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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讲性的思想

性爱二十讲 李银河 8619 2024-11-16 07:41

  [美]罗宾

  葛尔丨罗宾((!)力).当代美国作家、历史学家、教育家,女同性恋虐恋组织的创始人。她的著述集中在性别与性的领域。她的论文《妇女交易〉是性别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品。《关于性的思考》也是性研究领域中的经典之作。

  性的思想

  [美]罗宾

  【编者按:本篇探讨了人类ing爱中各种正确和错误的思想,批判了将ing爱的不同形式分为高尚与低下的等级的做法,提出了在ing爱领域多元平等的新理念,对西方ing爱观念的改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费利普突然说:“你看,蒂姆,你的观点不够通情达理。假定我同意你的第一个论点,即同性恋倾向在某些情况下和某种限制之内是有正当理由的,结果就会陷入这样一个圈套:它的合理性到哪里结束?它的变态从哪里开始?社会将不得不去保护它。只要我们给即使是一位很智慧的同性恋者一个受尊重的位置,第一道障碍就会垮掉。他们就会得寸进尺,接踵而至,直到***狂,性鞭笞者,疯狂的罪犯,都要来争一席之地,社会将不复存在。所以我要再问一遍:界线究竟应当画在哪里?在这样的事情上,变态如果不是从个人自由的起点开始的,又是从哪里开始的?”〈引自1950年出版的一部小说中两位男同性恋者关于他们能否相爱的讨论。)

  一个关于性的激进理论必须识别、描述、解释和揭露性的不公正和性的压迫。这一理论应当提炼出概念的工具,它能够把握这个题目,能够观察这个题目。它必须建构关于性的丰富的描述,就像性在社会和历史中的存在状态那样丰富多彩。它要求一种具有说服力的批判语言,能够表达出性迫害的残暴性。

  几种长期存在的关于性的思想正在阻碍着正义理论的发展。这些思想渗透在西方文化中,很少受到质疑。正因为如此,它们总是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反复出现,它们的修辞表达方式不断翻新,但是基本理论是不断重复的。

  这种理论之一就是性的本质主义种关于性是自然的力量、先

  于社会生活而存在并造就制度的思想。性本质主义植根于西方社会的民间智慧之中,它认为性是永恒不变的,非社会的和超历史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以医学、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为主的研究中,对性的学术研究反复地制造着这种本质主义。这些研究领域把性划归为某种个人的属性,认为它可能存在于人们的荷尔蒙或灵魂之中。它是由生理或心理建构起来的。然而,在这种人种学的分类中,性是既无历史又无重大社会决定因素的。

  在过去五年中,一种复杂的历史理论学说,向性的本质主义提出了或明或暗的挑战。通过将我们所了解的同性恋现象描述为一种相对比较现代的制度综合体,同性恋史,尤其是杰弗瑞~威克斯(知&I枕的著述,领导着这场攻坚战。许多历史学家进一步将当代的异性恋制度形式视为一种更晚近的发展。这种新学说的一位重要人物是朱狄斯|沃克维兹。她的研究表述了卖淫在本世纪初年发生变化的程度。她详尽地描述了各种社会力量,如意识形态、恐惧感、政治论争、立法改革和医学实践的相互作用,是如何改变了性行为的结构,又是如何改变了它的后果。

  米歇尔福柯的《性史》是关于性的新学说的最具影响力和最具象征性的文本。福柯批判了传统尚性观念,这种性观念把性理解为一种渴望从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自然冲动。他指出,欲望并不是一种先验存在的生理实体,而是在特殊的社会实践过程中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他指出,新的性形式在不断地被制造出来,并通过这一事实,强调性的社会组织建构因素,而不是其控制镇压因素。他揭示了存在于以亲属为基础的性制度与其现代形式之间的重大断裂性。

  关于性行为的新学说,为性赋予了一个历史,创造了一种不同于性本质主义的建构主义的选择。在这一学说的背后是这样一种假设:性是由社会和历史建构的,而不是由生理决定的。这并不是说,生理能力不是人类性行为的先决条件。它的意思是说,人类的性不能仅仅从生理学意义来理解。包括人类大脑在内的人类生物有机体对于人类文化是必须的,但是对于身体及其器官的考察,不能解释人类社会制度的性质和多样性。腹部的饥渴感觉,并不能够为解释寻找性伴侣行为的复杂性提供线索。身体、大脑、生殖器和语言能力,对于人类的性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它们不能决定性的内容、性的经历或性的制度形式。此外,我们绝对不能在接触人的身体时脱离开它的文化意义。按照列维-施特劳斯的说法,我在生理与性的关系上的立场,是一种“没有先验冲动的康德主义”。

