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是清朝最认真的一次改革。经过跟西方近七十年的接触和碰撞，中国新崛起的一代士绅阶层和绅商阶层已经站到了前台，在他们的努力下，这场变革还算是做得不错的。如果按照这条路走下去的话，那么中国的前景还是不坏的。就像李宗仁先生曾经回忆的，他晚清时期在陆军小学上学的时候，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但是，这场变革中间出了一些变故，节点就是1908年光绪帝和西太后的先后离世。西太后死前匆忙指定的接班人是一个年仅二十五岁的摄政王载沣。载沣和与他同齿的一些少年亲贵当家，开始搞收权活动。

　　新政是清廷特别重视的一场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而且中央和地方对此也都注入了很大的热忱，但是这场变革所引发的争议却很多。因为这场变革开始后不久就发生了革命，而我们一般在评述一场推翻了前代王朝的革命时，总是从正面对其进行评价。我们惯常的逻辑认为，肯定是前代王朝做错了什么事情，至少有些事情做得很糟，所以才导致了革命。而新政和革命在时间上是存在先后关系的，因此有人推论，新政其实加速了王朝的灭亡。现在很多论点都指向这一判断。还有一些研究认为，新政的动作较大，比如仓促间废除了科举，斩断了传统士子与朝廷的联系，这些改革导致了一系列的负面问题，等等。这样的议论很多，但在我看来，很多推论都是倒果为因，因为后面有革命的现实在那儿摆着，有人就喜欢做事后诸葛亮，相信这次新政就是干得不好，不然清政府怎么会垮台呢。他们所坚持的，一直是倒推法的逻辑。

　　新政的成就

　　当我们翻阅当时的史料，会发现新政还算搞得不错。当时朝中的主政者西太后是下决心要搞变法了，不过那个时候的国家统治机器已经不行了，所以变革可能就会走岔道。当年王安石变法的初衷也不错，但为什么会越变越坏呢？因为他主政时也是国家机器已经不太灵了。不过对比北宋时期，晚清的变革实际上是一种开放式的变法，这个过程出现了几个新的因素。

　　当时中国的士绅阶层已经开始向绅商阶层转化了，这样他们就有很强的积极性，希望中国变好。而士绅阶层当时还是一个很有力量的阶层。在晚清，整体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也就是说，比起清朝中期，这个中间层在社会变动中不是被削弱了，而是变得更强大了。因为从曾左李之后，士绅阶层就经历了一个公开崛起的时期。我们前面讲过，太平天国被平定前后，相对于中央而言，地方势力开始崛起，其中第一轮可能就是督抚专权，到了后来就不仅仅是督抚专权了，地方士绅和绅商各种势力也都相继崛起。而在当时，这一派的力量特别希望中国能开始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他们期盼朝廷不再像以前那样羞羞答答的，只变器物，不变制度，或者是即使变制度，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而且中间还有可能被打断。他们希望清政府能启动新一轮比较彻底的变革。所以在地方势力的推动下，这次变革能够往前走。而在这次新政过程中，出现了三种新鲜事物：一个是媒体的壮大；一个是新市民的兴起与发展，士绅和绅商团体的壮大；其三是准议会的出现。

　　近代的新式媒体在中国早就出现了。像上海的《申报》，是1870年前后出现的，后来又有了《新闻报》。但只有到了庚子之后，媒体才成了气候。庚子年刚过，1903年就爆发了《苏报》案。《苏报》抨击朝廷的时候，最初朝廷还只是沿用以前以言论定罪的办法：你是言论上的大逆不道，我就可以用叛逆罪来治你的罪。最初清朝官员就是按这个思路去查办的，但没想到时代变了。而且，《苏报》办在租界里，中国警察是不能进去抓人的。最后清政府没办法，只能以原告的身份出面来起诉《苏报》。这样租界当局就以西方的法律标准，以诽谤罪的罪名判罚了《苏报》，而不是用中国传统的大逆不道、谋反之类的来定罪，所以最终也只是判处了邹容和章太炎两人几年的苦役。而且，判的这几年苦役，还都是邹容和章太炎自己找的。按当时查办者的意思是要放他们一马的，早就放出风来，就希望他俩赶紧走，到时候找不到人，这事儿也就拉倒了。但这两个家伙，尤其是章太炎，竟然自己找上门去了，那就只好依照法律把这案子给办了。其实，当时的租界当局和查办人都希望他们一走了之的。但是，这个案件在当时的确很有意义。

