，就向全省的县以上各级书记们发出呼吁：“如果明年我们手头稍为宽裕，科学和教育（包括卫生）事业费应该大幅度增加；否则明年也应该从各方面挤出一些财力物力，治疗科教卫生单位的‘贫血症’，还一还历史积累下来的‘欠帐’。多年来怪事多端，其中之一是各方面的浪费惊人，唯独对科学教育事业舍不得花钱，讲‘节约’！”
但是，国家经济困难，河北财政支绌，他的“手头”始终“不宽裕”。根据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国务院决定每个县必须办一所农业中学。山东给每所农中的开办费是八万元。河北家底穷，教育部门只申报了七万。不行，拿不起。那就六万吧。六万也不行……最后，财政部门只拨给教育部门总共一百四十万元的开办费，即：每所农中一万元！一万元，娶个媳妇大概够了，能开办一所中学吗？官司打到第一书记那里。高扬把财政厅长请来亲自做工作，最后说：太少了不象话，太多了拿不起，我在你这“140万”前头加个“1”字吧：“1140万元”。其中包括了开办师范的经费；落实到每所农中头上是五万元。
但是，他不可能在每一笔教育经费前头都加个“1”呀！那么就让我们的学校“破破烂烂”下去吗？
腊七腊八，冻掉下巴。今天是腊月初六——一九八三年元月十九日，气温摄氏零度，西北风三至四级，人们的下巴已经感到威胁了。获鹿县城多处兴工动土，大风起处，黄尘滚滚，高扬正在呼号的大风中奔走。获鹿中学，一街小学，城关社办中学，书店，文化馆……他整整看了一下午。高扬这天一大早从石家庄赶来，一不问粮棉，二不问工商，只问教育。获鹿是开展军民共建文明比较早的地方，县委书记解青林对教育尤其热心，但教育状况的落后仍然很惊人。“你们有什么办法？想一想，春节前我还来一次。”
二月十七日，农历正月初五，高扬从北京直接赶到了二百里外的廊坊，仍然只谈教育。这天六级大风。高扬要去看几个学校。廊坊师范设在城郊的大洼地里，无遮无掩，大风撕扯着人们的大衣，迈不开步。高扬走在前头，一股狂风竟然刮掉了他的帽子——那顶戴了近二十年的鸭舌帽……
漫天黄沙，扑朔迷离，使他苍老的双目更加深邃；迎风直立的白发在冬阳下闪光……执拗的西北风究竟要摄下一幅什么样的镜头？屈子行呤，“吾将上下而求索”，还是“怒发冲冠”，“壮怀激烈”？
“农村中小学教育的落后，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有辱社会主义声名的地步！这样下去，我们是没法向农民交代的！”他说。他在呼啸的寒风中奔走，似乎听到一种强大的呐喊，从历史的深处滚滚而来……
教育，是经济起飞的基础，“十二大”将它列为战略重点之一。不须解释，你就看一眼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农民对科学文化的渴求吧，那道理不是用墨而是用血泪写在八十年代河北的每块土地上。但是，十年**的恶果正使一大批青少年面临着沦为新文盲、半文盲的危险。一九八二年，全省的学龄儿童坚持读完小学的只有百分之七十四，而坚持下来的“毕业生”只有百分之四十五是合格的，初中“毕业生”的合格率则只有百分之二十！这一茬孩子，十年二十年后，即到了我们寄以重望的二OOO年，可正是社会生产的主力军啊！
教育质量低的原因在哪里？一日教师水平低。水平低首先是因为待遇、地位低，“养不住大鱼”。各地殴打、侮辱教师事件接连发生，你以为仅仅是法制观念淡薄的缘故吗？他为什么不打电工，为什么不打汽车司机？二日办学条件差。进村不用问，没门没窗的就是学校。全省每一百间校舍就有四间危房，每十个学生中就有三个人没有桌凳。不少地方仍然是“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钱，都需要钱哪！实际上，省里的教育经费每年都在增加，一九八二年比八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点九，仍然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单靠国家，三年五年是还不清历史“欠帐”的。严峻的现实啊！