  如果仅仅从生理实体上而不是社会结构上思考种族或性别的政治学问题,就不可能对这些问题有清楚的看法。同样,如果把性仅仅看作是生理现象或个人心理学的一部分,就不可能对它进行政治分析。性作为人类制造物的程度,就像饮食、运输方法、礼仪制度、劳动方式、娱乐类型、生产过程和压迫模式一样。只有用社会分析和历史解释来理解性的问题,才有可能形成一种更加现实主义的性政治。因此,人们将从以下角度和现象来思考性政治问题,例如人口、邻里、殖民模式、移民、都市冲突流行病和警察技术。这是一种比传统的思维更加丰富的思维类型,传统的思维类型关注的是罪恶、疾病、精神病、病理学、颓废、污秽或最高权力的衰落。

  通过仔细观察那些被丑化的性群体与规范他们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爱伦贝鲁贝(如“、杰弗瑞‘威克斯、朱狄斯‘沃克维兹等人在他们的著述中提出了政治分析与批判的确切类型。然而,建构主义的观点也暴露出一些政治上的弱点。在这一点上,最明显的是对福柯立场的误解。

  由于福柯过于强调性的发生方式’他否定或者缩小了政治意义上的性压迫的现实。他在对这种现实的解释方面显得脆弱。福柯极为清楚地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即他并不否认性压迫的存在,但是必须把这种压迫放在一个宏大的历史或精神动力机制中来加以理解。在西方社会中,性一直被建构在一种极具惩罚性的社会框架之中,一直受到极为现实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控制。我们必须承认压抑现象的存在,而不是将它诉诸欲望话语的本质主义的假设。以压抑的性实践为关注重点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必须把它放在不同的总体和更加精炼的术语之中。

  绝大多数关于性解放的思想都来自本能及其抑制模式。性压抑的概念一直局限在对性的生理学理解之上。同在建构主义的框架中重建性的非正义概念相比,回到自然冲动受到了违反人道的压迫的概念上面去,要容易得多。但是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需要一种对性秩序的激进的批判,这种批判具有福柯所拥有的精致的概念和瑞奇所特有的澎湃的热情。

  这种性的新学说带来了一种被人们广泛接受的观念,即性的术语受到它们相应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的限制,新学说还带来了一种对于过度概括的谨慎的怀疑态度。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能够在性话语中表达性行为和一般趋势的分类。除了性的本质主义之外,至少还有五种其他的意识形态体系,它们对于性的思考极为重要,以致如果不去讨论这些观点,就会为它们所困。这五种关于性的理论体系是:对性的否定态度;对性的错误度量;对性活动价值的等级划分;性危险的多米诺理论;以及良性性差异概念的缺席。

  在这五种理论之中,最重要的是对于性的否定态度。西方文化一般把性视为一种危险的、具有破坏性的、反面的力量。大多数基督教传统,遵循着保罗的观点,认为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罪恶。只有婚内以生殖为目的的性和不追求快感享受的性,才有可能赎罪。这种思想又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的:生殖器官在身体器官中具有内在的低下性,比精神、“灵魂”、“心”,甚至于比消化系统的上半部分(排泄器官的地位与生殖器官接近)都要低下得多,远不如后者神圣。这种观念到目前为止已经获得了独立的生命,而不再仅仅依靠宗教而成立了。

  这种文化总是对性持怀疑态度。它在理解和评判任何一种性实践时,总是尽其可能采用最坏的术语来表达。性在被证实无罪之前总是被假定为有罪。结果是所有的性行为都被认定是坏的,除非可以提出使它免罪的特殊理由。最可接受的理由是婚姻、生殖和爱情。有时还可以加上科学方面的好奇心、美学体验或者长时间的亲密关系。但是,性的能力、智慧、好奇心或创造性的实现,全都需要某种借口,而其他种类的快乐,如对于食品、小说或天文学的享用,就不需要此类借口。

