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毛文龙倒霉的地方还不止于此，魏忠贤为了占据大义，指责熊廷弼放弃了山海关外的所有据点，这是明朝所有叛徒汉奸想做却做不到也不敢做的事情，根本不顾他丢给努尔哈赤的是一个千里无鸡鸣的辽东，熊廷弼这么做到了坚壁清野的效果.用东林党人惯用的占据道德高地，不顾实际的办法指责熊廷弼以及支持杨涟左光斗等人的观点——放弃那么多的辽东土地，就是他的不对。

　　魏忠贤这么做，从政治上极为高明的一招，但是对明朝对后金的策略来说，就起到了相当不妙的影响，事实上，后金部队虽然骁勇善战，但是由于努尔哈赤的滥杀，衣食都不足，加上，毛文龙各种阴招的死缠烂打，小冰河期的气候异常等等，熊廷弼坚壁清野的方针有效地拉长了后金的补给线，完全可能让后金失败在战场之外.

　　魏忠贤这高调一起，迫使以后的每一任辽东统帅都不敢用坚壁清野对付后金，反而要在野战完全不是后金对手的情况下，主动进攻，对后来的诸多战局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天启帝以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经略辽东四年的时候，实际上采取的就是熊廷弼不与满洲争一时长短，休养生息的招数，三年不和后金主动交战，但是为了名义上的收复土地，不得不修复宁远等大城九座、堡四十五座、练兵十一万，拓地四百里、屯田五千顷.

　　孙承宗坐镇辽东的四年，与天津巡抚李邦华、登莱巡抚袁可立遥相呼应，按照现在的一些人的标准，孙承宗有些碌碌无为，尸位素餐，实际上在孙承宗手里，守得相当稳健，满洲绝对优势的兵力也没有找到大胜的机会，把满洲擅长的野战决胜，变成了明朝占优势的双方对峙，拼国力消耗，在战略上就是大胜.

　　但是，孙承宗手握重兵在外，给魏忠贤了巨大的政治压力，魏忠贤不得不对孙承宗发起了攻击，加上柳河之败孙承宗推荐的马世龙损失马匹六百七十匹、甲胄等军用物资，孙承宗不得不辞职.

　　实际上呢？无论是孙承宗上任之前，和之后明朝面对建州都是大败连着大败，孙承宗稳固局势之余，在战术上有一点失败其实是无伤大雅的事情，毕竟面对强敌，连一场战术失败都没有就连连获胜——那是了吧……

　　很多人都认为袁崇焕和孙承宗的战略一脉相承,都是修碉堡的,实际上孙承宗是想利用毛文龙和蒙古两翼骚扰满清,关宁锦防线主守,用明朝的国力优势消耗满清.

　　而袁崇焕的战略是五年平辽,假如不想和满清议和的话,就必须出动大军和满清决战了,两者战略几乎是南辕北辙的两回事,而后者在满清第一次破口的同时,表现出了袁崇焕寄予厚望的关宁军根本没有野战战胜满清的能力,袁崇焕的五年平辽显然不是议和就是冒进,和孙承宗的消耗战不是一回事.当然也可能袁崇焕的五年平辽就是一说,实际上本人就是吹牛,这就另当别论了.

　　然而孙承宗战略正确的一方面,用明朝的国力优势消耗满清没有被朝野认可,政治正确,战略上不正确的一方面-----为了表示自己恢复了辽东土地,历认督师都不敢采取收缩山海关的正确策略,同时无视了毛文龙死后,东江军内讧连连,无力牵制建奴的事实,一再往关宁锦防线投入大量的军队,被皇太极各个击破,明朝的国力,各地的强军消耗殆尽----这就不是孙承宗的本意了.

　　而且视关宁锦防线的战略还导致了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关宁军为台前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关宁锦防线作为要挟,辽饷为名,每年吞噬了大明朝国库本就不多的几百万银子.

　　所谓辽饷始征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主要用于辽东的军事需要。到四十八年止，全国除贵州等少数地区外，平均每亩土地加征银九厘，计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天启时，并征及榷关、行盐及其他杂项银两。崇祯四年(1631)，又把田课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派银六百六十七万余两，除兵荒蠲免，实征银五百二十二万余两，另加关税、盐课及杂项，共征银七百四十万八千二百九十八两。

　　税收本身看似不算多,但是因为明朝的商业税收实在太低,又时常无法征收上来,于是基本加到了土地税身上,而且明朝读书人,藩王天地不交税的特权土地也相当多,所谓辽饷最终落到了中小地主身上,中小地主于是加大剥削,促使农民破产,流亡,成了灭亡明朝的农民战争的土壤.

　　但是辽饷能不能不收或者少收呢?这个问题就复杂了,辽饷的前期,主要的得益者与其说是关宁军,还不如说是围绕辽饷,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文官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更明确的说,如同南方的官员把收商人保护费当做财源一样,北方经手辽饷的官员,同样把辽饷作为了一门生意.

　　做生意的,货物品质不好其实问题也不大,但是如果有同类的货物竞争,那可就不好办了,辽饷数额巨大,副作用也是极为惊人,偏巧关宁军和毛文龙的东江军一比,疗效又是相当差,自然就让皇帝这个买单的非常不满意,那么围绕辽饷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恨毛文龙入骨才怪-----夺人钱财如杀人父母么!毛文龙第一个强大敌人已经出现了.

　　毛文龙第二个问题就是自己吃独食,不给文官们按照惯常潜规则瓜分军饷的机会,毛文龙为了保证东江军的军饷不被文官们大量截留,监军的是太监,核查军队人数的也不用负责自己粮饷的登莱文官们核查,只让与之无关的太监和京城的文官们进行核查,使得登莱文官们很少能分到东江军军饷的好处,结果是让毛文龙和负责自己粮饷的登莱文官们关系恶化了----这是毛文龙第二个强大敌人.

　　毛文龙第三个问题就是他过于爱民,深得辽民之心-----毛文龙的骚扰战术,最需要的就是后金内部辽民的配合,所以对于拼死潜逃到东江的辽民一律收留-----大明朝的规矩么,文官爱民那是清正廉明,武官你爱民干什么?是想割据还是自立呢？何况你毛文龙还远在东江，还不受文官节制，毛文龙这招在军事对敌方面可以获得一百分，在朝廷的文官眼里那可就是负一百分了……

　　所以说，毛文龙之死，绝对不是袁崇焕个人的问题，而是诸多文官的合力，甚至是官场的共识，袁崇焕只不过是出头拿刀的罢了，毛文龙死之前，袁崇焕曾发动了对东江镇军民封锁，他自己颠倒黑白的说道“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饿死,岛上白骨如莽,九当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