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他所看重的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一样，顾璘少小就颇具才名，被誉为“金陵三俊”之一。而且，他既工于诗文，又好提携后进学子，在江南一直享有“儒林领袖”、“文坛祭酒”的赫赫盛名，在士林清流中的人望一时无两。
封建社会的读书人，当学习圣贤之书日久，自认为道德学问已经可以修身齐家之后，都会想着要以平生所学治国平天下了。这一点，顾璘也概莫能外，甚至可以说，因他有远胜常人的大才，加之科场得意，少年登第，这种兼济天下的功名事业心就远比一般人为重。他于弘治九年刚刚二十一岁之时便荣登金榜，高中进士，后攀附时任内阁首辅的李梦阳，一路扶摇直上，直至就任正三品的湖广巡抚，成为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升任六部九卿甚至入阁拜相都指日可待。可惜，一直官运亨通的他却在嘉靖初年开始的那场“大礼仪之争”中一时糊涂，拘泥于传统的礼教观念而站错了队，从此便原地踏步，一直被压在湖广巡抚任上不得升迁。到了嘉靖十八年，身为“议礼派”的夏言出任内阁首辅，当年礼仪之争的旧帐又被翻出，他被调任南京刑部尚书，官秩升到了正二品，实权却被剥夺得一干二净。过不多时，夏言又以他在南京翰林院任职期间曾主持江西乡试，被人指控与举子内外勾结，纳贿舞弊为由，干脆将他南京刑部尚书的闲职也一并革去，一个跟头跌到了老家应天府上元县，成了一位管领山水林泉的乡村野老。
论说官场之中的关系错综复杂，敌我恩怨之间，根本就没有一成不变的格局，一个赋闲多年、行将入土的官场倒霉蛋，或许会因为死对头的突然垮台而咸鱼翻身，重列朝堂，指点江山。但命运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很难说，嘉靖二十一年七月夏言倒台，朝野上下起用顾璘的呼声日益高涨，可是接任内阁首辅的虽然是“尊礼”、“议礼”两边不沾的官场琉璃蛋翟銮，但朝政大权却落到了与夏言同为“议礼派”且同为江西籍的严嵩手上，出于与夏言同样的原因，他对顾璘的压制打击更是不遗余力。前年一场宫变之后，严嵩骤然失宠，夏言却“前度刘郎今又来”，再次出任内阁首辅把持朝政。也就是说，致仕回乡这几年里，无论朝局如何动荡、无论首辅怎样更迭，顾璘始终没有任何翻身的机会。经过了这么几年的蹉跌，他渐渐地明白了一点：只要朝政还把持在江西人的手里，他便只能安分守己地管领山林，兼济天下、经国济世的夙愿再也休提了！
尽管顾璘自己也知道，除非发生一场足以改变整个朝廷格局的大乱子，一举将夏言、严嵩那些可恶的“江西佬”全部掀翻落马并打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否则自己今生恐怕再也没有出头的希望。可是，他却不甘心这样终老林泉，一直还怀着一丝微茫的希望，在苦苦地等待着奇迹的出现。
皇天不负苦心人，那些不满新政的藩王宗室、勋贵重臣趁着鞑靼寇犯国门之际，打着“清君侧，正朝纲”的旗号在江南起兵靖难了。虽然刚刚听到这个消息之时，他被这骤然生出的家国剧变骇得面无人色、浑身发抖，继而又在心里把那些不顾国家安危、不顾君臣大义，在南都倡乱谋逆的藩王宗亲、勋贵大臣们骂了个遍。但是，当他冷静下来之后，却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苦苦等待的转机终于出现了！
派出去打探风声的仆役很快带回来了让他激动不已的好消息：江南变乱一起，湖广的那些官员士子也不安分了，布政使牛君儒和按察使雷泽清两人纠结出身魏国公门下的都指挥使梁芳庭，率兵包围了巡抚衙门，威逼胁迫现任湖广巡抚叶醉翁率众举事。叶醉翁是夏言的门生，不肯附逆却又无力弹压，被逼无奈之下，只得仰药自尽以全名节。牛君儒欣欣然地自行接任了巡抚，雷泽清也顺势升迁了布政使，湖广一省军政大权落到了两人的手中。他们随即便以巡抚衙门的名义行文各州县，宣布通省响应南都的号召，起兵靖难；并派出了迎驾使者，带着湖广各衙门官员联名签署的劝进表前往常德，准备拥戴就藩于常德的荣王——宪宗第十三子荣庄王朱佑枢的嗣子朱厚熘为主。
可惜的是，那位平日里贪财好货、荒淫无度的“宝王爷”大事上却不糊涂，一面虚与委蛇应付来使，提出让湖广省为其准备引幡、戟氅、金瓜、节钺等一应仪仗，还明确表示非太子仪制不行，并索要一万两银子的上路钱，把准备“俯允所请”的戏做足了；一面却遣散了家人，自己带着护卫微服潜行，悄然遁去，等到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湖广官员终于明白过来之时，他大概已经跑到了北京。
