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的贡献
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或者按通常的说法，是一次大的变法。不过，严格来讲，单从百日维新提出的改革措施来看，它还谈不上是一次制度变革，虽然变更制度已经作为一种目标被提出来了。如果这次变法没有中断的话，可能它还是能够走到变革制度的层面上去。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知识界常常对传统中国的变法进行讨论，通行的观念是将中国在晚清时候的变革梳理出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递进过程，而戊戌维新所处的正好是第二个层次。虽然在今天看来，戊戌维新真的还没有到达这一层次，但如果走下去，它的发展趋势仍然还是能够预期的，它的确开始对当时的政治制度进行检讨。
上一讲说过，今天我们关于戊戌变法的历史叙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沿袭了康梁这一批来自广东的知识分子对变法的描绘和记述。所以我们一提到戊戌维新，首先联想到的可能就是康梁主导下的变法，但其实在当时，有许多人都在变法。陈寅恪先生就曾经提到过，他的父亲陈三立和祖父陈宝箴等人都曾在变法中发挥很大作用。当时朝中一些倾向变法的大臣也曾参与到变法当中，可能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一批原先的洋务派官僚在此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变法，这就是戊戌变法的另一种叙事脉络。此外，江浙的士人可能对变法也有自己的一套历史叙事逻辑。所以，戊戌变法在当时是存在多个中心、多条路径的。我们后来过多地强调了康梁主导的变法，其实陷入了很大的误区。今天我们回头审视戊戌变法，第一步就是要从这种传统叙事中跳出来。如果我们不把戊戌变法局限于“百日维新”，而是往前推的话，就会发现，变法其实是一幅非常壮丽的画卷。
正如后来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戊戌变法是一场很大规模的思想启蒙，很多士大夫也乐意被它启蒙，大家都拼命地找有关西学的书，拼命地想到底该怎么变。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痛了国人，而日本之所以厉害，据说也是因为学西方学得好。于是当时中国就出现了一种学习日本的风潮——既然日本学西方学得好，那么，我们学习西方就可以先从学日本开始。这种心态得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我们以敌为师，我们向打败了我们的人学习，这种心态很好，反映了国人的气量。另一方面，这种心态也隐藏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想走捷径。我们认为由于日本人学习西方已经学得很好了，而且日本也是东方国家，与我们文化接近，因此可以直接模仿。后一种心态其实一直贯穿中国人学习西方百余年的历史进程，我们在民国后学习俄国，也是这种心态在作祟。一提到向西方学习，国人总是希望找那种现代化发展特别快的国家为样板，以为这样可以抄小道，省去冗长的步骤，可以把别人先进的经验或成果拿过来直接用，然后就能迎头赶上。
那个时候，在西学东渐这一主导潮流中，其实还有东学之渐。东学不仅仅是指日本的传统文化和学术，更重要的是日本学习西方文明的成果。受这一社会潮流的影响，当时国内很多地方开设了东文馆（日文馆）。这在当时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是非常普遍的，而这正好是康梁等广东士人没有触及的领域，东学之渐的风潮并不是康梁等人开创和引导的。除了东学之渐外，当时的媒体也在勃兴。其实在此以前，中国就有传教士办的报纸，如《万国公报》，此外还有一些商业性报纸，如《申报》之类。但这些报纸的发行量都不大，基本都局限在以租界区为中心的地域空间里，读者面也很窄。