　　与此相关的，后来还出了个沈荩事件。严格来说，沈荩不是一个媒体人，而是一个有革命倾向的活动分子，他被朝廷抓了以后，在外界的宣传中被塑造成一个单纯的媒体人形象，其实他所做的确实是煽动造反。沈荩以革命行动者的身份自居，他比章太炎的动机还不单纯，章当时毕竟还只是鼓吹革命，而沈荩就是一直想实践革命了。但他确实也有一个媒体人的身份，所以就被外界鼓吹成一个单纯的全职媒体人了。他最后被西太后杖毙，他的死惹得西方舆论大哗。西太后也完全没有想到外界的反应会如此强烈。对她来说，这既是一种教训，也是一种学习，因为她此前从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而且我们知道，庚子一役以后，她已经下决心要变法了。政治向后转，此路不通，再走下去，不仅国家要完，朝廷要完，她自己的小命也要玩完。所以，在她下决心向西方学习之初，国内出现了这么两件事情，使得她从此将触手从媒体那里缩回来，再也不敢随意干涉了。因此，新式媒体在那段时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十分之活跃。司法改革后，还出现了中国近代新闻法，也就是《报律》，这就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这里也需要廓清一些我们传统的习惯看法。这个时候出现的媒体并非如我们以前所想象的，都是革命媒体，都以呼唤革命、推翻清政府为目的。其实，多数媒体都是商办媒体，他们并没有很强的政治立场，但是这些报纸的老板都希望中国能在一个适宜和平变法的条件下进行变法。这种声音越来越大，最终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此外，由于在变法过程中地方自治、地方士绅的声音逐渐提高，他们的政治需求借着媒体和其他传播媒介被极大地放大了。实施预备立宪之后，他们的声音就主要借助谘议局和资政院这样的平台发出。这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朝廷不敢在这次变法中儿戏。虽然国家机器已经不行，但还有支撑着这一国家机器的外在因素，比如舆论、新市民，以及在野的士绅。因为此时有外界的东西对它形成了保护，所以当时的国家就不像传统王朝那样，一旦腐朽就完蛋。

　　所以，在我看来，清末的新政实际上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变法。事实上也是如此，朝廷中的官制改革、司法改革，以及创办的新机构，如邮政、内政（就是警察）等，还有废除科举，都在有序地进行。我们不能因为这一过程十分紧密就认为废科举引起了很大的社会不安。其实，废科举基本是波澜不惊的，没有引起什么大的动荡。贾樟柯有一次跟我讲，他看到一条史料，称清朝废科举后，山西侯马曾有一群秀才上街游行抗议。但是，也不过尔尔。总的来说，这次废科举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骚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引起什么深层次的变动，这个我们稍后还会再讲。

　　总的来看，这次变法在行动的深度和广度上其实都远远超过了戊戌维新。由于变法的缘故，吏治逐渐变好，国家整体上也没有什么大的异动，这就带来了第二个新现象，也就是民营工业的崛起。纱厂、缫丝厂、面粉厂等都在翻倍地增加，像周学熙创办的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简氏兄弟创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还有之前办起来的张謇的大生集团，以及荣氏兄弟的纱厂，等等。此外，朝廷也开始创办许多国有银行，不再依赖过去的旧式钱庄，比如开办了大清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等。1905年到1908年间，民营工业出现了发展高峰，各种厂矿增加了两倍有余。所以，在这一时期，朝廷的财政状况也大为好转。

　　经过庚子之变，北方基本就处于混乱状态，义和团的破坏加上八国联军的入侵，以及四亿两白银的赔款，造成了极为惨痛的损失。当时清政府的岁入也不过近一亿两白银，这四亿两赔款在当时是非常沉重的负担，中国人已经不能自主支配关税和国内大部分盐税了，收了以后就直接成了赔款。在此之前，关税已经占到整个朝廷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而盐税占的比例就更大。也就是说，当时国家税收中的一半左右中国人都无法自由支配了。在这种情况下搞新政，的确是很窘迫的。但是新政以后，国家财政情况居然大大好转，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都有很多结余。1911年，国家财政收入达到近三个亿，而且没有什么赤字（被资政院削掉了）。革命前夕，其实各省都有结余。藩库里至少都有一百万两以上的银子，像首义的湖北省更多，四千万两，就当时而言，这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当然，此时地方的独立性已经大大增强，地方有钱不一定能够说明中央财政也很宽裕，但总的来说，国家整体的财政状况已经在好转。至于司法改革这一块儿，清政府也做得很认真。沈家本真的是一个中国法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仅就司法而言，从晚清到北洋政府，再到国民党执政时期，这次改革是做得最认真的。而且，朝中大臣，如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表现也不错，甚至一些满人大臣，像端方这样的表现也不错。

　　所以，总的来说，由于有外在因素的监督和刺激，在这次变革中，整个国家机器并非我们以前想象的那样无可救药。越到后来，它的吏治腐败程度其实越是在逐渐降低，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有人监督，报界能监督各地自治的士绅，后来的省谘议局能够对官僚系统实行监督；一方面商业发展之后，国家整体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官府也有了相当的储备，不必再像以前那样竭泽而渔了。所以吏治其实是在逐渐好转，预备立宪以后，这方面的表现就更明显了。事实上，官员们也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胡作非为。地方自治团体真正办起来以后呢，他们一方面能够对老百姓的利益进行适度的整合，同时也能对官僚形成一定的外在制约，官员们想干什么事，若是不经过他们，有时候还真的比较难办。在新政期间，地方的自治团体确实也成了国家法律上承认的合法机构，不像以前，官方可以无视这些民意代表的意见，因为他们以前是没有合法地位的。

