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象事变发生得很突然一样，事变结束的也很突然。砦司令死后不到三小时，清水旅团和汪记和平建国军在国军背后打响了。国军三十八师和五二三旅之一部突破重围，向南面云岭、白水方向转进；三十七师则被迫投降，编入了和平建国军序列。与此同时，池南蛟禀承清水旅团长的意思和孙忠孝谈判达成协议：在保存地方自治的前提下，改地方自治为“和平自治”，广清八县和自卫军所属各部一体易帜，服从南京汪主席，其境内所有青天白日旗一律加挂“*救国”三角飘带一条。
清水太君的“清扫作战”，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做“易帜事变”的大胆设计如期完成。清水太君为此得到了天皇陛下颁发的勋章，池南蛟也得到了汪主席亲切召见的殊荣。汪主席称这场事变为“和平建国运动杰出的一例”，并点名指派池南蛟代表南京国府出任广清和平自治地区行政专员。
池南蛟带着随员接管清河专署时，发生了一桩小小的意外。忠于重庆国府的军事督察郑灵宝率着几个原专署人员，向池南蛟和他的随员频频射击，使得池南蛟不得不在整个事变已结束的情况下，又进行了一次局部战斗。战斗的结果不言而喻，郑灵宝所代表的重庆国府在几十分钟内就败北了。几个人死的死，伤的伤，郑灵宝自己也在受伤之后做了俘虏。池南蛟看在国军李司令的份上，没杀郑灵宝，给郑灵宝养好伤后，将郑灵宝和原本就受了伤的应北川一起礼送出境了。
那当儿，池南蛟并没有意识到他当专员一事中含有的阴谋成分，以为自己是以匡汉正义军司令的身份做专员的，是这场事变给广清八县民众造出的第二个砦司令。不料，出任专员没几天，司令的职务便弄丢了，一直拒不接受南京改编的匡汉正义军，也在他不当司令的第二天，正式更名为和平建国军，编入了南京汪记政府军序列，后来又得知重庆方面的专员应北川在广清的地位还不如个联保主任，这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被耍了。
被耍的不只是池南蛟一个，自卫军副司令孙忠孝也被耍了。南京政府和日本人要军政分治，委任孙忠孝做了和平自治委员会主席，不显山不露水又干掉了一个兵权在握的悍将。自卫军司令的帽子倒扣到了从未真正带过兵的武起敬头上，搞得武起敬诚惶诚恐不知所措，做了司令第二天，就忙不迭地向清水旅团长讨教治军方略去了。
砦振甲和刘景瑞未动。砦振甲依然做他的副司令，刘景瑞依然做他的副官长。
砦振甲对新任司令武起敬的亲日媚态很看不惯，念念不忘自己的父亲，无数次暗暗发誓要把砦副司令的这个副字用枪炮轰掉，以正统砦司令的名义重整山河，开创地方自治事业的新纪元。
刘景瑞则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每时每刻都盯住武起敬和孙忠孝的举动不放，并悄悄记下来，准备加重将来发言的分量。有时，夜深人静，绝对安全的时候，也把砦司令的亲笔遗嘱拿出来研究一番。开初倒没研究出什么名堂，后来，研究得很深入了，才发现了问题。砦司令要他们“拥护中央，驱逐外患”，这中央是重庆的蒋中央，还是南京的汪中央？外患是指日本人，还是指国军？抑或是二者兼之？砦司令没说清，他也没法说清。这就很麻烦了。为了日后没有这种麻烦，他在记日记之余，又刻苦练字，努力模仿砦司令手迹，想在时机成熟时为砦司令重写遗嘱。