但这一时期由倾心改革的士人所创办的报纸，比如《国闻报》、《时务报》等，都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全国的很多士大夫都喜欢看。自从有了《时务报》，梁启超的名声便超过了他的老师。康有为在万木草堂里培养的这些弟子，并非就属梁启超最优秀，陈焕章、徐勤等人的学问不亚于梁，梁之所以在变法之前即声名大噪，就在于他主持过一段时期的《时务报》。梁启超凭借《时务报》这一平台，极大地放大了他自己。陈独秀曾回忆，在戊戌维新时代，稍微有一点变革思想的知识分子都是康党，其中的缘由就在于有传播广泛的《时务报》。到后来*等人成长起来的年代，康梁已经是朝廷的通缉犯了，但他们开始学习作文时，受的都是时务体的影响。梁启超的思想和文风对当时以及后来的青年的影响特别大，学堂的学生一写文章，全是时务体，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清政府开始新政，其实还是时务体的天下。
回到正题。我们其实必须搞清楚，戊戌变法最重要的贡献，不在于百日维新。百日维新真的没什么了不起的变革，它的大多数变革都还停留在传统政治层面，如淘汰冗官、裁撤闲置的衙门等。清朝督抚同城，比如在湖北，湖广总督和湖北巡抚都在武昌开府，那么实际施政时究竟该听谁的？所以提议裁撤一个也是很正常的。还有些衙门，比如漕督，此前漕运改海运已经很长时间了，从江南向北方调集粮食早不走大运河了，那么还要这个衙门干吗呢？还有一些是旗人的特权部门，比如北京的五城公所，就是专门负责打扫卫生、清理阴沟的一个部门，类似现在的环卫局。北京城过去就一条大的下水道，卫生一塌糊涂，每三年正好举人进城会试时来疏浚地沟，但是钱却花得挺多，所以后来百日维新就打算把五城公所裁了。此外还有海关监督，这是个闲差，海关当时是个外包机构，完全由赫德及一帮洋人主持，但是海关监督是由旗人担任的，其实它根本起不到监督的作用。这些旗人机构当时都成了改革的首要处理对象。最激烈的一项，就是科举考试废八股。注意，不是废科举，现在很多人写文章都说百日维新废科举，没这回事，它只是想废八股，就是保留选拔人才的形式，但改变选拔的内容和标准。这已经是最激烈的了，当时也的确让很多读书人不适应。他们读书几十年也就会这个，现在突然宣布不考这个了，考别的他们也不会，那可怎么办？这确实是让一些读书人很痛苦的事情。而别的许多改革，对比中国传统王朝的政治改革，其实都没有什么大的飞跃。比如他们提倡工商业，以前也提倡，只是现在将这一政策明文规定出来而已。说实话，中国传统政治从没禁止民间去搞工商业，谁能拿出证据，告诉我说传统王朝不允许百姓搞工商业呢？没有这样的说法。私人办厂也一直都存在，只不过形式不一样，有集中的也有分散的而已。
清政府对于变法的态度
百日维新所提出的那些变革，对于传统政治下的变革而言，确实没什么本质上的跃进。但为什么它会搞不下去呢？一般给出的理由是顽固派势力太强大，顽固派的首领西太后从颐和园跑出来，扼杀了变法，杀了六君子，把光绪囚禁到瀛台，云云。这些其实是结果，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些结果呢？我是不赞成仅仅用顽固派势力反扑来解释变法为何失败的。当时的确有不想变法的人，但戊戌时期，已经没有人敢像当年抵制洋务运动的理学大师倭仁那样，喊出“以忠信为甲胄，以仁义为干橹”的口号，希望利用中华传统文化来抵抗西方了。实际上大家都能意识到国家将面临瓜分危机的紧急局面，都明白只有变法才是解救这个王朝的唯一出路，没人敢去质疑“变”的必要性，人们质疑的是该怎么变。很多人对此并不清楚，只是当改革触到了他的利益时，他可能会本能地表示出对改革的抗拒。
