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对西方的逐步开放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开小口到开大口，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我们正式成立了外交部，就是总理衙门），这个过程一般认为是二十年。当时皇帝及一些大臣的私念和这种必然也必须的开放是对立的。在他们看来，我们和西方建立外交关系，进入西方的世界体系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不能容忍的事情。

　　英国对中国政策的成本核算

　　此时世界已经进入了殖民时代，大英帝国在全球许多地方已建立起了殖民地。不过，此时英国还是一个商人国度，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会进行周密的成本核算，仍然是以考虑成本和收益作为制定对外战略决策的出发点。究竟是将这个地方变为殖民地，还是保持其原样；是由英国人来直接统治，还是扶植本地代理人，思考这些问题的关键仍在于成本如何。所以，当一些地方没有多少人口，缺乏完备的社会组织或政府机关时，英国人可能就会直接占领此地作为殖民地。如果当地有首领（哪怕只是酋长），英国则会利用一下这些首领，然后一步步地使这一地方殖民化。

　　英国人明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完全摧毁其国家机器，进而建立起一个新殖民政府的代价太高，不是它的利益所在。英国人也承认自己就是商人政府，跟中国交战只是先迫使中国开放市场。这就是我们第一讲中说的，英国把中国拖入其世界体系的第一步。英国之所以迫使中国割让香港，就是出于此种目的，当年派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也是想谋求一块地方作为其商业据点。马嘎尔尼的理由很简单，当年明朝政府给葡萄牙人一个澳门作为据点，为什么现在不能给我们英国人一个呢？当时英国人考虑了宁波，考虑了舟山，最后选定了香港。香港的确算得上是中国的第一良港，中国从北到南，没有一个港口比它好，英国毕竟是海洋国家，眼力真好。

　　所以尽管英国人派来了舰队，但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他们还只是想恐吓一下中国人，如果能通过恐吓达到目的，那就轻松了，未必要真打。于是英国舰队直上天津白河口，这里毕竟离中国的首都更近，恐吓会起到更大作用，然后清朝果真就妥协了。不过，道光皇帝收到的消息是说，洋人在广东蒙受了冤屈——被林则徐枉法冤屈了，他们派舰队前来是要向皇帝喊冤。就像普通老百姓如果觉得自己的冤屈无法在本地得到解决，就可以一路上告，一直告到北京一样。道光皇帝以为就是这种事儿，他想，既然他们喊冤，我们可以去理直啊，我们去把这事摆平不就完了。他不认为这是一场战争，而把其当做了一场诉讼，自认为派出钦差大臣去广东为英国人平反冤屈就没事了。道光帝的这一想法在当时档案里有记载，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然而，当琦善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被皇帝派到广东以后，很快发现事情根本就不是冤屈的问题。英国人仍然是想要中国开放口岸，以达到和中国人经商的目的，他们甚至还要求获得一个据点。谈了半天还是这个问题，给还是不给？显然，琦善身为钦差，其实没有权力答应或拒绝这样的要求。但琦善到最后被逼急了，可能说了一句他可以考虑这个问题之类的话。这边英国人就以为事情可以搞定了。英国人误认为琦善跟他们一样，在涉外谈判中可以是国家的全权代表。他们不知道，在中国没有这回事，中国还没有新式外交，没有这种全权代表的概念，钦差大臣虽然位高权重，却根本没有这个权力。此时林则徐在广东还没走，就把琦善的行为写进奏章，通过广东巡抚递了上去，道光皇帝看后大怒：派他去办事，怎么把国土给卖了！于是，琦善的仕途也就完蛋了。

