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珍案件的起因是张利钦的贪污，可王素珍案件中:个桓毕地区最大的民营企业的倒闭，桓毕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在其中，却是起了极坏的作用。

　　先，桓毕地区中院某些法官，收受了马健敏等犯罪嫌疑人的贿赂，在王素珍被非法羁押期间，过关集团公司属下的国光印刷版材公司，在贷款未到期的情况下，就被桓毕地区中级法院违法判决“提前还贷款”，逼迫工厂停产，这导致了公司的生产正常经营被迫停止。

　　其次是桓毕地区中院搞的那个“假拍卖”活动。

　　在王素珍继续被羁押期间，桓毕地区中级法院在企业法人王素珍未到现场的情况下，与丹阳市商业银行串通一气，对该集团公司搞“假拍卖”，愣是把评估价值本应该是八千万的工厂、土地以及其他财产，以五千万的价格，就拍卖给了香港蒙托公司这个皮包公司。

　　更为恶劣的是，这个香港蒙托公司在拍卖前，就根本没有支付一分钱的拍卖订金，而且在拍卖成功之后，也竟然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又没有支付一分钱的拍卖价款。

　　最后的结果是，蒙托公司与丹阳市商业银行私下签订协议，将厂子又以九千万的价格，抵押给了丹阳市合作银行，从中获得了八千万元的贷款之后，逃之夭夭，不知所终。

　　可以，是桓毕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所执行的这一次“假拍卖”，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又给了国光集团公司致命的一击，把它彻底地推向了万劫不可复返的深渊。

　　对于这一，吴永成心里清楚，新来的桓毕地区中院院长刘宁心里也明白，桓毕地区公安处处长郭宪平、和地区检察院的检察长王鑫，也都不糊涂。

　　虽然，在前一段时间，在省专案组的努力下，随着马健敏等嫌疑犯地归案，由此牵出了桓毕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王德贵、桓毕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武谦孔等人，他们是因为接受马健敏的贿赂，被依法予以刑事拘留。

　　但大家都知道，这么一起近乎一亿元的大案子，光这几个人，那是根本不可能掀起这么大的风浪的。

　　在当时法院业内有个法：十万书记员。百万审判员。千万副庭长。亿万副院长几十万地案子。找书记员就能解决；过了一亿。那就必须拜副院长地门。

　　这一大家心里都清楚。但是由于各人所占地角度不同。因此也不能表现在明面上。

　　从地委书记吴永成地这个角度来。由于省委有关领导已经对他做了一些暗示。让他在王素珍地案件上适可而止、穷寇勿追。这就使得吴永成在这个案件地追查上。不能再做出什么明示而已。

　　而公、检两个部门地领导郭宪平和王鑫。与中院是属于各不隶属地单位。根本也就犯不着对人家地工作指指地。

　　唯一能把这三家单位协调在一起地人。应该只有地区政法委书记张晓东最合适了。可是现在地地委书记吴永成。又压根就不打算重新启用他。

　　可到目前为止。王素珍案件善后工作地关键。在于对王素珍地经济损失地挽回。这不可避免地又牵涉到了桓毕地区中院。

　　因此，吴永成在“三讲”教育动员大会上，明确提出：地区政法系统，特别是法检两院，是全区“三讲”教育地重单位，他们在“三讲”教育实施的过程中，必须结合各自的本职工作、与现阶段的中心任务。王素珍案件的如何善后，就是考验他们“三讲”教育能否过关的一块“试金石”。

　　为了更好地处理好王素珍案件地善后工作，也为了给全区“三讲”教育活动开一个好头，会后吴永成特意召集桓毕地区公、检、法的这三位负责人，要求他们不能各自为政，要顾全大局，把这次开展地全区性的三讲教育活动，渗透到具体工以抓要案、破积案为衡量标准，先就王素珍案件给全区人民一个交代，给省委有关部门一个交代，这也是再次展示桓毕地区政法部门战斗力地一个重要机会。