也有在这次事变中讨了便宜的。天义师范学校孙正才老先生算一个，广清农机厂孔越文算一个。砦司令死了，不能再兼那么多正职了，孙老先生由副校长而校长，孔越文由副厂长而厂长。
孙老先生很糊涂，做了校长好长时间都不知道广清已发生了一场不得了的事变。他以为自卫军已把图谋犯境的国军打败了，一切还和原来没二样，心安理得得很，照样之乎也者讲砦司令的《地方自治浅论》，时而也提到蒋委员长，说是蒋委员长也支持搞地方自治哩！身为和平自治委员会主席的儿子孙忠孝几次提醒他，才使他弄清楚了：除了蒋委员长，还有个汪主席，地方自治也叫和平自治。老先生认为，这“和平”二字改得好，唯有倡导和平，天下方可归心。
孙老先生尚且如此，砦司令临终前念念不忘的广清四十二万民众就更是如此了，谁也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变，谁也不明白专署大院的那面青天白日旗为何要加上“*救国”的三角飘带？飘带上的字和他们关系不大，他们依然象往常那样交款纳粮。不过，款送给谁用了，他们不知道，只知道送粮的大车往日是往南去，如今是往北去。南边通往政府区的路已渐渐长满了草，而北面过射鹿的公路却越拓越宽，能并排走三辆大车。
砦司令归天的事民众们知道。他们有人说砦司令本来就不是人，是天上的星宿，眼下是升天归位了，在天上还管着广清地界。又有人说，砦司令不是升天，是仙逝了，“*救国”的飘带，就是那些大人老爷们给砦司令打出的幡，可说完这话免不了失魂落魄问一声：日后谁来当砦司令哇？
孔越文做了厂长头几天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看到武起敬带着身着长袍马褂的清水少将到厂里巡视，才知道自己成了汉奸。一个月后，揣着砦司令生前交给他买钢管的绵羊票，逃出自治地区，投奔了共产党的游击队，给八路造*、*去了。
一切都没变。
砦司令在和不在都一样。
砦司令年轻而风光的画像依然在四处悬着，亲切慈祥地看着大家。稍有不同的是，每幅画像下多了张伪造的“砦公遗嘱”。
伪造之遗嘱云：
“余致力于和平自治凡二十年，虽劳苦而不辞，虽荣辱而不计，地方建设方具规模，然细察之，多未完成，实难瞑目。望我同仁，继续努力，和平奋斗，强我广清，富我民国。”
“遗嘱”不仅挂在墙上做样子，广清民众还要很真实地背诵，背错一字，打一军棍，依然是扒下裤子打屁股。
《地方自治歌》也在唱，小小的变化是，歌名改了，改为《和平自治歌》了，歌词中所有地方自治一体改成了和平自治。每逢开保长大会或有重大庆典，《自治歌》照例要唱，不会唱的，照例要打屁股。
自卫军的军歌《满江红》是不准唱了，但那调儿还让哼。后来，一个留过日的洋学生按那调儿重新填了词，把“靖康耻，犹未雪”等等，换成了“中日满，永亲善”之类，自卫军司令武起敬认为很好，亲自带人唱给清水少将听，嗣后，便勉励自卫军的官兵们好好唱，唱不好，还是打屁股。
砦司令生前酷爱的打屁股的刑罚，依然是和平自治区范围内唯一的刑罚——枪毙不在此列。
刘景瑞副官长认为有点不对头。砦司令的时代已经过去，眼下又拥护汪主席，实行新政，总得多少有点新气象？遂斗胆提出了个并不太新的建议：打屁股时，不要再扒人家的裤子。砦振甲头一个反对，武起敬第二个反对，孙忠孝一看握有兵权的正副司令都反对，也很干脆的参加了反对。他们一致认为，砦司令立下的规矩不能动。结果，刘景瑞只好灰溜溜地吞回了自己的建议。