　　预备立宪

　　关于新政，有几个问题是需要重点谈的。

　　第一个就是预备立宪的问题。以前否定新政的人，一般都不愿意谈预备立宪的事儿。他们宁愿忽视新政中这个最积极最先进的部分，他们主观上想压低新政的历史地位，因此就不想对预备立宪有太多正面评述。其实，这次预备立宪真的是不错的。在当时，立宪的呼声是从康梁开始的，康梁当时都还在国外，他们对这次变法其实都是保持着一种很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他们相信这次变法的方向是正确的，因为这次变法就是接续了戊戌的逻辑，改革者抄袭的就是戊戌维新的旧稿，他们不可能不认同这次变法。但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们在海外骂西太后骂得太厉害了，西太后绝不可能容忍得了他们，所以，他们的通缉令是不可能被撤销的。这个倒不一定是和西太后贪恋权位有关，西太后和康梁之间存在的是一种私人恩怨。当年康梁等人流亡国外，过于意气用事，把西太后骂得太厉害了，比如说她不过就是咸丰帝的一个小妾如何如何的。对于这个话，西太后肯定是无法释怀的。

　　康梁欢迎这次变法，但他们又不能参与，而他们又特想参与，所以立宪的声音是他们最早喊出来的。本来立宪的主张在变法中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声音，西太后最初决心变法的时候，她的改革路线图上应该是没有立宪这回事儿的。其实在戊戌维新时，所谓的筹备开议院也是相当遥远的事情，没有说马上就要进行。光绪当时主持变法，其实并没有将立宪这一动议放进他的路线图。但就在这个时候，康梁等人在海外把这个事情给提了出来，很快就得到了国内知识界和政界的积极呼应。这里有很多的原因。一方面，参与过维新变法的部分士子此时已经回国，而原本国内就有许多跟他们志同道合的人，这个时候他们就很兴奋，相信变法应该按照他们的意图，也就是当年维新派的意图来走。另一方面，赞同他们的人也越来越多，因为经过庚子之变，很多有点头脑的士绅都认识到，中国非变法不可，不变法就是往后退，往后退的结果就是再次闹出义和团。人人都不希望再看到义和团，人人都恨义和团，大家都希望能往前走。要走，就得走远一点。正因此，尽管在当时立宪主张是一种很激进的呼吁，却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与之相呼应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最后连朝廷的重臣，比如张之洞、袁世凯、端方等人都开始应和。当然，这中间也有一个外在的刺激，就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

　　我们后来的史学家描述起这场战争，都说中国人当时很愤怒，因为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在中国的领土相互厮杀，戕害中国人民。但可能事实并没这么简单。当时有些中国人却是很兴奋的，因为日本战胜了俄国，第一次，东方的黄种人打败了西方的白种人。当小个子的日本兵押着一长队的俄国战俘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的时候，实际上中国人一片欢腾，他们认为，日本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也能够做到。而为什么日本能够战胜俄国呢？当时没多少人强调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反而都认为是日本立宪之故，立宪的日本战胜了野蛮专制的俄国，这是日俄战争给中国人留下的最直观的启示。事实是不是如此？这个另当别论，但当时的中国人都是这么看的。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材料发现，当时对很多事情都存在泛政治化的解读，这是一种风气和潮流，而这种风气和潮流在当时也极大地刺激了立宪运动的发展。

　　所以，日俄战争结束以后，西太后的确坐不住了。这时候她开始了一些调查，先是让曹汝霖这些留学生进宫给她讲课，讲什么叫立宪，什么叫国会，什么叫宪法。她特别关心的是，开国会以后，皇帝的权力会如何。结果每个人都跟她说，皇帝的权位没问题，立宪以后皇帝的权力会得到法律的保障，是相当稳固的。当然，说这话的人也不完全是忽悠她，皇帝的位置在立宪后确实是会得到保障的，比如现在欧洲许多国家还保留着君主，其地位都在法律上得到了保障。但是，作为一个统治集团，或者说是一个占据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满人的政治权力毫无疑问是会逐渐丧失的。立宪走到最后，肯定就会建成比较充分的代议制民主。开始的时候未必会这样，因为君主立宪制的形成肯定是需要一个过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一下子建立起一个像今天英国这样的制度，英国的制度也是经过了一个很漫长的变革才走到这一步的。但是立宪搞到最后，皇帝的权力肯定会被逐渐剥夺和架空，最终变为虚位皇帝，可能只有地位、财产和荣耀，其他的就都没了，实际上没有权力来控制国家了。但是，当时毕竟没有人会把这事想得很透很长远，所以，也只是跟西太后讲了立宪政治的一个方面。西太后这种政治老手当然不会只听一面之词，于是又让以端方为首的五大臣出国考察，亲眼去看看外国的君主立宪制度究竟是什么样子。五大臣出去转了一圈，然后回国，找人写考察报告，之后这件事儿就落到梁启超头上了。由此亦可看出，康梁等人其实是特别想参与这件事情，而且在事实上也真的积极参与了这场变法。不过，至于这个考察报告写得怎么样，其实无所谓，西太后不会细看的，她就是听口头汇报。西太后问得很直接，立宪以后，各国的皇帝怎么样。端方对此也说得非常明确，他肯定地说，立宪以后，皇帝位置就是世袭罔替，而且还有国家法律作保障，根本不用怕。听到这句话，西太后像吃了定心丸，就预备立宪了。