在这里，我们其实还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满人政治的问题。刚才我提到了百日维新时期部分的改革内容，大家也能看到，满人的好多特权都在改革中被碰到了。这个改革，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那么早触及满人的利益，只要碰到一项满人就会吵翻天，更何况碰到了那么多项。钱穆先生曾讲过，清朝政府仍然是部落政治。这个论断不是没有道理，在满族皇帝统治的背后，确实有一套部落政治的逻辑。表面上是学明朝的制度，就是从表面上看，我们觉得它像个汉人王朝，跟此前汉人的统治都一样，但在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个满人自己的部落政治体。作为统治集团的满族贵族，首先属于一个大的统治民族，因此，统治者必须把满足满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如果过早地触及这些人的利益，这些人可能不会站出来反对，也不大可能敢堂而皇之地以奏章的方式写出来让皇帝知晓，但是他们会在背后操作，非议、流言、暗箱运作等非制度化沟通是非常厉害的。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交通信息，比如王公贵族之间的相互串门，或者有事没事去颐和园西太后那儿嘀嘀咕咕，这些方式威力很大，不可小觑。慢慢地，京城里种种流言蜚语、造谣、恐吓都有了。别看这些八旗老爷在面儿上什么都不行，但干这种事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当然不光是满人厉害，汉人也厉害，这个是传统。
而这个时候，统治集团其实已分裂成“帝—后”二元结构。光绪帝在甲午战争前就已经亲政了（皇帝满十六岁亲政是清朝自康熙以后的不成文规矩），从理论上讲，皇帝亲政以后，太后就不能掌权了，但当时西太后仍然掌权。同治帝驾崩后，西太后选择光绪帝来继承帝位，其实就已经明确地表达出想继续掌权的意思。当时这一选择在朝中引起过一场很大的风波。因为光绪和同治都是“载”字辈的，选择同辈的载湉当皇帝，就意味着同治帝无后。而满人入主中原后，已经接受了汉人的那一套宗法观念，即宗族内不管哪一支脉都不能因为没有后人而断了香火，绝嗣是个大忌讳。所以在明面上，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西太后怎么能让自己的儿子绝后呢？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一旦光绪帝生了儿子，就兼祧两家。也就是说，这个儿子既是光绪的，同时也是同治的。且不论到最后光绪也没生出儿子，这个解决办法本身就是很牵强的。按道理西太后应该选择下一辈，也就是“溥”字辈的皇室成员来当皇帝，这才是正当的。但若选了“溥”字辈的，那么她就变成了太皇太后，称制的理由就更牵强了。后来吏部主事吴可读在同治帝的大葬典礼上，尸谏西太后，要求将来载湉生了儿子，仍旧承继为同治帝之子，使“大统有归”。这个事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但仍然改不了西太后的专断意志，她就是要掌权。所以即便光绪亲政后，西太后仍然掌着权。
今天我们一谈到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总是把西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当成她的一大罪状。其实，这个帽子扣到她头上多少是有点冤枉她了。她在一下子掌了那么多的权后，个性实际上是有点异化了，掌权、玩权成了她生活的全部。所有关于西太后守寡后的风流韵事都是时人瞎扯出来污蔑她的，因为她最忌讳这个，一旦真有这个，她就不能当权了。当时，尽管她掌了大权，但政敌很多，满人对贞节问题本来就比较在意，一旦被人在这方面抓住什么把柄，那么不仅权掌握不了，连太后也没得当了。所以，她可能是长期性压抑导致心理有些变态。西太后身边的宫女后来回忆说，西太后其他方面都好，就是看不得身边的人性生活幸福。比如选皇后这种事，西太后对同治是没办法了，他就只喜欢阿鲁特氏，毕竟是亲儿子，她没有干涉。但在替光绪选皇后时，她坚持要选一个最丑的。看看光绪帝的隆裕皇后，长得根本就没有皇后之相。我曾经就辛亥革命写过一本书，后来出版第一版时，编辑找了一幅珍妃的像，把她误当成隆裕了，结果很多读者都看出来那图片配错了。隆裕跟珍妃差太远了，不是因为珍妃长得很好看，而是因为隆裕长得太不好看了。西太后不到三十岁就守寡了，她生活中的所有乐趣都是玩政治，她把她的生理需求全都升华到这儿来了。至于修筑颐和园，其实是光绪的意思。光绪是想修好颐和园，让西太后去那里养老，这样他就可以真正地亲政了。所以，对修颐和园最积极的是光绪帝。但即便如此，他也得在对外解释时找个名头。当时的说法就是，挪用海军军费不是为了修颐和园，而是为了修一所满人贵族海军军官学校。现在颐和园的昆明湖里还有两艘轮船，当时也的确有个学校，只不过学校是幌子，实际上就是给西太后准备的一处行宫。当然，这处漂亮的行宫并不能满足西太后，她不愿意窝在这里，即使到了京郊，她仍然想把持朝政，玩政治。
