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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路 唐达天著 6799 2024-11-16 03:44

  回到金都,林家伟本想给陈部长打个电话问声好,再抽空上他家去拜访拜访,因为这次旅游,他给陈部长和他的夫人各买了一件礼物,想改天再送过去,谁知电话打通没说几句,陈部长就不高兴地说:“家伟,报社发生的事你知道不知道?”

  林家伟心里一惊,忙说:“我刚回来,还没去上班,他们也没给我打过电话,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陈部长说:“捅了大娄子了。11月初,金都市的出租司机因抗拒费税,搞集体罢工,围攻市政府,你们的记者也跟上瞎吵吵,写报道为他们造舆论,在金都日报上发了还要在省报上发,市上领导对此十分不满,尤其是李代理市长更为恼火,认为你们金都日报究竟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是不是嫌乱得不够还要添乱?家伟啊,上班后你要好好整顿整顿你们的宣传纪律,你们这不是自己砸自己的饭碗吗?哪有地方报纸批评上级党委和政府的?这简直是胡闹,连最起码的组织原则、党性原则都不懂。”

  陈部长说完就挂了电话,林家伟的脑子里顿感一阵空白。他未曾没料到,高高兴兴玩了一个月,刚刚情绪有些好转,就被浇了一盆冷水。

  豆豆一看林家伟表情木然,就关切地问:“怎么了,出了啥事了?”

  林家伟说:“这帮饭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报纸上发了不该发的文章,惹出了麻烦。”豆豆却像没事的人儿似的说:“反正你外出学习不在金都,谁惹的麻烦谁负责,你怕什么?”林家伟无奈地摇摇头说:“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不会那样认为,我毕竟是一把手。”

  豆豆说:“他们不那样认为你可以向他们说明,让他们那样认为呀,总不能说你们报社出了个杀人犯,你去抵命吧。”

  林家伟不觉一笑,觉得有时想不开的疙瘩让一个局外人不经意的一句话就可拨开,想想,豆豆说的也不无道理,自古有文责自负的说法,谁写的,谁发的,谁把关的各负其责,由报社统一出一份书面性的东西,上报市上四大班子和主要分管领导,这样一方面表明了报社在对待此事上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澄清了自己。想到这里,便说:“你到外面的书报亭去买一张11月4号的《金都日报》好不好?就是那张刊发出租司机罢工报道的。”

  豆豆说:“买几份?”

  林家伟说:“就买一份。”

  不一会儿,豆豆手里拿着一份报纸气喘吁吁地上来。豆豆一进门就说:“这是前几天的报纸,早就脱销了,我跑了好几个报刊销售亭都没有买到,结果到一个小商店里买卫生巾的时候找了一张旧报。”

  林家伟接过来,就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找到了那篇文章:

  万名司机大罢工

  呼吁有关部门免去不合理费收

  本报讯(记者 何涛):11月2—4日,金都万名的哥的姐举行了前所未有的大罢工,他们将市政府围了个水泄不通,强烈要求有关部门免去对出租车辆的不合理收费。

  据悉,这次罢工的起因是交警、车管部门强行在出租车上安装价格为600元的防护栏和1400百元的计费器,从而引起出租车司机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这种变相的收费极不合理,一是车上已装的计费器现在完好无损,并没有到非换不可的地步,甚至个别司机前几个月刚办了牌照,新装了计费器,现在就得废除,这种利用管理部门的特权强行推销产品,加重出租车司机负担的做法极不合理。二是价格不合理。在出租车上安装一个丁字型的防护栏造价不超过200元,有的司机在非指定的地点200元装上了,交警、车管部门却不认可,非要强行拆除。在指定地点按600元安装,这显然多收了400元。另外,计费器的标价只有八百多,收1400元也极不合理。鉴于此种原因,的哥们联合发了一个抗费罢工的通告,相互散发。从11月2日起,街上出租车辆顿时消失,偶有一两辆出租车上街,均被的哥们掀翻。出租车司机大罢工,严重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和工作秩序,一些外地来金人员见此,不无奇怪地问,金都咋了?