　　中英的战争技术和战略对比

　　琦善被免后，鸦片战争的第二阶段也就开始了。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为何英军不立刻把广州占了。其实原因很简单，广州离北京太远了，那里不是危及北京的要害，而只是这个帝国的一个通商口岸。天高皇帝远，广州是唯一允许放肆一下的地方——中国传统的治理思路一直如此，之所以广州能走在变革的前列，就是因为中央政府一直采取默许态度。所以，广州肯定不是帝国的要害。要想威慑清朝，应该直接打到北京去，但那里远啊，而且白河口那里能不能驶入内地还很难说。然后英国人就想到了第二个攻击目标，也就是漕运的起点，长江三角洲这一块儿。他们之前就测量过了，大船从这里绝对可以驶入，他们知道，只要把长江这里一掐，就能断绝漕运路线，北方政权没有粮食，可能就要完蛋。但是我们后来的历史书却说，英国人没有在广东交战，是因为怕林则徐，在福建也没有交战，是因为怕邓廷桢。其实，根本没有怕的道理，他们怎么可能怕呢？

　　从武器上讲，双方当时的差距并不算太大，当时英国的工业革命还没完成，派来中国的军舰都是一些三桅、四桅的大帆船，轮船也有，但还主要是作为辅助船只应用的。英国人的炮和枪基本还都是前装式的，比我们的精度是要好，但基本还处在一个档次上。我们的火炮也是从前面装药，在后面点火，无非他们比我们装药快一点，射速高一点，也灵活一点。我们的舰船上也安置了大炮，只是船不行。英国人的船都是几层的，一层层密密麻麻的都是炮眼。船舱里头的炮架带着轮子，可以活动，这样就可以调整角度，装填好炮弹以后，就把炮推到炮口，轰的一下，将炮弹发射出去以后，炮架就会利用后坐力退回船舱，船舱后都放着大的棉花包，防止后坐力对船体的破坏。当时每一尊炮都是利用绳子牵引的，如果绳子断了或是乱了，炮就有可能乱撞，甚至把船撞沉。历史上多次出现过这种事故，就是作战时船舱里的炮乱撞，结果把船撞沉了，所以发射火炮时必须严格管理。大家想想，这样的火炮和当时中国所装备的火炮相比，尽管火力很猛，而且可以一次几十门炮齐射，瞄准的技术也更好，但基本还是处在同一个等量级的。中国沿海的许多要塞都装备了大炮，后来林则徐到广东整顿海防，发现这些海防炮没有瞄准器，而且不能移动，于是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变革措施，不过，清军的火炮的确没有英国人的好。枪也如此，英国人当时装备的是前装燧发滑膛枪，而当时清军也有三分之一的军队都装备了火铳。单从人数上看，装备火枪的清军总人数应比英国的多，但是英国人的具体战术是和使用火枪相配套的。他们作战时组成方阵，当时不像后来这样讲究散兵线，士兵们会排成三到四排，前排放枪，后排装药，前排射击后立即后退，后排就顶上，层层轮换，有条不紊，这样方阵就能够保证不断地发射。当中国人面对着这种能持续放枪的方阵时，不消一会儿就散了——被打散了或吓散了，当然也就无法对英军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这种情况在世界其他地方都很常见，真的不是中国士兵太怂，只是英国人的战术真的太厉害了。英国人后来也曾经攻打过虎门炮台，那些炮台曾经被林则徐和琦善等人加固过，而且往上面增了许多兵，但是没什么用，为什么呢？想想看，炮台也就一小块地方，平时几十个人就足够了，无非就是搬搬炮弹，放一下炮，往上增兵几百人有什么用啊？没什么用，只能是给人家当活靶子炸。而且我们的炮台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没有盖儿。那个时候火炮的威力还不算大，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就连开花大炮都不多。开花大炮用的炮弹是什么呢？就是在球形炮弹里再装上*和*。那个时候好多的还是实心炮弹，威力有限，如果炮台上加筑了顶盖儿的话，炮弹一般射不进去，只会砸一个小坑，只有开花大炮才会在发射到预定目标后爆炸，此时威力才大一点，但如果防护坚固一点，也可以顶一阵。所以，当时如果炮台有顶盖，就能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可是那时的炮台基本都没有盖儿。去沿海的一些战争遗址参观就会发现，那些炮台外表看起来很不错，开放式的，利于游人参观，但打起仗来就不行了——被人瞄准了一顿猛轰，估计连人带炮都会炸没了，然后步兵登陆一冲，这边就彻底溃退了。所以虎门一战，关天培手下三千将士几乎全军覆没，他老兄也抹脖子了，但英军只有几个受伤的。你想想，这打的是什么窝囊仗。