　　领会了吴永成指示精神的三位公检法一把手，回到各自地单位以后，就开始着手布置本单位、本系统的“三讲教育”活动。

　　郭宪平的地区公安处，在王素珍案件中牵涉的程度这也与他平时刚直不阿的性格有关，公安处全体干警们在他一贯的严格要求下，几乎没有什么人敢借办案来瞎折腾的。

　　因此，他也在执行吴永成指示的时候，表现得最为彻底。

　　这不，郭宪平刚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指示经济科、刑警队，从丹阳市公安局的手里把王素珍案中的有关犯罪嫌疑人的情况调过来，并且向丹阳市公安局宣布：这起案子的后续预审工作，由地区公安处接手郭宪平就不相信在王素珍案件的背后，地区中院仅仅只有那么一个虾米参乎在其中。

　　为了保证预审结果的公正性、可靠性，郭宪平也提前和地区检察院新来的检察长王鑫打了个招呼：请求检察机关派人提前介入案件的预审工作。

　　这一要求倒也不是搞特例：早在一九八三年严打和一九九三年大“整治”的时候，法检两院提前介入公安机关的预审、侦破工作，也是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准的。

　　只不过，这次的预预审工作，主要是针对中院的民事审判庭副庭长武谦孔，目的也是为了挖出其背后更大的黑手，地区中院必须避嫌，郭宪平也就不能采取以前所使用的那种措施了。

　　这一，郭宪平也和地区中院院长刘宁打过招呼，免得法院系统的人误会公安系统和法院系统在工那可是免不了常打交道的，因为这个事情，在两个兄弟单位之间，造成了一定的隔膜，那可就有违吴永成书记“顾全大局”的指示了。

　　中国诉讼有三难：行政诉讼立案难，刑事诉讼辩护难，民事诉讼执行难。

　　这一，别是司法部门的人知道了，就是平头老百姓们谈论起来，也深知其中之精髓：前者是民告官，法院想管也不敢管；中者是官告民，想怎么管就怎么管；后者是狗咬狗，爱管不管。

　　其中最难的还是执行，这社会几乎没有信用可言，人人撒谎，个个行骗，当官地黑钱，经商的偷税，负债光荣，欠钱有理，谁赖皮谁是英雄。

　　用一位法院资深执行法官的话来：“我办了这么多执行案，没见过一个仗义的，是个老板就混蛋，债则拖，大债则走，反正电脑没联网

　　有信用记录，只要钱捞够了，撒脚开溜，换个地方士，谁都办不了他。再加上法院经费紧张，异地执行都让当事人买单，请两个法官，飞机来回，三星级以上酒店，法官吃得又挑剔，玩得又精致，还要给老婆孩子带礼物，算起来数目惊人。债主忙活一场，有时竟会收支不抵，狼啃狗咬一样疼，还不如咬牙忍了。”

　　所以，在王素珍的这起案件中，近乎一亿的财产执行，光牵涉到一个民事审判庭的副庭长武谦孔，这话谁听了也不信，就更别能瞒过从省高院调来的中院新任院长刘宁了。

　　刘宁在省高院地时候，是担任高院民事二庭的庭长。

　　要起他的工作简历，那就比较复杂了。

　　今年四十三岁的刘宁，在当年他初中毕业的时候，就赶上了“知识青年”下乡运动，和全国上千万地知识青年一起，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

　　不过刘宁地命运，比那些一直呆在农村里的下乡插队青年，还要幸运一的是，由于他在农村的表现，博得了所在村党支部书记地赞赏，在一九七一年的时候，通过当时的村党支部、人民公社一级级的推荐，被选送到了g省大学，成为了八十二万工农兵大学生中的一员，当时的学制是三年。

　　大学毕业之后，刘宁付出分配回到了他下乡插队地那个县城，当了一名工厂的技术干部。一直到一九七七年高考制度恢复之后，从就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官地刘宁，不满足于现在工厂中的工作，就经过自己多方面地努力，终于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的这一天，与五百七十多万从农村、工厂、部队一路风尘走来地年轻人一样，怀揣着难得的名额、忐忑的心情和奋的意气，奔向了考场。

　　由于当时报考人数过多，而当时国民经济刚开始恢复，国家居然一时竟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考卷，于是，中央果断决定调用印刷《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而刘宁凭着自己扎实的文化理论知识，再次成为了g省法律系的大学生，而且还是一名带着工资上学的大学生。

