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多秀才刚进入军营，在教官的棍棒下开始学着做一名军人，杨潮就出发赶往苏州。

　　跟苏州大豪族号称读书第一家的顾氏，御医世家陆家，吴中第一家之称的吴家，以及王氏、钱氏、彭氏等等当地豪族会面，邀请这些豪族在苏州府衙商谈。

　　“废除丁银！本督不要人头税！”

　　杨潮对豪族们意气风发的说到。

　　这就是杨潮给的甜枣。

　　大明赋税制度,是从唐朝实行的租庸调制继承而来的，收税有两大根据，第一是土地，第二是人丁，纳税分为土地税(田赋)，人口税（户税），所以叫两税法。

　　户税收取也是不同的，大明朝将户口分为上中下三等，很显然这些豪族大都是上等户，不过名册上他们可能是中户甚至下户，当然这是因为他们有手段。

　　不过杨潮请来的这些一等一的豪族，显然无论如何都不能是下等中等了，因为那实在是太明显了，而他们每一家都是大家族，要缴纳的丁银也是一笔不小的钱财。

　　因此这个甜枣还是很甜的，能让大家少缴纳至少一成的税银，加上免除了三饷，豪族们发现就算他们将隐匿的土地登记入册，缴纳的税赋也不比以前多。

　　但是这不是杨潮真正的目的，杨潮真正的目的还是给那些最穷的人肩负，不强求让所有人小康，但是你得让所有人都饿不死。

　　许多贫穷百姓，或许因为某一代祖先发达过，然后被定为上等户，就要开始承受沉重的税银，承受不住就逃走或者卖身大户为奴，然后子孙后代隐匿身份变成黑户。

　　大量的隐匿人口甚至比隐匿田亩还严重，因为田地总归是在哪里的，而人口是活的，完全能够藏起来，因此后世康熙摊丁入亩之后，大量人口浮现了出来，在经过长期战乱后，突然人口猛增一大半，比大明朝最鼎盛士气人口还多，被人认为是康熙盛世的体现。

　　现在苏州府在册人口两百多万，光是苏州城就将近一百万了，在大多数人都居住在农村的时代，显然苏州府不可能这么点人，可以说苏州城中那些光靠给人打工为生的雇佣劳力，大多数都是黑户。

　　没人愿意变成黑户，这些大户人家宁可缴纳丁口银也会给自己的子弟上户口，因为没有户口就不能科举，只有穷的过不下去的百姓，才会宁可舍弃科举这个唯一让他们能够翻身的希望。

　　虽然大户人家自身不隐匿子弟，但是隐匿人口跟他们关系是最大的，绝大多数隐匿的人口都是大户人家的家丁、仆役和长工，如果免除了丁口税，这些隐匿的人口能够登基出来，苏州府的人口翻一倍都不是没有可能。

　　因此减免人丁税最大的受益者是广大的穷人。

　　不过这个甜枣还不够。

　　“本督计划用三年时间，将江南粮赋降低一半！”

　　这才是大甜枣。

　　杨潮无意在土地上大肆搜刮，清丈土地不过是一种调整手段而已，是将穷人负担的税赋，转移一部分到豪族身上，其实在减免丁口税和三饷后，豪族纳税也没有多，因此杨潮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将减免的那部分实惠放到最底层、人数最多、怨气最大的百姓身上。

　　“杨都督体恤百姓，吾等替百姓感谢都督。”

　　豪族们一听三年后他们能少缴纳一半税收，当即夸奖起了杨潮，但是眼神中充满狐疑，谁会相信官府不搜刮呢。

　　“以这次清丈的田亩鱼鳞册为计，明年的夏、秋两粮当即减三成。”

　　杨潮明确表态，明年就开始减，而今年的夏粮秋粮早就完税了，因此等同于直接减税，南直隶七百万担税粮，减少三分之一那可是两百多万担呢，少了这么大一块，杨潮可养不起那么多兵。

　　所以杨潮还需要这些豪族答应：“不过本督要征商税，相信各位绅民会积极配合的。”

　　很奇怪，这些豪族对于杨潮收商税的反应比加粮税低多了，难道他们不知道杨潮加征的商税可能会很高，但是他们依然觉得土地才是根本。

　　而豪绅们也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各家免税部分希望杨潮能够依法办事。

　　大明朝优厚士人，只要有功名，哪怕只是一个秀才，也会有两百亩的免税田地。

　　但是这些豪强家族哪一家不是几万亩甚至十万亩以上的田产，就算每个家族都有秀才，能免除的赋税数量也有限，两百亩的免税田，对于中小地主来说，或许还算一种优厚待遇，但是对于这些豪族来说，简直是不足挂齿，但是他们对于这种免税的特权却很看重。