  对此,记者走访了市交警、车管部门。他们回答说,这几年我市出租车辆屡遭歹徒劫持,司机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才强行安装防护栏。另外,他们多次接到群众举报,说部分出租车的计费器有问题,经调查了解,的确有弄虚作假现象,为了杜绝漏洞,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作出了重新安装质量可靠的新一代计费器。当然他们并不否认,在收费上高了一些,主要原因是市上对两部门实行差额补贴,完不成上缴任务,职工的工资就受影响,出于这个目的,只好把管理费用加进了其中,并且两部门在联合下文之前,征得了市政府的同意,所以,不能算不合理收费。

  截至记者发稿之前,出租司机与市交警、车管部门还处在相持阶段。

  林家伟看完,不觉叫苦不迭。虽说报道本身有理有据,层次分明,且分寸感把握得好。但这样的报道即使再客观、再公正,一旦发表出来,就已犯了导向上的错误。这是最起码的常规,这些人怎么就不懂呢?向涛不懂,难道编辑主任老罗和方向明也不懂吗?

  豆豆说:“听售报亭里的人讲,那张报纸卖得特好,卖完了好多人还跑来买。”

  林家伟说:“读者都有猎奇心和好奇心,一听报纸有批评性的文章就爱看。”

  豆豆说:“那你们多发一些这样的文章,老百姓不就爱看了吗?报纸的发行量也会上涨。”

  林家伟说:“一篇都受不了,还多发?再多发我这个总编怕也当不成了。”

  次日一上班,林家伟就召集班子会议,想认真总结一下这期事故的教训,从而形成一个文件性的东西出来,上报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一来表明了报社的态度,二来也好为自己洗刷责任。

  班子成员共有8人,除了总编副总编之外,还有办公室、广告部、编辑部、记者部、发行部、周末版的负责人。这期事故的责任人都在班子内部,记者部主任写稿、编辑部主任发稿、副总编签发。林家伟知道,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必然会引起班子内部的不团结,甚至于会挫伤大家的积极性,不处理也不行,那样就等于自己不明不白的承担了这期事故的全部责任。想来想去,最好的办法就是召开班子会,把问题交给大家去共同解决,于是便说:“今天召集大家开个班子会,不为别的,就是在我外出开会期间,报上发表了向涛的报道而引起了市上的不满。这事我一直不知道,刚回到金都,陈部长打电话把我劈头盖脸的批评了一顿,说哪有地方报纸批评上级党委和政府的,这简直是胡闹,连最起码的组织原则都不懂,这样做就是自己砸自己的饭碗。市上领导对此十分不满,尤其是李代市长更为恼火,说金都日报对出租车司机的行为不是积极的正面去引导,而是在添乱。陈部长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整顿宣传纪律,查清事故责任,上报市委、市政府和相关单位。我不知道事故发生后你们是怎么想的?当事人是怎么想的?我们能否通过会议的形式达到一种共识,从思想上认识到我们工作的失误,吸取经验教训。”林家伟在讲到陈部长的批评意见时,特意加上了“查清事故责任,上报市委市政府和相关单位”这样一层意思。这是他的本意,但他不直说,而是加到了陈部长的“指示”之中,这样,他就巧妙地把矛盾嫁接到了上级领导的头上,避免了与当事者的直接冲突。

  林家伟说完,方向明接着就说了起来:“这事儿我们最初考虑得太简单了,只一味地觉得这是一篇好稿,发出来后一定会扩大报纸的影响,却忽视了别的因素。报道发出后,市府的个别领导不高兴,打来电话责问我们,我已向他们一一作了自我批评与解释,说总编外出学习,是我把关不严造成的。所以,事发后,怕影响林总的情绪,我也没有及时打电话向林总汇报,心想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该承担的责任我都承担了,林总不知道也好。”

  林家伟一听他这么讲,心里平和了许多,他不敢完全肯定,方向明是不是向市上的领导大包大揽了这期事故的责任,但至少他当着自己的面,当着班子成员的面,能这样坦诚的包揽了全部责任,就凭这一点,他觉得方向明对他还是不错的。

  接下来老罗和向涛也分别发了言。

  老罗是属于老黄牛类老实人,工作责任心强,老实肯干,从不搬弄是非。在报社里老罗是资历最深的老字号,因上头没人,熬到快退休了,还是个正科,但他从不怨天尤人,无论谁当总编,他都是一如既往的认真审稿,并非常固执地坚持他的意见。所以,背地里人都称他为“老倔头”。按老罗的一贯作风,向涛的稿件在他这里是很难通过的,这次为什么发生了意外?

