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张放所判断那样，因为不是讯期，渭水决堤的严重后果在影响力上远远大于实际损失。毕竟，长安是帝都。
大水很快退去，留下一地狼藉。
京师遭此劫难，身为天子，自然要罪己察失一番，下诏曰：“盖闻天生众民，不能相治，为之立君以统理之。君道得，则草木、昆虫咸得其所；人君不德，谪见天地，灾异娄发，以告不治。朕涉道日寡，举错不中，朕甚惧焉。公卿其各思朕过失，明白陈之。乃者郡国被水灾，流杀人民，多至千数。京师无故讹言大水至，吏民惊恐，奔走乘城。殆苛暴深刻之吏未息，元元冤失职者众。遣谏大夫林等循行天下。”
这次大水引发的后遗症远不止此，洪水退去，一场官场震动也随之爆发。
新任司隶校尉（原司隶辕丰被杀）王尊上书弹劾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理由如下：一、石显在位时，匡衡和张谭尸位素餐，对于石显的所作所为充耳不闻，反而对石显百般谄媚；等石显下台了之后，两人才上来补上一脚，上书猛烈弹劾石显；总体看来，不但无能，而且无耻。二、渭水决堤时，张谭醉卧家中，洪水至而不知，后竟是被家人抬上阁楼以避。次日朝会，更是惧而不至，实不当为臣子。三、宰相匡衡，家人霸占官田四百顷，影响恶劣，其罪昭彰，不宜继续担任百官之首。
御史大夫张谭上书谢罪，自行请辞。丞相匡衡同样请辞。
对于张谭，事实清楚，影响很坏，刘骜准辞了。御史大夫之职，由御史丞尹忠接替。至于匡衡，刘骜要求先调查清楚再说。结果不到半个月，匡衡再次主动请辞，而这次刘骜准了。
有些人看不明白，但有人看明白了——很明显，这是查出了问题，匡丞相先下手为强，主动请辞，如此，罪责减轻，朝廷的面子上也好看。
两朝元老，读书人的楷模匡丞相终于下去了。接任者是在长安大水事件中力谏天子，表现得坚定而抢眼的左将军王商。将军任丞相，这在隋唐以后的朝代几乎是不可想象，但在汉代，很正常，并无明显的文武界线。武将草军书，文臣击狂胡，同样玩得溜。
王商终于登上人生巅峰。
但同时，王商也与王凤结下解不开的仇怨。因为在王凤看来，王商是踩着自己爬上高位的。王商越正确，就反衬着自己越错误。这个人就像一面政治镜子，时时刻刻照出他的失误……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一权臣，如何能忍？
对于长安大水时，王凤的表现，史官的记载是“凤大惭，自恨失言”。
从此，二王成为死对头。
而另一位表现抢眼的人物，五官中郎将张放，因为刚刚升职不久，不好立马又升，只能是赏赐金帛，并增加食邑五百户。
用刘骜某次单独召见张放的话说，是“这次的功绩暂且记下，今后但有机会，慢慢再升。将来我必让你成为名符其实的将军，不逊于汝先祖敬侯。”
富平敬侯，就是张安世。张安世最后的职位就是大司马卫将军。
……
建始四年，祸不单行，长安发大水，兖州跟着凑一腿。先是在四月间下雪，然后植物们在秋季反常地开花结果。于是，黄河在东郡决口。
这是一次很严重的水灾。彼时天降滂沱大雨，连续十余日，洪峰骤起，恣肆暴戾，直摧馆陶、东郡、金堤一带。堤埂崩溃，致使东郡、平原、千乘、济南四郡三十二县被淹。最深处积水二丈余，受灾面积达一万多平方公里。摧毁官庐、民房近四万间，人畜伤亡惨重。至于具体受灾人数没有确切记载，只是在之后的救灾行动中，官方确定获得营救的灾民数字是：九万七千余人。
以当时的社会的应急反应能力，没有获救的人有多少，细思恐极。
然而事实上，如果之前能够处理得当，这样的一个灾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清河郡都尉冯逡，在发洪水前三年，就已经上书朝廷注意清河郡和东郡附近黄河水患的问题。
刘骜对此事还是颇为重视的，就在奏章上批示：请丞相府和御史督办。
丞相府于是派遣一个叫作许商的博士前去视察，许商经过一番考察，得出结论：问题是有的，但是还不是太严重，目前国家经费紧张，这个事情就往后拖拖吧。
自古以来政府渎职不办事的借口都差不多：有钱修大楼，没钱盖学校。
刚当上御史大夫的尹忠不知道是因为对救灾的事情不够重视，还是首次遇到过这种大事，提出的救灾方案既不迅速，又颇为空洞，缺乏可操做性。
这使得刘骜大为不满，下诏对其进行严厉的斥责。可怜刚接替副丞相之位的尹忠，既没资历，又缺乏抗压能力，日夜惶恐之下，竟在任上自杀了——是的，自杀了。
主管领导自杀了，可事情还得有人做啊。
于是，眼睛不好，但却最善于识人的杜钦，又向王凤推荐了一个人：王延世。
王凤一向相信这位智囊的“眼光”，在与王延世交谈一番之后，很快向天子推荐。
刘骜同样也很相信大将军的眼光，很快任命王延世为河堤使者，主持黄河拢口工作。
王延世亲赴东郡，冒着大雨洪流到现场勘察，找出症结，决定在馆陶、金堤垒石塞流。又制成长四丈、大九围的竹笼，中盛小石，由两船夹载沉下，再以泥石为障。经过军民昼夜奋战三十六天，河堤始成。最终在建始五年（前28年）三月初，堵住了决口。
刘骜得报，龙颜大悦，升王延世为光禄大夫，赐爵关内侯，赏黄金百斤。
四月，为纪念治黄成功，汉成帝改建始五年为河平元年。
还是这位王延世，在河平三年时，因黄河又在平原决口，刘骜派其与将作大匠许高、谏大夫马延年共同治理黄河决口。王延世经过精确的测量计算，仅用了半年时间，又修复河堤，恢复了正常的生产，使两岸百姓安居乐业。
便如后世那位大文豪所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有‘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王延世，当得起这样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