在那个时代，女人掌权确实有太多的障碍，毕竟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没有给女人留下任何从政的机会，没有哪个制度是为女性掌权而设计的。但也必须承认，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中存在一些因素为女性掌权留下了空隙，比如说孝道。孝道不仅仅是指向父亲，也会指向母亲，那么，当父亲不在了的时候，母亲死活要出来干政，做儿子的能怎么办呢，能把母亲拍死么？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当母后很强势、有权力欲，而皇帝还很年幼时，太后干政的现象就会出现。当时在制度上的确没有给女人留下位置，但是政治思想上又是强调以孝道治天下，忠孝二义一直是历朝统治者所强调的核心统治观念，这种伦理性的政治结构本身便存在一些后门。
不过从后门上位的西太后，要想在皇帝亲政后继续干下去，障碍真的是太多了。干好了还行，稍微干得不好，所有人都会合伙对她进行攻击。甲午惨败，没有人骂光绪，因为大家都知道实权还是为西太后所掌控，所以每个人都骂西太后，不论满人还是汉人。这中间有很多理由，有的其实也带有巫术性质，即把中国失败的原因归于女人当家。所谓“牝鸡司晨，惟家之索”，母鸡打鸣，就是家门不幸啊。这的确对西太后多少不太公平。当整个社会的舆论都将抨击的火力对准西太后时，她的问题就来了，整个国家、朝野上下都逼着她退位。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曾在觐见时直接劝西太后让权，西太后辩解称自己并“不似汉太后，听信十常侍辈”。当时李莲英也被人骂得很狠，其实李莲英没有干预过朝政，没对任何军国事宜有过只言片语，他是个老实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没有权力，他是西太后信任的人，众大臣自然会拍他的马屁，以此间接了解西太后的动向，这样下次在朝会时就会比较合乎太后的心意。
在这个时候，西太后的处境是非常尴尬的，一直被人指责和埋怨，自然只有逐步放权。因此，此时主持变法的大权真的就落到了光绪的手上。西太后去颐和园了，虽然她也规定了大事还是得去向她汇报，但她也明白，一旦变法成功了，那么她这个太后也就没用了。因为与她相比，光绪无论从制度还是理论上来讲，都是正统的、合法的统治者，而且他已经成年，表现也一直都不错，很有为，很想做事，不愿做亡国之君，众大臣也都同情他。光绪唯一缺的东西就是事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政绩。西太后虽然在甲午之后被骂得厉害，但在此前毕竟也促成了同治中兴，很多封疆大吏都是她提拔的，这个功劳大家都认账。此外，光绪也没有得到人才的襄助，但只要他的威信和政绩建立起来，所有西太后的人都会倒向他的，因为光绪是一个在制度上合法性特别强的统治者。所以，如果变法成功，西太后可能就真的退休了。有个故事，讲的是有一天荣禄去颐和园看西太后，西太后在扎花，荣禄就乘机拍马屁，说老佛爷的花扎得真好啊。这时西太后长叹一声：“往后哇，我也就只能扎花了！”这话说得很无奈，可见她非常惆怅。西太后实际上是不愿意干这个的，她是个政治女强人，一旦不玩政治就非常难受。可见，这个帝一后结构在当时就是个大问题。