荣王的逃匿令湖广官员措手不及，仓促间也无法再寻找到一个合适的藩王出来主持大局，而南都已经拥立了就藩江西的益王朱厚烨就任监国。这下好了，湖广一省官员担着天大的干系，冒着抄家灭族的风险起兵靖难，非但没有从龙之功，反而势必会因为选错了主子而引起监国益王和南都诸位勋贵大臣们的不满和猜忌，真是偷鸡不成反折了一把米！
就在牛君儒和雷泽清等人惶恐不安之时，顾璘的亲信门生带着他的亲笔信来到了省府武昌。凭借着丰富的为政经验和老辣不凡的眼光，凭借着在湖广官场士林经营多年打下的根基，顾璘很快成了那帮人的主心骨，以他的威望和透彻的分析使他们接受了拥立辽王的主张，并经过周密的谋划，定下了拥兵进京、争夺大位的计划。
在武昌、上元秘使往来不绝的同时，新明朝廷钦使的厚底官靴声也在顾璘的门庭响起。因顾璘在官场士林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又与把持朝政的“权奸”夏言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激烈地抨击新政，自然成为了新明朝廷着力拉拢的对象，监国益王特下令旨，准许其“冠戴跸见，听候调用”。钦使言辞之中还隐约地暗示，他此次蒙召进京不但可以官复原职，回任南京刑部尚书；新明朝廷正准备效法北京政权，设立内阁执掌中枢，日后少不了他的一席之地。
闲居五年之久，并没有消磨掉顾璘的才略和胆识，更有可能是因为一直冷眼旁观着朝局动向，使他看得更清楚：时下江南已与朝廷决裂，南京的官员手中有了一定的实权，已不再是往日的那种被人讥讽为“莳花尚书”、“养鸟御史”的养老闲职，但新明朝廷的大权始终还是把握在魏国公徐弘君、诚意伯刘计成那帮勋臣贵裔的手中，科甲正途出身的官员士子只能附人骥尾，听命于那帮不学无术，靠着远祖的恩荫袭爵封官的粗鲁武人，即便能位列台阁、入赞中枢，说话能有多大份量？又能干成什么事？！他一生营营役役，机心用尽，虽说是为了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但何尝不是为了一申报国之志，用平生所学经国济世，治政安民？这样的结果怎能让他接受？
更何况，监国益王朱厚烨曾就藩于江西，身边聚集了一大堆可恶的“江西佬”！甚至连益王本人，一口官话之中还带着浓郁的江西腔，让他想起来就觉得十分恶心，又怎能心甘情愿地侍奉这样的君主！
因此，面对入阁拜相、位极人臣的诱惑，顾璘却一点也没有动心，婉言谢绝了新明朝廷的招揽，继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议定的大计，要凭借着自己在官场士林崇高威望，以移山心力改天换日、扭转乾坤！而这其中，眼下正坐在他对面的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位在士林中很有影响力的青年士子，正是关键的一环！他自信地认为，这两位曾受过自己颇多恩惠的青年士子一定会顺从地接受自己的主张，遵照自己的吩咐行事。果然，他们尽管有过犹豫，但最终还是慷慨地表示愿意惟自己之命是从，那么，他们也肯定会在这份《致南都诸先生公启》签名。
可是，令顾璘略感失望的是，尽管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显得十分认真，一份短短的公启，两人翻来覆去看了十遍八遍，但看着看着，方才慷慨激昂的两位青年士子却都沉默了下来，脸上似乎写满了疑惑之色。
顾璘所谓的“一统众议之良策”，其实就是文武并举的双重攻势，一方面拥兵入城，造成强大的军事压力，以震慑留都主事的那帮勋贵和大臣；另一方面通过罗织罪名，在官员士林中制造不利于益王的舆论氛围，利用朝野清议的力量来搞臭，继而搞跨对手。为了刻意突出益王的昏庸无德，在这份公启所列的“十不可立”罪状之中，除了两三桩可以坐实的罪名之外，其他的都可以说是捕风捉影。这种手段即便算不上卑劣，但也不符合清正君子的处身之道——这对于他来说当然算不了什么，他所干的原本就是将身家性命全押上去的买卖，成则万世之功，一旦失败，只怕会死无葬身之地。因此，当他打定主意要放手搏上一搏的时候，早就已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为成大功，别说是让益王受一点委屈，背上一个恶名，就算是更伤天害理的勾当，也得要硬着头皮去干。但是，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却还都是不谙世事、刚烈好名的青年士子，未必能抛开这层顾虑，豁出名声跟自己一起干，这才是最让他担心的地方！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顾璘强装出来的镇静也一点一点的消失，他开始担心他们会以此为由，拒绝自己的主张，心里不禁紧张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