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的最后两节还停留在隧道里，车身与隧道壁中间的间隙很小，一个人走还不觉得，我和布科夫并肩而行，就觉得有些拥挤。此时我不禁佩服那位带婴儿的母亲有先见之明，在这样狭窄的地方，推个婴儿车的话，还真没法走路。
我问布科夫：“谁在炸弹那里？”
“您带来的那位中尉在。我和他说好了，一旦听见炸弹有什么动静，马上就鸣枪示警，我们好及时地把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虽然还不能到外面去，不过可以让大家躲到上线地铁的隧道里去，这炸弹的爆炸威力再大，也不可能把整个地铁站炸塌吧。”
“嗯，您说得有道理。”我虽然这样说，心里却不以为然，炸弹既然能穿透十几二十米的土层，并击穿大理石落到地铁轨道上，那么爆炸的威力也小不了。就算炸不塌这里的建筑，但是爆炸产生的冲击波估计也会震死不少人。
说着话，我俩已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大厅里。一进大厅，我就看见黑黝黝一片人，从数目上估计，大概有八九百人吧。不过由于老毛子有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的习惯，虽然人数众多，但只有少数人在低声交谈，大厅里还是显得很安静。
站在前排的人里，有穿着衬衣长裤的英俊小伙子、穿各色布拉吉的美丽姑娘、戴着眼镜夹着公文包的知识分子、上了年龄柱着拐杖的老人、稚气未脱的可爱孩子……
看到我们走进大厅，从人群中走出一名警官。我瞥了一眼他的肩章，上面是一杠三星，是名上尉。他走到我们面前，掏出自己的证件递过来，说：“我是民警上尉古斯托夫，是莫斯科第51民警局刑事侦缉科的副科长，这是我的证件。我想知道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们紧急停车的那颗该死的炸弹是怎么回事？还有你们为什么都穿着二战时期的军服，是在拍电影吗？”
布科夫接过证件看了看，不禁皱起了眉头，把证件递给我，然后质问那名民警上尉：“上尉同志，我听不明白您的话。我们是战士，正在为保卫自己的祖国而战。德国佬已经打到了首都莫斯科的城下了，谁还有闲情逸致去拍什么电影？”
我随便翻了翻证件，没有说话，把上尉的证件递还给他。他接过证件时，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不服气地说：“还说不是拍电影，”他指了指我，“在我军的建制中，女兵最高的军衔，也不过是中尉。而看看您，领章上居然是中校军衔，更过分的是胸前还佩戴了两枚红旗勋章和一枚勇敢奖章，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嘛。”
“她是我们近卫第八师的师长，奥夏宁娜中校。”不知道啥时候来到我身后的格里萨开口表明了我的身份。
没想到对方轻蔑地一笑，不屑地说：“拉倒吧！您还想骗人，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第316步兵师在获得近卫第八师荣誉称号的那天，师长潘菲洛夫将军在他的指挥部附近牺牲了，接替他的职务、担任近卫师第一任师长的是列维亚金少将。”
听了他的话，我当时就愣住了，原来我的到来，还是让历史发生了小小的偏差，原本该属于列维亚金将军的位置居然被我抢了？对于民警上尉的讥讽，仓促间，我竟然无言以对。
看到我们这边无人应答，列车司机也跑了过来，用不满的口吻问道：“我说指挥员同志，你们玩笑开得差不多了，我的列车什么时候可以再开啊？别耽误按照运行时刻表，我是21点16分从白俄罗斯站出发，到达红色布莱斯诺站这里刚好是21点30分，现在已经是45分了，耽误的时间可够长啦。请您快去把车站的工作人员找来，让他们给我证明是因为特殊原因才误点的。”
也许是听到司机和民警这样说，原本安静的人群开始骚乱起来，甚至有一个老太太也站出来，冲着我们高声地嚷嚷。
“安静！同志们，请安静！！！”布科夫高声地喊叫着，想制止人们的骚动，但是他单薄的声音被嘈杂的人声完全压了下去。人们开始向前挤过来，把看见形势不对、仓促跑来的战士们手挽手组成的人墙被推得步步后退。
“啪！啪！啪！”三声清脆的枪响骤然响起，让眼看就要失控的局面稳定了下来，人群安静了下来，愣愣地看着我的身后。我扭头一看，原来是多尔尼科夫少尉，他高举着冒着青烟的手枪，大声地嚷道：“安静！你们想做什么？都给我安静！”随即扭头对后面站着的一群战士喊道：“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这些都是危险人物，快上来把他们都控制住。”
随着他的喊声，呼啦啦冲上来二十几个战士。当他们越过我时，我才发现这些战士和布科夫的那些战士在穿着上有区别，他们穿着深绿色的制服，戴蓝色布帽子，手里都端着带大圆盘的轻机枪。看到他们这身装束，我不禁打了个寒颤，猛地想起原来他们就是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部队。
看到这些凶神恶煞的战士端着枪站在自己的面前，人们有些慌乱，不由自主地齐刷刷向后退去。但是后面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还在向前挤，场面一时间乱成了一团。我看了看身边的布科夫，只见他也是脸色发青嘴唇发白，身体在微微地颤抖。
多尔尼科夫少尉提着枪穿过警戒线，走到人群前停了下来。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扫过，然后抬起左手，指着那名民警上尉，说：“你过来！”
民警上尉大大咧咧地走到他的面前，不满地问：“该结束了吧，少尉同志！这样的闹剧您还想维持多久，别耽误大家回家，明天很多人还要上班呢！”