  我所说的对性的错误度量,是对于性的否定态度的必然结果。苏珊-桑塔格〈50111坤)曾经指出,自从基督教教义将“性行为视为道德的基础,与性有关的一切在我们的文化中就成为‘特殊情况’”。性的法律与宗教态度相辅相成,它们都认为,异教徒的性是极度可耻可恶的罪恶,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在许多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历史中,仅仅一次出于自愿的gang门插人行为就可以判死刑。在某些国家,**仍要判0年徒刑。在法律之外,性也是一个非同小可的类别。在价值观或行为方面的一点点与众不同,往往会被当作天大的威胁。虽然人们在看待什么是恰当的饮食方式的问题上也会不耐烦,也会愚蠢,或者具有强迫性,但是食谱的差异很少能够像**味的差异那样,激起那么多的愤怒、焦虑和纯粹的恐惧。性活动在意义的过度重压之下不堪重负。

  现代西方社会根据一个性价值的等级制对性活动作出评价。婚内的生殖性的异性恋单独处于性金字塔的顶端。接下去是许多异性恋者之间存在的非婚的一对一的异性恋伴侣关系。没有伴侣的个人性活动处于一种暧昧不清的地位。19世纪对于**的强烈丑化观点仍然以一种弱化的、修正过的形式徘徊不去,比如说,把**视为对缺乏伴侣状况的低下的替代形式。固定的长期的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伴侣关系行将受到尊重,但是出入单身酒吧的女同性恋者和性方面比较随意的男同性恋者,却在比这个金字塔的最底层人群高不了多少的地方徘徊。目前最受歧视的性等级是易性者、异装者、恋物者、虐恋者、性工作者如娼妓和Se情模特,最低下的是那些其ing欲超越了代际界线的人。

  那些在这个分层体系中处于高层的个人,被授予精神健康的证书,受到尊敬,得到合法的地位,得到社会和身体行动的自由,得到制度的支持和物质利益。而那些其性行为或职业处于这个等级体系的底层的个人,则往往会被认定为患有精神疾病,品格不端,犯罪,他们的社会和身体行动的自由受到限制,失去制度的支持,还会受到经济制裁。

  最极端、最具惩罚性的污名被强加于某些性行为之上,此类行为被视为低等的行为,这种坏名声有效地制裁着从事此类活动的人们。这种污名的强烈性植根于西方的宗教传统,但是其中大多数现代的内容却来自医学和精神病学的公开的侮辱和仇恨。

  古老的宗教禁忌基本上建立在社会组织的亲属形式之上。它们的目的就是防止建立不恰当的关系,提供恰当的亲属关系。源于《圣经》观点的性法律,其目的就是防止建立错误的亲密伴侣关系,其中包括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乱lun〉,同一性别的人(同性恋),或者错误的物种(**〉。当医学和精神病学得到了针对性行为的更大权力之后,同不恰当的性伴侣相比,它们更加关注的是不恰当的欲望形式。如果说乱lun禁忌最能够代表性组织的亲属体系的特征,那么向强调**禁忌的转变,则更确切地代表了围绕着性实践性质而建立起来的新体系。

  医学和精神病学使错误性行为的类型成倍增长。美国精神病协会的《精神与肉体疾病诊断统计指南》〈简写为051性心理疾病部分,是一幅关于目前性活动道德等级制的相当可靠的构图。美国精神病学会所开列的名单,比起对于卖淫、**和通奸的传统谴责要精致得多。在经过长期的政治斗争之后,它的最新版本(兄第版)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的名单上删去了,但是恋物、施虐、受虐、易性、异装、露阴、观淫和恋童,仍旧被确认为心理障碍。在大量的书籍中,仍然充斥着对于上述各色各样的“病理学”现象的起源、病因学、处置和治疗的内容。

  精神病学对性行为的谴责求助于精神与情感低下的概念,而不是性罪恶的类别。地位低下的性实践被污蔑为精神疾病或者是人格整合不健全的症状。除此之外,心理学术语把心理动态功能障碍与性行为模式并列在一起。它们把性受虐倾向等同于自我毁灭的人格模式;把性施虐倾向等同于情感的攻击性;把同性恋欲望等同于发育不成熟。这些术语上的混乱,已经制造出一种强有力的思维定式,这种思维模式被不加区别地运用在具有不同性倾向的人们的身上。

