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别人把你扔进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你会是什么感觉？愤怒，悲哀还是感到倒霉？或者张开嘴来骂娘？有没有心甘情愿自愿呆在坑里不出来的时候？有没有一边骂骂咧咧一边还对挖坑者感激涕零的时候？如果有，你会不会认为这人是被人卖了还帮助人数钱的傻子和精神病？

　　但很不幸，真的有一大群“傻子”和“精神病”被一个“心怀叵测”的家伙扔进一个深坑，更加不幸的是笔者也是其中之一。孙晓把《英雄志》这个大坑挖了近七年之久，还在往下挖，一大群读者坐在坑底暗无天日，七年了，就快赶上抗战的年头了，挖坑的孙晓被自己挖的这个大坑弄得神经兮兮，不知道挨了多少臭骂！坐在坑里的人一个个等得快精神分裂，近200万字了，还不见这家伙收笔，以至于有读者象放翁一样悲观的留下遗言。“孙晓混蛋收笔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一个男人不应该不看武侠，“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武侠中蕴藏着男人那热血贲张的雄性激情，诠释着男人那快意恩仇的英雄梦想，圆梦着男人那平寇四方的侠气干云。作为一个资深的武侠迷，二十多年的武侠阅读生涯，只觉得天下的武侠已尽入腹中，“曾经美味难为菜，除却西施不是人。”看完金庸的《鹿鼎记》以后，曾经悲观地把把武侠书一合，心完了，金老头已经把武侠写到尽头了，并决定悲壮地告别武侠。但婆婆妈妈地孙晓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连拉带拽地把笔者又拽回了武侠阵营，絮絮叨叨地劝笔者：你就下里巴人一个，还想洗干净脚丫去玷污世界名著啊，人民群众是决不会答应的。

　　“金庸封笔古龙逝，江湖唯有英雄志。”“新浪读书网”上这句极其唬人的宣传噱头无疑是吸引笔者观看《英雄志》的始作俑者。在与《英雄志》狭路相逢，悲惨遭遇之时，笔者还极其嗤之以鼻，金古二位大家在笔者心目中的地位20多年是无可动摇的，谓之曰：“脸皮厚的年年有，扎不透地属今年多。”开局平平，引子中的大侠救遗孤的情节到处可见，引来笔者对孙晓“马不知脸长”慷慨激昂的怒骂；看第二卷的时候骂得有底气发虚，开始找理由埋怨孙晓“焦找的有散”；看到第五卷的时候悄无声息；从第六卷开始，笔者就别无选择地被孙晓这家伙领到他蓄谋已久的大坑中，《英雄志》开始让笔者不可抑制地泪流满面，开始一字一句地随着孙晓的如椽巨笔走进英雄的悲凉世界。

　　在第二遍读《英雄志》的时候，笔者开始思考，《英雄志》到底胜在哪里？能否与金庸比肩？

　　有一是不需要商榷的是，《英雄志》在语言和文字功力上绝对胜不过金庸的代表作品，在写作技巧方面，金庸是炉火纯青的，是绝大多数纯文学作家都无法比拟的，金庸的成功的秘诀在于他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虔诚方面。金武侠将天文、地理、人生哲理、宗教文化、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人情风俗等中国文化传统一网打尽，想在这一上超越金庸是不明智的。

　　那么，孙晓的突破口在哪里？在于直面人性、直面社会的无限虔诚！

　　“武侠，成年人的童话。”一言以蔽之，武侠是脱离现实世界的梦幻，从六朝志怪，到唐代传奇，到宋元话本，到明清，武侠是中国传统文化永远不醒的绮丽chun梦。“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武侠情结在“侠以武犯禁”的现实社会中是荒谬可笑的，武侠文学的尴尬之处就在于它不能遭遇现实，不能和现实短兵相接，在这一上古龙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孙晓之前，与现实走的最近的武侠作家就是金庸。梁羽生虽也常借历史之台，唱武侠之戏，但梁书生气过于浓厚，不仅作品中教意味甚浓，而且历史和武侠之间总有两层皮的感觉。金庸的作品则往往以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背景，并与历史高度融合，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地铺排瑰丽的武侠风景，和稀泥的本事令人赞叹不已。寄托金庸武侠现实使命感的是金庸作品中的寓言手法。比如：金庸用江湖隐喻*（《笑傲江湖》）；用洪教主、任我行、丁春秋等形象来影射**君主和集权政治；用挥刀自宫类比政治对人性的异化（《笑傲江湖》），用韦宝这个形象来影射国民的悲剧（《鹿鼎记》）……都极其成功。但可以感觉到，金庸在用武侠批判现实的同时却不融于现实；用武侠来影射现实的同时却不与现实发生冲突。尽管他尝试了，从乔峰和韦宝这两个极其成功的人物形象中可以看到金庸尝试的轨迹；乔峰这个人物无疑是金庸将武侠面对现实作的一次有益的探索，乔峰夹在种族冲突和国家冲突之间无奈的自尽深刻反映了侠在传统家国观中的困境。之后，金庸写了韦宝这个人物，再次举起了批判现实的大旗，但自相矛盾的是，《鹿鼎记》在批判现实的同时，却嘲讽了所有武侠里的是非与坚持，让武侠与现实擦肩而过，最终再次回避了现实。再以《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为例，在《射雕英雄传》中，当成吉思汗以郭靖母亲性命为要挟逼郭靖攻宋之时，其母适时地自尽，使郭靖逃避了大是与大非的抉择；在郭靖去刺杀拖雷之时，成吉思汗忽然病危蒙古撤军，使郭靖再次逃避了民族大义与兄弟亲情之间的抉择；在《笑傲江湖》中，为了保持令狐冲在道德和人格上的完善，居然让令狐冲的师傅岳不群不合情理地死在了武功低微的恒山派尼姑的手里