　　其实，鸦片战争之败，不在于清军的将领和士兵不勇敢或者不爱国，也不是武器差太远，关键还在于具体的战争技术和战略境界比别人差太远。清政府不知道炮台还要修筑顶盖，而且增兵也不是这么个增法，往炮台上多增兵就是增大伤亡嘛。后来沿海的历次战役几乎全是如此，唯一给英军造成较大损失的就是镇江，在这里，八旗兵最后一次捍卫了他们祖先的荣誉。以前八旗兵很厉害，但康熙以后一直表现不好，这一次是他们最后一次闪耀光辉，副都统海龄率领他的一千青州兵确实打得很不错。当然，英军也太大意了，因为之前沿途的战役赢得都太顺利了，所以在攻打镇江时他们没有按照之前的作战模式——先依靠密集的炮火把中国军队的防御体系砸烂，然后再派遣步兵登陆——这一次英国士兵没有准备炮火就直接上岸了，然后就跟八旗兵肉搏，所以这一次英军伤亡了一百余人。马克思曾说，如果英军一路都是这么损失的话，他可能就到不了南京。毕竟英军的总人数是很少的，但给英军造成重大损失的战役，也就这么一次。

　　所以说，现在回望当年的鸦片战争，中英两国军队在物质上的差距并不算大，关键是战术境界差了档次。我们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组织已经落后了欧洲许多年，中国军队早就用上火器了，明朝就建立起了专执火器的神机营，但从来没有想过在军事组织上进行革新，将冷兵器时代的肉搏战法转变为现代利于使用火器的新式战法。清朝统治者和军队将领或许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因为在此以前他们没有遇到过像英国这样的对手。而一旦遭遇这样的强敌之后，他们就会觉得非常不适应。这么多能战之士，从全国各地征调到沿海，却是打一仗败一仗。我们历史书上所说的英雄，从关天培、定海三总兵到陈化成，这些英雄们的战绩都非常差，他们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死得比较壮烈。其实海龄是打得最好的，但我们却没把他当成英雄。总之，中英之间软件建设的巨大差距，导致这场战争一直呈现一边倒的态势，英军最终打到南京，中国被迫与其签订城下之盟。

　　开放教禁带来了西方的输入

　　对道光皇帝来说，《南京条约》是莫大的耻辱。此前的清朝皇帝还没有在战败的情况下跟对手签订过这样的条约，所以道光帝觉得这种事落在自己头上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说良心话，在当时的帝制时代，所有的人都是臣民，只有皇帝一个人是有自主性的人。可以说这个国家唯一需要担当责任的就是一个皇帝，其他人都不需要有什么责任心，起码从法理上讲是这样的。除非你有额外的精神，就是想治国平天下。但前面讲过，清朝恰恰又是一个皇帝不让士大夫胸怀治国平天下之雄心的朝代，所以士大夫既没有多少自主性，也缺乏积极性。这样，全国只有一个皇帝要对国家大事负责，所以他确实是很难受的，但尽管他很难受，却并没有对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进行深入思考。在签订这个条约时，其实道光帝只是想尽快地把这事情解决掉，无论是赔钱也好，割让香港也好，五口通商也罢，他只希望把这件麻烦事赶快解决掉。包括后来严重损害中国司法独立，让我们中国人感到非常屈辱的领事裁判权，也就是外国人在中国违法时，中国将对其审理的权力让渡给外国领事，这个条款其实是中国人拱手相让的。之前由十三行管理外商的时候，外国人在中国犯罪究竟由谁审理，按哪国法律审理的问题一直没能解决，中国人不胜其扰，最后中国人让外国自己处理算了，我们不管了。后来外国人也说，中国不是个法治国家，因此外国人不会将在中国犯了罪的外国人交给中国法官审理，这种事情一般是由外国领事负责，外国领事在此时就相当于法官了。到最后，凡是外国领事主持的法庭，基本就是由领事说了算。进入二十世纪后，中国人看到中国的法律无法制裁在华违法的外国人时，感觉非常痛心，但一开始这其实是中国人自己送出的，外国人根本没提这件事，不过既然你送了，人家也就笑纳了。