　　预备立宪中所颁发的《钦定宪法大纲》，其实就是一个对日本和德国宪法文件的杂糅文本。所以，有些人也批评，说这些都是假的，清政府搞的不是真民主。但这些批评者忘了任何事情总是要有个起点，从这个起点坚持走下去，只要大方向不错，一般都会走到政治体制相对完善的境地。比如日本，我们现在一直存在着一个误解，以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就一直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如果坚持要这么说的话，很多历史现象就没法解释了。日本开设国会，开始出现政党政治的雏形以后，尽管君主权力还相当大，但如果按照既定路线走下去的话，日本也会变成英国的东方翻版。但是在二十世纪初，军人的权力开始崛起，并由此导致了军国主义。历史是按照这样的顺序发生的，而不是说，是因为君权的崛起而导致的军国主义，这是两回事儿。如果日本的改革没有走岔道，如果它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想吞掉中国，成为世界上的前几号国家，那么估计它也不会走到后来的那条路上去。所以，同样是搞君主立宪，不同国家可能会因为各种复杂因素而生出多种变化。这里插一句，若是放在中国，中国是不可能走军国主义道路的，这种设想基本上没戏，军人在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较为长久的统治阶层，因为中国有一个无比强大的文人政治传统，这在其他国家里都是没有的。所以，如果按照清朝新政所设定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的话，可能中国最终会走到今天英国的这一步。

　　而预备立宪做得很认真。各地的确都在搞选举，选举各省的谘议局成员，资政院也办起来了，我们今天看谘议局和资政院的会议记录，他们做得的确都还不错。有人批评当时的选举有财产限制，说朝廷对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设有很高的财产门槛，但你不能据此就说那是假民主。在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国家的选举都有限制，都有财产和纳税的限制，而且妇女都没有选举权。若是以普选为标准来衡量当时的民主的话，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世界上都没有民主国家——一个国家一半的人口都没有选举权，那凭什么说它是民主国家啊。道理不能这么讲，清朝搞新政，本身就含有一些推广民主的意义。民主其实是一个过程，整体的框架还没完成，总会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参加进来。所以说，清末新政开了选举之端，这已经很好了。而且，清末的这次选举不是等额选举，而只是为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设置了资格限制而已。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老百姓是不可能真正选的，因为老百姓不懂。但反过来说，如果真选，他们选出来的还是那些人，就是那些办理地方自治、热心公益的乡村士绅们。有没有个别不良分子混进来呢？也有，但是多数都不是。从清末谘议局到资政院，再到民初的两届国会，再到1947年的国民大会，若是要讲议员的素质或者代表的素质，或许还真就是晚清时候的议员素质最高，就是这些地方乡绅和绅商。他们也的确代表了一部分底层民众的声音，群众也相信，他们的判断能够代表自己的判断。群众不去想这个代表的真实性问题，因为在平时的生活中他们已经对士绅表示出了服从——你们有文化，知书达理，我们都不懂，所以我们干脆把判断权交给你好了。现在来看，底层民众可能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即对自身合法权利有清晰认知的现代法律意义之个体。但是，公民的现代概念毕竟也是一个历史形成的过程。对自身利益的认知，个人判断能力的形成，都需要一个过程，至少需要经过长期的现代化启蒙才能得到。

　　但是，现在这个制度已经被植入，以后即使你不是士绅，只要有了财产，有了权利意识，有了表达的能力和诉求，那就可以参与竞选。所以，当时因为预备立宪而搞选举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虽然它的结果似乎都不是选的，而是变成了小绅士选大绅士，大绅士互选，然后选到谘议局、资政院了。但有这玩意儿总比没有好，起码它开了一条口子。事实上，选出的这些民意机构还真的认真办事，不仅对此前的督抚体制构成了强大的压力，而且对整个官场也形成了强大的制约。它代表了另外一种来自民间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是得到了保障的。所以我们说，预备立宪确实是件大好事。

　　清廷后来犯了大错，在1911年搞了皇族内阁，然后又出了全国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也许，当家的满族少年亲贵看到了立宪的危险，为了避免这个危险，他们事先把权力和资源集中到自己手里。这样的措施都遭到了谘议局的激烈抵抗，民意代表对朝廷和时政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而且这种不满是十分直接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即使是1908年以后那样混蛋的权贵政府，那样一个皇族内阁，也没有说要解散各省谘议局，反而是谘议局很愤怒，看见革命党起事了，也跟着闹起来了。

