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为绝对的权力不仅绝对地使人**。同时也绝对地蜕生，权者（君主）身上的神圣灵光，这大概是后者始料未及的。中国如此，欧洲也是如此。欧洲各国几乎都有君主制的历史传统，但其中凡是有着君主**传统的国家，最后都未能走上成功的君主立宪道路，如法国、德国、俄国等;相反，凡是成功实现了君主立宪的国家，其君主几乎一无例外地都不具有强大的**统治的传统，如英国、北欧诸国等。有着君主**传统的民族在以立宪政治的模式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君主再也无法成为足以凝聚国民的有效的政治符号，无法充当民族国家的神圣象征，毫无疑问这将使民族国家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但既然这种宪政国家已经无法继续利用君主来充当政治合法性的象征符号，那就只能直接以全民的意志为合法性基础，所以，其立宪就只能是“民主共和”的立宪而非“君主“立宪！

　　中国的主流文化传统一向具有很强烈的世俗色彩，虽然中国社会有多种宗教信仰存在，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也包含有一定的宗教神秘主义因素，但是总体看中国民族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务实的、实用性的，中国文化更注重的是世俗生活的秩序和价值，所谓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实质上是将“天合于人”而不是相反。这种世俗倾向在社会生活中自有其积极意义，可以避免像某些民族那样陷入宗教迷狂之中不能自拔。但是，这种世俗倾向的文化传统却给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依据出了一道难题。儒家的天命论虽然赋予君主某种神圣色彩，但同时却始终未能形成仪式化的或宗教性的最高权力产生程序，只能听任各路豪杰以暴力、阴谋夺权打江山。自从秦汉以来逐渐形成一个传统，君主通过暴力夺权上台之后，再利用天命论给自己制造统治合法性，这样。君主的神圣性就完全来自统治者的自我论证。这种神圣性是由世俗权力支撑、构建出来的，因而注定是脆弱的，因为政治统治的有效合法性不可能来自统治者的自我宣传，而只能来自社会公众的认可。这种认可主要诉诸两种方式：一种是民众普遍尊奉、信仰的传统习俗或宗教仪式，另一种则是民主的法理程序。君主制依靠的就是前一种合法性认定方式。然而，在高度世俗化的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世俗的君主并非来自宗教领袖，同时由秦皇汉武为表率的“打江山坐江山”的“丛林规则”也已彻底打破了远古时期的“禅让”接替传统，使得这种和平的权力交接方式在中国传统中早已不复存在。“成王败寇”的游戏规则与对绝对方制权力的追求紧密相连，最终彻底抹掉了中国君主身上的神圣光环。君主成为纯粹世俗权力的化身。根本上就是一斤小“俗物”并无神性可言。在这样的传统里，统治者的神圣性地位寸步离不开绝对的**权力的支撑，不掌实权的虚君不仅无法体现君主的神圣性而且简直是不可思议，甚至根本无法存在，因为其君位必然要被别人篡夺。所以。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根本不可能容纳虚君，也根本产生不了虚君。这个区别决定了君主和立宪政治在中国不可能相容共存。

　　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制度变革可以走向共和宪政，也可能走向某种形式的君主**、个人独裁或者寡头政治等等，但唯一不可能出现和存在的就是君主立宪。

　　历史学家们指出，近代中国的君宪说论者曾幻想让根本缺乏神性的君主来充当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符号和合法性象征，为此不惜进行人为制造君主神性的尝试（比如说一些政治人物以借所谓“天命吉兆”和“民意”为由向孙纲“劝进”但被孙纲果断的拒绝了）。这样弄出来的君主要么毫无号召力，根本无法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象征和符号;要么就依然的君主，总之不可能是立宪的君主。在一个纯粹的“俗物”身上寻求神性。非要让凡人当菩萨不可。这简直就是一个大笑话，也是近代中国君宪说的根本谬误所在。因此。后世的学者们认为，这很可能也是孙纲始终拒绝给自己和自己继承者的头顶戴上皇冠的真正原因。

　　对已经成为国家实际掌握者的孙纲来说，既然在中国，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已经不可能不口某种超越世俗的权威，也就是说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耿。统治“世俗化。了，那么在中国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重建过程中，与其沉哂于不现实的神性幻觉之中以致耽误了历史时机，倒不如干脆直接在世俗生活中建构新的合法性基础。比如孙纲在漫长的执政时间内一点一点尝试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民主法理程序就是一种理性的世俗化的“政治统治合法性”基础。

　　与很多的专家教授对此似是而非的评价相反，一些学者认为，就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世俗禀性而言，最现实的选择恰恰不走向没有神性灵光的君主乞灵招魂，而是应该以民意为号召、以大众参与为特征的现代民主政治比起君主制来更可以为中国民族国家的政治重建奠定真实的合法性基础，因为民主政治契合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世俗气质，而且有利于消除传统政治文化中关于统治合法性的虚假神性谎言，从而切切实实地把世俗的政治生活合理化。用理性的权力产生、运作、交接程序代替延续数千年的成王败寇的丛林规则。对饱尝了“江山代有恶人出，各苦苍生数十年”的中国人民来说。这也许才是最为正确的道路。

　　而如果想要走这条道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中国民众的政治素质、文化教育水平和参与政治生活的意识必须有较大的提高，否则一个文盲占人口多数的国家想要实行民主宪政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华俄战争结束后，中国进入了展时期的时候。后来成为华夏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的孙纲会全力在中国推广“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国民普遍义务教育”计戈，而且为了保证国家在国民教育方面的资金投入甚至不惜采用再次举借内外债和削减军费等非常手段。

　　后世的很多人对孙纲甚至连海军造舰的经费都进行了缩减并将这些经费的很大一部分投入了中国的国民教育事业当中颇有怨词，认为由于他这斤，“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使中国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未能拥有一支同中国的大国地位相称的强大海军舰队。但更多的人则认为，孙纲的做法是无比正确的。正是由于孙纲的不懈努力，“尚自然。展个性重美感。的儿童教育理念深入人心，而以学前儿童公共教育替代当时的家庭“私学”教育的方针则奠定了中国“五育教育。小（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的基础，让中国不但在后来全面消除了文盲，而且使严复、梁启超和蔡元培等人的新式教育理念得以真正成为了现实，为中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而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和身体素质从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负变化，促使中国民众由传统，的“臣民”向现代真正意义上的“国民”转变，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后人指出，正是由于孙纲在“国家监护期”不遗余力的推行“教育兴国。方针，才使得中国后来的民主共和宪政有了实现的基础和可能。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孙纲的努力下，孙纲以后的华夏共和国历届政府在进行政权交接时都没有出现过中国历史上传统的“血流成河。式的改朝换代战争和围绕着中央政权进行激烈争夺的血腥政治斗争。从这一点上讲，这才是孙纲本人对中国人民所做的最大贡献。

　　而孙纲的“教育兴国”方针为中国培养和储备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对国家负有高度责任感的各方面人才，使得中国的科技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紧紧跟上了世界的脚步，甚至在某些领域还走在前面，为中国在后来从容应对两次世界大战的烽烟和浩劫奠定了良好的科技基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温斯顿邱吉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个人神话般的让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公民”从这一点来说，他对他的国家的贡献要远大于他指挥他的军队在战争中所取得的所有胜利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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