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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数日之前朱厚熜微服出巡，经历了衙役强索铺户财物、牙行虐打浙东行商等等不平之事，回来又与吕芳、高拱和张居正三人做了那一番“泄露天机”的深谈之后，他就决意要恢复登闻鼓之制，给贫民百姓保留最后的诉冤渠道，还让高拱草拟诏书，打算四门张挂，公诸于世。
登闻鼓之制并非什么前所未有的创举，既有太祖高皇帝的旧制，又有皇上当时那一番忧民之谈，对于高拱这样的大才来说，草拟这道诏书也就是一挥而就之事，只要字句没什么不妥，即可钤印用玺，交付制敕房缮写。可是，就在他将诏书草稿呈给皇上审议之时，朱厚熜却又犹豫了，沉吟了许久，还是下不了决心，只得对高拱说：“先放着吧，朕再想想。”
原来，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却也不小。对于朱厚熜来说，太祖洪武年间定下的登闻鼓之制固然是不容改易的祖制，孝宗弘治年间定下的“涉案官员依律治罪，诉告之民以‘违制犯上’律杖四十、流三千里。”的限制性规定又何尝不是不容改易的祖制？虽说祖制对他来说，不过是一纸空文，这些年里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几乎将朱元璋当年钦定的国策完全翻了过来。但是，登闻鼓之制和当年引发举子罢考、朝臣抗谏、边将投敌、江南叛乱等一系列动乱事件的新政一样，涉及到全天下官员的切身利益，就让他也不禁犹豫了。
这也不是朱厚熜杞人忧天，更不是被此前推行新政引起的一连串祸事吓得杯弓蛇影草木皆兵。而是因为自明太祖洪武年间设置登闻鼓，定下这条利用百姓监督官员的制度而始，除了没有人敢向冷酷无情、杀起官员来从不手软的明太祖朱元璋提出抗议之外，成祖以降，朝臣对此的抗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明孝宗弘治皇帝被史家称为明朝最为勤政爱民的中兴明主，开创了“弘治中兴”的盛世伟业，甚至认为他的治国功绩不亚于太、成两祖，品行却远胜过太、成两祖，以这样一位贤明君主，尚且难以抗拒朝臣们的抗议，不得不同意他们对百姓击鼓鸣冤施加诸多限制，要改易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夏言和严嵩两位阁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不敢贸然表态。作为饱读诗书、熟知历朝兴衰更替掌故的内阁辅弼重臣，他们又何尝不明白皇上此举包含的仁君爱民之心？可是，作为浮沉宦海几十年、经历了无数次官场争斗、朝堂倾轧的老官僚，他们更清楚，这是皇上套在全国数万官吏身上的一道枷锁、悬在头上的一柄利剑，贪官污吏固然心生惊惧，不敢再做那些伤天害理、虐民自肥的事情；那些清官廉吏也少不了要遭到治下刁民的诬告诽谤，而这些诬告诽谤会被政敌所利用，都察院、各省巡按御史也不可能每一次都能秉公明断，还他们以清白，势必有人要蒙受冤屈；进而又有人要仗义执言、上疏救援并揭发诬告之人；于是，新一轮的攻讦、反驳、抗辩、指斥就会开始，从此朝堂多事，大明官场也会变成冷冷冰冰荆棘丛生的倾轧之地，官员难安其位、政务难以布陈、国家也就难以稳定了……
见两位阁老沉默不语，显然是对这道圣旨有异议，朱厚熜心里不禁一凉。不过，让他就此放弃这一保护百姓合法权益的最后一线希望、防止官员腐败虐民的最后一道防线，他实在是不甘心，就点着名问道：“严阁老，这道上谕没有什么问题吧？”
严嵩从紧张的思索之中惊醒过来，嗫嚅着说：“兹事体大，可否容微臣斟酌数日，并与时下在留都的诸位大臣商议，拿出个妥善的法子之后，再回奏皇上？”
朱厚熜选定严嵩首先发问，一是因为严嵩天性柔媚，一意逢迎君上，不象夏言那么刚直强横，心里有什么话径直就说了出来，君臣僵在这里不好收场；二来也是因为刚刚答应严世蕃接任应天巡抚，等若给严嵩父子送上了一份大礼，他怎么也该投桃报李，在恢复登闻鼓制度上支持自己。他却没有想到，严嵩虽说没有当面反对，却给他来了个一拖二推，不但要“斟酌数日”，还要拉上诸位朝廷重臣“商议”。不用说，他是在指望着到时候以一句“群臣集议，皆曰不可”就把这件事给搅黄了！
