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成来到省委大院已经一个礼拜了，从上周起，也就日，他就正式成为了J省的一名国家干部，而且还是省委大院的国家干部。

　　一想到国家干部这个词，吴永成就总是联想到它到底是谁明创造的，挺简单的两个字，但只要一拥有这个身份，起码在国内现在，那就意味着丰衣足食。

　　其实“干部”，为外来谐音词。为框架、军官、高级管理人员等。后来作为军队官员、社会团体和企事业脑等涵义，逐步为许多国家所通用。

　　而中国使用的“干部”一词，则源于日本。“干部”一词，它的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在各国并不一致。

　　在中国，“干部”一词最早沿用时，便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在中国**成立之初，就广泛应用了“干部”一词及其概念和涵义。其狭义是指党的方面的工作人员、和军队排以上的军政人员。中国**获得政权以后，继续沿用、强化和扩大了这一历史概念。

　　在国家公职人员不断展分化的过程中，干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各级各类领导人员、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一般公务人员、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以及记者、编辑、教师、医生、警察、法官、税务员、工商人员、银行职员、文艺工作者等等，均属于干部的大范围内。也就是，只有这些人才真正具有干部的身份。

　　再后来，还出现了“以工代干”、“以农代干”等普遍的社会现象，甚至于出现了干部门卫、干部司机、干部厨师等怪异现象。成为中国现实社会中的一大奇特景象。

　　在七十年代左右，更是展到了登峰造级地地步。只要是生活在中国的公民，不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学生、军人。没有一个人不向往着能成为一名正式国家干部。

　　中国的干部体制，自然而然地促成了一种干部文化，在这种干部文化中。也就势必使得中国的干部队伍越来越膨大，也势必使人们对干部身份地向往越来越强烈……

　　在**的五卷著作里，使用最多的词汇也是“干部”。

　　当然。吴永成也知道，干部地种类那是有很多、很多的，如党政干部、行政干部、领导干部，省部级干部，厅局级干部，县处级干部，科级干部，机关干部。事业干部、党外干部，厂矿干部、农村干部、乡镇企业干部等等等等。在这些干部里头，有些具备真正的干部身份，有些则并不具备真正地干部身份。

　　在中国社会中，真正的、名符其实的干部其实只是这样一批人：具备干部身份。担任领导职务，从事领导工作的党政机关负责人员。只有他们才真正称得上是国家干部。

　　这里并没有任何歧视其他干部的意思。因为只要你想成为一名真正的领导干部，就必得具备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你先得具有干部身份。而只有当你具有了干部身份时。才会具有真正的领导干部的候选资格。具有干部身份地人并不等于就是领导，而领导则必须具有干部身份。所以在当今中国，干部并不等于就是政府官员，惟有具备干部身份的国家干部，才能称得上是政府官员。

　　**员身份和干部身份，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党员并不等于就是干部，但党政干部和行政干部，绝大多数肯定都是党员，尤其是党政干部中的一把手、和其他单位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都必然是党员。因为党领导一切。把手呢？！

　　国内和国外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地干部队伍缺少应有的监督，因此就容易产生动荡、昏乱和**。这些人大概还不真正熟悉和了解中国的政治。中国地干部队伍，也一样有对它自身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所不同的是，这种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只是来自于外部，而且还来自于其内部，有时还会来自于不同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经济环境等等所产生的各种团体、和派系相互之间的监督、竞争和斗争。对此也就产生了和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各种各样的、由来已久的尺度和准则：“文死谏，武死战”，“不事二主、不作2臣”，“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县官不如现管”，“一朝天子一朝臣”，“窝里斗”、“头上司惹不得”、“官大一级压死人”、“清官”、“贪官”、“昏官”、“极左分子”、“中间派”、“右派”、“改革派”、“少壮派”、“实权派”、“强硬派”、“温和派”，“保守势力”、“**分子”、“既得利益群体”等等。

　　在当今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特殊国情的政治环境中，当一个领导干部非常清明和廉洁时，他手下的这个干部群体，就会变得井然有序、欣欣向荣；反之，当一个领导干部变得十分昏庸和腐化时，他所管辖的这块地方就会民怨沸腾、冤狱丛生……

　　干部，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个特有的专有名词。即使是那些并不真正具有干部实质，而只是具有干部称谓的人，为了显示自己的诚信和尊严，也常常会在众人面前、摆出自己最具服力的身份：“还用吗，怎么着咱也是个国家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曾大大、断断续续进行过无数次整风和运动，而每次整风和运动的实质，其实都是对干部进行整顿，也就是对那些具有真正领导身份的干部进行整顿。所谓的波澜壮阔的群众