　　废除科举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废科举的问题。以前中国学者是不注意这个问题的，只是笼统地说新政不好，新政扰民，为此还举了各种例子，比如说丈量土地和人口登记。这些多少倒真的有点扰民，因为老百姓不喜欢这样，老百姓每家都有黑地和黑户口。数目不清楚在中国是个老问题了，人口、土地都不清楚。当然，现在有了航拍和卫星遥感，土地瞒报现象比较好解决了，但是以前都是稀里糊涂的。说到废科举，许多人认为废科举、办新学，就把旧学给扰乱了，无形中也中断了传统文化的延续。其实，之前我也是持这个观点。新学堂、新教育的兴办的确把旧教育扰乱了。当时朝廷废科举，本意是想废除教育制度，但是它却把科举当做一套教育制度来对待，这就是吊诡之处。

　　中国的科举制度发展了一千多年，本身很复杂。一方面，因为科举的发展，作为教育制度一部分的官学体系逐渐废弛，尤其是到了晚清，国子监废了不说，地方的州府县学基本也都废了。以前每个地方的行政长官都要讲学，州县都有学官，他们平时要辅导学生学习，而且地方官也要来学堂讲讲课，若是只能念念文件肯定是不行的，那会被地方士绅看不起，看不起了就没有威信。所以即使到了晚清，朝廷也会尽量避免让非正途出身的人去当地方官。后来这个事也废弛了，没人讲，学生也不进学堂了，学堂都荒芜长草了，所以官学就废掉了。

　　而科举就逐渐变成了一个证明个人受教育资历的凭证，原来秀才还有淘汰，但后来制度废弛，只要考上秀才就能一直保持秀才的资格，不会遭到淘汰，平时也不用再继续学习。不过，科举仍然需要一步步往上爬，必须得有人教，所以私学，就是我们讲的各种私塾很兴盛。事实上，私塾是个统称，它们形式各异，规模有大有小，比如有乡绅办的义学，有族里办的族学，有大家庭里办的家学，还有更多更为简陋的形式。比如某个农民以前上过学，识过字，光种地养不活家人，而家里也有多的房子可以腾出，这个时候就可以开个班讲学，有小孩子来读书就教，没孩子来就在家闲着种地，这种情况很多。很多人都是挂个牌，然后向外放出消息，说自己开了个学习班儿，也不用去报批，就开成了，比如像洪秀全这样的酸秀才也能招学生。也就是说，这种私办教育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个问题在于，他们的教学基本都与科举制度相衔接，也就是说，好学生都是要读四书五经的，而且都是要开笔作文的。一般的学生可能无所谓，本来就为了识俩字儿，能读个布告、看个对联儿，能凑合就行，所以，《千字文》、《百家姓》之类的韵文，学学也就罢了。但是，每个私塾总有几个比较聪慧的，他读书不是为了识俩字儿就回家种地，他是要准备参加科举的，于是私塾先生也会有意识地对其进行特别栽培。这种教育制度与科举制度相配套，它的根可以说是深深地扎到了老百姓的生活里面去。农村每个男孩子都会读个两年书，他们倒不见得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考科举、中秀才，即使不考，他也要去学。而且，他也是跟那些有志于参加科举的人一起就学。换句话说，科举凭借着教育制度，深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去了。

　　然而，一旦国家上层下令要办新学堂，而且把科举废了，那么，科举与教育之间的牢固联系就被一下子掐断，底层就开始乱了。这时私塾教育没有了方向，以前办得很有劲儿，虽然就学的人多数不是为了考秀才，但是总有一两个人会去应试，而且，没有去考秀才的人也掌握了文化知识，这对社会而言也起到了重要的教化功能。即使掌握的文化知识比较粗浅，但它总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出去做点小买卖，平时在生活中看看布告、记个账什么的，都会方便点。还有就是乡村的礼俗往来，比如过年贴对联时，家里如果有人能写，不就不用去找人写嘛，而且，若是要去找，也得找得到会写的人啊。后来有些农村的文化根子断了，没人会写对联，于是过年时只能拿口大碗，在碗边上蘸墨后就往红纸上扣，盖成几个大圈圈，然后就当是对联往门上贴。或者说就像现在城市里这样，只要花钱就能买到写好的对联，但是上面的话都差不多，显得特没文化。过去农村，别说要在家里的门上贴，连牲口棚、猪圈都得贴，这些都是有讲究的，写得要跟自家有点关系，紧挨着的两家还不能一样的。还有就是婚丧嫁娶这些事儿。别人家死了人你得写个挽联送去，这样到时候别人也才会给你送，送多了才有面子。讣告也是要有人写的，这些都不是开玩笑，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能做。

　　现在农村似乎反倒败落了，那个时候可不是这样。当时农村人很有文化的，反而是城市差一点儿。农村的这种文化很大程度上是跟私塾教育，也就是跟私学教育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一旦切断了二者的联系，私塾教育没有了方向，许多传统就没办法延续。科举废了以后，很多人就会感叹，我学这东西干吗呀，学这些也没出息啊，那就去学新学吧，结果都去学新学了。那旧学怎么办呢？那些老书怎么办呢？老书不学，现在这套东西谁来管呢？所以在新政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出现这样的情况，学堂老师白天教新书，晚上教老书。也就是说，传统仍在顽固地维持着，但总的来看秩序有点乱，有点被干扰，也在走下坡路。

