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的最后一个月，古老的北京城常常银装素裹，大雪掩盖下的厚重城池，成了叶开脑中最不可磨灭的景象，寒冷的空气似乎让年末的人变的慵懒了许多，以至于对即将到来的新时代也变的浑然未觉。

　　除了几件还值得一提的事，风雨飘摇的大清国似乎就要这样无声无息地步入新的一年。

　　端方被罢免，外交工作又彻底失败，手中再没有什么底牌可打的奕-劻，决定以退为进，暂避锋芒。几天时间内，他陆续辞去了外务部总理王大臣和陆军部总理王大臣的职务，这些官职对他来说已经成为拖累，他必须壮士断腕，丢卒保车。

　　或许是为了向载沣示好，或许仅仅是某种策略，除了军机大臣和政务处大臣的职务外，他一口气主动交出了所有权力，事情发展的太突然，让得到消息的载沣也感到有些太惊讶。

　　紧接着，奕-劻就请了一个长长的假期，关起门来，躲在家中，对外宣称的口风是，身体抱恙，不离床帏，垂死之年，仅以药物勉强度日也。

　　当然，这一套说辞糊得了别人，却骗不了叶开，不说奕-劻身体倍棒，还有十几年的寿命，就以他的政治秉性来说，恐怕也不想白白丢掉苦心得来的尊荣。

　　能躲过严冬的除了冬眠的野熊，还有缩进壳里的乌龟，奕-劻一向圆滑，这次他不介意认一回栽，当一次缩头乌龟，反正政治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只要还在游戏场上坐着，就有翻身的机会。

　　事实证明，奕-劻果然是耍弄政治的老手，谪居在家十几天内，他就用敏锐的嗅觉觉察到某些异样东西，正逐渐的逼近帝国的心脏四九城，隐隐的奕-劻有种感觉，这些突如其来的东西或许能让他摆脱掉目前不利的局面。

　　奕-劻选择忍耐，并且全神贯注的忍耐。

　　作为他的隐形对手，叶开同样严阵以待，站在后世人的角度，他甚至比奕-劻看得更远，看得更清。就在新年伊始的头一月里，一场不小的乱子就在天子脚下发生，而从那一刻开始到岁末的这一整年，被帝王之气笼罩五百年的京师，将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狂潮之中。

　　伴随着这场狂潮，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大清官场这盘棋，如果说上一局的赢家是叶开，那新一盘刚开始，所有人就迎来一个强有力的对手。

　　士绅

　　他们高举的大旗上就写了两个字，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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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甲午战争的惨败，清廷一纸割台，紧接着的百日维新以血终结，立宪的思潮开始悄然发芽，当然随后发生的事大幅度的助长了这种趋势，日俄战争日本以区区弹丸小国掀翻了俄国老毛熊，帝国的统治者才意识到只有立宪才是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一时间，立宪思潮在全国汹涌澎湃，手上沾满维新派鲜血的慈禧太后这时候幡然醒悟，宣布新政，仿行立宪，刚刚宣布康梁是异端学说，这套做法无异于自己打自己的脸。

　　原本的朝廷通缉要犯，一下子成为座上宾，梁启超取代康有为，成为立宪派的首脑之一，他在海外迎风呐喊也成为立宪思潮横行的一大原因，总之，被视为异端学说的立宪理论成为了香饽饽。

　　早在一年之前的1908年8月，清廷在立宪派的鼓噪声中，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及《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和《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并宣称“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

　　一场自上而下的立宪运动就此诞生，它要掀翻的是中国绵延二千余年的****制度，一个农业文明下超稳定的社会制度。

　　清廷正式颁布宪法大纲、搞公开政治的做法，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亘古未有之事。按照《筹备事宜清单》，中国的宪政思路仿照日本，既以九年为限，逐步过渡，并详细开列了这9年的筹办大事和时间表。

　　第一年（1908年）筹办谘议局、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国民普及教育、编订重要法典等。

　　第二年（1909年）举行谘议局选举、颁布资政院章程、人口调查、设立各级审判厅等。

　　第三年（1910年）资政院开院、筹办厅州县地方自治、颁布文官考试制度等。

　　第四年（1911年）续办各级地方自治、颁布地方税章程等。

　　第五年（191年）各级地方自治初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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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规划和时间表来看，设立议员，人口普查，减少文盲，地方自治，召开国会等9项重大改革，每一项都是新鲜至极的大事，对于一个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旧中国来说，其难度可想而知，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朝着现代国家推进，随着立宪的进行，传统的国家正在逐步解体，特别到了预备立宪，更深刻地触动传统政治体制中最保守最核心的成分---****皇权。在这个结构性变化即将来临的时候，任何的鲁莽和冒进都将给中国的未来带来灾难。

　　对大多数国民来说，立宪的前途的是光明的，但是，举朝欢呼中，却又一点人们看不见的隐患掺杂其中，正如日本首相桂太郎冷眼旁观的那样，“立宪和国会等制度是好的，但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中国现在走得太快，一定会出问题的”。

　　桂太郎的语预言无比精准，权力的分配如果不经过小心翼翼的精确切割，必然会把绝好的大局葬送，而接在预备立宪的第二年，大事接二连三的发生了。

　　一手制造这些大事的有个共同的属性，士绅阶层。

　　作为立宪派的急先锋，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士绅群体，在封建王朝落寞的最后一刻，走上了历史舞台的最前列。

　　他们的到来可不是什么好消息，除了满口立宪主张，心中怀揣的是一颗怎么也等不及的心。

　　按照1908年的筹备立宪路线图，清廷要进行九年的预备工作后方能召开国会，颁布宪法。但是，一旦民众的力量被发动起来，其进程和结果便不是改革的设计者所能控制和预料的了，随着慈禧太后的突然逝去，中央权威荡然不复，改革进程再也无法按计划进行，一个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国家要搞一次接骨续命的超级大手术，那无异于作死。

　　“九年立宪太久，最好三年，或者就在今年！”

　　立宪派叫嚣着，他们急迫的想从封建统治者拿走权力，而权力欲一旦膨胀起来，势必会和初衷背道而驰。

　　从1907年秋天起，各地立宪派便纷纷上书清廷，要求速开国会，而在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第一次开会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通电各省咨议局，建议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经过一个多月的多方联络，各省代表于1月18日陆续抵达上海，开会商议请愿速开国会之事。

　　当然，商议的结果众所周知：一步一步来？抱歉，我们等不及，快点，再快点，最好一步到位，家天下？呵呵，现在是绅天下。

　　“期以一年之内召开国会，则天下幸甚！”

　　以士绅为主体的咨议员抱着这样的想法，毅然踏上了进京的火车，“缩短年限，速开国会”，就差后面再跟上一句“超英赶美”了，总之，他们就是要把这样的声音，传进最高统治者的耳朵里。

　　于是，1909这一年的头一个月，载沣，叶开，以及清廷所有的重臣都能听见同一个声音。

　　一大波立宪派正向京城逼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