　　中英《南京条约》没有规定开放教禁，但是里面有一项关键条款。英国人是个很有意思的民族，鸦片战争是它打的，但在打完仗以后，它觉得其他列强也可能跟中国打仗，所以在《南京条约》的附件中有一项“利益均沾”条款，其中规定，大清帝国以后跟其他西方国家所签订的条约，其效力应对所有的西方世界有用。别国打了仗，占了便宜，它也跟着沾光。之后法国、美国就跟着来了。法国当时是罗马天主教教皇的护教国，也就是说它有支持宗教传播的责任。在中法《黄埔条约》中，对比《南京条约》多了一项条款，就是开放教禁。这个条款是很重要的。以前中国也曾对西方天主教开放过，后来因为礼仪之争断绝了，到雍正时期就彻底禁教了，这一次又开了。开放教禁以后，事情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法国人的意图只是开放天主教，虽然新教其实早进来了，但也通过条约得到了正式地位。天主教的传入在中国引起过很多纠纷。天主教主要在农村传播，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很多的教案都是它引起的——在乡村引起过很多很大的纠纷，总是生出一些群体性事件来。新教在传播中虽然引起的纠纷不多，但它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十分重大，比如太平天国起义的诱因之一就是新教的传入。后来中国的变革，从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甚至到民国后的军阀时期，很多都跟新教有关。真正在中国有影响的传教士，基本都是新教的传教士，这很有意思。还有像《万国公报》这样由新教教士创办的报纸，对中国思想界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也就是说，开放教禁，其实也就是开了一个后门，借着这个后门，西方思想借着传教士的力量再次输入进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是要靠信息的输入，而不是枪炮，枪炮只是一个引子，要想真正让这个古老的帝国发生变化，其实还主要得靠新信息的输入，而当时的信息输入者之一就是新教。所以说，关于新教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在以前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可能长期被低估了。

　　传统历史缔造的两个神话

　　传统的灌输式历史，关于鸦片战争曾经创造了两个神话，如今都需要我们破解。

　　其一，就是忠奸格局的神话。它实际上最初是一个民间流传的范本，民间常常流传杨家将、岳飞传之类的爱国故事，在这种故事的叙事中，忠于国家的将领在前线杀敌报国，一般来说是胜券在握的。但他们最后失败了，为什么呢？民间的说法就是有奸臣在后方捣乱。这种叙事的逻辑是：如果后方没有奸臣捣乱，中国人将每战必胜。

　　这种忠奸格局尽管是民间叙事，但对朝廷毕竟还是有影响的，这在鸦片战争中特别明显。在民间叙事中，林则徐是忠臣，洋人们都怕林则徐，穆彰阿、琦善他们则是奸臣，专在后方捣乱，如果没有他们，鸦片战争的结局肯定不会是这样。当然事实并非如此，洋人们怕林则徐吗？其实不怕，后来林则徐被派到浙江，跟裕谦一起组织抵抗，也是照样失败。事实证明，琦善来了之后，并没有削弱广州的防务，最后还不是一败涂地。林则徐一个人是不可能挽救清朝的败局的，他也就是刚睁开眼睛而已，睁开眼后他也没有办法来战胜这些洋人，他也手足无措。