朱厚熜怒不可遏：好你个严嵩，老子容忍你们父子二人这么多年，镇抚司反贪局搜集到的严世蕃索贿受贿、骄纵不法的罪状堆在一起有一人多高，朕不但不惩处他，还把他放在应天府那么重要的地方做封疆大吏，你以为是看上了你父子二人的治国之才？告诉你，我嘉靖一朝名臣辈出，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之所以让你做内阁首辅，不过是因为你比夏言听话，可以利用你们这些封建官僚之间的矛盾来推行我富国强兵的新政！你还敢跟我玩一拖二推的鬼把戏！
想到这里，他冷笑一声：“芝麻绿豆大点的事情，还要‘斟酌数日’！还要‘与时下在留都的诸位大臣商议’！设置登闻鼓，准许百姓击鼓鸣冤是太祖高皇帝的祖制，朕不过是敬天法祖，恢复旧制而已，还要你们劳神费力拿出什么妥善的法子吗？”
严嵩赶紧离座跪地，说：“回皇上，微臣有肺腑之言沥血上奏……”
朱厚熜冷冷地说：“有什么话就直说！少说什么‘沥血’不‘沥血’的来威胁朕！”
“谢皇上！”严嵩将头在地上一碰，然后抬起来，说：“上苍有好生之德，皇上是万民之君父，亦是百官之君父，君恩浩荡亦无远弗届。民有福祉，百官亦应有福祉，不宜偏私……”
朱厚熜火冒三丈，厉声打断了严嵩的话：“你的意思是说，朕身为君父，却不能呵护你们做官之人了？”
严嵩俯身在地，低声说：“臣不敢……”
“你有什么不敢的！”朱厚熜恶狠狠地说：“当初为了缓解朝廷财政危局，朕施行了官绅一体纳粮和子粒田征税之制，不过是多收了你们几斗米几两银子，你们就敢打着太祖高皇帝的旗号造反，想把朕给废了！如今朕要恢复太祖高皇帝的旧制，你们却又不愿意！祖制对于你们来说，是不是有利的才遵守，不利的就都‘瞧着办’？”
他这样倒打一耙，而且话语之中流露出要与全天下官绅士子对抗的意思，令在场的诸位大臣和吕芳都不寒而栗，严嵩更是被逼到了墙角，退无可退，不得不垂首说道：“回皇上，依微臣之愚见，祖宗成法不可不守，刁民诬讼亦不可不防。官为父母，民为子女，民告官等若子女讼告父母。我大明以孝治天下，朝廷律法载有明文，子告父是为不孝，纵然所告属实，亦应杖四十、流三千里……
朱厚熜被严嵩如此冠冕堂皇的话给噎住了。
那天商议恢复登闻鼓旧制之时，高拱和张居正也曾流露出君父不但应该保护百姓，还应该保护同为君父子民的官吏的意思。对于他们这两位出仕不久的年轻官员来说，朱厚熜可以大讲一番照顾弱势群体，安民是为了维护国家稳定，要给百姓留一点微茫的希望，不能把百姓逼到绝路上去造反等等诸如此类的道理来说服他们。可是，对于严嵩这样宦海浮沉几十年的官场油子来说，讲这些道理有用吗？他们深受孔孟圣贤教诲，又何尝不明白“仁者爱人”的道理？不过是为官日久，对百姓的疾苦也就麻木日久，任他哀鸿遍野，好官我自为之，只要能在官场上左右逢源，在仕途上高歌猛进，老百姓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
其实，这还要怪朱厚熜自以为是，弄巧成拙——他若是先点名让夏言发表意见，兴许反倒不会僵在这里。一来夏言已经从高拱那里得知皇上曾得到天人示警，知悉后世及外藩诸事，以夏言公忠体国之心，想必不会为了维护官员的一点私利，反对皇上这样的爱民仁政；二来夏言身为内阁资政，所谓资政，顾名思义，主要是以资人主顾问，并不承担具体责任，处境便要超脱很多，大概也不会为了顾虑百官的反对和诘难而公然忤逆圣意。他若是抢先表态支持，刚刚得到他拱手送上大礼的严嵩，有些话也就不好说了。
而严嵩却有所不同，尽管他节操风骨远不如夏言那么耿直刚介，总是小心翼翼地逢迎君父；但是，作为百官之首的内阁首辅，他不能不顾虑官员们的情绪，也就不敢贸然同意恢复登闻鼓旧制。弘治年间迄今不算遥远，他略一回忆，就想起来当年那些大臣说服孝宗弘治皇帝改易登闻鼓制度的绝佳理由，拿来搪塞当今圣上，依然有效。
究其根源，固然要怪高拱不敢把自己将“天机”泄露给师相夏言之事禀告朱厚熜，使他选错了突破口，却也要怪他识人之能、驭下之术还不够炉火纯青——虽说他已经当了七八年的皇帝，也经历了许多朝政纷争，自诩已经精通帝王心术，可以驾驭群臣，但遇到这样棘手的事情，却还是会暴露出缺乏严酷的政治斗争锻炼的先天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