　　四年之后，刘宁大学毕业之后，再次回到了那个县城，只不过，这一次他并没有再回到那个生产拖拉机的工厂去，而是被分配到了他们县刚刚恢复组建的人民法院，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他从就一直向往着的人民法官。

　　本来当时恢复高考之后第一届法律系大学生，是相当吃香的文革十年砸烂了公检法，加之中断了高考制度，使得政法系统熟悉业务的干部们生了断层现象。

　　刘宁在毕业之后，其实也可以像他们那一届其他的同学那样，选择条件更好的省高院（检察院）、地区中院（检察院）的，但刘宁当时就认为县一级的基层单位，才更能挥自己的作用，因此在毕业前夕，毅然选择了回到自己的那个县城去。

　　正如刘宁所预料的，回到县城法院的他，在院里缺乏大量的专业知识丰富的法官的情况下，他这位刚从大学毕业的本科大学生，一下子就成为了院里的骨干力量。

　　之后，刘宁又凭借着自己扎实的工作作风、娴熟的业务知识，参加工作五年地时间他，就成为了所在地区最年轻的县级法院副院长，而这五年之中，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甚至是执行案件，他都涉及参与过。

　　三年之后，刘宁因为工作出色，被调任另外一个县，担任了法院院长的职务。

　　一九九o年的时候，g省高院需要充实一批具有丰富基层经验的中层干部，刘宁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再次脱颖而出，成为了省高院民事审判二庭的副庭长，三年后，因为成绩突出，在省高院的提名下，被省人大常委会任命为省高院民事审判二庭地庭长。

　　而此时，他当年同时毕业进入省、地（市）机关的同学们，职务最高的，也只不过是县处级干部而已，这也是属于凤毛麟角的。大多数的都在科级、副科级地位置上徘徊。

　　可以为一个县城工人家庭出身的刘宁，他的背后没有任何地背景，他之所以能够从下面的基层法院，一步一步地到了现在这个副厅局级的位置（也是全省最为年轻的副厅局级干部），那是凭着他扎实地工作作风和精通的业务知识，还有更重要的一，就是他善于抓住各种机会。

　　到了桓毕地区之后，刘宁清醒地认识到：他之所以能来到桓毕地区，当上这个享受副厅局级待遇的中院院长，那是桓毕地区中院出现了那种蛇鼠勾结的丑闻之后，省高院的领导们为了急于扭转桓毕地区中院所造成地恶劣影响，才把自己这位高院中层领导中的骨干分子派了下来地导们看重的也正是自己业务精通、作风正派。

　　因此，刘宁意识到：如果自己在短时间内，不能迅扭转桓毕地区中院所存在地这股歪风邪气、改变外界社会上对地区中院的那种看法地话，估计自己的结局，也和前任中院院长的下场差不多。反之的话，也可能是自己仕途上另一个新的开始。

　　现在，吴永成这位三十三岁的、享受副省部级待遇的地委书记，那可是他努力的目标啊！

　　所以，刘宁在来到桓毕地区中院任职之后，马上就调来了所有王素珍案件的有关卷宗，他要凭着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看一看桓毕地区中院中，到底还有那些人牵涉到了这个案子中。

　　哼，绕开执行庭、中院领导们，你武谦孔一个人就能搅起这么大的风波，那纯粹是哄三岁孩呢？！

　　不别的，难道你民庭庭长林安进就能清白得了吗？！分管副院长的职责又体现在哪里了呢？！

　　刘宁并不是那种踩着别人的头往上走的人，可他清楚地认识到：桓毕地区生了这种公、检、法三位一体，与犯罪嫌疑人狼狈为奸、沆一气的丑闻之后，不仅仅是他们省高院感到震怒，即使是省检察院的脸上，同样也感到不光彩谁能担保王鑫现在不是急于想做出一成绩来，以挽回他们检察系统的形象呢？！而地区公安处的郭宪平，现在可是卯足了劲儿，想从中院、检察院那两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上打开缺口的！

