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塞拜疆！一听到这个国家的名字，我就恨得牙痒痒。

　　这种刻骨的仇恨是源于2009年6月底7月初，莫斯科的切尔基佐沃市场被政府突然关闭，所有商家的货物都被封存在了市场里。在这种情况下，名声原本就不好的黑毛们就动开了歪念头，特别是那些做生意的阿塞拜疆人。哪怕他们白天还拍着你的肩膀，和你称兄道弟，信誓旦旦地说着会和你同舟共济的话。但到了晚上，他们照样会悄悄地花钱买通看守市场的保安，偷偷地潜入市场内，不是撬开华商的店铺偷走里面的商品和钱财，就是把华商放在他们店里进行铺底销售的货物席卷一空，随即逃之夭夭。

　　就这样，仅仅在短短的一两个星期时间内，这一小部分人的所作所为，就让阿塞拜疆人就成为了臭名昭著的过街老鼠。以至于后来和华商打交道的人，都要郑重声明：“我不是阿塞拜疆人。”接着还会义愤填膺地骂上一句：“阿塞拜疆人都是坏蛋！”

　　我经常都在思考：假如再遇上那几个卷了我的货物跑了的阿塞拜疆人，而当时我手上正好又拿着一把刀的话，我会不会毫不犹豫地向他们捅过去？

　　朱可夫无意中一回头，正好看见我这幅咬牙切齿的尊容，不禁有些吃惊地问：“丽达，你这是怎么了？”

　　他这么一问，顿时让我从失态中惊醒过来，我急忙掩饰地说：“没啥，牙痛！”

　　“牙痛？！”朱可夫用同情地目光看着我，“军队里可没有牙医啊。如果你痛得厉害，我就陪你回去找卫生员要点止痛药，那个婚礼我们就不去参加了。”

　　“别，别耽误你去参加战士的婚礼，我的牙痛不要紧，忍一忍就过去了。谢谢你的关心，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要知道诺门坎可是朱可夫的成名之战，能在这里见到以前的老战友，他不知道有多开心。既然他已经答应了上校去参加婚礼，我就不能让他失信，即使心里再讨厌阿塞拜疆人，眼前的形式下，也只能硬着头皮舍命陪君子。

　　在波罗苏希上校的指点下，我们的车来到了离战线两三公里远的一个建筑物前，婚礼就将在这里举行。门口站着几个年轻的士兵，正在和纷纷前来的宾客们打着招呼，我看见那些走进建筑物的人，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军人。

　　看到我们的到来，门口的那两名士兵向我们快步跑了过来。到了面前立正敬礼，其中一位向朱可夫大声报告说：“将军同志，中士艾尔森向您报告，我们正在准备婚礼。请您指示！”

　　“没啥可指示的，”朱可夫笑着说：“你们继续忙吧，我们就是来随便看看，不用那么拘束，都是参加过诺门坎战役的老战友了。”

　　“我见过您，将军同志。”艾尔森旁边的年轻士兵突然开口说道。

　　“哦，是吗？在什么时候？”朱可夫饶有兴趣地问道。

　　“1939年8月，我们对日军发动反攻的前一天，您到我们的团里做过指示。打败日本人以后，你还亲自授予了我一枚奖章。”

　　奖章，听到这个词，我果然在士兵的胸前看见了一枚亮晶晶的奖章，朱可夫看着士兵胸前的奖章，点点头说：“嗯，我有点印象了。我记得你在战场上一个人就打死了七十五个日本兵，我没有记错吧，嘎桑上等兵。哦，不对，你现在已经是下士了。”

　　“是我，将军同志。”士兵自豪地一挺胸部，有些激动地说：“真想不到您还记得我。”

　　“大将同志，”旁边一直沉默的波罗苏希上校说话了，“没想到您也认识嘎桑，今天我们就是来参加他婚礼的。”

　　“哦，原来今晚的新郎是你，嘎桑下士。”朱可夫一把握住了嘎桑的手，连声说：“真是没想到，我们的英雄也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我衷心地祝贺你！”

　　看到噶桑羞得满脸通红，艾尔森即使地上前来为他解围：“将军同志，非常感谢您来参加我弟弟的婚礼。快别老站在门口了，外面冷，请到里面就坐吧。”

　　举办婚宴的地方，原来是个餐厅。厅里没有张灯结彩，一点喜庆的气氛都没有，桌子摆在了厅的四边，中间留出了很宽的空间。我就坐的时候，还在猜测屋子中间留这么宽的位置，是不是待会要让新郎新娘站在这里，为来宾们表演什么节目？

　　我好奇地四周瞅瞅，除了我以外，再也看不到任何的女性，真是咋回事啊？没有新娘，这婚礼可怎么举行啊？

　　等到大家都就坐了，婚礼便正式开始了。

　　下士嘎桑在他哥哥艾尔森的陪同下，来到了屋子的中间。我原以为和国内结婚一样，要先请领导讲讲话，便把目光转向了朱可夫和波罗苏希，但是看见两人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饶有兴趣地看着热闹，于是我也把目光转向了站在中间的兄弟俩。