　　面对众多政治和道德的困境，金庸用皆大欢喜的结局完成了童话般的诠释。

　　可惜，金庸只差一步，而这一步是在《英雄志》出现之前笔者不能深刻认识而金大侠恰恰能够认识到的。现实是残酷的，直面现实是需要巨大勇气的。金庸是信仰佛教文化的，或许，佛教的美学观念束缚了金庸的手脚，又或许金庸同时代的梁羽生没有给金庸形成创作上的压力。金庸没有撕开现实那血淋淋的画面，没有将惨烈的现实展现在读者面前，他潇洒地封笔了。

　　但作为“泰山北斗”金庸却给了后辈们莫大的压力，而后古龙的剑走偏峰，温瑞安的短句泛滥、黄易的神魔入武，三人都在苦苦寻找突破金庸的途径，但三人犯的是一个通病，即才气胜过修为，都想在创作手法上突破金庸，却没有在创作立意上寻求突破，换句话，就是三人都拿出了才智，却没有拿出勇气，做出了具体的突破尝试，却没有正确选择突破的切入。所以，三人的文学成就虽蔚为大观，但站在金庸面前只能无言。

　　孙晓恰恰拿出的是勇气――惊人的勇气，颠覆传统武侠观念的巨大勇气。如孙晓所言“如果不能离开这八个字（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武侠不会有新宗派，也不会有新突破。武侠必须要有别种精神。”如果传统的武侠是与现实隔岸而行在陈述一种精神，宣扬一种精神的话，那么，孙晓的《英雄志》则是武侠在全面遭遇现实的过程中，尝试站在人类良知的高度上，构建一种精神、树立一种精神，孙晓一个人挑起了对武侠文化美学先破后立的重担，怀着破釜沉舟的悲壮在昂然独行。

　　那么孙晓用什么来面对的现实，并面对现实寻求突破？那就是终极性的道德良知和最深层面的人文关怀。与金庸相比，梁羽生塑造的是名士般的传统观、古龙玩的是中西方通俗文化的拼凑组合（最明显的地方是将西方的推理引进东方的武侠）、温瑞安用诗歌的写作形式颠覆了武侠的传统写作方法、黄易则直接上承的是还珠楼主的衣钵，在这四个大家的作品中，打斗是主旋律，文化意识仍然处在了次要位置。金庸武侠的文化厚重感大大增强，文化可以与武功招式并驾齐驱。而到了孙晓，武侠场景终于成为插曲，招式打斗终于退居为配角，人文精神的光芒照亮了武侠文化发展的崎岖长路。“孙晓对金庸的突破，不仅仅是在故事构架、武功招式、人物塑造上的突破，更重要的是在政治立场和哲学思考上的突破。更确切的应该是反过来：正是孙晓在政治立场和哲学思考上的突破，使他形成了在故事构架、武功招式、尤其是人物塑造上的突破，最终形成了《英雄志》对金庸14本的突破。”《英雄志》写尽了命运的起伏，写尽了众生的痛苦，写尽了人世的苍凉，写尽了人生的无奈，在凛冽的寒风中，孤独站立起来的是那“为天地立心”的人文理想，站立起来的是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站立起来的是百折不挠的生命执着，这就是孙晓对历史观、政治观的深刻反省，“以暴力见深刻，以通俗见包容，以故事见哲思，《英雄志》若敢称第二，无人敢称第一！”可以这样，当孙晓将他史诗般的武侠巨作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笔者可以这样确认，武侠变成民族的最后一步已经由孙晓真正拓开，从这一上来，《英雄志》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孙晓实现涅磐的载体－－《英雄志》中的第一号男主人公卢云是一个有别于任何传统武侠中的人物形象，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人、书生形象。人间正道是沧桑，用一个书生的瘦弱双肩挑起的却是“为天地立心”这个其重如山的人间正道，孙晓残忍得近乎冷血，让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高扬“是非”和“正道”的大旗，去直面各种严酷的政治和人生的战斗，这是鸡蛋碰石头、螳臂当车的惨烈战斗，并且不给这种战斗哪怕是一丁的绥靖和妥协的余地，“正道之界，岂容自己一分寸让。”孙晓执着地一次又一次把卢云往死里整，牢狱之灾、丢失戴、知交背叛、知己陌路、十年孤独、情人嫁作人妇……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让“正道”血透青衫。