　　西方的研究者，诸如何炳棣等人说，科举之废除，把士绅和朝廷联系的纽带掐断了，因为科举是底层士人上升的阶梯，现在阶梯被撤掉了，因此传统的联系也就断掉了。这个分析很有道理，就是说，朝廷把科举当成一个教育制度给废掉了，但是科举制度就其本身而言应该是一个选官制度。作为选官制度，科举没什么错，依考试选官是一个非常适当的制度创造。但是，科举错在哪里呢？错在它把教育制度绑架了，绑到最后，朝廷就误认为它是一个教育制度。当然，不仅仅是朝廷这么认为，士大夫也持这种看法，先进的士大夫都这么想。

　　把科举废了以后，新的问题也都出来了。再选拔官吏该怎么办，国家选拔官吏应该依靠什么方式呢？这是个大问题，其实在新政之初也提出了办法，就是开经济特科，也就是只改科举的内容，但不改科举的形式。国家不考八股文了，开始考经济学问，这里所谓的经济学问就是经世济民的学问，通晓外国情况的学问。经济特科也的确选拔出人才来了。当年第一名是梁士诒，第二名是杨度，第三名是张一麐，这三人后来都有不凡的表现。梁士诒，虽然我们后来在民国骂他骂得很厉害，但他真是个人才，清朝最早的铁路建设就是他一手主持的。他当铁路总局局长的时候，因为与袁世凯的关系而受到牵连，被搞掉了。京张铁路其实是在他的主持下修建起来的，京张铁路为詹天佑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因此梁士诒就默默无闻了。梁士诒被搞掉以后，朝廷组织了一帮人马查他查了三个月，一点错儿也没有，找茬也难找，他真是个人物。杨度也是个人物，虽然说他当时拥护袁世凯称帝，在那个时间点上选错了，但你不能否认他有本事，而且他还一直坚持他的操守，就是坚持做一个君主立宪的拥护者。其实就他个人的主张而言，并没有多大的错。张一麐一直活跃于袁世凯的幕中，曾担任机要局局长，执掌要务，是袁世凯很重要的幕僚。所以，科举改变一下考核内容，还是能够取到人才的，并不是一个已经没用的制度。正因为此，我认为这种考试的方式也是有可取之处的，科举的形式可以保持，然后逐步改变其考试内容，另行兴办一整套的教育体系，让教育体系跟科举考试脱钩。教育的出口主要是面对社会，主要培养各种社会型人才。这样的改革路径才是对的，而朝廷一下子废除科举事实上并不见得是对的。

　　除了经济特科，统治者在某些方面也进行了一些修补，比如开设了归国留学生的考试。到外国留学，拿到外国的文凭后，国家就能给你考试机会——分科开考，考完了给通过者分配头衔。学农业的，考得好就给个农科的进士，学牙医的，就给个牙医进士，等等，相当于国家给考试通过者授予一种身份。这类措施具有一定的修补性功能，比如当时进入国家政权的留学生曹汝霖就是通过了专门科举考试，还有像那些学军事的，比如蓝天蔚、吴禄贞、蔡锷等人，都是回国通过了武科的考试，朝廷赏�

　　��他们以兵科的进士或举人的资格，然后发到各省去做军官。其实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朝廷已经意识到选官出现了危机，并且已经采取了部分措施，但这些措施却无益于从整体上挽救颓势，总有一天国家要恢复一种选拔官吏的考试。北洋时期，选官考试也是分专科进行的，比如有县长考试，这个考试就专门取县长，如果是外交官考试，就专取外交官，如果是税务官考试，就专取税务官。当时考完试也没有面试，考完就直接上任去，跟传统的科举很像。我觉得这种方式在当时也是一种比较不错的选官方法。

　　废除科举的确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纷扰。但它到底是不是像西方所讲的那样，这种不稳定足以颠覆整个王朝呢？我觉得不是。废科举的确把士子上升的传统阶梯抽除了，但它并没有中断地方精英跟朝廷的联系。士大夫跟政府还有其他的沟通渠道，比如谘议局、地方自治团体等，这些都是一种沟通方式，读书人完全可以通过这些途径进入仕途。实在不行还可以去当兵，当时在南方，读书人加入新军后的升迁机会要多很多，随便去参加一个随军开办的学堂，出来就可以升为班长、排长，这样就是军官了。当时南方编练的新军都鼓励读书，学文化是一种先进的风气，甚至新军在录取时也要考文化课。这个跟北洋军不一样，北洋军在招募新兵时，就看这小子是不是够老实，是不是个子够高，有股子力气，手上是不是有老茧，脑袋后面是不是有辫子，一看就是老实巴交的那种。而在南方的新军里，想当兵就得过一个考试关，进军营以后还鼓励大家去学习。革命党在新军中开办的振武学社、文学社之类的组织，就是应士兵崇尚学习的风潮而组建的。我翻资料发现，当时一个团，甚至一个营都会设有图书馆，那真是弄得像学堂似的。除了上述道路之外，还可以做新市民，做记者、医生，或是银行、邮局的实习生什么的。所以，怎么能说读书人的路子中断了呢？只能说，的确有些人的生活被扰乱了，像一些农村基层的知识分子，可能他们的生活受到了影响，这是可能的。但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不好说，这边受到了影响，那边可能还会有机会，这个工作丢了，可能还有很多新机会等着挖掘。