而由此来想，西太后怎么可能是顽固派呢？她不像倭仁、徐桐那样有深厚的理学基础，因自身所受的教育而希望恢复儒家的文化传统，而且在此前的洋务运动中，她也是持支持的态度。可是，为什么后来她的确是被顽固派拥戴出来的呢？这里面有着二元政治结构的微妙。西太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逐渐丧失权力，这当然是她不愿意看到的。与此同时，变法所得罪的恰恰又是那些有权势的人，他们虽然不干事，但可以包围西太后，影响她的想法。如果西太后还有实权的话，那么她是不会待见这些人，也不会听这些耳旁风的。但在她将要丧权的时候，这些话就能听得入耳了。凡是说皇帝或者新法不好的话，她会越听越入耳。相应地，她对光绪的态度也越来越不好，即使是没什么事儿，也不给光绪好脸色看。这些事都是常见的，传统的叫法是“婆婆的武器”，意思是婆婆整儿媳妇的武器。婆婆看媳妇不顺眼了，不一定会打她骂她，但会经常性地弄出一些花招来，比如不理她，不跟她说话，媳妇说话时假装没听见，顾左右而言他，等等。在礼节上小辈又不敢反抗她，也不敢追问她，所以这种武器能把人弄得非常难受。现在西太后把这种婆婆的武器用在光绪身上，时间长了光绪就受不了，感觉压力特别大。他逼急了就下了一纸密诏，这密诏不是给谭嗣同的，是给杨锐的。因为杨锐相对比较保守，比较稳重。顺便说一句，像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四小军机”是光绪在变法中比较大的突破。因为新法实施在制度上有太多的阻力，旧官僚阻挠重重，军机处的章京也不玩活，光绪没办法，只得再在军机处安置四个听他话的小章京。章京就是军机处里具体办事的人员，就像科室的文员一样，负责具体的文件政务处理，军机大臣就是最后把关的。光绪在军机处安插的这四个军机章京，就相当于他在变法中的左右手。杨锐在这四个军机章京中是相对保守的，毕竟他是张之洞的学生。光绪给了他一纸密诏，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招数，用出来既能讨皇太后欢心，又能把这些阻挠变法的顽固大臣干掉。光绪为此事很着急，但是很显然，大家没什么办法。
后来，就是谭嗣同出面了，打算冒一次险。当时维新派人士准备去分头游说各路新军将领，最初觉得可能比较倾向变法的是聂士成，还有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参加过保国会，的确比较新，而且手上也有一支七千人的天津小站新建陆军，所以谭嗣同就去找袁世凯。他一去就把这事挑明了，希望袁世凯带着他的七千兵马进京，包围颐和园，逮捕西太后，发动一场政变。但是，谭嗣同跟袁世凯平时没什么交情，袁世凯对变法的拥护也没达到愿意以命相搏的地步，现在谭嗣同突然冒出来让袁世凯造反，你让袁世凯怎么办？他只能上报，他若是不上报，那么自己也会完蛋。所以，我们真的不好埋怨袁世凯告密，这种军事冒险，搁谁头上谁都受不了。退一步说，即使他愿意出兵勤王，他也办不成，他的这七千新军又不是什么野鹅敢死队之类的雇佣兵，也不是特种部队。当时光颐和园外围的护军就有两三万人，此外还有北京其他系统的军队，就算这些都是豆腐渣，但他们至少能保证西太后不被抓走。后来的八国联军的战斗力要比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强得多，但他们也没抓住西太后。所以我觉得，后来的历史都在骂袁世凯是有点冤枉他的。设身处地地想，他也没办法。
这种军事冒险一旦被披露，就给了西太后一个机会，她很快就把整件事情都怪罪到光绪的身上。西太后从颐和园杀回紫禁城的时候，非常痛心地骂了光绪帝一顿，她认为是光绪主谋派遣袁世凯去带兵抓她的。她痛斥光绪是个不孝的畜生，什么当年抱你进宫的时候你才四岁啊，脐带还不干，老是湿，说是有问题，我就天天替你擦，晚上一打雷你就叫，你就哭，还得我哄着你，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养大，你居然这样啊，等等，西太后就像农村老太太骂儿子不肖一样。她确实有她的委屈，但在这种玩政治的女人身上，这种委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装出来的。在囚禁光绪的这段时间里，西太后经常变着戏法地折磨他，比如在宫里演《天雷报》，就是天雷劈死不肖子的戏，让光绪看着，看完了还要谈体会。光绪也没法辩解。