高扬在严峻的现实中奔走，在教育现状的“死胡同”里寻觅。他发现了矛盾！发现了一个怪现象：这几年农民一天天富裕起来，农村里到处盖新房，唯独学校破破烂烂！获鹿县一个大队丰收了，一年中光请人唱戏就花了六七千元，可是学校的危房却不修，一下雨学生就得停课。为了唱戏，还挖了学校准备盖房的石头根基垒了戏台。——是何道理？他看出来了，听出来了：土地、山林承包了，学校可是国家包办的，他们觉得把钱花在教育上是扔在井里了……
道路无非是两条：要么等国家富裕了再办，结果将是继续耽误这一代人；要么把学校交给群众自己办……何去何从？农村中的先进分子已经在探索新的道路了。高扬在获鹿调查时听说，城北三十里有个李村，一九七八年，大队筹措了几万元，想改善一下陈旧的大队办公室。女支书张新香说：“我看咱干部再凑合几年吧……”冒着大雨，她把干部们领到学校，指着滴答漏雨的教室说：“咱全村八百多户人家，住的、用的，家家过得去，学校却破成这样……真对不起孩子们哪！”于是，他们当年动工，花十几万元盖了一座标准的教学楼。这一来，师资匮乏成了主要矛盾。请县里派，县里也没有啊！党支部决心拿出三、四万元，出高薪招聘外地教师。县教育局拿不准；报社不敢登广告。教师可从来都是国家派的，这“招聘”符合这个、那个吗？高扬听到这儿，却仿佛眼前打了个闪电：“我看可以。允许人家先富起来，为什么不能允许人家先文明起来呢？把招聘广告给我看看！”春节期间，李村大队的招聘广告登出来了，登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可是一个月内，全国十七个省市报名应聘者竟达三百之众。经考核挑选，聘请了十六名，李村的教学面貌立刻改观。象这类群众和社队自愿出钱办学的事，各地都有发现。
是改变政策、改革制度的时候了！
高扬从廊坊、坝县、大城到保定，一路酝酿着，回到石家庄后，二月二十六日，立刻伏案疾书，提出了《关于办好农村中小学的意见》，共八条改革建议：把农村小学、初中划归民办，即分别由农村社队负责办；教师工资由社队发放，不论采取那种筹款形式，总之要保证提高教师的实际收入；腾出国家教育经费集中改善高中、师范、农中、其它职业中学和示范性初中，以及补贴贫困社队的中小学；对教师实行定期考核、淘汰和招聘制度……
这是一项带根本性的改革。它触动了现行中小学教育的领导体制和劳动人事制度。
这是一个大胆的建议。它至少必须面对三个方面的挑战：第一，本来由国家“包办”的事情，如今要社队出钱，农民出钱，农民答应吗？第二，一提把中小学“下放”，人们就自然想到一九六九年使广大教师深受其害的“侯、王建议”，“又要拿教师开刀吗？”第三，这不等于倒退吗？报纸上正大谈普及义务教育，而你却要“划归民办”，符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
非同小可。全省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在校中小学师生，尤其在广大农村，这项改革将牵动几乎每一个家庭的利益。一旦改糟了，改乱了，影响所及，将是全省规模的关乎政局的骚动……高扬慎之又慎。
“八条意见”只印了三十份，供省委常委和教育部门的同志酝酿讨论，提出意见。高扬带着这“八条”，再次驱动“面包车”，到束鹿县、衡水地区、衡水县、冀县广泛征求意见，同时挑选一些县和公社先搞试点。回到石家庄，他亲自主持撰写宣传提纲，提纲经三次讨论，他亲自修改定稿。此后又批转衡水地区的教改情况报告，作为第二个宣传提纲。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日，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八条意见”，省委、省政府正式发文通知各地（市）县结合本地情况贯彻执行。高扬还不放心，又专程去灵寿县听取文件发下去后的反映。