　　过去曾有种说法，说铁路一通，沿线的挑夫都会失业。于是一些学者派人去铁路沿线调查，结果发现那附近没有专职的挑夫，这工作都是农闲时候的农民出来干。但是铁路修了以后，他们真的失业了吗？并没有，以前是长途转运，现在直接就待在车站里干，一样有工作。而且现在货物更多，他们工作的机会更多了，沿途还会有客车经过，他们就可以做小贩兜售各类商品啊。以前没通铁路时，可没有这种机会啊。

　　所以我说，过去的历史记述常常很奇怪，常见的叙事逻辑是这样的，某某新事物出来以后，就会对旧有的产业结构造成影响，继而引发大量失业，然后人民就会造反。但这些编历史的人却从来没有想过，原有的工作没了，是不是还有许多其他的机会啊？有教授曾经说，农民失去土地了，就要造反了。我当时就提醒他，农民失地和失业不是一回事啊，如果农民发现有其他行业比在田地里劳作赚得更多，那么他们也不会固守在农村里不出来的。不然，中国就没有其他行业的发展了，全国只剩下一种行业，就是种地。实质上真没这回事。只要还有别的赚钱的行当，而且可能比种地挣得多，那么农民肯定会去干的。但很多传统的理解就是这样，一根筋似的理解。

　　所以我个人觉得，与此同理，当时科举的废除不至于导致清王朝的覆灭。事实上也没有多大的动荡。中国当时有多少群体性事件是因为废科举呢？山西似乎有人不满意直接把学堂烧了，其他地方好像还没有。这就是我们讲的新教育和旧教育的冲突。冲突是有的，但在当时都只是小规模的，是不足以拿来说事儿的。

　　满族亲贵收权

　　当然，最后，新政是办砸了。1908年，光绪和西太后都死掉了，西太后临死前下懿旨，让溥仪继承皇位，溥仪的爹载沣为摄政王当家。载沣当年二十五岁，身边有一群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宗室权贵，然后这帮人就开始动手收权，把汉人权力收回到满人手里，把地方权力收回到中央手里。他们的确是太年轻了，而且没有任何的政治阅历。载沣仅仅是出使了一趟德国赔礼道歉，除此之外没有干过任何事儿。他没有被外放到哪个地方去当个地方官，因此没有任何的政治经验和政治理念。骤然之间就把这样一个大国的担子放在这样一个人的肩上，一般人是不敢接这担子的，但那个时候，载沣就敢干，然后发现权不在自己手里，于是就筹划着收权。他先是从北洋派的手里收权，不仅把袁世凯开了，就连袁帐下的幕僚梁士诒也都开除了，整体收权。盛宣怀在此时崛起，而盛宣怀恰恰不是袁世凯的人，袁很不喜欢他这种人。盛宣怀原属于李鸿章系统，虽然这个人很能干，但是他贪污得很厉害，盛氏家族到民国的时候，那钱还是哗哗的，可想而知盛宣怀当时贪了多少。袁世凯则恰恰没有我们后来说的那么贪渎，袁世凯很多的行贿是不得已的，比如他收买庆亲王奕劻——在满人底下，不这么干怎么能行呢。但袁世凯自己并没有那种贪污敛财的习惯，袁家第二代就没钱了，袁克定最后都是靠张伯驹养着。有时候张伯驹的供给没来的时候，袁克定只能就着咸菜吃窝头，人们说袁大公子吃窝头咸菜也要用餐巾，要把窝头用西洋刀叉切成一片片的吃。可想而知，袁家并不是那么贪。

　　所以，说良心话，当时北洋派不仅是一个最大的实力派集团，而且是一个集合了很多人才的集团。就像唐绍仪、蒋廷干这样的，原来是留*童，回国后一直都不受待见，从海军士兵干起。当时中国满打满算，十个指头都能数得过来的留洋大学生，就让人家从士兵干起。袁世凯当权时，这些精英都被他笼络到帐下了，而满族新贵刚上来就把人家开了，反而重用盛宣怀这样的人，的确是非常没有政治头脑的考虑。后来袁世凯重新当政，全国人都喊着要杀盛宣怀，盛宣怀是得了英国人的庇护才逃到青岛，捡回一条命。

　　之后满族亲贵进一步收权，首先就是想收回路矿权。但这原本是地方士绅的权力，当时很多铁路都是民营公司办的，虽然像四川这种地方办得很不好，但是也有些地方办得还行，比如江浙一带。而且，办好办坏都是地方的事儿，这次办不好下次就能吸取教训了。四川铁路公司也并不是贪污，他们当时只是投机买了橡胶股票，又正好赶上国外的经济危机，结果就赔了。但一下子收归国有是什么道理呢？当时收权的范围很广，比如担任海军新添置的重巡洋舰舰长的人选，这些亲贵撤掉了原来的汉人，改派满人来当。可是，满人根本就没受过这类教育，他们是从颐和园满族海军军官学校毕业的，那里能练海军吗？明显不能啊。这样的人去当重巡洋舰舰长，能服众吗？一艘重型巡洋舰，就相当于一个大工厂，凭那两下子就去当舰长不是完全胡扯嘛。