　　究底里都是一次次大规模地干部整顿运动。

　　但不管怎么。一旦你能在各级党政机关占据一个位置，哪怕就是像吴永成的前生一样，即使在中国最的一级政府工作，那么在老百姓眼里。你自然就是一个领导干部，一个国家干部

　　国外的人们大概很难听得懂这样地话，这种话惟有中国人才会一听就明白。

　　而吴永成在他的前生。当了国家干部就近二十年，其中还有五年的县委秘书工作经验。可谁要是以为这秘书与那秘书工作环境、性质等同地话，那就是他就大错特错了。

　　吴永成当时是在中国县一级的机构里当秘书。而县级机构在中国的行政编制里，也可以算得上是基层机构了，与省委机关可以是爷爷、孙子之间地关系。辈分那就差远了！

　　比如省委书记罗书记（就是他那一年在省城五一百货大楼偶然见到的那位当时的罗省长、现在已成为省委第一书记），他倒是常看见，通常是在办公楼的走廊里碰上罗书记、一位瘦高的老头儿。罗书记从走廊里走过，背后总是跟着三、两个蹑手蹑脚的人。这些人都是办公厅的同事，即使遇到的都是熟人。可他们只要一跟在书记背后，就一个个陌生着脸。眼睛一律望着罗书记地后脑勺。前面的人就忙让着路，就像在医院急救室的走道上、遇上了手术车。吴永成碰上这种情形，总会情不自禁地叫声“罗书记好”。罗书记多半像是没听见，面无表情地只管往前走。有时也会笑容可掬地应声好。但即使这样每天碰上十次罗书记，人家也不会知道你是谁。一个大省的书记、又是个穷省。他身上压着的胆子太重了，估计他也肯定想不起来前几年和吴永成地偶遇（他每年要见多少人啊。他也不是神仙），就是他现在能认出你吴永成来，他也没那个闲工夫站住。再和你聊几句；可罗书记偶尔回应的笑容，却令吴永成印象深刻。

　　他有时在外面也听到一些大院地人，在别人把他们当省委书记身边的人看时，总会怀着好奇心或别的什么心，问起现在省委罗书记地情况时，这些人总会感慨地：罗书记别看是军人出身，老一辈的革命家了，可人家阶级感情深哪，对老百姓是很平易近人的。

　　吴永成心里清楚，这些人与其是在摆罗书记的好，倒不如是在为自己护面子。他们平时能不能见到罗书记、和他一句话，那还是另外一回事情呢！

　　如今这几年，人们的观念和以前也大不一样了，不怕你吹牛自己同领导关系如何的好，甚至不怕暴露你如何在领导面前拍马，就怕让人知道你没后台。

　　而他在前生当县里的秘书的时候，当时的县委书记任力，能把办公室每一位同志的情况了如指掌，甚至他当了地区的地委书记以后回了他们县，见到一位原先办公室的干事，还亲切地问：“你爹前几年喂的猪现在怎么样了？没有亏”熟悉程度就跟自己家里生的事情似的。

　　这并不是省委的领导就怎么官僚、任力同志就怎么爱民如子，而是省里和县里的工作，有时候干脆就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工作面就差得太多了；虽然，一切工作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

　　所以，吴永成到了省委大院他现在的这个岗位上，他前生经过的那些工作经验，能借鉴的几乎没有多少。不过有一他倒是做得挺好，那就是谨言慎行、注意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前两句是他前生工作结；后两句则是引用了清朝时期名相张廷玉的一句名言告戒自己。

　　即使这样，他还是被人抓住了一句闲话，让领导不满意了一次。

　　事情是这样的：那是他刚来的第三天，因为在学校的时候，忙于其他事情，也没有顾得上理，头就有些长了，和他在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比他年龄大不了几岁的李林，开玩笑跟他：“吴永成，你的这长头，配你的身材，那真是帅气多了！你是不是也学着这会儿大街上的那些年轻人，留着长赶时髦呢？”

　　因为大家都是年轻人，也为了尽快和大家搞好关系、以后相处得更融洽一，吴永成也随口了句：“咱一个新来的农民的儿子，赶什么时呀？！我的头总是乱糟糟的，烦死人了，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满头烦恼丝啊！”

　　这话不知怎么就马上传到了副秘书长刘清的耳朵里去了，刘清在背后就对其他人：“他烦恼什么？他一个新毕业的大学生，别人还在家里等着分配呢，他就已经到了咱们这个要害部门来工作了，还要咋的？组织上对不起他还是怎么的？”

　　刘副秘书长的这些话，七弯八拐，被一些好心人又转到了吴永成的耳朵里。

　　吴永成着实吓了一大跳。他想肯定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他的这句话大做添油加醋地告到了刘副秘书长那里，让刘副秘书长对他有看法了。要不然，他一个新来的科员，与人家副秘书长中间还隔着副处长、处长、办公厅副主任、办公厅主任好几层呀？他一个堂堂的省委副秘书长，官大位高的，也犯不着跟自己一个最低层的、的科员过不去呀！

　　其他的人，谁又可能干打报告的事情呢？他才来了几天，和谁也不存在什么利益的争夺呀？他们这是想干什么？他这是招谁、惹谁了呀？即使官场的风气再坏，现在人们思想还比较纯洁的呀，哪能一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来个先把你撂倒了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