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的政治形势很好。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社会治安经过几年来的不断整顿，虽然有所好转，但整个来，还没有根本解决问题，还没有根本好转。很多地方的社会治安还没有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况。有些流氓团伙仍在继续展，凶杀抢劫盗窃等犯罪活动不断生。这些刑事犯罪分子的罪恶活动，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影响社会安定，扰乱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社会秩序，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尽快实现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吴永成早晨起来，沿着省城的人行道一边进行着他的晨跑，一边听着路旁有线广播中传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

　　根据**中央的决定，全国各级政治机关和党、政、军总动员，开展了三年为期，三个战役的严历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这就是后来被人们简称为“严打”的专项斗争。

　　“严打”的第一战役，从一九八三年八月至一九八四年七月，打了三仗。有的地方打了四仗。第一仗主要是打击浮在面上的犯罪分子，搜捕了一大批犯罪分子，破获了一批久侦未破的积案。第二仗是深挖犯罪，集中搜捕流窜犯、逃犯，打击流氓团伙，大力侦破大案、要案和重大积案。第三仗是巩固前两个战役的成果。挖出一批隐藏较深的大要案。在第一战役国公安机关共逮捕杀人、放火、抢劫、、流氓等罪犯1027000，检察机关起诉975000，法院判处81000人。其中判死刑的24000，司法行政部门接收劳改犯87000，这是1950年镇反运动以来规模最大地一

　　第二战役从一九八四年八月到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分四仗。主要是使“严打”斗争向纵深展。打击那些最严重的犯罪分子，并广泛深入地动群众，加强政治攻势。瓦解犯罪分子。

　　第三战役从一九八六年四月上旬至国庆节，分打击流氓、打击流窜和打击盗窃三仗。打击的主要对象还是最严重的犯罪分子，但是不搞全国统一行动，不统一规定时间，边打击，边防范；边打击，边建设，逐步过渡到正常。

　　第一次严打三大战役历时三年五个月。取得了巨大成果。全国治安状况有了明显好转，共查获、盗窃、流氓等各种犯罪团伙十九七万个，查处团伙成员八十七六万人，全国共逮捕一百七十七二万万人，判刑一百七十四七万人。劳动教养三十二一万人。破获刑事案件一百六十四七万余起。缴获赃款七一亿元，收缴各类枪支三万多支、炸药一百多万公斤。

　　其实早在一九八三年八月初地时候。各省就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专项打击行动，别的地方具体开始地时间，吴永成不太清楚。可是他们J省，从整个行动的决策、布置、落实到最后的收网，他可以是一直在参与其中。尽管有些时候，他只能是在门外等候。

　　比如，在决策这次行动地刚刚开始，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人、省委省政府的分管领导以及省公、检、法、司的一把手，到位于省城五十公里的一座秘密监狱里，商量定夺这次行动方案的时候，他就只能和其他几位领导的秘书，呆在会议室旁边的一间办公室里，整天静静地等待着领导地呼唤。而会议室里到底在讨论什么，他们这些秘书们也不太清楚，只能从参加会议的人员中大约猜到一些内容。

　　只有吴永成根据前世所经过的，知道肯定是在部署严打的具体步骤，但他也绝对不敢自作聪明、在别人面前瞎卖弄；别的领导们地秘书都是有较高政治的素质优秀人才，当然也不会无聊得去瞎打听。

　　领导们地会议开了整整一天一夜，第二天早晨七多，省公、检、法、司的一把手匆忙离开了会议室，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互相之间也没有像往常一样，临上车时，也没有和他们这些在门外等了一天一夜的这些领导地秘书们，开个玩笑、道个别什么的。仿佛他们就像是不存在的空气似的。

　　会议完了，但出来一位省委的副秘书长宣布了一条纪律：从今天起的一周内，任何在场的工作人员不准离开这里。任何人不准给外面打电话联系；吃、住、拉、撒，都得在这个院子里，并且必须是三人以上同行，才能出房间的门。

　　吴永成知道这是为了保密起见。这一条保密纪律不仅仅是针对他们这些工作人员，连省里的那些领导们在进这个地方以前，就把手头的工作移交给了省委的常务副书记、和省政府的常务副省长去主持。这里就是这次专项战役的全省的临时指挥部。

　　在前一天的晚上，办公厅的一位工作人员半夜出来透风，就差酿成流血事件。当时吴永成他们几个都在屋子里面、强打精神支撑着，所以外面生的事情听得清清楚楚的。

　　大约是晚上十二多的时候，那位仁兄实在是困得坚持不住了，和他们打了个招呼到外面透透气、呼吸新鲜空气。刚出门、走到院子中间，就听见对面的岗楼上一声低声的断喊：“什么人，站着别动！要不我就开枪了！”紧接着，他们听见子弹上膛的声音。

　　“别开枪，我是省委办公厅的，我马上回去。”吓得那位仁兄的声音都变调了。据这位老兄事后起那天夜里的情景，还是心有余悸。他当时就差尿了裤子：天哪，那可是在监狱里，哨兵哪知道深更半夜里出来地是什么人哪？他要是当真把你当成越狱的犯人，真的开