　　我们可以想象，像这样的收权，汉族士大夫根本不能服气。满人的政治能力在此时是一塌糊涂，比如负责南下剿灭武昌起义军的督军大臣荫昌。荫昌就是一个纨绔子弟，什么时髦玩什么，玩什么又像什么，人缘极好。就像有人说的那样，一口昆曲唱得，两笔好字写得，三两黄酒喝得，四圈麻将推得。他绝对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好人，但屁大的能力也没有。很多研究都说荫昌带兵去扑灭武昌起义，指挥不动骄横的北洋军，但事实上他指挥了吗？他连湖北都没进过，直接把指挥部设在河南信阳——你带两万人去平叛，用得着这么靠后吗？要是带二百五十万人马，把指挥部设在后方还可以理解，但是他躲在这两万人后面怎么指挥啊？这么点兵都去前线了，他一个人还待在信阳，明显就是没指挥。没指挥怎么能说人家指挥不动呢？当时的通信还没有现在的这么发达，但是即便如同现在这般发达，带人去打武汉，自己却躲在信阳，士兵肯定也不会跟着玩命的。所以，这样的收权肯定是胡闹的。

　　1911年成立的皇族内阁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成立皇族内阁，同时废除军机处，也是出自立宪派的吁求。当时立宪派在资政院弹劾军机处的时候，就是希望成立责任内阁，但他们所谓的责任内阁是由资政院选举的，而不是由朝廷选的。这样，只要资政院对内阁不信任，就能投票使其下台，在议会制度下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清末的内阁却是由朝廷定下来的人选，十三个阁员中有九个是旗人，七个是皇族，全是自己包圆干了，这不是胡扯吗？

　　他们这么收权事实上是很蠢的行动。因为地方权力大，强地方、弱中央的格局自太平天国以后就形成了。太平天国闹起来后，清政府只能借助地方势力来维持秩序。八旗兵不行了，绿营兵不行了，蒙古骑兵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玩完了，只能依靠地方士绅来编练团练。最后，这些团练中的一支，也就是湘淮军练成的勇营发挥了作用。像曾国藩，当时就是一个在野的地方士绅，以在野侍郎的身份编练乡团，然后把清廷的统治给救了。地方权力大最后导致什么局面，西太后和恭亲王不是不知道这些，但他们就是不敢一拍脑袋说把权给收了，他们根本不敢动地方的实力派。曾左李虽然权倾朝野，但基本上没有受过什么大的处分，没有被撤职查办过。比如李鸿章，甲午战争后国人皆曰可杀，西太后也剥除了他的官职，但是仍然保留着他大学士的称号。这是因为，这些人是有所代表的，他们代表着地方士绅，代表着汉人的利益，所以西太后或恭亲王不敢去动他们。连西太后他们都做不了，这帮二十五六岁的小孩儿能收得了？这帮年轻人就这样把事情弄砸了，当然，弄砸的原因不是因为朝廷政治太糜烂了，而是他们与朝臣之间，或者说是掌权者与官僚体系的关系弄砸了，朝廷中最有实力的那一群人不跟他们玩活了。

　　其实，他们在收权的时候也有隐忧。可能有人已经看到，如果按照立宪派的路子走下去，满人的统治权力迟早会逐步丧失。实情也是如此，立宪这条道路走下去，满人的利益肯定会丧失，如果满人的利益一直都得到了合法的保留，那么就不能称其为立宪，而是假立宪了。那么，如果我们是满族亲贵，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呢？我觉得所有人都没有办法，只能是顺应历史潮流。就像英国王室，如果想像以前都铎王朝时代那样保持权势，那早就玩完了，连今天的地位都不可能有。这就是个趋势的问题，首先要想明白你不可能永远掌权，然后再想你是光荣退休，还是被人赶下台，或者是被人砍掉头，这才是实际的选择。从来就没有能使人一辈子掌权的选择。

　　他们不仅收权，而且收揽资源。路矿权原本是地方的，是地方政府和民营资本经营的权利。结果到了清朝最后两年，也开始权利上收，搞铁路国有。地方铁路的确有的地方办得不怎么好，像四川，路款都被当事人炒股票炒没了，但也有办得比较好的，比如沪杭甬铁路。不管办好办不好，都是地方的权利——办不好，以后可以吸取教训重新办，你给收了，凭什么？

　　亲贵们以为把所有权力和资源抓在手里就能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他们不断收权，拼命掠夺和占有资源，以维护自己统治的稳固，但这些都是假象。古往今来，世界上没有一种能够让人永远掌权的选择，如果选了这样一个选项，就相当于按下了自我毁灭的按钮，因为这一选择得罪了太多的人。

　　中国被拖入西方体系，被迫从传统向现代发生转变的时候，统治中国的是一个满人的王朝，是一个异族王朝，人们对这个政府犯错的容忍程度会小得多。所以满族人一按按钮，很快就爆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