　　与其被动地等着别人拿到证据以后揭开自家的盖子，倒不如自己先下手，查清楚内鬼的存在，这样才更能争取一主动呢？！

　　于是，在刘宁的主持下，桓毕地区中院三讲教育从一开始，

　　传与自查自纠相结合，并且刘宁在院里召开的“三讲大会上就讲到：“……参加过全区三讲教育动员大会的同志们，大概都记得地委吴书记在会上所讲到的吧，我们中院是这次三讲教育的重单位，指示我们在三讲教育的过程中，必须与王素珍案件的善后工作相结合。

　　大家对这个案件，都比我这个新来的人清楚：一件被评估为标的为八千万的执行案，为什么能竟然以五千万的低价给拍卖了呢？！这其中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武谦孔现在已经被刑事拘留了，这并不等于，这个案件就画上了句号。我可以实话告诉大家，就在现在地区公安处已经从丹阳市公安局，把武谦孔等人接手到了他们那里，正在和地区检察院的同志们，抓紧进行着对武谦孔的预审工作。

　　这对我们桓毕地区中院的某些同志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你也不要抱有什么侥幸心理，期望武谦孔能一抗到底。

　　前一段时间，省委专案组并没有从武谦孔身上取得什么其他证据，这不是他就没有一个同谋，而是因为省委专案组的同志们，又接到了新的任务，才停住了对武谦孔等人的预审。

　　可现在情况却大大不一样了，那个单位都不会因为其他人地案子，影响到本单位‘三讲’教育过关这件大事的。

　　在这里，我想奉劝某些心怀侥幸的人一句话：政策都知道，也清楚，主动从轻、检举无罪、揭有功。

　　我不希望这些同志，到了这个时候，还执迷不悟，难道真想见到棺材也不落泪吗？！”

　　的确，据犯罪嫌疑人马健敏的交代：他可是光给了中院武谦孔就三百万人民币，而武谦孔却一口咬定只有十万元，那剩余的钱跑到哪里去了呢？！

　　还有，对国光集团八千万元的财产拍卖，如果中院的某些人没有得到实惠地话，他们难道是脑子里进水了？！即使那个香港蒙托公司是他爹开的皮包公司，那他也不可能没有一分钱的好处，就来了个大撒把啊！

　　动员会后，刘宁随即召开了班子会议。

　　在班子会上，刘宁毫不客气地道：“咱们都是班子内部的领导们，有些丑话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借用地委吴永成书记的那句话：自己地问题最好是自己来解决，如果大家在这个时候，还不为我们桓毕中院的整体来考虑的话，那到时候我也就不得不向省高院纪检室地领导们反映了，必要的时候，我也会请桓毕地委纪检委的同志进来，帮助我们工作。”

　　在座的那些中院领导们，一个个低下头，不知道在想什么，谁也没有接刘宁地这个话茬。

　　“在座的也都是从事了法院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了，大家都清楚，就现在的这个案情来看，那并不是什么复杂的案件，只要武谦孔那边一吐口，断了的证据链又可以重新得以链接，到那时候，可就处于非常被动地局面了！

　　我希望在这个中院关键时刻，大家都拿出自己的党性来，协助我顺利完成这次地‘三讲’教育工作，妥善处理好王素珍案件的善后工作。”

　　要刘宁地这些话语，对那些心里有鬼的人没有一触动，那是绝对不可能地他们也都不是傻子，即使知道刘宁的这些表态是实施的攻心政策，大可以不理睬他！

　　可他们却非常地清楚，武谦孔那里是不可能把所有的罪名，都扛下来的别的不用，光马健敏交代的那三百万元的行贿，在一九九五年的今天，那可不是一个数目啊！

　　作为法官，最了解的就是各种法律的适用和量刑，三百万元完全可以让武谦孔的脑袋落地，武谦孔他又不是傻子，到了最后时刻，难道他还会替别人来背这个“黑锅”吗？！

　　这可是一个致命的大“黑锅”啊！

　　经过两天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终于有两个民事审判庭的审判员，先后走进了刘宁的院长办公室。

　　据他们交代，他们两个在王素珍的案件中，接受了马健敏送来的一万元的贿赂，钱是通过副庭长武谦孔之手转交的。

　　他们两个把自己所接受的那两万块钱的赃款，也当场交给了在场的中院纪检委书记朱长青。

　　刘宁对他们的明智之举，马上给予了肯定，并且表示将对他们主动向组织清楚问题的这个性质，给予反映，争取为他们取得从轻处理的结果。

　　而当朱长青再次核实他们：是否知道别的人也接受过犯罪嫌疑人其他贿赂的时候，这两个人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表示自己回去之后再好好想一想。