　　艾尔森用阿塞拜疆语叽里呱啦地讲了半天，我一句都没听懂。随即又上来一名上了年纪、穿便服的老人，又接着巴拉巴拉地讲了半天，我还是没听懂哪怕一个单词。直到艾尔森重新发言，用俄语向我们重复了刚才所讲的一切，才知道是在向他弟弟表示祝福。

　　艾尔森讲完话以后，然后又是他们村里的大叔大伯们轮流到中间去讲话，都是向嘎桑表示祝贺，同时说一些祝福他幸福的话。一直到跳舞开始，都没有人请朱可夫或者波罗苏希上前讲两句话，好像把两人遗忘了似的，换了在中国像这般冷落领导，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婚礼上面为啥没有新娘，我好奇地问波罗苏希。他也是语焉不详，含含糊糊地说可能是阿塞拜疆的传统吧。按照规矩，如果婚礼上没有新娘，是不能再有其他的女性出现在婚礼上的，我的在场绝对属于一个异数。

　　大家对新郎的祝福结束后，新郎就在两名伴郎的陪同下，回到墙角边的一个桌子前坐下吃东西，至于向来宾敬酒的工作，就由他的哥哥艾尔森代表了。

　　艾尔森来到我们这桌敬酒的时候，朱可夫非常豪爽地连喝了满满两杯伏特加，波罗苏希也不含糊，也把杯子中的伏特加一饮而尽。轮到我的时候，我只象征性地抿了一小口，我知道自己的酒量不好，要是喝醉了再出洋相可了不得。

　　来宾们喝过一轮酒后，纷纷涌到场地的中间，用皮靴踢踏着木制的地板，随着手风琴欢快的节奏起劲地跳着。跳到高兴时，有两个人居然站在舞池旁边往空中撒钱，这些五戈比、十戈比像雪花一样纷纷扬扬地落了下来。等钱撒完了，两人又蹲下去把地上的钞票捡起来，重新又撒，就这样周而复始地撒个不停。据说在婚礼上撒钱，意味着新婚夫妻将来有用不完的财富。

　　朱可夫笑呵呵地看着跳舞的人们，不时地低声和波罗苏希说上几句话。我则化仇恨为食量，反正是这些阿塞拜疆人的后代坑过我，在这婚宴上我就要敞开胃口吃，把自己的损失都吃回来。我把桌子上的鱼子酱、鹅肝、三文鱼之类的，都往自己的碗里扒拉，全然不顾自己的淑女形象地大吃特吃起来。

　　“少校同志，”我的身边突然传来了一个好听的声音，抬头一看，是位年轻英俊的上士站在我的面前，他面带微笑地问我：“我可以请您跳个舞吗？”

　　我搁下手中的刀叉，有些不知所措地瞅了一眼对面坐着的朱可夫，他含笑地点点头，示意我答应对方的邀请。既然他都不表示反对，我就更没有什么反对的理由了。伸出一只手，在他的帮助下站了起来，和他来到中间一起跳了起来。

　　他搂着我的腰，在舞池的中间慢慢地转着圈子。他贴近我的耳边悄悄地说：“亲爱的，您长得真漂亮。”

　　“谢谢，这个是当然的。”我说话的口吻如今已越来越像老毛子女性啦。

　　“我叫拉依。我该如何称呼您呢？”

　　听到这个名字，居然和卷我最多货物跑路的那个黑毛子的名字一样，我不禁又恨得牙痒痒地，心想眼前的这个拉依不会是后世的那个拉依的祖先吧？本来不想搭理他的，但是既然别人都已经非常礼貌地问我话了，我不回答的话就显得太不懂礼貌，于是我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您叫我奥夏宁娜吧。”

　　“美丽的少校姑娘，我们到外面去散散步吧。”我刚说完自己的名字，他突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我非常明白，他口中的散散步，不就等于是后世的喝啤酒吃小龙虾，然后找个安静的地方探讨人生么。这么冷的天，到外面去找个草垛探讨人生，还不冻出病来啊。于是我非常直接地拒绝了他：“对不起，不行。”

　　“亲爱的，我爱你。”他的表白可真够直接的。

　　“可是我不爱你啊。”我冷冰冰地回答他。

　　说完这话，我就想推开他，回自己的座位去。哪知道他却把我搂得紧紧地，左手箍住我的腰，右手非常熟练地从我的军装前衣襟的扣子中间伸了进去，抓住我的右胸肆无忌惮地揉搓起来。我的血一下就冲到了脸上，想不到这个人这么无耻，可是在这种场合下，却又不能大声地喊叫。换了在美国，这算是**；可在俄罗斯，这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大家都觉得是顺理成章的好事。我不愿意吃这样的哑巴亏，挣扎了几下没挣脱开，便狠狠地在他的脚背上跺了一脚。趁他抱着受伤的脚原地跳着呼痛的时候，我趁机脱身跑回了自己的座位。

　　我喘息未定，就瞥见朱可夫低头看了看手表，然后我听见他对波罗苏希说：“上校，时间不早了，我和丽达该回司令部去了。”然后他站起身来，伸出手和上校握了一下，说：“祝你们健康，再见！”

　　然后绕过桌子，大步地向外面走去。我也赶紧和上校握了一下手，逃也似地跟在朱可夫的后面离开这个房间。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