发展到这一步，变法肯定是不行了。西太后也不是想尽废新法，但是如果不尽废新法，她可能就很难得到那些顽固派势力的支持，难以再度临朝。最后她只留了一个京师大学堂，因为开办一所学校也不容易。但当时的京师大学堂其实并没有运作起来。而变法中那些废漕督、取消督抚同城之类的措施，本来是可以实施的政策，也被废除了。所以，戊戌维新后，中国政治出现了一次严重的倒退。
那么，仍然是刚才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变法失败，真的是因为顽固派势力很大吗？当然他们是有势力，但势力大到什么程度，这个不好说。我们在评述东方国家的改革时，要么习惯用阶级观点看，要不就是用派系观点看，其实我觉得都有问题。如果说中国在戊戌维新时期顽固派势力大的话，那么日本在明治维新时的顽固势力岂不更大吗？连长州、萨摩藩那些主导变革的武士都是以“尊王攘夷”相号召，可见他们的保守心态比我们还重。这个时候，严格地划分维新派和顽固派，或者说，随意贴标签，指定某些人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某些人是封建阶级利益的代表，其实都很荒唐。当时的大势所趋是非变法无以图存，这个大家都知道。关键是有些人比较混蛋，就喜欢因循守旧，知道要变，但就不想变，宁可拖着，混一天是一天，苟且、麻木。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人，而且还不少，但他们真能对历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吗？其实未必。
关键是改革的具体操作确实出了一些问题。维新派人士所面临的政治结构是帝—后二元结构。所有的操作者，无论是广东康梁这一系，还是东南沿海这一系，包括张之洞、陈宝箴这些握有实权的封疆大吏，他们都没有正视帝—后二元结构这个基本的政治事实，而是都陷入了牝鸡司晨的古老政治话题的迷思之中。他们都有一种抱负，就是想把所有改革的重任交给光绪帝，而忽视了西太后这个最不该忽视的人。此外，还有一个不该忽视的人——李鸿章，在朝中最有权力和影响的人。当时没有人呼吁让西太后主持变法，而事实上，依据后来新政的经验，也就只有她才能把改革推向前进，但是所有人都把她忽视了。康梁这些人不仅忽视西太后，还常常给光绪帝上书，要求他“乾纲独断”。问题是，光绪能独断得了吗？康梁还希望光绪帝能够效法俄国的彼得大帝、日本的明治天皇。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明治天皇与彼得大帝无法等量齐观，但在康有为撰写的《日本变政考》中，明治天皇被描述成一位刚毅果决的君主。康梁打造了两个君主，然后让光绪帝以之为榜样。光绪能学吗？今天看来，光绪帝只不过是个很乖的小学生，有想法，却不知道怎么来实现他的想法。他最后提的问题是很荒唐的——怎样才能既不惹恼西太后，又能镇压顽固派？这怎么可能呢，也确实让几个小军机们不知道如何处理。要说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光绪靠边站，让西太后出来主持变法。其实当时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一个恰当的理由和时机，让西太后出来堂而皇之地主持变法。毕竟她是最有权势的人。而受人喜欢且合法性最强的光绪恰恰不行。他可能很开明，很上进，但他没有权势，没有魄力，也不敢破釜沉舟地对抗西太后，所以只能逆来顺受地接受西太后对他的蹂躏。
列强对于变法的态度
再来看一下关于列强在这中间的作用。甲午以后中国出现边疆危机，首先是德国人非常蛮横地占领了胶州湾。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曾经这么蛮横，以传教士被杀这样的借口，派来舰队占领了中国的一个港口，然后修了胶济铁路。德国人的野蛮行径引发了列强强租中国港口的狂潮，比如俄国人租大连、法国人租广州、英国人租威海。列强对甲午之后中国的生存境况存在误判，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就像近东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样快不行了。十六世纪奥斯曼帝国空前强大，现在的北非和中东都曾是它的领土，但在十八世纪以后不断遭受西方列强的攻击，领土大多被*，国家主权也被破坏殆尽。