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2月1日，农历腊月十五，学校正式放假。

　　根据学校不成文的规定，路远的同学，可以提前一天离校。

　　我正帮着几个同学收拾东西，冯霞突然推门进来，：“吴永成，你今天也回家吗？能不能提前几天，来学校？”

　　“我这两天不回去，估计在过年后回去。怎么，有什么事吗？”我随口回答。

　　“财了，财了。”

　　门被咣的一声踹开，高保平兴冲冲地跑进来。

　　“高保平，你不能好好进来吗？老整出这么大的动静。这门，迟早要毁在你的脚下。”老二王志明不高兴了，南方人心比较细。

　　“今天谁也不能走，”高保平没顾上搭理他，像个领袖似的把手一挥，“今天我财了，我要请客，庆祝哥们考试门门都过！谁走了，就是不给我高保平面子！”

　　“又从哪搞到的钱，能有几个？还把你乐得‘财了、财了’，你见过钱吗？”老三韩福平在一旁嘲讽。

　　“你知道什么呀，我从我妈哪儿敲了三十，又和我姑磨叽了二十。各位同学、各位同学，啊！这么多钱哪，我高保平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没的，走，都跟我去‘老莫’。”高保平夸张地甩着手里的五张大团结（十元的人民币）。

　　五十元去吃饭？那可真不是个不的数字。那时候有十块钱七、八个人就能在饭馆里吃好了。真是有钱人家啊！我不由得暗自感慨。

　　除了老大高建着急家里要回去，北京的那两个同学也不在外，其他六人浩浩荡荡兵‘老莫’。出门碰上刘艳，一并收容。

　　“老莫”，全名叫莫斯科餐厅。在西直门外大街农展馆院内。因为当时是五十年代苏联援助中国时修建的，叫苏联展览馆，附属餐厅叫莫斯科餐厅，经营俄式西餐。后期中苏关系恶化后，改成北京农展馆餐厅。但人们叫习惯了改不过口。年轻人都叫“老莫”。

　　在当时的北京，也只有两家西餐厅对外营业，还有一家是位于崇文门外的新侨饭店，经营法式西餐，不过这种法式西餐，已经完全中国化。

　　走到老莫不远处，就看见一座充满浓郁的俄罗斯情调的建筑，华贵高雅，气势恢弘。

　　高保平指着这座建筑：“吴永成，看，这就是‘老莫’，没来过吧？这家餐厅，在五十年代可牛气了，门口站着的不是服务员，是两个背枪的当兵的！有钱你也进不去，人家不收钱，只收餐券。那餐券，可不是一般人能搞到的。来吃饭的，都是到中国的苏联专家，和从苏联回来的大知识分子。”

　　“奥，当时你就来过。”冯霞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嘿、嘿，什么呢，当时哪有我呢？！你才来过呢！”高保平恼羞成怒了。

　　大家一片哄笑。

　　走进老莫大厅，里面的陈设还真不错。先跃入眼的是大厅中间四根巨大的金黄铜柱子，柱子上雕着各种美丽的花草动物。墙壁上挂着装饰性的油画，内容也不是那么很激进。餐桌上都铺着雪白的桌布，每张餐桌上摆放着精致的台卡和一种玻璃制成的调料瓶。椅子都是钢管焊成的、裹一层绒布的高背靠椅，垫子和靠背上都套着雪白的布套。

　　服务员把我们引领入座，我用俄语了声谢谢，服务员一脸茫然：“你什么？”

　　高保平幸灾乐祸：“你丫露怯了吧，现在的服务员，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哪能听的懂你的老毛子话。”着接过服务员递过的菜谱，让大家菜。

　　大家谦让了一番（我是真不会，以前哪来过这种地方），各自了一些自己爱吃的，什么奶油烤鱼、牛排、黄油煎饺、奶油烤杂拌、罐闷牛肉等。

　　轮到我时，大家一起看着我这个来自农村的娃，怎么菜。

　　我装摸作样拿起菜单，：“来一份奶油红菜汤和红肠。”

　　“你能吃饱吗？”冯霞担心地问。

　　“差不多。”我有些担心是否出了丑，看了看大家的表情，恩，还行。

　　菜上齐后，我没有急于动手。看别人怎么样，咱照猫画虎。

　　放好餐巾布，左手刀右手叉，不对，是左手叉右手刀，可以开吃了。

　　呸，这是什么狗屁汤，油腻、油腻的，没放一盐，这哪是开洋荤，简直是受洋罪。

　　好不容易、心翼翼地吃完这顿饭，见他们还没有走的意思，只好再陪着。

　　肚子里空荡荡的，好象一东西也没吃，这洋荤开的。

　　“吴永成，你放假不回家去，住哪？”冯霞关切地问我。

　　“学校。”我无精打采地回答。

　　“吴永成，你放假不回家，干吗住学校呀！”高保平听我不回家，一下子兴奋起来：“我有地儿呀，跟我一起住。这可真不错。这就不用回家，看我老爸的脸色了”。

　　“你又哪来的地方？”我奇怪地问。

　　“我姑父在海南当兵，今年不能回来过年，只好让我姑姑她们去海南，正愁没人看门呢。我一个人住，他们又不放心，怕我招来狐朋狗友瞎胡闹。你的德行，在我姑姑心里那是没的，他们肯定同意。再，你住学校去哪吃饭？就那学校的灶？太贵了，咱们买菜自己做，对了，你会做饭吗（我头）？那就太好了，就这么定了。回去我就给我姑姑回话，让她安安心心的，去海南过年；咱们快快乐乐的，在北京修仙！！”

　　（对不起大家，本来原该在上午传这章，快打完时停电，我又没存盘。打字度又慢，没办法。下章预告《吃饭吃出个臭虫来》。再次请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