  老罗说:“在发稿签上,我已加注了我的意见,此稿有导向上的错误,本报不宜发。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不承担丝毫的责任。“

  老罗说完,向涛就接着说了起来。向涛说:“这件事与谁都无责任,要是说有责任的话,那责任由我一人承担好了,自古就有文责自负一说。况且,我写稿子的本意并不是针对市上的哪一位领导,更不是针对市委市政府,我只是想纯客观的报道这次万名出租车司机大罢工的真相,他们罢工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罢工?仅此而已。当时的情景,已经成了金都市民的一个焦点,大家都很关注这件事,各样的说法也很多,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应该责无旁贷的讲明事实真相,消除社会上的种种猜测和说法,甚至于一些谣言,这样我觉得有利于树立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有利于安定团结。结果却适得其反,市上的个别领导认为是添乱,认为是给政府曝光。甚至,此篇报道在省报上刊发以后,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打到了我家里,说是要小心我的狗头。鲁迅先生早就说过,辱骂和恫吓绝不是战斗。这种恫吓性的电话我不敢说是什么人打的,但至少不会是万名出租车司机中的一个,更不是金都的老百姓中的一员。再者,市上的个别领导既然批评我们做错了,批评我们犯了导向上的错误,那么为什么又答应了出租车司机们所提出的要求,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不是自相矛盾的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违心的说我错了,至少目前为止,我认为我没有错。”

  向涛的一番话,说得大家都缄口不语,林家伟却听得心里极不好受。在班子成员中,只有办公室主任雷小刚和向涛是新进入的,除了方向明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站到了他一边,老罗不问政治之外,其余的成员应该说都是王一飞的亲信。他没有足够的权力一次性换血,他只有慢慢的改造对方,慢慢地让其适应自己。因而,在这个相互重新适应的时期内,他非常看重他亲自提拔起来的这两位部主任,然而,没想到向涛却令他这么失望,在这个问题上向涛太缺少方向明的灵活与机智,他的过分正直与过分固执把他推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如果他就此打住,不了了之,大家肯定会嗤笑他林家伟无能,如果他要坚持下去,必然与向涛发生强烈的冲突。对于向涛,他太了解了,这是一个个性太强不肯屈就于他人的人。他热爱新闻,甚至超过了热爱自己,他是那种常常乐于充当人民群众的代言人,从不计任何政治后果的比较纯粹的记者。过去,他的这种敢打敢冲的行为帮了林家伟的不少忙,或者说满足了林家伟的某种政治目的的需要,林家伟曾视他为爱将,所以,在选用部室主任时林家伟很自然的想到了他,并把他安排到了合适的岗位上,使他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没想到他的认真令人无法理喻,甚至近乎顽固。林家伟知道他这样做并非是冲着他来的,是完全由他的性格使然,即便这样,林家伟也无法容忍。无论你是性格使然,还是性格缺陷,一旦影响到了我的尊严和政治利益,我就会毫不犹豫地维护我的一切。无论你有多少才能,无论你多么正直,一旦不再维护我的权威和利益,我就可以废弃你。林家伟这么想着,就有些激动,本想发发自己的宏论,又一转念,觉得还是先让大家说,即便是得罪向涛,也应该交给大家去得罪,他犯不着一马当先。作为领导,千万要沉得住气,不该出手时绝不出手。想到这里,便平静地说:“大家说说,都发表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办公室主任雷小刚率先发言说:“我完全同意老罗的看法,此稿无论本身怎样的接近客观,一旦把这个事件陈述给读者,就已经扩散了这一事态,尤其省报一刊发,这一事态的扩散程度更大了。这一事态是否需要扩散,这不是我们这一些报社或报社的成员可以承担的,因为说到底,司机大罢工对政府来说不是一件太好的事,就好比一个家庭内发生了父子争吵一样,这些问题内部完全可以解决,倘若一公布出去,必然扬了家丑,扬了家丑,能说是导向正确吗?我认为这样的报道报社不应该发,也不应该向省报投。扬了金都的家丑,这对我市招商引资、对我市的形象肯定起了负面的影响。我们要当好喉舌,做正面宣传,如果你不这样,反而去扬丑,市上的领导当然不高兴,就是换上任何一个领导也不高兴。要是他们一不高兴,我们的日子能好过吗?问题既然发生了,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挽回报社在市上的影响,对当事者应给予必要的处分,否则,也不好向市上交差。”