　　而且，不一定在前线的就是忠臣，身处后方的就是奸臣。茅海建先生的论著告诉我们，待在后方还没有上前线的人，一般都喊得很凶，都是忠臣，可一旦上了前线就完了，因为他们发现事情和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而且这些京官一般都会惊呼满地都是汉奸，他们都很疑惑，在中国打仗，为什么中国人都向着英国人啊！他们的惊诧有道理吗？没有。我看材料时发现，当时多数中国老百姓在战争中其实没有什么立场，因为他们的观念是，兵和匪差不多。在中国历史上，兵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归属于一个封闭的组织。如果被派出去打仗了，他们的纪律就会很不好，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抢劫老百姓，所以沿途的老百姓都跑光了。俗语说，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兵来了肯定要躲，所以常有躲兵的说法，注意，这里躲的不是敌方的兵，而是自己的兵。英军来了中国老百姓也躲，不过，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当时英军的军纪要比清军好一点——我们老百姓会跟英国军队做买卖，因为他们发现洋兵很少欺负他们。在长江沿岸，只要英国军舰泊岸了，农民们就挎着盛着茶叶蛋什么的篮子，很勇敢地爬上大军舰，跟英国人做交易。这个真的没办法，老百姓们都没有什么立场，但不能因此就说他们都是汉奸，至少，当汉奸还是要有条件的。

　　但是，当时到前线的官员都很恐慌，感觉遍地都是汉奸。然后就有人问了，为什么清政府不发动群众，让英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其实清政府也想过，好多朝廷命官都想发动群众，借此组织民团。于是，另一个神话也在战争中逐渐形成，就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这有点类似老虎棒子鸡的游戏，中国人骨子里都喜欢这个游戏，其实它也是个神话。即使朝廷成功地发动起群众，他们也未必顶事。像三元里抗英这件事，其实就经过了我们长期的演绎加工。英国人明明就损失了一个人：英国人用的是火绳枪，需要用明火将引火索点着，然而当时大雨如注，火绳枪也就起不了作用，然后有个英国士兵就被中国农民用钩镰枪给钩去了。英国人发现后，又派出一个燧发枪连的士兵去把受围困的军队救回来了。就这么一件事，却演绎成了三元里抗英斗争大捷，杀死一名英军少校等。如果当时我们的民众真的同仇敌忾，能对英军产生这么大的威胁，那当时朝廷或地方政府发动发动群众不就能打赢那场仗了吗，也就不用签条约啊。而且，当时政府其实一直在发动群众，很多档案材料都可以证实这一点，只是效果不大而已。所以，这个故事也是一个神话。缺乏组织而且没有什么先进武器的老百姓，怎么可能会抵挡得住英国的正规军呢？根本就抵挡不了。

　　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

　　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开始迈出近代化的第一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赞同将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中国自此开始被拖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尽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了五个口岸，但中国官方却一直想办法去抵抗，就是明开暗封。你们外国商人不是来了吗，来了我不让你卖出东西。当时外国人也是异想天开，一看到中国开放了，就把各类大宗商品哗哗地往中国运，就连刀叉、睡衣、钢琴都运来了，但这些玩意儿中国人怎么可能接受得了呢？肯定卖不出去的。当时外国人对中国市场还不太了解。而且，由于具体的商贸规则还没有制定，所以开放口岸之初，开展正式的中外贸易还存在许多障碍，此时仍然是以走私贸易为主。但有一个变化，关键在于他们把上海作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这是英国人最聪明的选择之一。

