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方列强忙于各自在日本的利益，一旦打得不可开交，不再注意中国时，中国就可以趁着这段时间，悄悄地崛起！

　　孙纲的计划是，先资助日本人军火（外国旧货），想办法挑动日本人在本土掀起反对俄国殖民压迫的“起义”，一步步促使日本动“独立战争”，以俄国人一贯的行事风格，一定会出兵镇压日本人的“反抗”，当俄国人在战场上现大量的外**火时，一定会怀疑是某个“西方国家”在暗中支持日本，如果俄国人再和这个“怀疑对象”直接动手，而这个“怀疑对象”又恰好不是“孤家寡人”一个的话

　　这个“蝴蝶效应”一旦出现，弄不好第一次世界大战都得提前爆也不准。

　　当他觉自己想的有些远了时，赶紧将思绪拉了回来。

　　现在的关键是，德川庆喜并不是笨蛋，他会不会觉自己的意图呢？

　　不管怎么，他也已经想好了，如果德川庆喜不答应，他也要想办法将那些“旧军火”以“走私”的形式运进日本，让日本人拖住俄国人的手脚！

　　出乎他意料的是，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泽久美居然从日本带回了德川庆喜的回信，只是这封信居然是用“密文”的形式写的。

　　乍一看，只不过一封很普通的感谢信，但将其中的部分语句按特殊的格式读起来，可就是另一个意思了。

　　德川庆喜表示对孙纲的“方案”完全“接受”，并希望尽快开始，日本方面将以黄金、珍珠、古玩、瓷器、刀剑及女人等“物品”做为“货款”支付给中国，并希望中国能够提供给日本一些火炮等重型武器。

　　想到段祺瑞上回捡的那些不太好用的炮，类似的东西其它省也有一些。正好可以处理掉。孙纲也答应了。

　　不过，对于日本人把“女人”也归到可以用来交换地“物品”一类，可是让孙纲有些感到奇怪。

　　看样子，日本妇女地社会地位，还不如中国女人呢。

　　不久，在日本的黄遵宪也托蒋英给孙纲带回了消息，对日“索偿”一事，日本政府已经同意了北洋方面的关于“以女子偿债”的“提议”。现在正和他商讨“细节”。

　　这回，轮到孙纲愣住了。

　　能眼看着自己的女人彻底沦为了可以交易的“商品”，日本的男人们还真是强啊！

　　“傻了吧？”马知道消息后对孙纲道，“我看你弄这么多日本女人回来怎么处理。”

　　听了爱妻的调侃，孙纲不由得一脸苦笑。

　　他也没想到事情会进行得这么快。

　　他原以为，日本政府怎么不得推三阻四地几回，再“挥泪”同意，让些个“热血男儿”因此切个腹。然后牌位进个神社什么的。

　　可没想到，日本人居然就这么“痛快”的就答应了！

　　难道他堂堂的北洋船政大臣，真要学韦爵爷，开他一个全国“连锁”的“丽春院”、“丽夏院”、“丽秋院”和“丽冬院”不成？

　　“其实倒也无妨。”刚刚从日本接收鱼雷艇回来的蒋英对马道，“夫人有所不知，日本各处饥荒甚重。日人听闻此等消息，皆谓彼等女子好福气，可以去我国就食，不至饥馁而死，至有恨不生为女身者。日本青年女子闻之，应征者甚众，无有怨者，而我东省新到之民。独身无家者多有。不若以官府名义贩之于民间，于彼于我。于官于民，皆得两利。”

　　孙纲听得着实吃惊不，日本人还真是“人至贱则无敌”啊。

　　“我可不当这个人贩子，”马的脸红了一下，道，“干脆让大连海关道来处理好了，听那位道台程大人可是有名的色中饿鬼，这回不乐昏了头才怪。”

　　孙纲知道她是在大连海关道地程尔飞程道台，听这家伙“自负毒之具”，目前已经娶了十房姨太太，可以一晚上“干”到天亮，第二天仍然“精神抖擞”的去衙门办公，知道的没有不“佩服”的。