多尔尼科夫没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用枪口点着他的肩章问：“这是怎么回事？您的军衔为什么佩戴在肩章上，一杠三星又是什么军衔？”
民警上尉古斯托夫被他这么一问，问得有些莫名其妙了，他茫然地说：“军衔本来就是佩戴在肩章上的，您如果是一名真正的军官，不会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吗？我国在1943年6月进行过军衔改革，取消了把军衔佩戴在领章上的做法，而改为佩戴肩章。我的军衔是上尉，难道您也看不出来吗？”
“胡说八道！”多尔尼科夫咬着牙恶狠狠地说道：“你以为这样就能骗倒我们了吗？你这个该死的德国奸细！”说着抬起手枪，指向了古斯托夫。
古斯托夫也不甘示弱，伸手就向腰间摸去，准备掏枪。多尔尼科夫身边的一名战士猛地扣动了扳机，在震耳的枪声中，古斯托夫浅蓝色的制服前胸瞬间被开出一排血洞，带着硝烟的弹坑跳出枪膛落到了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当当当声。古斯托夫捂住胸口，眼中冒出怒火，狠狠地瞪着向他开枪的战士，艰难地向前迈出一步，然后仰面直挺挺地倒了下去。看到他倒在地上，周围的人不约而同地尖叫着向四周散开。
我站在后面，目睹了一切的发生。由于多尔尼科夫的特殊身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的军衔比他高出许多，但我却不敢上前制止他，只能站在原地被吓得浑身发抖。其实不光是我，连布科夫大尉也只是站在原地发呆。内务部对大家来说，就是个恐怖的代名词，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做事，除了他们的上级，任何人都无权阻止。布科夫没有权利、我也没有权利，甚至包括罗科索夫斯基、朱可夫这样的高级指挥员，他们也没有这个权利。
多尔尼科夫上前一步，又用枪指着列车司机，大声地说：“你！出来！”
司机战战兢兢地从人群中走出来，带着哭腔恳求道：“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多尔尼科夫一把揪住他衣领，用枪顶住他的太阳穴，大声地喝问：“说，你们是不是德国人的间谍？”
“不是不是！”司机被吓得魂飞魄散，一迭声地嚷道：“我们真的不是间谍，德国人是我们的盟友，是我们的盟友……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多尔尼科夫用枪把在司机的头上狠狠地砸了几下，司机顿时血流满面，倒在地上呻吟。看到司机这个狼狈相，他还不解气，恶狠狠地骂道：“还说不是间谍，德国佬都打到了莫斯科城下，随时有可能攻进城来，你还说他们是我们的盟友？”
“您在做什么？赶快住手！”一名拄着手杖的老人从人群中颤颤巍巍地走了出来，来到多尔尼科夫的面前，抬起手杖指着他说：“您为什么要打司机？他说得没错，德国现在是我们的盟友，柏林至今还有我们的军队驻扎呢。”
也许看到对方是老人，多尔尼科夫少尉的态度稍微好了点，起码没有对老人拳脚相加但说话的口吻还是很强硬：“你说我们的军队驻扎在柏林，那正在莫斯科外面和我们交战的又是什么人？还有铁轨上那枚炸弹，又是什么人扔下来的？”
“能带我去看看吗？”老人双手扶着手杖，看着多尔尼科夫问。
“您？！”多尔尼科夫轻蔑地说：“您去看了又能有什么用处？”
老人看着他，用平静的口吻说：“我是参加过二战的老兵，退役后就进入了兵工厂工作，退休前是厂里的高级工程师。”
对于面前这些是什么人，来自哪里，我心知肚明，听到老人这么说，我连忙上前打圆场：“少尉同志，既然老大爷这么说，就带他过去看看，其他的事情待会儿再说。”说着，我上前便搀扶住老人，带着他去站台看炸弹。
见到我已经把老人扶走了，多尔尼科夫只好对部下吩咐一声：“看好他们。”然后和布科夫他们一样，跟在我们的后面往站台上走。
刚走到站台上，老大爷突然啊了一声，随即挣脱我的手臂冲上前去，在站台的边缘蹲了下来，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怎么了？老大爷！”蹲在旁边监视炸弹动静的拉米斯好奇地问道。
老大爷指着炸弹，对我们说：“你们看，这是德国的SD—1800穿地炸弹，专门用来对付我们的钢筋混凝土防空地下室用的。和当年轰炸布列斯特要塞的SC—2500炸弹一样，都是威力巨大的重型炸弹，不过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停产了，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我们都知道这是重型炸弹，可您是怎么区分炸弹的型号啊？”布科夫也来了兴趣。
老大爷听了他的话，有些得意地说：“你们这就不懂了吧，还是让我来给你们扫扫盲。德军的航空爆破炸弹，通常分为50公斤、250公斤、500公斤、1吨、1.8吨和2.5吨六类。型号标明为SC的爆破弹为薄壁型，SD的是厚壁型，后尾数字是炸弹的重量千克数。如德军在布列斯特要塞投下的是SC－2500型。即2.5吨的薄壁型炸弹。而这个……”他用手杖遥指着炸弹的外壳，说：“你们看，这上面不是写着SD—1800么，就代表1.8吨的炸弹。”接着又卖弄说：“德军规定炸弹1吨以下涂深灰色，1吨以上的炸弹涂天蓝伪装色。让炸弹落下时与天空浑然一体，防止炸弹太大，在空中落体时就被高射炮击中提前爆炸。”
老大爷把大家都当成了他的学生，一本正经地讲解着兵器常识。而我在旁边站着，却心急如焚，不知道多尔尼科夫少尉待会儿会怎么处置这些穿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