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中，太原。

　　这段时间，大同的罗青汉、萧和尚奴，麟府的折可求、折可存，麟延的折彦直、杨可世等各路文武纷纷聚集到太原，共同商讨中兴大计。

　　李虎在骆驼河一战重创夏军，获得了惊人战绩，在西北一举奠定了他的至高地位。这个世界其实就是强者的世界，谁拥有的实力最强大，谁就是当之无愧的老大。李虎现在就是老大，尤其他在太原发动的兵变，给了西北军将帅们一个强烈的震撼，他们突然发现，皇帝和皇权在强大的武力面前根本不堪一击，武人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宰，只要能像李虎一样无比强悍，那么这个世界就可以肆意踩在脚下。

　　郓王低下了高贵的头颅，不得不屈从于武人的力量，而童贯也雄风不在，只能趋炎附势，甘心为李虎所用，这就实力较量的后果，虽然残酷，但非常真实。未来的路怎么走，已经不是郓王和童贯所能左右，他们只能跟在李虎和西北武人的后面，亦步亦趋。

　　在这次议事上，首当其冲的头等大事就是利益的分割。

　　金军已经撤到河北，汴京暂时赢得了喘息的时间，而胜捷军已经进驻长安，西北军的杨惟忠部正在飞速南下关中与童师闵、刘光世会合，另外根据汴京可靠消息，老皇帝已经到了东南并和汴京形成对抗，大宋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老皇帝、小皇帝和郓王三方对峙的局面。这个对峙局面的形成是郓王崛起并最终夺取皇统的最好机遇，但这个对峙局面能维持多久不仅仅取决于三方实力的大小，还取决于外部因素，比如金国的发展策略，所以只要这三方对峙局面一旦被打破，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也就没有了，因此，郓王崛起的时间非常短暂，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全取西北，在实力上对汴京形成优势，否则极有可能功亏一篑。

　　形势很紧张，时间很短暂，李虎和折家，虎烈军和西北军必须在最短时间内达成利益上的一致，而这种利益上的分割不能停留在约定上，必须得到政策上的保证，也就是说，李虎和折家要拿出一个维持利益的变革方案，拿出一整套的中兴策略，并得到郓王的同意。

　　大宋的变革最早就是由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发起的庆历新政，随后就是王安石的变法，而到了蔡京这里，王安石的新政迅速蜕变，变革的力度虽然前所未有，但方向却产生了偏移，以致于动摇了大宋根基。

　　折家和西北将门文武双全者比较多，而且因为范仲淹、韩琦等宰执大臣都曾主掌过西北军事，和西北将门有很深的交情，他们的变革思路和方向对西北将门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西北人比较保守，还是在大宋基本国策的框架内进行变革。

　　李虎和虎烈军的汉蕃将帅对大宋的基本国策没有什么认识，说实话，他们甚至不知道大宋的基本国策和由这些基本国策而衍生出来的具体政策，因此，他们提出来的方案很大程度上源自于辽国的基本国策和具体政策。辽国的基本国策是一国两制汉蕃共治，抛开契丹人的北面官署制，仅以汉人的南北官署制来说，很多制度还是仿照大宋，但基本国策不同于大宋，诸如以文制武、将从中御、守内虚外等基本国策，大辽人认为不适合自己的国情，不予采用。

　　因此，李虎和虎烈府拿出来的变革方案非常激进，基本上废弃了大宋的基本国策。这种整体推倒重来的非常彻底的变革方案显然有利于保证虎烈府和西北人的利益，但郓王却不能接受，而折家和西北人对大宋变革中的血腥的利益之争也心有余悸，担心这种激进的变革方案会让大宋陷入混乱，因此也持谨慎态度，或者说，在目前这种形势下，他们认为不合适激进的变革政策，而应该采取一种温和的保守的变革策略。

　　蔡京的新政显然是失败的，就算它的失败很大原因要归结于恶劣的形势，比如连续不断的战争，比如天灾人祸，这种恶劣形势需要耗费大量的钱财，朝廷不得不横征暴敛，继而进入一种恶性循环，但大宋现在濒临败亡的边缘，这个责任必须要有人来承担。老皇帝和蔡京都是坚定的新政推行者，他们要承担责任，而他们推行的新政自然也就是罪魁祸首。

　　矫枉不能过正。如果说老皇帝和蔡京的新政代表了新党利益，元丰党人的利益，那么随着老皇帝和蔡京的下台，朝廷在否决新政之后，就要放弃新政，重新起用旧党，起用元佑党人，推行保守策略，以免矫枉过正，进一步打击百姓，加深官民之间矛盾。