列强认为中国像它一样，所以各国都想来占一块。而且如果中国被日本一口吞下，一个强大的日本将在东方崛起，所以列强希望抢先瓜分，从而阻挠日本的野心。瓜分狂潮迫在眉睫，而德国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家族中的后起之秀，崛起时阳光下的地盘已经没多少了，这个时候必须在东方抢占一块殖民地，所以就率先干了这个事情。之前虽说俄国人在东北割占了那么多的土地，但毕竟是在遥远的关外，因此在国内没有引起太大的影响。而这个时候德国人的举动就发生在山东，*裸的侵略行径明明白白地展现在中国人眼前。中国人看到，列强就是希望把中国瓜分掉，因此由这件事所刺激起来的亡国危机意识无比强烈。也就是说，在戊戌变法前夕，列强的作用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同时也刺激了很多士大夫的“愤青”情绪，或者叫民族主义情绪。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列强还是很希望中国变法的，包括日本。所以西太后发动政变致使变法最终失败时，列强非常不高兴。在变法期间，西方列强在中国发行的报纸通常都是对变法作正面的宣传报道和评价。很多传教士都是维新派人士的老师，他们之间过从甚密。很多人会觉得这里有矛盾，为什么它们既想瓜分中国，又希望我们变革呢？按照正常的逻辑，若是我们变法成功了，国力增强了，它们岂不就难以瓜分我们吗？其实此时的西方列强，包括日本，对中国都有多重心态，我们不能认为他们对我们就一种态度，即亡我之心不死。比如日本国内有一批人一直希望中国强大起来，这样日本可以和中国一起联手对抗西方。西方国家也乐见中国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现代化改革。我前面讲了，其实西方人最看重的仍然是商业利益，这就需要开拓市场、加速流通。如果中国的改革能够促进市场化规则的确立，那么西方人和中国人进行贸易交流就更方便，他们所能获取的利益也就更多。所以西方国家不希望中国亡国，这个对它没什么现成的好处。直接控制也是一种办法，但是这样成本很高。所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其实是存在内在分歧的，但我们却常常十分笼统，或者说过于情绪化地将它们的心态强调成简单的一种。如果我们先入为主地接受这样一种笼统的看法，我们就会发现历史的很多事情是无法解释的。比如为什么西方国家支持戊戌维新呢？日本甚至还曾经计划把伊藤博文派来帮中国人变法。
民众对于变法的态度
此外，我们还要考虑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在变法中，其实民众和维新士绅之间产生了裂痕。这种情况在以前有没有出现过呢？有，比如在洋务运动的时候，洋务派和民众也曾有过裂痕，但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就提倡兴新学，戊戌维新把这个继承下来了，兴新学一直到新政时期还很热。但是兴新学在基层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侵占庙产。不管是佛教的还是道教的，基层乡村的士绅直接把其田产和房舍都占了，特别是在江南一带。当时很多庙产都属和尚私人所有，寺庙和周围的田产都是他个人的。很多和尚都偷偷娶妻，然后生儿子，并培养儿子当小和尚，等儿子长大后再把住持的位置传给儿子。所以这一个家的生活都与寺庙发生关联，或者说，当和尚对于这些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职业。这职业不耽误娶妻生子，还可以代际相传，平时还能给百姓念个经、超个度，获得一些经济收入。而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也是需要有人来主持这些仪式活动的。现在一些人很愤青，说怎么这些和尚这么不守清规戒律。但事实上，普通老百姓根本不在乎和尚的私生活怎么样，你该怎么活跟我没关系，我该上香就上香，该请人念经就念经，该做道场就做道场，因为我们就需要你干这些，在乡村社会也只有你能干这些。