　　重视这种特权的程度超过了对商税的关注。

　　对这种想法杨潮很不理解，但是觉得也不是坏事，起码自己遇到的阻力会变小。

　　最有可能的理解是，这些豪族是为了面子，就好像后世那些有权势的人，宁可花费更高的价格去走关系，也不肯按照正规程序缴纳违章罚款，这彰显的是一种特权，象征的是高人一等的身份，也许这种东西才是豪族最看重的。

　　在苏州待了三天，跟各个士绅友好交流，气氛也算融洽，这样亲身交流，让豪族也算是有了面子，反弹才算平息下来。

　　在杨潮一手大棒，一手甜枣之下，苏州问题很快解决，接着松江府，松江府也有大量的秀才被抓，牵连到了绝大多数豪族，因此也相当配合，加上杨潮跟豪族亲切交谈，一个月时间也将松江的土地清丈出来，同样是翻了一倍的样子，从三万顷到六万顷，比朱元璋时代多了一万顷。

　　最富的松江清丈完后，杨潮就回到了南京，剩下的工作就交给黄凤府了，要求黄凤府在夏粮之前，必须将整个南直隶的土地全都清丈出来。

　　有一万名秀才被充军，杨潮知道，哪怕自己出面安抚，哪怕自己给豪族免税，这个梁子还是结下了，要让豪族真正跟自己一条心，只有让他们发现跟着杨潮能够取得更大的利益，这只能等几年后他们发现缴纳的税少了，发现取得收益大了，才会慢慢改观，短时间内也只是安抚住而已，并不可能让他们跟杨潮一条心。

　　但是杨潮现在就是求稳，他缺少的就是时间，杨潮有信心用十年时间，将清廷这个落后政权轰杀至渣。

　　秀才们在军营中很不听话，他们比招募的平民百姓更不服管教，原因不在于他们更能挨板子，同样的板子打在他们身上，可能会出血，打打在一户农家子弟身上，可能都不会肿。

　　问题是出在心理上，他们从心里看不起这些教官，这些贫苦出身的教官，十个里有九个大字不识，凭什么教他们？开玩笑打仗就靠这种走走停停？靠这种转来转去？

　　不得不说读书多的人脑子就是复杂，杨潮当年教王璞他们的时候，他们可没考虑过每天走来走去跟打仗有什么关系，而这些秀才们对此十分不屑，不就是打仗吗，他们那个人没读过几本兵书，打仗靠的是谋略！

　　打仗靠的真是谋略吗？

　　还真不是，战争是血气与勇武的拼杀，谋略只是为搏杀取得优势的辅助手段而已，真正决定胜负的还是厮杀，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只是这群缺乏勇气的读书人，把智慧抬的抬高了。

　　他们有智慧，但是他们没有勇气，所以自然宣扬智慧的重要性，就好比工人总是强调劳力重要，而资本家则强调资金重要意义，其实都很重要，只是人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将自己的优势放大，而贬低别人的优势，借以取得上风地位。

　　知识分子和贫苦阶层就是这样，知识分子强调知识的重要，农民则肯定得说劳动力的价值，不幸的是，中国绝大多数时代，话语权在书生手里掌握着，所以整个社会都被洗脑，都接受了智慧第一的说法。

　　看看三国演义，其中讲谋略的段落，远超讲拼杀的段落。

　　长期以往形成这样一种文化，那就是投机取巧，不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拼搏，而希望借助一点点诡计以小博大，比如玩个草船借箭了，比如来个火烧连营了等等。

　　杨潮虽然不鄙视谋略，但是太过于强调谋略，就成了一种投机心理，这是要不得的。

　　但是此时杨潮没必要给秀才们讲道理，就让他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刀枪剑雨中培养血性去吧。

　　如同统治阶层没有血性，整个国家就会表现的懦弱，这个道理毋庸置疑。

　　这些秀才将来才是国家真正的统治阶层，杨潮不希望他们太过弱懦，在将他们提拔到国家的管理者官员的位置之上前，杨潮需要锤炼出他们的勇武精神。

　　当然送秀才上战场，会有很大的牺牲，可能其中一半人都得牺牲，但是这是他们需要付出的代价，缺失了上千年的勇气，要短时间内培养出来，不付出血的代价，是不可能的。

　　杨潮也很舍不得这些大明教育体系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文化精英战死在沙场上，但把他们唯唯诺诺的送上管理国家的位置，是对整个国家不负责。

　　而且换句话说，在生命面前人人平等，在保家卫国上，人人有责，不分文盲还是秀才。（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