  大众文化渗透了这样的思想,即性的差异形式是危险的、不健康的、堕落的,是对一切事物的威胁,从小孩子一直到国家安全。大众的性意识形态是一团充满毒素的性焦虑,其中包括以性为罪恶的思想,以性为劣等心理的概念,**主义,群体歇斯底里,对巫术的指控和无端的恐惧,厌恶与己不同的陌生人的情绪。大众传媒通过毫无怜悯心的宣传培植了此类态度。我愿意把这种性丑化体系称为最后一种偏见形式,而这种偏见是赢得了社会尊重的。如果说旧有的偏见形式从未表现出如此顽固的生命力,那么新的偏见形式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所有这些性价值的等级制‘一一宗教的、精神病学的、大众文化的同种族主义、民族中心主义以及宗教沙文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有着同样的运作方式。它们使性特权阶层的幸福以及性下等公民的厄运合理化了。

  图1描绘了性价值体系的一般形式。根据这一体系,“美好的”、“正常的”和“自然的”性,从理想形态上说应当是异性恋的、婚内的、一夫一妻的、生殖性的和非商业性的。它应当发生在一对伴侣之间,发生在亲密关系之间,发生在同一代人之间,并且发生在家里。它不应当使用淫秽品、恋物用具、任何种类的性玩具,或者除男角女角之外的其他角色。任何违反了这些规则的性行为都是“不道德的”、“不正常的”或者“不自然的”。这些有害的性行为也许是同性恋的、非婚的、滥交的、非生殖性的或者是商业性的。它也许是**性质的,或发生在性聚会中,也许是同陌生人偶然发生的,也许跨越了代际界线,也许发生在“公共场所”,或者至少发生在树丛中或者浴室中。它也许包括淫秽品、恋物用具、性玩具或对不同寻常的角色的使用。

  图描绘了性等级制的另一方面:划清和保持好的性行为和坏的性行为之间的那条想象中的界线的需要。大多数的性话语,无论是宗教的、精神病学的、大众文化的还是政治的,总是将人类性能力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划分为神圣的、安全的、#康的、成熟的、合法的或政治上正确的。这条“界线”把上述行为同所有其他的性行为区分开来,后者被

  认为是魔鬼的作品,是危险的,是心理病态的,是幼稚的或政治上应受谴责的。于是,围绕着“把线画在哪里”就发生了许多的争论,以便决定哪些行为可以得到允许跨越界线,被接受下来。

  所有这些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假定,那就是性危险的多米诺理论。那条界线似乎把性秩序和性混乱划分开来了。它表达出一种恐惧感:如果允许任何一件事跨越这条性分类的界线,那些可怕的性行为的障碍就会坍塌,那些难以言说的东西就会乘虚而入。

  大多数性评价体系宗教的、心理学的、女权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一一全都试图确定某种特殊的行为应当放在分界线的哪一边。只有在分界线美德一边的性行为才具有道德的复杂性。例如,异性恋遭遇可以是崇高的或令人厌恶的,自愿的或强迫的,治疗性的或破坏性的,浪漫的或贪图利益的。只要不违反其他规则,异性恋就被允许展示其丰富多彩各式各样的人类经验。相反,所有在分界线邪恶一边的性行为都被认为是彻头彻尾令人厌恶的,它们也不会有任何情感上的差异。某种性行为越是远离那条分界线,就越邪恶。

  过去十年性论争的结果之一就是,一些接近分界线的行为急于跨越界线。非婚伴侣的同居、**和同性恋的某些形式,正在逐渐向受人尊重的方向移动(见图〉。大多数的同性恋关系仍旧留在分界线的邪恶一边。但是,如果同性恋是结为伴侣的一对一的关系,社会就开始承认,这种关系中也包含着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类互动关系。滥交的同性恋关系、虐恋、恋物、易性和跨代性行为,则仍被视为不可救药的可怕行为,其中没有可能包含着情感、爱、自由选择、仁爱或精神的升华。

  这样的性道德与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很多相似之处,同真正的伦理相去甚远。它把美德授予占统治地位的群体,把邪恶的名声加在地位低下的群体身上。民主的道德应当用下列标准来评判性行为:伴侣对待对方的方式,相互关心的程度,有没有强迫性,以及某种关系所提供的愉悦的数量与质量。无论性行为是同性恋的还是异性恋的,是一对一的还是群体的,是裸体的还是穿内衣的,是商业性的还是不要钱的,是被录像的还是没有被录像的,都不关伦理的事。

  如果没有一种仁慈的性差异的概念,就很难建立起一套多元的性伦理学。差异是所有生命的基本性质,从最简单的生物有机体到最复杂的人类社会建构。然而,性却被假定为应当遵循一个唯一的标准。一个与性有关的最顽固不化的观念就是,性这件事有一种最佳方式,而每一个人都应当按照这一方式行事。