　　当时上海还是一个小县城，一个非常非常不起眼的小县城，本身主要是长江所携带的泥沙在入海口形成的三角洲，发展历史比较短，没有什么底蕴。但上海的优势在于位居长江口，而且跟江浙是一体的。它是江浙向外的一个延长点，以广大的长江沿线为腹地，尤其是以长江中下游这一地区为支撑。而那里从唐以后就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在清朝依然是如此。这一带的农民没有多少自然经济的概念，他们的生产主要是为了交换。比如，农妇的纺织业基本就跟包买商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包买商把原纱批发给各家各户，等他们织成布后再以较高价格收回来，这种形式作为一个巨大的商业网络在江浙地区长期存在。在开放口岸之前，政府可以利用广东十三行这样的官商机构控制对外贸易，此外只能进行非正规的走私，走私的主要货物就是鸦片，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走私。但到了上海这里就不一样了，本来这一地区就有很强大的商业潜力，而且有根基很深的市场网络和商业传统，所以很快就能跟外商达成一致，很多原来在澳门、珠海一带跟洋人打过交道的人也很快在上海找到了新的发展机遇，于是这个地方很快形成了一批买办商人，上海的广东帮逐渐形成，并在上海立足。到了1850年以后，上海的对外贸易总额已经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

　　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不愿意在城内居住，希望在城外规划土地建房，当地官员也觉得管理外国商人比较棘手，于是上海道的官员就跟外国人签订了一个租地的条约，即后来外国人的居住区发展成租界的雏形。现在的上海市就是围绕着租界开始发展的，原来老的县城反而被冷落了。当时租界外边是华界，华界也模仿租界的管理办法，于是，整个城市都以租界为发展的模仿对象。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的出现，也在日后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从前的上海就是一个小县城，无论是从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没啥地位。但从此以后，上海不仅一跃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成了文化和政治中心，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很多事儿都是在上海发生的。越往后，上海的重要性越强。上海的出现，使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发生了改变。

　　清政府对鸦片战争的态度，如刚才所说，是希望尽快把这场战争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消解掉，统治者希望假装这事情没发生过。于是，整个朝廷对这个事就不再说话了，只有少数人开始努力地去逐步了解西方。比如说梁廷枏，他有一本笔记叫做《夷氛闻记》。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西方，从而著有这本笔记。更伟大的是魏源，他根据林则徐编纂的《四洲志》以及其他一些资料编了《海国图志》。现在有人批评魏源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书成之后居然完全没有提到林则徐的名字，但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做了很大的贡献的。做得最好的，当属徐继畬，他当过巡抚，编了《瀛寰志略》，这本书是当时中国人描述西方最好的著作。魏源其实还是比较马虎的，《海国图志》有些地方很想当然，到了《瀛寰志略》这里就很不错了。但这样一些努力当时都被埋没了，他们绝对都是一些超前的人，所以他们的书在当时没有多少人看。此前还有一个福建的士人，曾被掳掠到西方，后来写了一本《海略》，基本也描绘了西方大致的情形，但出版以后仍然没有多大影响，发行量非常小。当时不仅是朝廷，普通百姓也希望把鸦片战争给忘了，士大夫都假装不知道。毕竟此时还只是五口通商嘛，整个内地还看不到多少洋人，也看不到什么洋货，除了鸦片。而鸦片此前已经输入，所以大家觉得都无所谓，从上到下竞相装鸵鸟。没有人想办法去改善军备，改易军事制度，或者学习西方造点大船——最早也有人模仿，但工艺不行，造不出来，就算了，没人想去买一艘回来仿制。《南京条约》一签，所有事情就过了，然后就想怎么把开放了的几个口子重新封上。以前是一个口子，现在多了四个小口子，多了就多了呗，我还可以把它们封上。于是，随后就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在英国人和法国人要求续约的时候。这场战争在国外被称为“亚罗战争”，也就是由“亚罗号事件”引发的战争。我们的历史书也讲过，所谓的“亚罗号事件”，其实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事件，一艘挂着英国国旗的中国船，被中国水师查了一下，然后有个中国士兵把那面英国国旗拽下来，踩了一下。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这本来就是一件小事，放到如今，完全可以通过外交交涉解决的，但在当时却比较麻烦。首先，当时中英还没有建交，当时中国政府还没有承认英国外交使节的正当性，那该怎么交涉呢？其次，中国也没有什么衙门可以和英国使节交涉，哪个部门愿意出面担当呢？礼部不买账，理藩院也不管，也没有外交部，所以，最后只有两广总督出来交涉，但他也交涉不了。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当时的英法两国，尤其是英国，根本就不想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它们不希望这一事件被简单地处理掉，而是想以此为借口，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英法觉得五口通商很不够，除了上海以外，其余的口岸都不合格，开了和没开一样，所以这一次必须让中国真正地开放市场，必须要让通商口岸扩大到沿海各处。其次，要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也就是让中国政府承认外国公使的正当地位，允许其进驻北京，而且中国也必须派出使节到外国。总之，要迫使中国全面接受正在形成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能够不打仗当然更好。但他们确实希望利用这件事给中国政府增大压力。如果通过谈判或是恫吓的方式能达到目的的话，就不必使用武力，但如果恫吓不起作用的话，那就只能打了。

