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两点上课铃声响起时，迈步走进了讲课的教室。
刚一进门，我就听到一个威严的声音喊道：“起立！”
我扭头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只见坐在教室里的军官已齐刷刷地站了起来，像电线杆似的站在自己的座位上。
我走到讲台上，将手里拿着的文件夹放在讲桌上。随后面向下面的军官，朗声说道：“同志们，请坐！”
“坐下！”人群里又发出了一个口令。
随着口令，站得笔直的军官们刷的一下都坐了下去。
我没有立即开始讲课，而是环顾四周的环境。学员的桌子分成五排，每排六人，正好三十人。看他们的肩章，不是上校就是中校，级别最低的也是少校，将来到部队以后，很快就能成长为部队的中坚力量。
再往教室的后面望去，不光朱可夫、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三位元帅在，另外还有几名扛着将星肩章的军官，也坐在后面。
看到这么多人来观摩我的讲课，我的心跳顿时加速了。为了增强自己的信心和引起学员们的注意，我在轻轻地咳嗽一声后，转身走到黑板前，将今天要讲的内容写在了上面，同时大声地说道：“我们今天讲课的内容，就是如何在城市中防御与进攻。”
等我将要讲的标题在黑板上写出来以后，心情顿时平复了许多。我面向台下的学员，没有去看他们的眼睛，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后面的墙壁上，正式开始讲课：“指挥员同志们，随着战场形势朝着有利于我军一方的发展，如今我们早已从最初的防御者变成了进攻者。
接下来的战斗中，我们除了会与敌人在人烟稀少的开阔地域和无人区进行外，还将在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大城市进行，比如说柏林。
在介绍城市攻防战之前，我们先讨论一下城市防御的问题……”
“将军同志，”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布琼尼的身边忽然站起一名将军，他将一只手高高地举过头顶问道：“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是战场上的进攻者，有必要让学员们来学习城市的防御战术吗？”
虽然我不认识对方，但根据我的判断，对方应该是学院的教员之类，因此我礼貌地回答他说：“这位将军，拳击手有这样一句话：要想学会打人，就必须要先学会挨打！在战场上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能光想着如何去揍敌人，也应该考虑到敌人比我们强大时，我们就不得不暂时转入防御。
打个比方说，我军在进攻中曾多次出现部队已经冲进了城市，但在德军的疯狂反扑下，因为防守不利，打到最后，部队伤亡惨重，只能被迫从城市中退出来。假如我军指战员能多掌握一些防御技巧，我估计被敌人赶出城的几率就能小很多。”
我说完这番话，有意停顿下来，看着那位教员重新坐下后，才继续往下说：“城市战，又可以称为巷战。巷战和野战的最大不同在于：战场被无数按照一定规律排列的建筑分割，任何战术单位都处于一个相对封闭而狭窄的场景之中，这给敌我双方观察、火力的运用都带来了限制。
大家想想，在巷战中，错综复杂的街道、不知道会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敌人、从废墟或建筑物里突然飞出的子弹等等，这一切都使得乡长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双方在这种环境里，谁对巷战战术运用得灵活，谁就能取得战场的主动权……”
我说到这里，再次停了下来，镇定自若地观察教室里所有人的表情，只见学员们都在埋头疾书，而后排的朱可夫皱着眉头正在思索着什么，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凑到一起低语着，而另外几名教员，也和学员们一样，正在本子上记录我所说的话。
见大家都在认真地听讲，我的心情也变得愉悦起来，我接着说道：“……我们首先来谈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是我曾经亲自参与过一次战役……
在斯大林格勒，德军的主要战术是各兵种联合作战，他们非常重视步兵、工程部队、炮兵和空军的地面轰炸的协调。为了对抗这种战术，我军指挥员采取了贴身紧逼的策略，尽量将己方的前线与德军贴近，让双方的防线变得犬牙交错，这样就导致德军的炮兵部队无法发挥远程攻击的优点。
敌我双方对每一条街道、每一栋楼房、每一个房间、每一条下水道都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到1943年初的时候，因为斯大林格勒城内已没有完整的建筑，我军指战员与德军的巷战中，只能利用被炸毁建筑的残垣断壁来掩护自己。”
“奥夏宁娜将军，”趁着我说话停顿的间隙，后排又有教员发问，“听说您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时，发明了一种有效的防御工事，您能给大家讲讲吗？”
这位教员的话，让我觉得有必要向在座的指挥员，介绍一下由工兵大尉米海耶夫设计的这种防御工事，“指挥员同志们，刚刚这位教员提到的新型防御工事，是我手下的一名工兵连长设计的，他选择建立工事的地方，是一栋三层高的楼房。
