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出来之时，顾璘手里多了一叠字纸，显然就是那份《致南都诸先生公启》。
那些官员疑神疑鬼地接了过来，一看之下当即脸色大变，有人更象是抓了一块烧红的烙铁一样，将手中的字纸扔在了旁边的几案上。为首的张履丁拿出都御史的派头冷哼一声，那些人赶紧又用颤抖的手拿起了那份公启，一边擦着头上的冷汗，一边仔细看了起来。客厅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之中。
过了一会儿，一直阴沉着脸看着那份公启的张履丁重重一掌拍在了几案上：“哼，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是啊！”从未开口说话的户部尚书韩赞周**似的附和着说：“东楼，我辈本是清白正人，莫非竟要出此卑劣手段么？”
“各位大人莫非质疑此‘十不可立’无凭无据，是璘生编硬造的不成？”顾璘捋着颌下长髯，开始一五一十说了起来，先说了一通益王的“不孝”，比如当年承袭王爵之后，虐待虽非生母、却是他的嫡母的前代益王正室王妃；再说“贪”和“虐待属官”，比如他曾克扣过朝廷给予王府属官的俸禄；继而又说到了他“勾结奸臣谋夺王爵”，这几件事都是确有此事，都曾被南京都察院的御史或是江西巡按查访侦知并上奏朝廷进行参劾，虽然当时在皇上的有意纵容和权臣的包庇维护下，最后都不了了之，但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至于益王荒淫失德之事，则更不用说是人尽皆知，在座的诸位大臣更无从否认。就拿张履丁本人来说，当日内廷派出内侍私入民家搜罗民女，南京都察院的御史和六科廊的给事中交章弹劾，负有维持治安之责的巡城御史还曾带着兵士捉拿了几个奉内侍之命强抢民女的兵士，要治他们骚扰民家之罪。但随即就从内廷传出令旨，责令即刻放人不说，还将那位秉公执法的巡城御史罢官撤职，张履丁身为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愤然以辞职抗争，虽被监国以“正欲与卿共谋中兴，岂能轻言见弃”为由好言挽留，但他还是被气得大病了一场。此刻让他为之辩护，是他不能更不情愿的。
顾璘原本就善于辞令，而且在阐述这些理由时，或许是出于激愤，他没有了往日的那份儒雅和淡定，言辞异常尖锐激烈，斩钉截铁，隐然有一种真理在握、不容置疑的自信。那些官员都是与他相交多年之人，几乎从未见过他如今日这样气质强横，都怔怔地听着他慷慨陈词，并在不知不觉之中被他的情绪所感染，以至于都没有注意到，顾璘在阐述的过程中，除了这些有确凿证据的罪名被着意突出，详加叙述和渲染，至于原因，更是极尽发挥和引申之能事；而其他摸棱两可的罪名，则被他粗略带过了。
高亢、雄辩的话音在宽敞的客厅四壁间嗡嗡回响着。终于，顾璘将“十不可立”的依据逐一罗列完毕了，客厅归于沉寂，那些朝廷大员都拈着胡须，沉思不语，看他们那痛苦的表情，似乎正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
“巧言令色，狂悖之至！”随着一声怒喝，这种令人难受的寂静终于被打破了，众人一起寻声看过去，原来竟是坐在户部尚书韩赞周下手的兵科都给事中李伟业。
李伟业的年纪不过四十出头，是各位官员中最年轻的一位；又是张履丁的门生，论辈分要比其他人都低上一辈；论品秩，也不过区区七品而已，但他的座次却与礼部侍郎冯石麟并列，还在正五品的翰林院侍读学士顾元勋之上，乃是因为他所任的六科给事中一职十分特殊。
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鉴于历朝历代都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率领百官对抗皇帝之事，遂废除宰相制，将相权分置六部。但如此一来，他又担心部权过重而威胁皇权，又对应六部设立了不隶属于任何衙门，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的六科给事中，对六部权力加以牵制和监督。六科给事中每日轮班随朝听政，记录皇帝发给六部的诏令，随时督察进展情况，每隔五日向皇帝做汇报并参奏得失；而且对皇帝的诏令，给事中若认为不合律法规制，则有封驳退回复议之权。也就是说，六科给事中不但有参政议政的谏议权，还有监察弹劾权，朝廷文武百官无不受其监督，一封奏疏往往能致内阁学士、六部九卿于死地。因此，论官秩，六科都给事中只是正七品，左右给事中与给事中只是从七品，却食正四品的俸禄，上朝班队之中站在二品大员之后，平日即便是见到那些三公九卿、部院大臣，也只需行拱手之礼，位卑权重可见一斑。