　　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燃起了战火，广州沦陷，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然后就被抓住当了俘虏，给弄到加尔各答。其实，叶名琛的行为并不是个笑话，在那个时代，叶名琛要用自己的行动表明自己是个负责任的忠臣，他能做的最多就是这样了。他以及他所率领的军队的确抵挡不了英法联军，换谁谁也抵抗不了，只有当俘虏；当然，他可以死，但是使命没有完成，皇帝不让他死，是要他主持交涉的，所以只能当俘虏；当了俘虏他表现得很英勇，不食敌粟，自己带了几袋米到加尔各答，把这几袋米吃完后，就绝食死了。叶名琛的悲剧实际是朝廷的悲剧，面对这样的危机，朝廷只会装作不知道，当鸵鸟，拒绝英法两国的要求。但其实真能装得了吗？装不了！要说真正可笑的，是京城的咸丰皇帝，道光皇帝的儿子。此时太平天国起义势头正劲，南方几个省都在太平军掌控之下，清政府已经内外交困，不行了，只得被迫答应英法联军的要求。事实上，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所签订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相比，除了赔款数额加了一点以外，没什么本质区别。为何会这样呢？本来清政府已经答应了，后来英法公使进京换约，外国公使提出从天津大沽口走比较近，从大沽口溯白河这条线路进京比较方便。但清政府坚持让他们从北塘走——咸丰皇帝已经授意僧格林沁在北塘埋伏着兵，如果公使从北塘走，就可以让人化装成土匪偷偷打他们一下。咸丰帝非常喜欢僧格林沁，因为他们两个人在做鸵鸟这种想法上是一致的。

　　为什么咸丰帝想让僧格林沁打外国公使一下呢？尽管当时战局已定，只要换约完成，《天津条约》就能正式生效，但是咸丰帝对于外国公使进京这件事是非常不高兴的，他宁愿多开放几个口岸也不希望看到外国公使进京，乃至互派使节。中国人真正以驻外使节的身份出访他国是十几年后的事情了，当时根本没想过要派人出去。而且皇帝不仅不想派人出去，更不希望外国人进来，哪怕外国使节只有几个人。因为他们从不下跪，对皇帝来说，这就是大问题，以前乾隆时还能把人赶走，现在却只能让他们在北京城里待下来了。咸丰相信，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而且不向他行下跪礼将是对中国礼制的重大威胁。咸丰担心，如果外国公使见皇帝不下跪成为榜样，那么其他臣民见他也就不会下跪了。他认为自己的统治就是建立在臣民对他下跪的基础上的，行跪礼象征着对其统治体系及其帝国的臣服，臣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道德，不能被冲击。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公使进驻北京后，北京老百姓并没有跟着他们学，人们都认为不下跪是洋鬼子的特例，自己还是清帝国的臣民，所以照旧向皇帝下跪。其实，传统的帝国造反者也不是不想向皇帝下跪，他们只是想复制一个跟原有体制一样的体系，从来都是如此。所以，外国公使进驻北京以及不向皇帝下跪并没有引起中华礼制的崩溃。但是在当时，皇帝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很恐慌，想尽办法要拦住英法公使，哪怕是出损招偷袭一下人家也要拦住。后来英法公使仍然坚持从大沽口走，结果就被防守大沽炮台的清军袭击了。当然，这个毕竟还能看成是外国公使不守规矩在先，如果英法公使真的从北塘走，而僧格林沁又偷袭了他们，那就不好说了。