所以，乡间的和尚都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和尚做法、做道场实际上成了一种产业。当然，这种产业的法理性的确不是那么强，私底下说还行，拿到面儿上来肯定还是为士人所不齿的——自己生儿子传衣钵，这个明显不像话嘛。所以后来乡间士绅在强占庙产的时候也是理由充分、底气十足。虽然士大夫也喜欢念经，也常常和大和尚聊聊天，但他们本身仍然有一种倾向，就是反佛。当和尚确实不守清规时，士大夫对他们就会更为鄙夷。所以在这个时候，士绅就联合起来把庙产强占了。
但是，侵占庙产、赶跑和尚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寺庙虽然改辟为新学堂了，但普通百姓的生活从此就缺了一块了。平时老百姓的生活中有很多事是需要和尚参与的，现在和尚被打跑了，那以后找谁去呢？比如，如果家里死了人，找谁超度亡灵呢？普通老百姓得跑老远，去找那些大庙的和尚做法事，得费好多钱。和尚和寺庙在乡间存在了几百年，这本身就说明其担负着相应的社会功能，如果在摧毁之后没有其他人或组织来进行弥补，事情就很麻烦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清政府其实也遇到了这种问题，就是起义军把一切宗教信仰都消灭之后，民间会出现一股很强的反弹。而且，此时洋教在中国的传播已经引起了底层很多的矛盾和冲突，虽然可能没有我们后来说得那么严重，但民间的确有一股很强的反弹情绪。洋教作为一种完全不同
的文化系统，它在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发生碰撞时，双方的确可能会出现问题和摩擦。这个下一讲我讲义和团的时候会再讲，这里先做一铺垫。
总之，无论是乡土社会本身的改变，还是洋教的大规模进入，其实都使得大部分民众对维新变法持一种不理解的态度。虽然当时他们没有声音，但一旦改革失败，他们就会表现出一股很强的义愤。戊戌六君子被杀的时候，不少老百姓其实是叫好的，他们都认为国家杀了奸臣。张荫桓被变法牵连而发配新疆，沿途都有老百姓打他。对老百姓而言，康梁就是奸臣，甚至还曾经有过传闻，说康有为进红丸想毒杀皇上。康有为怎么可能去毒害光绪帝呢，但这种流言被第一个人造出来以后就不胫而走，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提到另一个问题：对于变法来说，启蒙可能是一个方面，而文化的改造一直会是个难题。这个难题一直困扰着近代中国的历史选择和变法取向。
戊戌变法一百天就完蛋了，然后中国就开始向后转。这次埋葬变法的戊戌政变之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它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倒退。整个朝政，乃至中国政治都彻底地朝后转，甚至很多洋务运动时期取得的成果都被否定。如果没有后来的东南互保，那么中国的这次大倒退简直就太可怕了，幸好南方督抚达成了共识，使得倒退只是局限在北方地区，但即便如此，造成的后果仍然是灾难性的。
我们今天讨论变法，而变法本身在中国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戊戌维新这一话题也会一直热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讨论这话题，现在它仍然能引起学术界和社会的兴趣。但我们一定要清晰地意识到它到底是件什么事，不要总试图依靠一些概念化、符号化的东西来看待它。一直用落后与先进，顽固与保守，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之类的话语，这其实是很荒唐的。谁是资产阶级，是康有为还是梁启超，还是孙诒让或是黄遵宪？要我说，谁都不是资产阶级，也都跟资产阶级没什么瓜葛，当时的资产阶级，在戊戌维新时期，什么声音都没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