　　那你可就白光荣了！晚上值勤的哨兵，那可都是神枪一枪对空警告。第二枪敲腿。你还跑，那就对不住了，该爆你地头了。肯定不会偏到你的肩膀上地。

　　那些具体地抓捕行动。吴永成没有亲眼看到过。不过因为他就是跑政法这条线的，为了接触到第一手的材料，哪能不接触到那些执行任务地干警、和那些被抓地犯人哪？！

　　不过。他从参加行动的干警那里，只能得到和报纸上一样的回答。有些不光彩地地方，谁也不愿意。那个年月，谁敢拿自己的政治生命瞎开玩笑？！而吴永成是想得到一手真实的、详尽的材料。

　　他又找到一个因为跳舞被抓捕地人员、听他谈起过他当时被抓时的情景：

　　“政府啊。我跟您真的，当时抓我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自己犯了什么罪！真的，驴子下地才敢哄你！！那是、那是，咱们地政府哪会抓错人哪？肯定是我自己做到那儿去了、自己平时也不学法。整个一个儿法盲。

　　记得我被搡进一辆面包车时。里面象贩子关鸡、鸭一样。满满地圈了二、三十号。

　　‘蹲着！蹲着！’公安边吆喝、边打压，如肉楔子一般嵌入。窗外地手电光扫

　　在路途中，押运的公安不时爆吼：‘老实！挤紧！人肉是有弹性的！’。

　　什么，您问我那晚到底抓了多少人？嘿嘿。这个可不好。反正在路上，我听见两公安聊天。一个愁：‘一下子抓这么多，咋整呢？’另一个答：‘依我看，把这些伙子整编成一个师。送到老山前线来一个大冲锋，把啥问题都解决咧。’是、是，他们地是牢骚话，咱政府哪能干这种事情呢！

　　后来我们一进公安三处，大铁门哗啦敞开，只见房沿、墙根，一溜溜地蹲着的那全是人，也不晓得我们是第几批。

　　天蒙蒙亮时，我被唤进屋过堂，此前我就把自己的‘案情’在脑子里滤了十几遍，打了详尽地腹稿，我以为至少得耗几个时，不料，５分钟就完事。公安打着哈欠记了姓名、年龄、工作单位，最后问了声：‘犯的啥？’我刚答“家庭舞会”，立即被截住了：‘行啦、行啦，花案嘛。’接着叫：‘下一个！’记，更简单，令人觉得是屠场在收猪过磅，烙上一戳。大致地对话内容也是‘犯的啥？’、‘跳舞。’‘什么跳舞？？花案嘛！”

　　见我懵懂，就顺嘴补充：“花案，就是流氓。”

　　我才知道我犯的是流氓罪。

　　那天早上下大雾，看不清人，磨蹭了许久，雾散了些，地上蹲地脑袋，才慢慢显豁出来，密密地看不到头，估计至少有两三千颗，十分壮观。

　　什么，您没那么大的地方关，我瞎编？驴子下的才瞎编哪！奥，您的那是正常时期，从重从快的严打时期，一通宵抓几千，往哪儿关？连公安局都愁。寻常的号子塞不下，就把xx市xx劳教所腾出来，改成收审所，那个地方在郊外。

　　您那也塞不下几千人刚过，你忘了人肉是有弹性的？至理名言呀。

　　当时的那股阵势，连一些老公安们都傻眼了，他们也没见过这阵势，洪水一样，一浪压一浪地涨进来。据他们‘紧急报告’了几次，称再就不好收……

　　上级却下令严防死守，关多关少，是方法问题，关不关是个立场问题，扛过热天，秋凉就胜利了。个程序估计您也清楚，嘿嘿，你当时不就是常往我们这里跑吗？对、对，你是为了工作，我们是罪有应得。我们剃头也是为了便于管理。对、对，也是为了不得传染病。

　　钝得象锅铲。有个犯人，用这烫的锅铲，在我头上硬炒，东一块是我平生遇到的最恐颗疤痕累累的“花砂”诞么？对，就是您的那意思。

　　然后就是该进号了。

　　我们的号子，您也见过，就一间教室那么大，装两三百人。

　　我一进去，就象一粒灰尘落入了飞转的马达，从此，耳边的嗡嗡声就没断过。骚哄哄的热浪扑面而来，想在门边再吸两口新鲜空气，已来不及，有无数的手，无数的声音，在边吼边搡：‘朝里走！朝里

　　里面是两排长长的通炕，中间是走廊，我木头人一般朝里卷。

　　一抬眼，觉满目人肉，在蒸腾的肉雾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一丝不挂，剩下的三分之二只过我的脸或嘴巴。

　　‘朝里走！’的鼓噪大约持续了几分钟，我终于抵达墙根。

　　尿骚熏得人热泪盈眶原来溢出来，可还有人不断挤来放尿。

　　两个瘦骨伶仃的孩子，就倒头睡在尿里，居然没一动静。

　　桶满了，大便者就直接拉在手纸里，然后包扎一番，大喊：‘手榴弹！’朝尿桶里扔。如果有人反应迟钝，嘿嘿，那个‘屎弹’啊，就在别人的身上直接爆炸。开始我也感到这太过分了，还愤愤不平呢，稍后就习惯了。‘屎弹’往往引号子内的春秋大战，大伙借机番。只要没出人命，公安都不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