清水太君骨子里也是崇敬砦司令的，曾很明确地说过，眼下的和平自治，还要照砦司令生前地方自治的法儿来办。清水既热爱中国，又热爱地方自治，他身着其酷爱的中国式的长袍马褂在广清各地走了一圈后，大为感慨，认为被砦司令治理成这样的广清，就是未来新中国的样板，就是大东亚共荣圈里提前实现了的王道乐土。清水少将说，砦司令是个了不起的伟人，就人的质量来说，绝不在重庆蒋委员长和南京汪主席之下。蒋、汪没搞好一个中国已颇不容易，砦司令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保持了自己光荣的独立，把自治地域建成了一个准国家则更不容易。
出于对砦司令的深深敬意，清水少将亲自参加了砦司令的丧礼，继尔，又在一年之后，参加了砦司令的迁灵大典。
大典在一个秋日的早晨举行，是日，从广仁县城到牛头山坡砦公陵的三十余里公路旁站满了奉命守候的军民。砦司令的棺木和他生前坐过的司蒂倍克汽车，都被红缎罩盖着，在夹道耸立的人群中缓缓拖向陵墓。灵柩和汽车所到之处，礼炮轰鸣，爆竹齐响。商贩摆桌献供，焚香奠酒。学生奏乐齐唱《和平自治歌》。自卫军士兵鸣枪致意。直到中午，才把砦司令和他的司蒂倍克一起永久性地安葬在砦公陵。
砦公陵是广清贤达们考证了北平十三陵，南京明孝陵和安阳洪宪皇帝袁世凯陵后修成的，依傍着牛头山势，气魄宏大。陵周用白玉砌就，坟冢白玉圆顶，环坟筑有玉石栏杆并玉石台阶。坟侧盖砦公享殿，依帝王宫殿用琉璃瓦修成。陵道两边也仿明孝陵雕了石人石马，骆驼龟蛇。从山下到陵前建了三个高大的玉石牌楼，分别刻有各界贤达们歌功颂德之词、赞、铭、诔。
贤达们对砦司令异口同声的赞扬。易帜事变后不论是留下来继续做贤达的，还是逃出去做寓公的，对砦司令都无微词。留下来的贤达们理直气壮，认定他们是在继续砦司令的自治事业。逃走的贤达们则认定砦司令生前有骨气，从未当过汉奸，他们也不能当汉奸。他们怀疑砦司令是被孙忠孝、池南蛟、武起敬、砦振甲们伙同日本人搞死的。
孙忠孝、池南蛟、武起敬、砦振甲都想当司令。连根本没资格想的副官长刘景瑞也想当。然而，谁也不敢把这层意思表露出来。广仁总部会议室里，砦司令惯常主持会议坐的那把棕色猪皮椅子，从砦司令去世那天开始，就没有谁敢贸然坐上去。后来，刘景瑞别有用心地提议，把那位子永远留给砦司令，以示后继者们对砦司令永恒的怀念。大家一致同意。于是，砦司令永存了，每逢开会，砦司令坐过的那张猪皮椅子的椅背上就套上了砦司令生前穿过的军装，有时也套大褂，这要看开什么会。猪皮椅前的桌子上供上了砦司令生前戴过的军帽，有时也供礼帽，当然，也要看开什么会。
后继者们在砦司令死后，真正忠于砦司令了。每次会议开始前，他们也要和广清民众一样，背诵砦司令画像下面的“砦公遗嘱”。“遗嘱”是假的，是他们集体伪造的，这一点他们最清楚，可还是得背，而且，一个比一个背得认真。背得时间长了，也就不再怀疑那“遗嘱”的真实性了。他们认定那“遗嘱”正是砦司令在天上发出的伟大声音。甚至连秘密保存着砦司令亲笔遗嘱的刘景瑞，也只是在深更半夜仿照砦司令的笔迹练字时，才能保持清醒的判断，而一坐到会议室里，一看到砦司令的画像，他就迷糊了，简直不能相信有谁敢在砦司令面前做假。
二十年前那个年轻的砦司令在看着他们，嘴角上带着嘲讽的微笑，仿佛在说：
“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不会再有新的事变了，这块土地上自从出了我砦司令，你们的一切机会都消失了，永远消失了……”
他们却不信，各自的心里都在悄悄问自己：
“下一次什么时候开始？”
1989年8月于南京兰园（未完待续）