　　大沽口的袭击似乎有点理亏，是因为他们毕竟只是使节，是进京换约的。当然，这也不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全部理由。还有一种说法，英法联军进京后，发现此前的使团被关押在天牢里，清政府给他们定的罪名是反叛者，而且有些人受到了虐待，或被施以酷刑而被折磨致死，所以他们就很愤怒，进而烧了圆明园。其实，这些愤怒也都不能说明他们非烧圆明园不可。我觉得圆明园之被抢、被烧，与这个园子怀璧其罪多少有关。这么大的园子，有这么多好东西在里头。在那个年代，战争都带有很强的商业性质，一般军队在战争中都会公开抢劫，从欧洲封建时代后期开始就已经是这样了。战争就是商业行为的延伸，先是雇人打仗，抓俘虏，然后就去要赎金；打赢了就占据某

　　个地方，然后抢东西，这也可以看成是某种赔偿。可见，当时的战争就是一种商业行为，对英法军队来讲，干这种事也不稀罕。虽然说在他们国内已经有些文明人，比如像雨果这类作家，觉得做这种事很丢人，但是就当时国家整体而言，他们的道德水平就这样。国际政治的道德水平其实是逐步提高的，那个时候还是丛林时代，丛林时代的道德规则就是弱肉强食，所以只要找个借口就能公开地抢。

　　最后，圆明园被抢了，皇帝跑了，条约也重新签。除了损失圆明园，损失了藩库的银子，损失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之外，条约还是那个条约，《北京条约》就是《天津条约》的翻版。而且在此期间，俄国人还趁火打劫，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地方全部抢走了。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地没有人，几乎千里无人烟。清政府认为关外是龙兴之地，不许汉人往东北迁徙，所以那一带长期无人。俄国政府借助哥萨克组成的拓边队，逐步往里渗透，直到把这片土地完全占据。等到失去了这片土地后，清政府才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东北长期无人的话，那么这一带早晚会被外国势力占据，于是才逐步开放柳条边。今天东三省，包括内蒙古东部的人大多都是清末民初从山东、直隶以及山西迁过去的。其实汉人很早就有移民动机了，只是清政府不许而已。

　　中国在对西方的逐步开放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开小口到开大口，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我们正式成立了外交部，就是总理衙门），这个过程一般认为是二十年。当时皇帝及一些大臣的私念和这种必然也必须的开放是对立的，在他们看来，我们和西方建立外交关系，进入西方的世界体系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不能容忍的事情。他们所想的最佳方案是什么呢？西方的世界归西方的世界，我的天下仍是我的天下，互不干涉，我不再说自己是天下中心了，我不想去管你，你也别来管我，即使你管我了，在你来的时候，能不能假装不管我。咸丰讲了，只要公使不进京，或者不当着朝臣的面不向皇帝下跪，哪怕多赔点银子，多开放几个口岸都是可以的。在他看来，维持面子最重要。所以同治时期，进驻北京的外国公使第一次觐见皇帝后，清廷让他们从边门走，而不是让他们从朝臣常走的正门，即东华门走。中国人很高兴，我们终于赢得了一次外交胜利，羞辱了他们啊。其实外国人并没什么感觉，我见了你的皇帝就行了啊，而且故宫那么多门，他也搞不清楚哪个是正门哪个是偏门。在东西方的交往中，不少人常常因为这种礼仪上的占便宜而沾沾自喜。也就是说，这种意淫的观念，这种跟面子相关的所谓的礼仪，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实际上，当你发现占了很多小便宜时，可能你已经吃亏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