　　比卢云人生苦难更痛苦的是卢云的面对的“正道”抉择。“即不以天下人的利益为名损害个人利益，不以整体理性为名忽视个人价值，超越善恶的形而上意义。”“救一个婴儿还是救三万人，牺牲我还是放弃大我？”个人服从于组织，局部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这是组织内部、体制内部的道德价值观。但是在没有组织和体制局限的情况下，除了“我”自身情愿，谁又能够拥有牺牲我成全大我的决定权和仲裁权？面对“我”和“大我”的两难又该怎样抉择？孙晓在这个问题上步步进逼，：而且在抉择上非此即彼，没有分毫退让的余地，在卢云身上，无论是政治上，道德上，还是信仰上，都必须进行惨烈的交战、肉搏，都必须给出一个“是与非”的解答，并依此做出抉择，侠就是夹，左边是仁，右边是义，头灰天，脚踩泥地。只因存爱，所以存恨，只因心慈，所以心悲，只因成王败寇，所以济弱扶倾，只因天下无道，所以以武犯禁。卢云所肩负的是一个如同堂吉柯德战风车的使命悖论，即让道德去战胜社会，不可能完成是前提，但必须完成却又是结果，道德赢得战斗的现实可能性不存在，因为这是客观现实；但道德必须赢得这场战斗，否则，人类将没有希望。这就是卢云肯定会败但必须战胜的巨大悖论，而卢云要破解这些抉择和悖论，必先置于死地而后生，于是有了卢云大瀑布下的十年野人生涯，宽恕、怜悯、慈悲……在这浊浊尘世中，他找到了自己追求的道，虽千万人吾往矣！卢云被赋予圣光的深刻含义，对于孙晓来卢云无异于他精神世界中的圣雄甘地！

　　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尊严是孙晓所弘扬的“正道”最核心的内核，在《英雄志》中，孙晓并没有将他的思想蛮横地强加给读者，并没有将卢云塑造为唯一，而是塑造了“观海云远”等四个人组成的英雄群像，四个主人公，代表了四种英雄观，四种人生取向，英雄本来就有着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诠释，正如“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一千个人有着一千种对英雄的定义。

　　“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秦仲海代表了中国历史上揭竿而起的传统草莽英雄的形象。但在气质上，笔者觉得他更接近于张献忠。豪气干云、心狠手辣、脏话连天，吃喝赌嫖、无所不为，天生是原有体制的反对者和麻烦制造者，在体制内部，一定是大麻烦不犯、麻烦不断。但是当他被迫被体制强力排斥后，他必然舍弃是非，成为旧体制的疯狂摧毁者，仅仅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可以天地万物杀一空，铁蹄践踏血成河，灾星降世大地红，成为人人恐惧的混世魔王，以秦仲海为代表的草莽英雄的悲剧在于，他是一个旧体制成功的破坏者，无论破坏力和杀伤力都无与伦比，却注定不能够成为一个新体制的成功建设者，破到尽头覆水难收，能破不能立是草莽英雄永恒的悲剧。东风吹醒英雄梦，明朝泪湿满头白，只是他已无法回头。

　　“我建超世志，必至无上道！”挟天子以令诸侯，宁愿我负天下人。杨肃观无疑和曹操是最大的知音。父亲的权谋、母亲的凉薄、上司的猜疑、师父的执念、同侪的妒嫉，种种绑缚随着朝廷局势的起伏，将他拖向无边地狱，让他成为黑污罪业中的一把血刀，当痛苦与挫败达到了最峰，纵使上天不给他活路，他还是会凭着自己的本能杀出重围，让他从十面埋伏中破茧而出，一个人去改造一个世界，傲视天下，睥睨众生，成为一代枭雄。枭雄，作为神和魔的结合体，他既可以作为一个体制秩序的维护者、也可以作为一个体制秩序的推翻者，“心向光明城，身陷修罗殿。”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遇佛杀佛，遇父杀父，权力永远是他的终极目标，但当他走上权力巅峰的时刻，杨肃观已成为绝情绝欲的行尸走肉，阴沉而可怖，他以绝对的力量优势在建立了一个类似《骇客帝国》中的那个无形的矩阵那样的太平佛国，但**下的公平一向是恐怖的公平，理想的佛国是以最神圣的名义造就的另一个人间地狱，对世界彻底失望的杨肃观，泯灭人道、扼杀正道、对抗天道，走的必然是与秦仲海殊途同归的结局。

　　“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伍定远，顺势而起的豪杰，却非扭转时局的英才，代表着最广泛意义上的平民英雄的形象。在伍定远身上，写尽了世俗英雄的悲剧。他是世俗道义的忠实捍卫者，为了维护自己捕快的职责，他千里亡命浪迹天涯而无怨无悔。但在大义面前，伍定远迷惘了是非，他敢于在刀剑之危面前的抗争，但面对命运的洪流，他茫然和懦弱于对自己命运的选择，无力挣脱命运给他编织的罗网，身不由己的随波逐流，最终迷失了自己。

　　洒我热血，流我热泪，献我热情。英雄谁是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