至九月二十日，各地的试点巳进行了近四个月，省委、省政府召集了十四个试点县的书记（或县长）、教育局长举行座谈会。座谈会开了五天，高扬天天到场，从不迟到早退，而且除结束前的发言外，他基本上只听不讲。他反复问干部们：“还有没有第二个办法？”
旧事物与新事物之间，其实只隔着一层窗纸，一旦捅破，一个崭新的天地便豁然出现在眼前了。不过在没有捅破之前，这层纸看上去简直是一道城墙。“八条意见”与群众一见面，人们才发现，原来这几年随着农村经济形势的变化，早巳蕴蓄着强烈的“办学热”，而今一经点破，这股热情便突然喷发出来，在广大的农村形成了一派从未有过的红火热烈的景象。农民说：“耽误庄稼是一季，误了孩子是一代。钱花了可以再择，误了孩子可买不来。”衡水地区阜城县的县委书记朱志武下乡去调查，他问四十多岁的妇女张瑞芳：“要是把初中和小学交绐社队办，农民出点钱，行不行？高扬同志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张瑞芳丈夫去世后，一个人拉扯四个孩子，有三个女儿在上学。她说：“我常对孩子们说，你妈是头老黄牛，为你们上学拉断了套也不同头。只要孩子们能念好书，一年再让我拿百八十的也愿意；分两季，我拿得起。”朱志武被感动了，他说：“你可得说实话，别看我县委书记来了就……”张瑞芳斩钉截铁：“我说到做到！”七十一岁的老农民杨保合回答更干脆：“甭看我没孩子上学，每年为学校拿个百八十的没问题。你给高扬同志写信吧，就说我杨保合同意了！”其实，哪里是要他们出“百八十元”呢？把初中和小学划归社队来办，分摊到每个人头上，每年不过是五、六元。而衡水地区一九八三年农民的人均集体收入已超过了三百元。农民说：“不就是五、六元钱吗？六七十棵棉花富富有余。”而获鹿县人均办学负担只需四元，相当于一只母鸡一年的投蛋量。获鹿县委七月发出“八方开源办教育”的号召，各国营、集体单位和城乡三万二千多名个人踊跃捐献，多者千二八百，少则三角五角，仅百元以上的就有四十八人。退休干部冯志华拿出一千元，农民史日、新捐献八百元……由于有了较充裕的资金，教学条件迅速改善。北寨大队地处山区，原来的小学设在窑洞里，怕丢东西又拉上铁丝网。人们说；“远看象牢房，近看是学堂。水泥当桌凳，砖头堵黑窗。”如今也要自己盖教学楼了。家有汽车的农民陈振山和十二户家有小拖拉机的农民免费承担了运输任务，随叫随到；承包大队砖厂的四户农民献砖一万七千块；承包采石场的六名农民保证供应全部石料、石子，分文不取。个体木工、泥瓦工、电焊工等三百多人一齐上阵参加建校义务劳动。一座标准的二层教学楼很快落成。“俺山沟的土娃娃也进洋学堂了！”农民们赶庙会似地跑来参观，这一天成了山村的节日……到八三年九月，获鹿县各社队已建成教学楼十一座，正在备料筹建的有二十八座……这是改革之前单靠国家拨款十年也做不到的！
农民对自己花钱聘请来的老师，格外看重，生怕好老师被别人聘去。教师们成了村里最受尊敬的人。无论民办、国办教师，待遇普遍提高，尊师爱生状况立见好转。教师们自然明白了：这同把他们当成“臭老九”的“侯、王建议”是完全不同的。
至于这是不是“倒退”，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只要看看改革前后的实际，想一想农村实行责任制的道理，也就无须解释了。获鹿县为纪念群众集资兴学壮举，用八块太行墨玉立了一座八面体青碑，将所有参加捐献的单位和个人名字镌刻其上。那碑文便可代做结论：
古称治学为振国兴邦之举，今列教育为战略重点之一。举国力创四化大业，开发智力乃当务之急，省委据国情倡社队办学，县委集民意寻八方开源……城乡各界踊跃捐献，国家、集体、个人多方筹资达六酉万元。可望境内校园建筑新颖，设备精良，优师荟萃，英才辈出。此举堪为后世楷模，将永垂青史，特立册存馆，树碑铭志。
省委第一书记亲自跑了五个地区十多个县，同几十位县长、县委书记和教育局长座谈，实地考察了上十所学校，而后倡导的这项改革，是否一帆风顺？不。代表旧事物的以习惯为圣经的保守意识，不论改革者是谁，照样顽强地表现自己。
虽然省委、省政府联合颁发了文件，但一些地区和县的领导干部就是按兵不动。