楼房的地下室，在面向街道的方向，架设一门45毫米反坦克炮，用于轰击进入射程的德军坦克或者装甲车；一楼的窗口，部署机枪沙袋掩体，在地板上铺设砂土，可以防止敌人的弹片伤害；二楼就由普通的战士来把守，他们不光可以从窗口向敌人射击，还能向下面投掷手榴弹；三楼就是指挥员和狙击手的位置，既可以观察敌人的动向，也能对敌人的指挥官进行狙击。至于阁楼嘛，也被利用上了，我们的炮兵在这里架设82毫米迫击炮，通过被炸开的屋顶，炮击敌人密集的步兵队列。
这个防御的堡垒不是孤立的，指战员们的进出，是通过一条加了顶盖的战壕来完成。为了方便坚守的指战员随时进行转移，楼里的墙壁上，还开凿有可供人进出的墙洞。还有一点，对于那些不用的窗口和入口，都用沙袋堵上，避免德国人从这些地方冲进来。”
在我介绍完这种新型的防御工事后，立即有一名学员举起手，向我示意他有问题想问。我冲他点了点头，客气地问：“中校同志，你有什么疑问吗？”
“将军同志，”中校在座位上站得笔直地问我：“我想问问，这种防御的堡垒，为什么斯大林格勒城内没有大量推广，难道有什么缺点吗？”
“中校同志，请坐！”我抬起手向下压了压，示意中校坐下，然后再向大家介绍说：“任何防御工事都有各自的优缺点，这种新型的防御堡垒也不例外。
首先，要建立这样的堡垒，就必须选择一个三层以上的建筑物。而当时在经过长达几个月的战斗后，城里的楼房都基本被德军的炮兵或空军摧毁了，也就是说，我们几乎找不到合适的地点，来建立这种新式的防御堡垒来抗击敌人的进攻。
其次，大家刚刚也听我说了，在堡垒里，需要配备反坦克炮兵、机枪手、狙击手、迫击炮手等诸多兵种。大家应该知道，在战役的后期，我军部队减员情况非常严重，很多防御地段别说炮兵和狙击手，就连普通的步兵数量也非常有限……”
“奥夏宁娜同志，”这次开口的是布琼尼，他好奇地问：“假如在城市无法建立这种新式防御堡垒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来进行防御呢？”
“元帅同志，我觉得除了要在主要的地段建立防御作战外，在敌人必经的道路上，还应该部署战斗小组。”我说完这句话以后，见布琼尼的脸上是一片迷茫，知道他离开战场的时间太长，与时代有些脱节了，便向他详细地介绍我所提到的战斗小组：“我所说的战斗小组，一般是三到五人组成，分别是狙击手、机枪手和反坦克手。
这样的配置可以在战斗中表现得机动灵活，对于远的目标，用机枪进行扫射；对于敌人的坦克或装甲车，可以用火箭筒摧毁它；至于狙击手嘛，就是专门狙杀那些有价值的目标。在华沙战役时，阿斯卡列波夫将军的作战小组，就让德军的武装党卫军伤亡惨重。”
我的这番话，又引起了学员新的提问：“将军同志，我想问问，您所说的对狙击手有价值的目标指的是什么？”
“学员同志，要狙杀的有价值的目标非常多，比如说敌方的军官、机枪手、迫击炮手等等。”我望着提问的学员，慢吞吞地说：“还有就是敌方的通讯兵，只要发现了，就要千方百计地干掉他。”
我深怕大家不明白我的意思，还特意解释说：“大家应该知道，在大多数巷战中，情报的获取是极度困难的，因为双方战线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变换不定，犬牙交错，情报的时效性要求严苛。
再加上通讯技术的局限，通讯设备的列装率不高，少量电话线随时有被切断的可能。因此无论敌人还是我军，连排级指挥员向营级指挥所报告战斗情况时，大多只能靠通讯兵来进行情报传递。一旦这些通讯兵成为了狙击手的猎物，就会造成战场情报的延误甚至中断。”
见到大家听后，都是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我又继续讲巷战中最关键的一环：“……巷战中的后勤也是双方角力的关键。巷战本就是敌军破城之后进行的作战，在这最艰苦卓绝的时候，后勤补给就像生命线一样，维系着一线部队的战斗力和军心士气。
大家试想一下，假如在斯大林格勒巷战中，我军不是拼死守住伏尔加河渡口，保住了与东岸的水上运输线，不断将有生力量和弹药补给到城内，我们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吗？”
没等大家回答，下课铃声便响了起来。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下桌上的东西，大声地宣布：“关于在城市战中如何进行防御的课题，我就暂时讲到这里，下一堂课，我再为大家介绍在城市战中的如何进攻。下课！”
值星学员连忙大声地喊道：“起立！”随着他的口令，三十名学员齐刷刷地站了起来。
我把资料往腋下一夹，便快步地走出了教室。
由于我是临时教员，所以不管是布琼尼还是伏罗希洛夫，都没有为我安排专门的办公室，我下课之后，只能去院长办公室。
我刚刚在院长室的长椅上坐下，朱可夫和伏罗希洛夫便联袂而至。我朝两人的后面瞧了瞧，却没有发现布琼尼的身影，忍不住好奇地问了一句：“布琼尼元帅在什么地方？”
伏罗希洛夫接口说道：“他去为你准备教室去了。”
我听后不解地问：“难道下一堂课，不在刚才的教室里进行了吗？”
“那是自然，”伏罗希洛夫耸了耸肩说：“你也看到了，那个教室最多只能容纳三四十人，要是两百人的话，可没法坐下。”
“两百人，什么两百人？”伏罗希洛夫的话让我疑惑不解：“不是只有三十名学员，怎么变成两百人了？”
“丽达，你刚刚讲的城市防御战，真是太精彩了。”伏罗希洛夫向我解释说：“我和布琼尼元帅商量了一下，觉得应该让更多的学员来听课，所以下堂课就换到阶梯教室去，那里能容纳两百人。”
没等我提出反对意见，就听朱可夫开口说道：“没错，丽达，你刚刚在课堂上讲得真是非常精彩。我还真没想到，你居然能把城市战的特点总结得这么好，让我也是大开眼界啊。下堂课，我还等着听你总结如何在城市中进攻，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哦。”
朱可夫和伏罗希洛夫对我一致看好，让我对自己未来的命运感到悲观，假如我真的被留在这里做教员，我的元帅梦就要彻底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