　　有了一个好的开头，接下来的事情就容易得多了。

　　仅仅过了一天的时间，又有两位审判员，先后悄悄地来到了刘宁的办公室，不过这一次来的不仅仅是民事审判庭的审判员，还有一位是中院执行庭的审判员。

　　民事庭的那位也同样上交了一万元的受贿赃款，同样是经过武谦孔之手接受地，而执行庭的那位，却上交了两万元。

　　截止到目前为止，主动上门的四个法院工作人员，都是没有任何职务的人物，难道那些带“长”的，就那么清白吗？！

　　刘宁这下子开始主动出击了。

　　先他和中院纪检委书记朱长青，先后把民事审判庭和执行庭的几位庭长、副庭长，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开始政策攻心。

　　但谈话的效果，并不怎么好：这几位嘴巴好像要紧一，他们一口咬定，在着手这个案子地时候，也只是接受了当事人的几顿吃请而已，并没有什么经济上的来往。

　　在这种情况下，刘宁马上代表中院党委宣布了对这几个人停职检查。

　　就在这个时候，地区公安处传来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新消息：武谦孔在轮番审讯和政策攻心之下，抵挡不住终于开口了。

　　他承认：他自己是接受了马健敏的七十万元贿赂，而民事二庭地庭长王侯，与另外两名副庭长张建迎、马健成，通过他的手，分别接受了四十万的贿赂，另外十万元则分给了下面地几个审判员。

　　虽然，武谦孔的交代，与马健敏的口供，还有一百万元的出入，可这毕竟打开了久持不下地僵局。

　　根据武谦孔的口供，桓毕地区检察院、公安处对以王侯等几名犯罪嫌疑人，马上实行了强制措施。这与先前主动交代问题的那四个审判员的待遇，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最起码人家现在也只是在家等候处理、并没有失

　　自由啊！

　　王侯等人被强制的当天晚上，又有一名中院法官来到了刘宁地办公室。

　　不过，这位的官衔要比之前地那几位都高他是桓毕地区中院副院长、分管民事审判工作的林爱顺。

　　他主动向刘宁交代了自己在王素珍地案件中，通过武谦孔收手了一百万的贿赂。

　　至此，何必中院地盖子，终于在各方面的努力下，被刘宁揭开了那么一条缝隙林爱顺的落网，这也是目前为止，王素珍案件中现形的最高级别的官员正处级呀！

　　当夜，刘宁就跑到吴永成的办公室，把这个令人激动的消息，做了详细的汇报。

　　“好、好、好。刘宁同志，你干得好！”吴永成对刘宁汇报的这个好消息赞不绝口，这可是桓毕地区“三讲”教育刚刚开始，就取得的一个巨大成果啊，好兆头啊！

　　这些天来，吴永成忙得连个正常上下班的时间观念都没有了，就像现在，都是晚上十多了，他还没有回到自己休息的宾馆房间，而他的秘书刘晓峰，也只好陪着他挑灯夜战了好在刘晓峰现在还没有家室之累！

　　“刘宁同志，省委、省人大、省高院把你派到我们桓毕地区来工作，的确是英明之举啊！”吴永成拍着刘宁的肩膀，喜形于色地道：“只要能把王素珍案件的善后工作做好，你就算为咱们桓毕地区立了一大功了。我向省委给你请功！”

　　“吴书记，惭愧啊！作为一名维护法律尊严的工作者，看着同事们如此令人齿的行为，我还有什么脸面，要地委为我请功呢？！”刘宁一脸痛心地道：“我觉得，在国光集团拍卖案件上，也存在着不少的内幕，可香港蒙托公司有关人员，难以归案，就没有直接的突破口啊！”

