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成他们几个，坐在前门茶合作社的茶座上，听着人们议论北京这两年以来的变化。
“前门茶社的这个经理，我认识。是我们的老街坊。姑娘挺不容易的。”一位年龄在六十多岁的老人，感慨地：“当时她初中刚毕业，也就是十四、五岁的样子吧。就到了东北去插队。七九年，才和一大批插队青年回到了北京。就已经变成了二十五岁的大姑娘了。那时侯，满北京城，都是没工作的大伙子、大姑娘，全是插队回来的。国家一下子，那能安排了他们呀。每天大街上打架、闹事的，就是他们。派出所的，也拿他们没办法。唉，这些孩子们也苦啊，想当年，一个个年纪的，一个人跑到了天难地北的。受尽了罪，吃尽了苦。好不容易从大老远的地方回来了。也由出去时的孩子，变成了大伙子、大姑娘。可回家了，反倒没有自己能干的一活了。挺大的人，只能呆在家里吃老人，这是怎么的呢？”
“谁不是呢！我家就有两个插队回来的。一个闺女，一个子。回来呆了半年，就憋屈得怎么也受不了。”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大娘接上话茬，“那个闺女毕竟是个女孩，还好。每天，只是在家里和我们吵闹，也不出去。嫌留在城里、了工作的同学们笑话；那个子，就让人操心得受不了。二十多岁地大伙子。每天出去喝得醉熏熏的；要不，就是和人出去打架。不是他头破血流的跑回来，就是让人家派出所的找上门来。骂他们吗？孩子们心里也挺苦的；任由他们胡闹吧？这要是出了个乱子，可怎么办？我和我家老头愁得几宿没合眼。后来，就找了一些关系，花了不少钱，我们两个就办了病退，提前退休。让两个孩子接了班。也少了我们的一块心病！”
“那是你老两口运气好，正好有两个工作的位位给了孩子们。就像我刚才的这个茶社地经理张英姑娘，她那有什么能让她接班的爹娘！她爸早早的就下世了，就剩她妈一个人，在家里呆着。她还得靠闺女养活呢！”那位大爷接着：“那个闺女也是个要强的姑娘。到处跑着找工作。可那会报纸上就了：光北京待业青年，就有四十四万。一多半是插队回来的知识青年。咱北京这么大的地儿。那有那么多地工作，等着孩子们呀？！谁家没有一、两个呆在家里、混吃喝的大子、大闺女？！没法呀。”
吴永成他们几个，在旁边听着也直头。对于插队的知识青年，他们并不陌生。他们的年龄，让他们刚刚滑过那一个坎。现在想起来，也觉得侥幸。到了农村，受苦受累不用，回来就成了被忘记的一代。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还要和弟弟、妹妹们在社会上抢饭吃。真是太无奈了。
特别是吴永成，他在自己的前世，看过不少关于知识青年归城后、尴尬遭遇的刚开始是找不到出路。艰难挣扎；好不容易从绝境中走出来，不少人到了中年。又遇到私生子问题。颇为尴尬呀！
这个张，在这么艰难的时候。那又是怎么起步的呢？现在国家政策可不让自己领照单干！得详细问一问。要是个人才，不定以后能用得着。咱现在缺地就是人才啊。
“大爷，那你能给我们她是怎么展起来的吗？您是她地老街坊，应该知道她的不少事吧！”吴永成往老人面前凑了凑，态度谦恭地问。
“当然知道了。从她领着几个和她一样地青年，开始摆茶水摊，我就一直跟着他们。可以。我是看着他们的摊子，变成了大门面。从他们在前门哪会。一直到了现在的这地界儿。我一直追着喝他们的茶，就为了给孩子们一个。哎，孩子们不容易哪！”
在这位大爷的慢慢叙述中，吴永成他们几个知道了、这大碗茶背后藏着的一段艰辛。也是几个归城后的插队知识青年，创业的一段血泪辛酸史。
一九七九年初，张英带着东北生产建设兵团地十年风尘，回到了久久盼望的家乡都。但在她回来后却现，这个自己原来十分熟悉地城市，现在变得好象不怎么欢迎他们这种人的回来：住的地方没有家里原来就，现在弟弟、妹妹们长大了，都没自己的立足之地了；工作也没有，近两年，北京初中、高中毕业的有十几万学生，都在等着就业；就连的话，也和城里的人不到一起：自己这伙人，十多年在外，原来地道的北京话，也掺进不少南腔北调，人们看自己的目光，就像看外地人一样，那么陌生！
张英在跑了街道办事处十几次，要求找工作没有结果后，并没有灰心。她仔细地考察了当时北京的各个行业，现都的服务行业，在全国来是很落后的。到了一九七九年，城区人口已增至五百多万，服务网却只有一万多个。就拿饭馆来，整个北京城区只有八百多家。当时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吃顿饭，真叫难。站着等，坐着看。饿得肚子咕咕叫，人们急得团团转。”
至于旅店，那就更少了。国营的旅馆有十几家，铺位太少；有几家大一的，档次太高，一般人又不让住。来北京办事的人又多。往往是人还没到北京，就得提前预定旅馆；没有房间，都不敢来。就是这样，在当时，也平均每天有上千人，夜无安身之地。
张英和街道办事处的人商量后，决定就搞服务行业。
可是搞饭店和旅馆，需要太多的钱。街道办事处也拿不出来，只能先给他们能拿出十几块钱，还得领导批示。
十几块钱能干什么？张英和几个伙伴想了几天，决定先摆个茶水摊子、展。干着，总比闲着、等着要强！不然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街道办事处才能给他们安排