因为六科给事中主要监督的对象是六部，南京作为陪都，虽然保留了除了内阁之外的全套政府班底，但都是些有名无实的虚职。以六部为例，只有掌管江南粮储的户部侍郎握有实权，因而六科廊中，也只有督察户部并掌管后湖黄册（明朝户籍）的户科给事中有实权，其他各科给事中也都无法与北京那边的同僚相提并论。不过话又说回来，六科给事中毕竟是言官，无论在南京还是北京，官场上最不安分最能折腾的就是他们这种人，而且许多朝政党争都是从南京而起，南京六科廊的给事中经常充当着挑起事端的马前卒的角色。因此，李伟业此刻骤起发难也不容小视，叨陪末座的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不禁为恩师顾璘担忧起来。
顾璘却不动声色地微笑着说：“李给谏（给事中的别称）有何指教，还请明示。”
或许是因为太气愤的缘故，李伟业一张圆滚滚的胖脸胀得通红，一对八字胡也在厚嘴唇上一翘一翘的，听到顾璘应声，他当即侧身拱手，冷冷地说：“后生小辈不敢称指教二字！但有几句话盘鲠于喉，不吐不快，还请顾公见谅！”
客气话说完就不必再讲礼数，李伟业站了起来，几乎是吼着说：“须知‘少不越长，疏不越亲’是纲纪伦常、祖宗家法，若谓当今妄行**士林之新政是悖逆纲纪伦常、祖宗家法的失德乱政之举，我辈才愤起靖难以正朝纲；那么如今以亲以长，都应轮到益王主政南都，我辈就该恭恭敬敬地拥戴他，如此方为公正无私，方为信守纲纪伦常、祖宗家法。若然随心所欲，于我有利便遵之守之；于我不利则弃之改之，那么普天之下之民众，乃至后世之人，便要不禁问上一句，诸公当日靖难，所为何事？今日立君，又为何事？”
到底是言官出身，久历党争，李伟业的言辞无比犀利，并且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所在，虽然因为他毕竟是后辈，碍于礼数没有直接指责顾璘弃“益”拥“辽”之举是出于私心，但锋芒所指，依然是十分明显的。顾璘或许是自知理亏，也不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问道：“那么，这‘十不可立’之事又怎么说？莫非圣贤教诲、祖宗家法曾有说过，立君当以不孝？当以贪鄙？当以荒淫无道么？若是如此，靖难大局，乃至大明中兴之伟业焉能有望？”
李伟业自然知道，公启之中所罗列的益王的那些劣迹是不容否认的，但他能在六科廊占得一席之地，也绝非不学无术、浪得虚名之辈，见顾璘避实就虚，他也如法炮制：“我学生倒要请教顾公一句：天地间的大义是什么？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吗？我辈士人君子生于世上，又为何而来？不就是固守、揄扬这纲常大义，使之充塞于天地间，长存于千万世吗？是故益藩纵然有十不可立、百不可立、一千一万个不可立，只要于纲纪伦常、祖宗家法当立，便是当立！只要苦节坚行，捍卫纲常大义，纵使日后靖难不成，乃至亡国、破家、灭身，亦无所憾！反之，若是毁弃纲常，改易祖宗家法，则社稷邦国即使侥幸不亡，我辈身家性命苟且得保，亦不过自毁魂灵，成一仅余躯壳之行尸走肉而已，更必为千秋万世所唾骂！”
李伟业越说越激动，不禁睁圆了眼睛，那两道八字胡也抖动得更加厉害了，显然，他对于自己所恪守的“天理”有着绝对的自信，不惜以身家性命来捍卫之。所以，在他大声疾呼的时候，倾注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激愤和悲壮的情绪，不但使得那些官员频频点头，就连已经做出抉择并在公启上签名的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的心里也悄然发生了动摇，不由得羞愧地低下了头。
是啊！尽管李伟业说的这番话，听起来十分的迂腐可笑，但在他们这些自束发以来便受孔孟程朱圣贤教诲，又被灌输了太多太多“忠君爱国”思想的人的心目中，却又是无比正确的。如果光推出“十不可立”，而不能从纲常大义上找到理论根据的话，拥“辽”弃“益”的主张恐怕很难让大多数人接受并身体力行之。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都竖起了耳朵，等着听顾璘如何应对这个诘问。
“哈哈哈哈哈！”顾璘突然发出一阵大笑：“敢问李给谏一句，可是奉了当今圣上密旨，要来劝降南都诸君子吗？”
众人一愣，都将诧异的目光投向了顾璘，想知道他为何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