　　两种不同的声音在太原激烈争执，李虎和虎烈府要推倒重来，而折家和西北将门则希望修修补补。大宋律制的整体框架还是不错的，大宋的强大和富裕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虽然现在大宋陷入崩溃的困境，但说实话，它本身所蕴含的实力还是很强的，只要稳定下来，实施正确的有利于国富民强的政策，大宋马上就能恢复元气并迅速强大。

　　这种争论持续到宇文虚中的到来还没有结束。

　　＝

　　在宇文虚中之前，汴京就派出了两批使者到西北，一批去大同，一批去太原。李虎也罢，郓王也罢，把汴京小皇帝的圣旨当抹布，随手就扔了，理都不理，连个回话都没有。这两批使者只好滞留于太原。

　　宇文虚中在到达太原之前，途中接到汴京几封急件，知道长安和关中已经被童贯和折彦直的西北军所控制，河东则被李虎所控制，整个西北在短短时间成了郓王的囊中之物。现在郓王左有李虎，右有童贯和折彦直，雄踞西北，拥兵几十万，事实上已经形成割据。

　　这里面有个问题，那就是真正的西北王是谁？是郓王还是李虎？汴京认为郓王没有这个实力，李虎和折彦直之所以尊奉他，纯粹是利用，想利用他夺取皇统，继而通过他来控制大宋权柄。那么是李虎吗？李虎的实力在代北，他目前并不具备控制陕西和河东的条件，他即使有心控制，折家和西北军会答应？陕西和河东是西北军的势力范围，李虎暂时还不会和折家、和西北将门翻脸。由此推测，西北不过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李虎和西北人因为共同的利益而结盟，而郓王不过是他们攫取这个利益的工具。

　　汴京由此拿出对策，离间李虎和西北将门，剥夺郓王的军权，削弱西北将门的军权，破坏这个松散的联盟。

　　汴京十万火急下旨，罢免郓王西北大元帅一职，督请郓王即刻返回汴京。既然你李虎说囚禁了郓王，那你就把他送回汴京，如果你抗旨，那汴京就有攻击的理由了。接着汴京宣布了童贯的十大罪责，叫李虎砍下童贯的脑袋，送到汴京悬首示众。

　　拜汉王李虎为太保、西北大元帅，董小丑为左副帅，折彦直为右副帅，宇文虚中为大元帅府长史，张孝纯为大元帅府司马。

　　拜罗青汉为云中路制置使。西北右副帅折彦直兼领河东路制置使。

　　拜钱盖为陕西制置使，拜范致虚为陕西宣抚使。钱盖和范致虚都是文官，其中范致虚还是有名的文人，精通诗词，两人对军事可谓一窍不通。制置司下再设宣抚司，职权重叠，本意是互相牵制，但实际上造成了指挥混乱。

　　陕西六路的经略使换掉五个，而且全部是文官。环庆路经略使是王似，熙河路经略使者是王倚、泾原路经略使是席贡、秦凤路经略使是赵点，鄜延路经略使者是张深。

　　小皇帝和几位中枢大臣铁了心要离间李虎和西北军的关系，此刻正好李虎向汴京示好，那么乘机更换陕西帅司长官，李虎也没办法阻扰，如此可确保汴京控制西北军，控制陕西。当然了，李虎如果公开反对或者驱赶这些赶赴陕西的官员，那等于向汴京宣战。李虎敢宣战吗？他本来就没有办法控制陕西，他即使宣战了，挑起内战，又能占据陕西吗？汴京正是抓住了这个要害，毫不犹豫，非常大胆地离间李虎和西北军。缺少了西北军这个助力，不管是郓王还是李虎，其割据西北威胁汴京的意图都将失败。

　　三月二十日，宇文虚中到了太原，当即宣旨。

　　郓王骇然色变。他本来以为汴京害怕李虎，害怕引发内战，不敢撤消西北大元帅府，剥夺自己的军权，谁知汴京的小皇帝非常骠悍，金军一走，马上对付郓王。

　　童贯倒是很平静。汴京的强势出击在他的意料当中。小皇帝或许优柔寡断，但他身边的大臣不会患得患失，该出手的时候必然出手，只不过这次出手的速度太快，而且太过凌厉，李虎必然要反击。汴京用这种手段试探李虎的忍耐度，未免太过儿戏。

　　＝

　　＝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