就靠着街道办事处借给他们的十几块钱，他们又从各家找出一些桌子、凳子。凑出十几个水杯、几把暖瓶，买了几包茶叶。大碗茶茶摊就在前门大街上，摆起来了。当时他们的人马，总共有十三个人。年龄最大的有三十四岁，有男有女的。
几个老街坊们，记得清清楚楚。开张的那一天，是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三日。
“他们刚开始摆起摊的时候，有不少人还笑话他们。”大爷接上吴永成给他递上的一枝烟，笑着朝他了头。把烟燃后，吸了一口，继续：“你们想啊，十几个伙子大姑娘的，每天就围着个大碗茶摊子，见人就吆喝‘大碗茶、大碗茶，二分钱一碗’。人们看见了，什么难听话的也有。可人家这几个孩子，硬是咬着牙，给坚持了下来。听他们，那个摊，第一天就卖了三十多块钱。头一个月下来，挣了六百多块钱。不仅归还了从街道办事处借的那十几块，还又添置了锅炉、保温桶、和其他的一些消毒用具。每个人还了一天一块五毛钱的工资，还有草帽毛巾。嘿嘿，他们的日子，也就比较好过了。”
吴永成听到这里，又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个茶社，极力想从这里、能看出它当年的一些影子。
是啊，不要看这两分钱一碗地大碗茶。创业，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谁又能想到多少年以后，张英他们这十三个伙伴办起的大碗茶，竟然能成了闻名全国的都一大招牌。
“大爷，您又在什么呢？”这时从外面走进来一个年轻姑娘，她约莫有二十六七岁。笑着和这位大爷打招呼。
“吆，英子，忙着呢！我正和这几位唠嗑呢。”大爷也笑哈哈地回应着。
看来这位就是张英了。
“大爷这位是”吴永成转头。问那位大爷。
“曹操，曹操到。这位，就是咱们聊了半天的张英姑娘，这里的经理！”大爷笑着对吴永成。
“大爷，你又在这我什么坏话了？”张英笑着，和大爷开玩笑。
“张经理。你好。大爷刚才正给我们、介绍你们的创业经过。”吴永成站起来对张英：“我们是对外贸易学院的学生。听了大爷地介绍，觉得挺感动的。咱们能找个地方，详细聊一会吗？”
“可以呀。八十年代最可爱的人，是解放军；最令人羡慕的，就是你们大学生。天之骄子嘛！以后我们的事业，还要请你们多帮助。”张英爽快地。到底在东北呆了十年，就是不一样。没有一时下姑娘们的扭捏劲。她地性格中，带了不少东北姑娘的直率。
刘艳大声赞叹：“对嘛，这才不愧在咱们的东北呆过。够爽快！”
“怎么你是东北人？”张英惊奇地看着刘艳，也出了一口地道的东北话。“这可遇见了半个老乡了。东北我呆了十年。简直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了。有时候，我东北觉得比北京还亲！那里的乡亲们。对我们真好。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过几年，再回走亲戚！”
吴永成他们几个随着张英，到了后面的办公室。
“张经理，不好意思。我想问你个很冒昧的问题。要是能回答，就告诉我们；为难的话，就不敢勉强你了”吴永成在张英的办公室坐好后，开口问她。
“咱们都是年轻人，你们也不用那么客气。就叫我张英好了。不用一口、一个张经理地。听着别扭。问吧，不用怕什么冒昧。你个大伙子。怎么变得扭扭捏捏，活象个大姑娘家似的。我这里没有秘密。”张英真是痛快。
“你们怎么想起在**前开茶社了？这个影响可不啊。市里面敢这么做。思想也够开放地！能给我们一这个过程吗？”吴永成好奇地问她。
“这个没什么不能的。大概是在五月前地一天吧。”张英回忆着：“市里面的领导，把我叫到中南海的怀仁堂，和我谈话”
“什么，中南海的怀仁堂？”吴永成的四姐吴永丽，先叫了起来：“就你们卖大碗茶的，领导们还能知道你们，让你们到中南海里，和你谈话？哪你们现在的规模，应该不了吧？”她以前也算搞政治的，知道中南海对一般人来，意味着什么。那是中央领导办公地地方。等闲人是进不去的。
“我们这个服务社，现在有二百六十六个职工，月销售额突破了一百多万。现在我们不仅仅是卖大碗茶。”张英骄傲地回答，她接着又：“当时领导找我谈话，我也是感到挺突然地，没有一思想准备。当时又是晚上。一见面，市委的领导就开门见山地对我：我们准备在**看台下，开辟集体的商业网。卖些冷饮、面包、快餐等。你看行不行？你们那个服务社，能来几个人，搞这个服务行业吗？怎么样，敢接这个担子吗？人家领导当时都这么了，我还有什么不敢的！再，七九年我们十三个人，也敢到大街上卖大碗茶。现在还有市委领导的，我们为什么不敢？！我当时就回答领导：没问题。北京的待业青年很多。不少人都要求上我们那里去呢。”
“那你们现在，展得也挺顺利的嘛！”人家的事业，现在展得很好。吴永成见拉人无望，干脆就决定以后找机会，和她合作。
“现在看起来是顺利，以前我们很难。用人家的话，我们捧的是泥饭碗！经不起摔打啊！我们没有国家每个月的固定工资。用的原料，也不是国家计划供应内的。只有自己不断努力，才能把我们的饭碗，变得更结实，捧的时间也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