　　蒋英听了北洋船政大臣夫人地这句话，脸上的肌肉一阵**，孙纲能看出来他是在憋笑。

　　“这事传出去只怕于其官声有损，”孙纲摇头道，“为官之人最爱惜名声了，他再好这个，恐怕也不敢接手。”孙纲没敢那家伙体格再好堪比施瓦辛格，也丁不下来，只好在话里用了“曲笔”。

　　“爱惜个头，那是你力度不够，”马微微一笑，道，“拿你北洋船政大臣的帖子去不一定好使，可我们商贸集团或者同庆丰地人出面，他肯定答应。”

　　“那行了，这事就让他来办好了，所得收益可以给大连海关道一份，商贸集团留一份，剩下的作为造舰经费。”孙纲道，

　　“好吧好吧，自从嫁了你，我们是什么生意都得做了。”她俏皮地“叹息”了一声，自言自语的“安慰”自己道，“就权当卖的是肉好了。”

　　在爱妻的“安排”下，大连海关道的程尔飞程大人“兴高采烈”地接手了这单有些“缺德”的“大生意”，并拍着胸脯向孙纲保证，“日进斗金”，“海军经费从此再无短缺之理”，看着他一副“满有把握”“我办事你放心”的样子，孙纲还真是无语了。

　　在处理这些事地时候，孙纲地目光仍然紧紧盯着国内。

　　“百日维新”现在已经不止百日了，“变法”新政的政令还在不断地下达着，平均一天一道，有时候多的一天有四五道，各个方面的都有，让人目不暇接，据北洋军情处收集到的信息了解，各地官员接到谕旨后，“或茫然不知所措，或搁置之，并无举措以应”，好多“新政”仅限于字面上的“公文旅游”，到了基层官员手中常常被束之高阁，能够被实际执行的情况并不多。

　　可能是自己和梁启的一番恳谈起了一定的作用，梁启回京后不知怎么和康有为的，康有为上奏光绪皇帝“请开民间言路”，成立“上书处”，允许各级官员和民间百姓向皇帝直接自由上书（皇帝一天不用干别的了，也不怕把皇帝累死？），这个建议很显然的又引来“骂声一片”，又是李鸿章出面取了个折中的办法，并得到了翁师傅的支持，光绪皇帝最后下诏，“允民间报纸指陈利弊，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随即又下诏，“凡院、部司员欲条陈意见，皆可上书，通过本衙门部堂官代传”，至于老百姓直接上书皇帝就算了。

　　那时候还没有类似于后世的“信访办”一类的机构，就是“信访办”，也不能做到所有老百性的意见都能让最高领导者知道。康有为也不动脑子想想，全国老百姓一人一封信的话，皇宫只怕就得全堆满了，皇帝想要看完，恐怕得下辈子了。

　　皇帝毕竟也是人，不是电脑。

　　但想到这个“有限开放言论”在李鸿章和梁启的努力下，毕竟按照自己的设想来了，孙纲还是很高兴的。

　　这个“维新变法”，也不能一成效都没有。

　　最起码，对“民智”的开启，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其实，康有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弄的这个“维新变法”的最大的成就，其实是在思想宣传方面。

　　康有为一直以“民智未开”拒绝更深入的改革，在孙纲看来，“民智”的开启须假以时日，倒不如以开启“官智”为主。

　　大清帝国的国家机器的运转主要靠的是各级大大的官吏，尤其是广大下级官吏，他们和广大士绅一样，和民众的联系最为密切，如果能让他们全都认识到了“变法”的重要，并给他们指明改变的方向，“维新变法”遇到的阻力就会得多，而且取得的成果也可能更大。

　　而康有为什么事都是寄希望于皇帝一声令下，“乾纲独断”，以为这样就可以“变法”了，未免失之天真。

　　如果不是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人在力挺“维新派”，“维新派”恐怕连一百天都坚持不了。

　　孙纲现在紧密关注着国内的局势，从江穆齐布置的方向来看，他已经猜出来了这子想干什么。

　　只是，他还不能确定，江穆齐为什么那么肯定，朝廷这座“火山”，会一定“喷”呢？

　　还是江穆齐想“人为”的“制造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