虽然已有五十四个县进行了试点，大量事实证明“八条”是有效的，可行的，群众是欢迎的，省委、省政府再次发文件，有些地方仍然按兵不动。
前面提到的那“三个挑战”已不成问题。现在遇到的是第四个困难：没有中央的“红头文件”，不保险。因此他们还要等一等。你说教育状况“不能容忍”，他却能安之若素。他们绝对没有“急躁情绪”，他们永远同上头的昨天保持“一致”。
的确，用高扬的话说，他们的改革当时还是“计划外生育”，没有得到正式承认。这本来是正常的。历史上的任何改革，都不是书本上预先规定好了的。如果什么事情都等上边说了再办，还要我们这些下面的人做什么呢？
虽然高扬自己对这项依据大量事实并经试点证明效果良好的改革坚信不移，但改革是件慎重的事，无论是提出“八条”之初，还是在后来的座谈会上，他都一再强调要“改而不乱，水到渠成”。发展不平衡是正常的，允许有先有后，不必进行检查、批评。他不想借助强迫命令的手段来推行改革；他所忧虑的，只是部分干部的精神状态。
农村中小学教育改革的具体意见并不是非得第一书记亲自动手不可的。他一开始也没打算这样做。但他把看到的令人忧心如焚的问题讲给对此负有责任的同志听，发现人家只是笑了笑！
当初他主持撰写宣传提纲是为了说服农民。后来一看，不对了，阻力主要来自干部，而且首先是做教育工作的干部。于是他不得不亲自动手改写和增加某些内容来说服干部。
一位新提起来的行署专员，向记者发表了一次谈话，列举他们在改革中遇到的保守思想、习惯势力、“左”的流毒，还有关系网的种种羁绊，指出“现在有干改革的，有看改革的”，还有一些人就是“勇”于保守旧局面，“勇”于挑改革的毛病……高扬看了这个材料，感慨弥深。看来，在党内诸多的思想矛盾中，改革与保守的矛盾越来越显出其突出的位置和艰巨性。他即刻提笔，把自己的感慨写给省委书记邢崇智同志，他写道：“……如果说过去近两年间，处理派性矛盾还较顺利……现在着手解决改革与保守的矛盾，则远为复杂艰难。我们还是应该以走钢丝的精神，战战兢兢，但是勇往直前地走下去。”
“我们可能是给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也可能是犯了个大错误……”那是在教改试点的初期，高扬从外地回来，坐在面包车上，他自言自语似地对随行的同志这样说。后来在常委会上，经讨论通过了“八条意见”之后，他再次把这话讲给到会的同志们，“如果错了，我首先负责！”他说。
那一次下去，他在干部中听到了激烈的反对意见。他们说来说去，无非是担心社队和农民是否愿意负担办学费用，是否负担得起；而这些都是他在调查中反复考虑过的。但是高扬的心情仍然有些沉重。他的话还有一半没有说——我们是否因此就可以不改革？
不错，任何改革都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都要承担风险。但是，一切一仍旧贯，还需要我们革命家，需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
他凝神望着前方。一块又一块黄的绿的庄稼地扑过来。脚下的原野仿佛在以远方的什么地方为轴心，缓慢地旋转着，使人感受到一种惬意的眩晕，一种超越时空概念的深远和苍茫。
临近村镇了，公路上出现了一群群上学的孩子。尤其那些喜欢扎堆的女孩子，穿戴那么鲜艳，有的还骑着漂亮的自行车，在绿色田野的衬托下格外惹眼……多么美好啊！
他眼前忽然闪出另一幅情景：一九四二年，他和一位同志骑着马，从元氏赶回军分区驻地黄北坪，也象这样，路上看见一帮一帮的学生，背着书包，还有提篮子的，有拿镰刀的，张皇地赶回家去……由于鬼子疯狂的“扫荡”和蚕食，根据地在缩小，学校关闭了，学生们“放羊”了……他心里倏地涌起一股辛酸，一股悲愤和自责：我们没保护住他们……
一伙又一伙骑车的、步行的孩子从车旁闪过，好奇地善意地向“面包车”转过红扑扑的脸来…
“慢点……”高扬拍了拍司机的椅背；前面的路面上有一片积水，“别溅到他们身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