  大多数人发现,他们最难接受的一件事就是,他们所钟爱的性方式对于某些人来说竟是令他们厌恶之极的;而他们所害怕的性方式对于某些地方的某些人来说竟是他们最珍爱的快乐。一个人并不需要去喜爱或从事某种特殊的性活动,以便承认另一些喜欢那样做的人,这种区别并不就意味着这一方或那一方的人缺少良好的趣味,缺少精神健康,或者缺少智慧。大多数人错误地以为,他们自己所拥有的性倾向属于一个将会或应当适用于一切人的普遍的体系。

  这种存在着一种唯一理想的性行为方式的观念,是绝大多数性思想体系的特点。对于宗教来说,理想的方式是生殖性的婚姻。对于心理学来说,则是成熟的异性恋关系。虽然内容各异,唯一性标准的模式还在不断地建构着其他的话语体系,其中包括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我们应当反对这样的观点,即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是异性恋的、结婚的或香草型的(妨411,意为“寻常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同样应当反对另一种观点,即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是同性恋的、非一夫一妻制的或怪异的,虽然前一组观点得到了远比后一组更具强迫性的权力的支持。

  那些在其他领域耻于表现出文化沙文主义的思想进步的人们,对于性的差异却表现出一种文化沙文主义的思想。我们学会了赞赏不同的文化,把它们当作人类创造性的表达,而不是低下或恶心的野蛮习俗。对于不同的性文化,也需要这样一种类似的人类学理解力。

  实证的性研究是一个对性差异持有正面看法的领域。阿尔弗莱德~金西在进行性研究时,持有一种与他此前研究黄蜂这个物种相同的无拘无束的好奇心。他的科学的超然态度,为他的研究赋予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中立风格,它激怒了那些道德家,引发了强烈的争议。在金西的后继者中,约翰~盖格农(如!&&011和威廉‘塞蒙〈111111111-成为将社会学理解运用于性差异的先锋人物。@有些早期的性学也是很有用的。虽然哈弗洛克~艾利斯的研究带有令人倒胃的优生学信仰,但他却是一位敏锐而富于同情心的研究者。在他的里程碑式的《性心理学研究》一书中,充满了无与伦比的细节描述。

  许多关于性的政治著作,全都暴露出对于古典性学和现代性研究彻底的无知。这也许是由于极少有大专院校愿意教授人类性行为,还因为有太多的坏名声附着在即使是对性的学术研究上。无论是性学还是性研究,都不能避开流行的性价值体系,并且都有着难以被无批判地接受下来的假设和信息。但是,性学和性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细节,提供了一种可喜的心平气和的态度,以及一种把性差异当作某种客观存在,而不是把它当作某种应当加以灭绝的东西这样一种发育良好的能力。这些领域能够为激进的性理论提供一个实证的基础,它们比心理分析以及资料极其丰富的女权主义第一原则这两者加起来更加有用。@

  (选自[美]罗宾《关于性的思考:性政治学激进理论的笔记》I李银河译。〉

  这一节的目的并不是求助于科学权威,也不是论述性学的科学客观性,更肯定不是把生理学模式放在“社会研究工具”的特权地位上。(灿旧“超越性别危险与私人快乐:性辩论中的理论与伦理”,《女权主义研究》,***,夏季号第号第15卷第7—54页)它要阐明的是,在作性分析时,性学能够成为一个可供挖掘的丰富矿藏,虽然我从未认为研究者会放弃对性学文本的分析研究。我确实认为,性学研究同那些以弗洛伊德和拉康为基础的女权主义性思想的没完没了的换汤不换药的讨论相比,具有更直接的用处。因此我曾经认为,现在仍然认为,有太多的女权主义性分析来自女权主义的第一原则与心理分析的混合物。这种态势有点像149年以前的欧洲地图。它们没有实证的基础。我并不是一个只看“事实”的人,并不否认这些“事实”会受到解释的文化结构的影响。然而,我确实认为,那些不承认、不吸收、不追寻有效信息的社会科学理论,仅仅是一种智力体操。除了数学以外,大多数理论都要建立在某些特殊的数据之上,心理分析女权主义也不例外。作为0世纪美国性学的典型的女权主义历史,请参见詹尼斯’艾尔文(如沈1…―的《欲望的紊乱》,费城坦普大学出版社,1990年。(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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