　　“呵呵，刘宁同志，工作要一步一步地做，饭要一口一口地吃！那些心中有鬼的人，迟早有一天会原形毕露的。”吴永成安慰着刘宁。

　　随即吴永成又让外间办公室的刘晓峰，马上通知地区三讲教育领导组的副组长牛德海和马秀芹：“地区中院在三讲教育活动中，已经在第一个阶段，就取得了这样的成绩，这是可喜可贺的。请他们通过地区新闻媒体，大力宣扬地区中院在这次活动中的突出表现。号召各县（市）、地直各单位，都在三讲教育中，以地区中院为学习榜样，把三讲教育活动搞得扎实、彻底！”

　　当然了，地区中院在三讲教育活动中取得这样的成绩，由地委组织部部长刘青山担任办公室主任的“三讲”教育办公室，那也不能干看着啊，他们可是按照吴永成的指示，在动员大会之后的第二天，就搞了一个“三讲”教育简报，定期把各县市、地直各单位的进展情况整理成资料，广而下的。

　　桓毕日报想得更周密，专门在头版地版面上，拿出了一个固定栏目“三讲教育专栏”，对各县市、地直各单位的进展情况进行通报，以激励先进、鞭策后进。

　　当桓毕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这些消息，在全区以“三讲”教育办公室简报的形式，和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被通报之后，一时间，惊动了整个桓毕地区。

　　“啊呀，你知道吗？！这次地区搞的这个什么三讲教育，还真管那么一用啊！才几天的工夫，就查出了几个大分子，受贿一百万呀！还有一个是县团级的大干部呢！”

　　“是呀，我也觉得奇怪呢，不就是一个讲学习的教育嘛，怎么还查处出来了分子呢来这一回那些贪官污吏们地日子，不好过了。一百万，哼，我看够枪毙得了！们也真敢要啊！”

　　“你看着吧，这才是个开始呢，我听这个什么三讲教育活动要搞一年，到那时候，还不知道要查出多少个贪污、分子来呢！这个新来的地委书记，像是个清官啊！”

　　“你也别把话得太早了，出水才看两腿泥呢！不定新来的这个书记，也就是想震一震场面罢了，后头的事情也不一定能由得了他。”

　　“瞧你这话是怎么地？！难道你还真想看着那些不做好事的分子，再骑在咱老百姓们头上拉屎撒尿吗？！我可是盼着这三讲教育多搞个几年，最好把那些贪官、分子们都枪毙了才解恨呢！”

　　此时听到这些消息之后，也有思想上受到了刺激的人，就像丹阳市地市委书记刘庆国之类的。

　　刘庆国可是一心一意，想在这次的三讲教育中力拔头筹的。

　　他清楚，只要能把这项工作，再次做到了全区地前列，吴永成书记绝对会不惜余力地，把自己推到地委委员的那个位置的。

　　可他没有想到的是，还有人在这件事情上，比自己更心急，而且人家还挖出了一个县处级的领导干部，这可是他刘庆国打死也办不到的他管辖地丹阳市才不过是一个县处级建制的县级市，哪里去找这么一个重量级地人物呢？！

　　再了，处理县处级领导的权利，也是在地委、省委呀，他这个地七品县令，更不就没有那么大的权力。

　　无奈之下，刘庆国也只好把手头地工作，暂时交给了市委副书记、市长吴爱民来主持，他自己则学吴永成的那一手，把丹阳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程宏洪甩到了一边，自己和市纪检委书记常青生一道，率领着市纪检委的同志，亲自坐镇丹阳市公安局这个重单位，要从这个王素珍案件的涉案单位中，挖掘出一东西来。

　　工夫不负苦心人，在刘庆国和常青生的日夜奋战下，丹阳市公安局分管治安的副局长李秋荣，最终也查出了他收受马健敏贿赂五万元的事件，继地区中院之后，成为桓毕地区三讲教育办公室通报嘉奖的第二个单位。

　　随着这些消息的不断披露，桓毕地区那些**上不怎么干净的干部们，也听到这些消息，纷纷如被惊了的老鼠一样，整日间惶惶不得安宁，生怕还没有轮到自己主持本单位的“三讲”教育活动，却被纪检部门的人请自己去喝茶、讲“清楚”。

　　就在这个时候，正在办公室工作的吴永成，却接到了一个电话。

　　“永成同志嘛，你们搞的那个‘三讲’教育活动，是不是有太过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