  在雷小刚发言的过程中,林家伟不时的给予赞许的目光,当雷小刚接受到这一信息之后,他的发言越来越旗帜鲜明,越来越锋利了。林家伟一边满意地听着雷小刚的发言,一边想,关键时刻见人心。他为了维护我的权威,不惜得罪向涛,就凭这一点,我没有枉调他,也没有枉提他。看来,干部还得亲自培养,别人培养起来的干部同自己培养起来的绝对不一样。

  雷小刚刚落话音,胡开林就接着反驳说:“我不那么认为,在我们这个逐步推进民主化、法制化的国家里,各级政府都无一例外的要接受群众的监督,他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人民给予了他们权力,人民也有监督政府职能部门的权力,包括舆论监督的权力。既然他们在执政的过程中出现了家丑,为什么非得盖住,不能张扬呢?事实上,即使我们的报纸不作报道,‘丑闻’可能被传得更‘丑’,一些外来客商可能会对金都的印象更为糟糕,可能对招商引资更不利。如果敢于公开家丑,反倒使人觉得问题简单化了,并非像传说的那么复杂、严重。况且,这样做,也有利于促进政府职能部门的廉政建设,也有利于促进依法治市的战略方针实施,这有什么不好?报道刚一发,个别领导一时接受不了,批评我们几句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自己必须要捍卫我们的舆论监督的权力,不能搞窝里斗,否则,就会伤了大家的积极性,以后谁还敢主动去抓新闻,成天跟着会议跑,跟着领导的屁股跑,报纸也就越来越失去大众。所以,我个人的意见是不能给向涛任何处分,相反的,像这样的好记者应该给予适当的奖励才对。“

  胡开林的一番话把刚刚清澈起来的水又搅浑了。林家伟明显地感到了一种潜在的挑衅,一种隐约地像是早已密谋好了的对策,专等着来对付他。如果说向涛的直露胸怀是他的性格使然,那么胡开林的煽动就有些居心不良了。他想,今天就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好好表演一下,让他们表演够了再收场。

  接下来便是一阵沉默。

  林家伟尽量装出一番平静的样子说:“没有发言了?都说说。”

  接下来广告部主任辛伟,发行部主任王永军一一作了发言,他们的态度明显的倾向于雷小刚,只是建议不必给向涛处分,向涛的出发点是好的。

  林家伟更希望方向明能出面谈一谈,但方向明却缄口不语,再想起老罗刚才的发言,便知方向明有推卸不了的责任,心里便对这位副手产生了一些不好的看法。见大家都发过了言,无人再说话,他只好作了总结发言。

  “大家都讲完了,我谈点我的看法。开诚布公地讲,这篇报道本身比较客观,不偏不倚,分寸感把握得也很好。但这样的报道就是写得再客观,再公正也不能在党报上发,这是最起码的常规,最起码的宣传原则,如果违背了它,就会犯导向上的错误。导向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绝不是学术问题,服从服务于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就是导向正确,反之,就是导向错误。

  “再说,政府的职能部门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也是为了加强财政收入呀,没有财政收入,我们这些人吃什么,喝什么?即使在有些地方做的有点过头,政府自己会纠正的,我们在报纸上一曝光,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更加激化了出租车司机与政府的矛盾,有意无意地在舆论上为罢工司机撑了腰。难怪李代理市长那么恼火,说报社究竟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是不是嫌乱得不够还要添乱?大家可以想一想,报纸上这样一唱反调,给报社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多大?报社每年的人头费、办公费三百多万,今年的旧楼改造费等等,都得靠市上解决,这样一搞,不是砸自己的饭碗吗?

  “刚才大家都发了言,我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第一,《万名司机大罢工》的报道犯了严重的导向错误,当事人应自我反省,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如果市上不再追查责任,免予处分。第二,由老罗以报社编辑部的名义,起草一份材料,公开承认我们的错误,表明我们的态度,上报市四大班子、市委宣传部,呈送其他相关单位。大家有没有相反的意见?”林家伟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看大家再没意见,就宣布散会。(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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